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的后路臨朝,課外輔政

在這項工作中，歷史學家很少關注貴族女性。在歷史上，歷史學家很少給除非王室人士留下空間。早期的編年體史書,關注的都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大事,個體生活不是歷史描寫的主體。兩漢時期,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司馬遷首創了紀傳體的述史方式,把個體的活動納入史學家關注的范疇,他擯棄了世俗的偏見,依照皇帝本紀之例立《呂后本紀》,同時他又專為皇后們立《外戚世家》。讓女性作為獨立的個體進入正史,顯示出了司馬遷作為史學家的遠見卓識。班固的《漢書》因之,只不過因體例將《外戚世家》改為《外戚傳》。到范曄的《后漢書》則立《皇后本紀》“以纘西京外戚”。將皇后都升入“本紀”,比起《史記》、《漢書》僅為呂后立《本紀》,視野上又拓展了一步,東漢皇后被集體寫入“本紀”,這與她們直接參政并在歷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不無關系。將女性作為主體寫入歷史,顯示了女性社會地位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皇室女性畢竟只是女性社會很小的一部分,更何況她們在整個歷史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微小的,因而把持話語權的依然屬于男性群體。這種話語權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諸多方面。由于男女介入社會的身份不平等,男性幾乎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而女性對于男性霸權基本上是依附或趨從的,因而在主流社會,女性的聲音非常之微弱,有時甚至處于失語狀態。一女性所享有的權利是一個男性群體,受到西方社會的排斥和批駁兩漢時期,由于儒學的獨尊,“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七去”等觀念形態已深入到人們的意識之中,究其實質,這些東西約束的主要對象就是女性。陳東原先生稱劉向、班昭為“兩個女教的圣人”,他們一個作《列女傳》,一個作《女誡》,為婦女的生活提供范本。尤其是班昭的《女誡》,系統地把壓抑婦女的思想編纂起來,鐵鎖一般牢固地套在了婦女們的頸子上(p.45-47)。封建禮教要求女性必須泯滅自我的主體性,對男性俯首聽命,甘心屈從,被動的接受由社會強加給她們的由性別差異所帶來的不公正命運。好在現實并不完全如此,束縛女性的條條框框雖然很多,漢代女性卻并沒有全變成“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多走一步路”的小女人做派,相反,許多女性的言行之大膽可謂驚世駭俗,尤其是皇室女性作為女性的特權階層,她們不僅操縱皇權,在政治領域呼風喚雨,形成漢代極具特色的女主稱制、外戚輔政的政權操縱模式,而且在婚戀問題上,也甚少約束,個性張揚,肆無忌憚,被后世封建道學家目為“臟唐臭漢”之“臭漢”。漢武帝曾批評以呂后為代表的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卷四十九p.1986),這既是指斥她們擅權,也是指責她們在兩性問題上放縱不羈。這些女性對傳統婦德大膽僭越,即便拼得頭破血流也要躋身于男性主流社會之中。當然,漢代皇室女性地位的取得和鞏固并非一帆風順,她們在權利獲取的過程中,首先要與同性爭寵,通過博取皇上的青睞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即便殺出一條血路,走到女性所能走到的至高點,也還是不能高枕無憂,她們還要費盡心機與正統的劉氏皇權明爭暗斗。由于自己是以非正統來對抗正統,因此她們心里永遠都缺乏安全感,感覺隨時都處于風雨飄搖之中,要對抗整個社會,單單依靠個人的力量顯然無法完成,于是她們就把保衛自己權利和地位的希望寄托在另一個男性群體——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外戚身上,以一種宗法血親去對抗另一種宗法血親。從《史記》、《漢書》、《后漢書》的體例設置來看,兩漢貴族婦女的社會地位提高了,皇后們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增大了,太后干政、外戚專權成為漢代歷史的一大特色。