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歷史比較

19世紀，明治維新為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障礙。19世紀清末的中國清朝1898年改革法的失敗，使中國資產階級改革運動的美學成為泡沫。日本和中國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一成一敗,這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兩國社會發展進程的必然結果,有著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一從“倒幕運動”到封建權力的轉變首先,從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的過程來看,兩者的途徑和方式是不一樣的。明治維新是在用暴力掃蕩封建勢力的障礙后,才得以走向資本主義的;而戊戌變法是在不觸動封建統治的情況下,和平地進行的不切實際的改革。縱觀近代史,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都是與國內外各種矛盾激化引起的戰爭動亂交織在一起進行的,而且往往要經歷比較長時期的沖突過程。例如,16世紀的尼德蘭革命,作為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與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民族獨立戰爭交織在一起的。自1566年尼德蘭發生反對天主教會和西班牙統治的人民運動,至1581年荷蘭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正式建立,歷經十多年。再如,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640—1688年),經歷了兩次激烈的國內戰爭。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1789—1794年),則是世界歷史上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規模最大、斗爭最激烈的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間巴黎人民三次起義,震撼歐洲。歐洲1848年革命和19世紀50、60年代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運動,更是波瀾壯闊。而1904年的日俄戰爭,又激發了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905—1907年)。總之,封建制度不會自動地、溫順地退出歷史舞臺,資產階級革命就意味著暴力和流血。正如列寧所說:“資產階級革命面前只有一個任務,就是掃除、擯棄并破壞舊社會的一切桎梏。”日本的明治維新也不例外。作為明治維新序曲的“倒幕運動”,是在日本出現了嚴重的封建制度危機和民族危機的情況下爆發的。當時,武士們提出的“尊王攘夷”的口號,鮮明地表達了反封建、反列強的時代要求。明治維新雖然是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運動,但就其“倒幕運動”的內戰規模和激烈程度而言,比起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并不遜色。其間伏見、鳥羽之戰,史稱“戊辰戰爭”,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國內戰爭。明治維新通過摧毀德川幕府的國內戰爭結束了封建幕府統治,使地主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了道路。而中國的戊戌變法起因于一部分知識分子期盼封建統治階級進行改革的要求。鴉片戰爭后,中國歷經外侮,維新思想開始醞釀產生。特別是甲午戰爭后,中國面臨著被瓜分的危險,有識之士憂國憂民,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亦紛紛涌現。繼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領導的“公車上書”后,改良主義思想逐漸變成變法維新的社會改革政治運動。然而,這個運動雖然有理論有綱領,雖然希圖通過“興實業”、“開議院”、“君主共和”等途徑達到自強的目的,但在行動上,它僅僅停留于組織學會(包括維新運動中心)、出版報刊、開設學堂的層面,遠未上升到推翻封建統治的高度。戊戌變法開始后,維新派還以為只要通過光緒皇帝把改革命令一道道往下發,變法就能成功,卻完全沒有想到這種和平的維新運動一提出,立即遭到了封建頑固勢力的鎮壓。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農民在倒幕內戰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除直接參加倒幕軍隊外,還在各地起義,響應反幕軍隊。在越后地區,六萬農民軍包圍了德川軍,并迫使他們投降。德川領地隱岐島的人民舉行起義,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府,使將軍捉襟見肘,顧此失彼。鳥羽、伏見戰役中,農民積極支持反幕軍隊,拿出食物和酒來慰勞他們。正是在人民的支援下,政府軍才打敗了三倍于自己的幕府軍。與日本的情況相對照,鴉片戰爭至戊戌變法之際,中國也曾出現可歌可泣的反帝反封建農民斗爭,如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起義。但是,這些農民斗爭缺乏先進的指導思想,缺乏資產階級性質的領導力量,因而未能超越舊式農民起義的局限,也跳脫不出舊式農民起義屢屢失敗的怪圈。而戊戌維新運動又沒有與工農運動相結合,幾乎是“孤掌難鳴”。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維新派爭取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持,但當時實權掌握在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手里,慈禧發動政變,宣布變法命令一律作廢。于是,維新派和光緒帝都成了這次變法的犧牲品。歷史證明,“倒幕運動”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關鍵性作用;而滿清戊戌變法的失敗,也反證了其后發生的辛亥革命的歷史必然性。二改革幕藩體制從歷史背景來看,19世紀中葉明治維新前夕,日本正處于封建社會晚期。由于城鄉資本主義的發展,幕府體制賴以存在的自然經濟基礎受到破壞,因而日本的封建制度出現了內部分化的裂痕。當時,由手工工場主、商人、高利貸者構成的新興資產階級正在形成。