但封建禮法是以“乾坤正位”為規范男女行為的理論基礎,女子干政被視為“逆流”、“女禍”,《周易.家人》言:“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p.50)(《詩經.大雅.瞻卬》又說:“婦無公事,休其蠶織”,鄭玄箋為:“婦人休其蠶桑織衽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p.578)男主外女主內已成為人們普遍認可的一種模式,因而女主干政被認為是洪水猛獸,是女禍,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斥和批駁。考察一下劉向編《列女傳》之初衷,正好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劉向生活在西漢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當時外戚專權已成為維護劉氏皇權中心者的心腹之痛,為了懲戒背離社會禮教的女子,為她們樹立可資借鑒的行為楷模,劉向極力褒揚“哲婦”、“高士”、“貞女”,認為“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提出“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列女傳》)。據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考證,《列女傳》編撰于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漢書·楚元王傳第六附劉向傳》載:“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卷三十六p.1957)。這里的“趙.衛之屬”不僅僅是指趙皇后、趙昭儀和衛婕妤,而是指整個外戚集團。當時王太后兄弟王鳳等多人封侯,掌握朝政大權,對皇權構成極大的威脅,可見,劉向勸善懲惡的目的性極強,他反對女主干政,主張遏制外戚專權,其目的就是為了鞏固劉漢大統,維護封建禮制。二西漢國家諸帝及皇室中諸全過程的親政工作女主干政和外戚專權顯然不是在劉向生活的時代才出現的新鮮事,早在秦昭王時期就已然存在。據《史記.穰侯列傳第十二》記載:“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為政。”(p.2323)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范雎當政以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李斯《諫逐客書》),才使政權復歸于秦昭王。據說,“太后”的稱謂,即始自于宣太后。也有人說,太后專政,也是開始于宣太后。《后漢書.皇后紀第十》前論曰:“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號宣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p.400-401)指出了太后攝政及外戚專權皆肇自宣太后。宣太后不僅強權,而且在兩性關系上,也是以自我為中心,據《史記.匈奴列傳第五十》載:“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p.2885)為了國家的利益,不惜斬殺情夫,宣太后之剛暴果敢奇悍真是世所罕見。漢承秦制,“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卷九十七p.3935)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漢承襲的不僅僅是秦的稱謂,漢代有幾任皇后,比宣太后有過之而無不及。漢高祖之呂后,“為人剛毅”,漢高祖寵幸戚夫人,幾次都想以戚夫人所生的如意取代太子,為了保住兒子的太子之位,呂后脅迫留侯出謀劃策,跪謝周昌的廷諍,其用心何其良苦。為了親上加親,呂后不惜亂行輩,讓自己的外孫女嫁給自己的兒子漢惠帝;為了固呂氏根本,呂后不僅遍王諸呂,而且將諸呂之女全部許配給劉氏之子,欲使呂、劉的政治姻親一直繼續下去。呂后的獨子孝惠帝崩,太后只是干嚎,卻流不下一滴眼淚,頗令人費解,還是十五歲的張辟強向陳平一語破的:“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臺、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陳平采納了張辟強的建議,“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p.3938—3939)權利欲泯滅了呂太后的最起碼的人性——母性。雖然由于呂后的苦心經營,使得呂氏權傾一時,其父呂公被封為臨泗侯,其兄呂澤為周呂侯,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子侄輩中封呂臺為呂王、呂產為梁王、呂祿為趙王、呂通為燕王;其妹呂嬃封為臨光侯,呂氏家族飛黃騰達不可一世。但在呂后去世后,呂氏家族依然未能逃脫被滅絕的命運。漢文帝的生母薄太后,其弟薄昭封為軹侯,薄氏凡一人封侯。漢景帝之母竇太后,其兄竇長君之子彭祖封為南皮侯,其弟竇廣國封為彰武侯,竇太后堂兄弟之子竇嬰以軍功封為魏其侯,為丞相,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一直專權到漢武帝親政,她喜歡黃、老之學,而魏其、田蚡、趙綰、王臧等尊崇儒術,本為思想領域的分歧,后來演化為一場政治上的奪權斗爭,竇太后一怒之下,魏其、田蚡、趙綰、王臧作為國家的三公九卿全被罷免,漢武帝時期的第一次尊儒活動(實為向竇太后發動的奪權斗爭)遂告失敗,這是當時政治生活的大事件,竇太后的權利可謂一手遮天。漢武帝之母王太后工于心計,借重漢景帝之姐長公主之力得立為皇后,其兄王信封為蓋侯,同母異父弟田蚡、田勝被封為武安侯和周陽侯,田蚡又為丞相。漢武帝之衛皇后,其弟衛青因擊胡有功,被封為長平侯,號為大司馬大將軍。衛青的三個兒子尚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衛皇后的外甥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卷四十九p.1983)趙翼在《廿二史劄記校證》之“漢外戚輔政”條說:“于是外戚又日以寵貴。其后去病之弟光,遂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自此大司馬兼將軍一官遂永為外戚輔政之職。”(p.66)漢武帝之寵妃李夫人,其長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還后被封為海西侯。漢昭帝之上官皇后,其祖父上官桀以左將軍的身份與霍光一起輔佐昭帝,后被封為安陽侯;其父上官安被封為桑樂侯,食邑五百戶,后遷為車騎將軍,日以驕淫,言行無忌,常在別人面前夸口:“與我婿飲,大樂!”(p.3959)后因謀反被誅。漢宣帝之許皇后在臨產時,霍光夫人與女醫淳于衍互相勾結,毒死了許皇后。許皇后死后五年,其子立為太子,其父許廣漢被封為平恩侯,她的兩個弟弟一個封為博望侯,一個封為樂成侯,許氏被封侯的一共三人。漢宣帝之霍皇后,因欲毒殺許皇后子,事情敗露后被廢。霍氏一門被封侯者四人。漢宣帝之王皇后,其父奉光被封為邛成侯,其兄被封為安平侯,其弟為關內侯,另有列侯二人。王皇后歷經宣、元、成三朝。漢元帝之王皇后,“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顏師古注曰:“十侯者,陽平頃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p.3973)王氏一門,權勢炙手可熱。漢成帝之趙皇后趙飛燕與其妹俱受皇上寵幸,專寵十余年,“貴傾后宮”。趙氏被封侯者二人。漢哀帝的祖母傅太后的堂弟傅喜官至大司馬,封高武侯;傅晏也是大司馬,封孔鄉侯;傅商封汝昌侯,號傅太后之父為汝昌哀侯。傅太后同母弟鄭惲的兒子鄭業封為陽信侯,追尊鄭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共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余人,權傾一時。漢哀帝之母丁太后,其兄丁明以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二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余人。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仍詔令王莽為大司馬,立平帝,王莽輔政,遂以篡漢。