他們是豪富巨商,大名乃至將軍往往向他們借貸,出現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懼驚”的局面。資產階級勢力還逐漸深入農村,兼并土地,出現了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同時,幕府、大名開始變窮了,無力供養大批武士。武上們陷入窘境,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有的甚至被迫賣掉武士身份和繼承權。一部分武士和資產階級拉上了關系,如做豪富的養子,也有許多武士經營起工商業,這樣就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化的下級武士階層如果說,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意味著日本出現了社會變革的希望,那么,武士的分化更為這種社會變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由將軍、大名、家臣、家來組成的武士,作為日本幕府時期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可以說是主體),連同其家屬約占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大批下級武士的資產階級化,不僅意味著日本封建統治階級出現了分化,而且強化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反封建力量。資產階級的興起必然跟封建制度形成矛盾。一個突出的表現是,雖然豪富巨商可以在經濟上制約幕藩領主,但他們在政治上無權,因而對幕府體制統治十分不滿。同時,農民、平民不斷起義,僅1860～1867年日本就發生86次起義,給幕府統治以沉重打擊。正值日本封建制度危機之時,西方列強又用武力敲開了閉關鎖國的日本,強迫它簽訂許多不平等的條約。日本面臨著淪為半殖民地的危險。幕府的反動統治和嚴重的民族危機,使下級武士認識到,必須借助天皇的權力,改革幕藩體制及其弊政。于是,他們推動了一場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尊王攘夷”運動。由于幕府頑固不化,“尊王攘夷”派開始轉變為倒幕派,認定只有以軍事力量才能推翻幕府,并形成了倒幕運動。倒幕運動是以下級武士為領導的、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運動。而且倒幕運動在客觀上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要求,因而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倒幕派便與資產階級結成了反幕聯盟。下級武士的資產階級化及其轉變為倒幕派,意味著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的分崩離析。正因為幕府統治早已搖搖欲墜,才有倒幕運動的勢如破竹。雖然倒幕運動是以農民為主力,但如果沒有從封建制度中分化出來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武士結成的聯盟,那么這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歷史變革便無從談起。與日本的情況相對照,戊戌變法前夕的滿清統治階級沒有出現內部的分崩離析。《中國:歷史與國情》一書有這樣的論述:明清兩朝正是中國專制主義發展的最高峰。鴉片戰爭后,列強的侵略雖然對滿清王朝的國家主權進行了打擊與削弱,但并不是對傳統專制主義政治體系的沖擊與破壞。專制主義政治體系在資產階級變革之前,并沒有因列強侵略而削弱。自鴉片戰爭至清末,在國家衰敗、民族危機的情況下,滿清的封建頑固派仍然夜郎自大、盲目排外,死抱封建社會的綱常名教,對西方的東西一律排斥、拒絕。當然,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也曾出現林則徐、魏源這樣的開明之士,他們主張發展軍事工業和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長技以強國御侮。隨后的洋務派、改良派,均深受林則徐和魏源思想的啟迪。但是,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派,雖然與封建頑固派反對任何變法有所不同,但他們之間并無原則上的對立。他們都是封建制度的衛道士,都無意乃至堅決反對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社會政治學說和哲學。戊戌變法時期,洋務派、頑固派捐棄以前的分歧,歸于一流,共同反對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變法維新和宣傳西學。至于戊戌變法時期的資產階級改良維新派,雖然他們主張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定立憲,開國會”,對封建制度進行改革;雖然他們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學說和進化論哲學;但是,他們在實踐上遠沒有走到封建統治階級的對立面,在革命與保守、民主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問題上,維新派是與封建主義相妥協的。戊戌變法的維新措施大大落后于維新派的理論宣傳,新政的內容根本沒有涉及到“定立憲,開國會”等實質性的政權變動。作為改良中心的政治變革只是局限于廣開言路,準許大小臣民上書言事,給出版和言論以一定自由,精減政府機構,裁汰冗員、澄清吏治等,總之,是對原有的舊制度作一些修補。維新派的妥協和軟弱,從根本上說,不僅是由于封建勢力過于頑固,也是基于當時中國資產階級還處于十分幼稚的發展階段。19世紀70年代初到甲午戰爭前的二十多年,是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產生時期。在此期間所創辦的工礦企業共有一百多家,資本總額為二千多萬元。甲午戰爭后,民族資本主義又有新的發展。但是,當時資本主義經濟所占的比重是相當微弱的。整個近代中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仍是封建形態的自然經濟基礎。而且與明治維新前夕的日本相比較,中國作為一個封建大國,自然經濟基礎更加根深蒂固。戊戌變法之際,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遠不足以動搖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幼稚的民族資產階級新興力量,也遠不足以與強大的滿清封建統治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