對于西漢女主稱制和外戚專權的歷史,班固深有感觸地說:“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寵著聞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p.4011)女主稱制和外戚專權更是東漢政治的一大特色,這主要是由于東漢諸帝除光武帝以外,大多短壽,漢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殤帝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沖帝三歲,質帝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皇子劉辯即位時年十七,當年就被董卓所弒。由于這些皇帝多不永年,因而繼位的多是小皇帝,小皇帝年幼無知,故東漢多女主臨朝稱制。范曄云:“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章懷注:“四帝,安、質、桓、靈也。六后,竇、鄧、閻、梁、竇、何也。”(p.401)“六后”即漢章帝之竇皇后、漢和帝之鄧皇后、漢安帝之閻皇后、漢順帝之梁皇后、漢桓帝之竇皇后、漢靈帝之何皇后。從《史記·外戚世家》到《漢書·外戚傳》再到《后漢書·皇后紀》所記載的皇室貴族女性的歷史來看,這些女性貴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地位尊寵無比,她們已然躋身于主流社會,從權力的邊緣逐漸走到中心,影響甚至主宰國家的運行機制。封建的宗法血親制又使得外戚集團跟著一榮俱榮,雞犬升天。她們如何能夠從權力的邊緣走到中心呢?究其原因有如下幾點:(一)漢代是被魯迅先生稱為“閎放”的時代,社會已具備一定程度的包容度,這是皇室貴族女性政治地位提高的原因之一。開放自信的胸襟使得人們不僅對外來事物能做到“自由驅使,決不介懷”,而且對于女主稱制、外戚專權這類違背封建禮制的東西也能基本接納。只不過包容度還不夠大,所以這些女性從邊緣走到中心以后又被邊緣化了。(二)從歷史的根源來看,漢代受秦國的影響很大。秦國的宣太后開太后專權、外戚輔政的歷史,漢代的皇后們將這種體制推向了一個高潮。秦國不屬于傳統中國的范圍,“人俗少義理”,秦國的宣太后和秦始皇太后不僅政治上專權,而且生活上也為所欲為,“漢承秦制”,她們的行為為漢代的皇后們提供了效法的藍本。(三)自身具備政治家的方略。漢高祖之呂后雖然擅權,其治理天下卻自有方略,“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p.412)故呂后雖未稱帝,但政由呂氏出,司馬遷于是將其列入“本紀”中,其理由是:“天下號令在某人,則某人為本紀。”東漢的鄧皇后,執政期間選賢任能,鼎新朝政,興修水利,發展生產,重視教育和文化,是東漢歷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女政治家。這些杰出的女性自身所具備的政治素質為她們走入權力中心提供了能力的準備。(四)政治斗爭的結果。封建社會的專制體制決定了皇權與外戚之間既互相倚重又互相制衡。劉邦生前不僅靠呂后鏟除了韓信、彭越等心腹大患,而且臨終時以遺囑的形式向呂后交代了身后事,表明了政治上對呂后的信任;但另一方面,他又與大臣約定“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以此制約包括呂氏在內的外姓篡奪皇權。漢武帝任用的三大將衛青、霍去病、李廣利都與他寵幸的女人有關,但為防止由“主少母壯”所造成的國家混亂,“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卷四十九p.1986)。為了封建集權,防止任何一方權力過于膨脹,皇帝就常常左右平衡。由于皇后和外戚與皇室特殊的關系,他們常常把信任的砝碼偏重于外戚一方,使得外戚的權勢越來越大。(五)皇帝不永年或皇帝自身懦弱也是皇后直接走向政治前臺的原因。漢代開女主稱制和外戚專權先河的呂氏就是這種情況的典型代表,東漢這種情況更是普遍。方方面面的原因使得皇室貴族女性逐漸走入權力的中心,但是由于后庭外戚是以色寵示人,命運的咽喉扼在別人的手中,表面的榮光掩蓋不住這些皇室女性及其外戚為權利爭奪所付出的生命的代價。三女主稱制與外戚種死于非命實際上,兩漢皇室女性對權力的爭奪及外戚干政所付出的代價都是血淋淋的,但由于外戚專權與歷史上的宦官專政一樣臭名昭著,因而人們對其生命的代價不但不會予以同情,反而認為他們是咎由自取。趙冀說:“兩漢以外戚輔政,國家既受其禍,而外戚之受禍亦莫如兩漢者。”章懷注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文帝竇后,弟子嬰誅;景帝薄后、武帝陳后,俱廢;武帝衛后,自殺;昭帝母趙太后,賜死;昭帝上官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以巫蠱死(史良娣死時,衛太子還未稱帝,史氏家族并未以外戚干政致禍);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后,廢,家亦破;元帝王后,弟子莽篡位,伏誅;成帝許后,賜死;趙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據考證,西漢從漢高祖到哀帝、平帝,外戚二十余家,身家性命保全的只有景帝王后,宣帝許后、王后,哀帝母丁家,犧牲者與保全者之比讓人觸目驚心。“東漢外家,惟光武郭后、陰后家皆無禍。……明帝馬后戒飭外家,以王氏五侯及田蚡、竇嬰為戒,故馬廖兄弟雖封侯,而退居私第,迄無禍敗。章帝竇后,其兄憲以謀不軌誅。和帝陰后被廢,其父綱自殺,家屬徙日南。鄧后終身稱制,亦約束外家,兄騭等忠謹無過,然后崩后騭等俱被讒死,一門七人皆死非其罪。安帝閻后,兄顯及弟景、耀、晏,俱以謀立外藩誅,后亦遷離宮。順帝梁后,兄翼以弒逆誅。桓帝梁后以憂死。鄧后被廢,宗父萬世,宗兄會(應為鄧后之侄),皆下獄死。竇后以父武謀誅宦官,為宦官所害,后亦遷南宮。靈帝母董后,兄子重為何進所收,自殺。靈帝宋后,以憂死,父兄皆誅。何后,兄進謀誅宦官,亦為宦官所害,后又為董卓所弒。獻帝伏后,為曹操所弒。曹后,隨帝廢為山陽公夫人。”(p.67)東漢外家,只有陰后、郭后、馬后三家外,其余不是被殺,就是自殺,不是被廢,就是被幽囚而死,鮮有善終者。撲面而來的是一股濃重的血腥味,政治斗爭之慘烈,于此可見一斑。外戚罹禍的原因何在呢?首先,世俗觀念抵制,社會全面圍剿。與正宗的“奉天承運”的皇權相比,女主稱制和外戚專權,屬于“牝雞司晨”,顯得“名不正,言不順”,因而就無法得到社會的認可。趙翼認為,西漢武、宣諸帝,東漢光武、明、章諸帝之所以無外戚之禍,是因為“不假以權也”。假如外戚手中無權,就不會致禍;可是如果真的無權,外戚又感到沒有安全保障,這就使得皇室女性及外戚陷入了一種二律背反之中。作為弱勢群體,要想在男權強勢文化壓制下求生存,就必須付出比男性更沉重的代價,而且,由于這種抗爭在正統社會中屬于“僭越”行為,因此,她們在抗爭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不但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甚至會留下單一的惡剎形象被后世唾罵。如呂氏家族被周勃、陳平誅滅。即便有的外戚行為謹慎,忠謹無過,但由于對皇權造成了威脅,他們也難逃死于非命的厄運,如東漢和帝之鄧皇后吸取竇太后專權時竇家專橫跋扈觸怒朝野的教訓,約束外家,其兄鄧騭為車騎將軍,鄧太后特別“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不輒行其罰故也。懈今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無相容護。’”(卷四十九《漢紀》四十一p.1566)但在鄧太后去世后,鄧騭等俱被讒死,一門七人皆死非其罪。雖然他們本人并無大過,但前朝外戚專權給他們帶來了無妄之災,使他們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其次,權力過大,招致嫉恨。兩漢自呂后開始,皇室女性逐漸把持政權,特別是東漢,女主稱制,廢立之事,多取決于她們,她們已躋身于權力的中心,而女主最信任的就是與她們有血緣關系的父兄,于是把朝政大權全部委命于外戚,從而使外戚成為一個權傾上下的特權階層。雖然外戚中有不少曾隨皇上征戰南北,以軍功封王封侯,如:呂后之兄呂澤、呂釋之就為漢王朝的建立立過汗馬功勛。衛青七出邊塞,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封長平侯。霍去病六出塞,擊匈奴右地,降渾邪王,筑令居以西,置舊區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被封為冠軍侯。也有皇后遠見卓識,對權力致禍有先見之明,如東漢明帝之馬皇后,在其子章帝欲封馬氏三兄弟為侯爵時,馬皇后再三阻止,她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漢紀》三十八p.1479)她不愿意大封母家,就是為了防止外戚專權。但能夠像馬皇后這樣淡泊權利且馬氏外戚也聽從教導的畢竟是少數,外戚中的大部分人就僅憑與皇后的裙帶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