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現狀分析

“離開”戰略的實施，不僅關系到公司自身的全球戰略布局和競爭優勢的培養，也關系到中國經濟的穩定可持續發展。如今,由境外投資和積累而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資產,如何將其納入國內的監管體系并降低其風險暴露水平,日益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新課題。中央企業在境外設立有子企業或機構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的主要方式包括境外投資、資源開發、境外加工貿易等直接投資活動以及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等國外經濟合作的間接投資,主要包括在境外進行投資的項目,例如新建、購并、參股、增資、再投資等;境外投資開辦企業,包括獨資、合資、合作等;通過收購、兼并、參股、注資、股權置換等方式,在境外取得既有企業所有權或管理權等。近年來,中央企業境外投資日益頻繁,呈現出境外投資單位逐年增多,規模不斷擴大,效益迅速增長的特點。截至2004年底,在被國務院授權監管的184家中央企業中,除4家(招商局、中國華潤、香港中旅、澳門南光)總部設在港澳地區的企業集團外,另有95家在境外設立了子企業或辦事機構,共2805個(不包括紅籌股殼企業),比2003年增加601個,增長27.3%。其中,在境外投資設立的子企業有2332個,在境外設立的分公司、辦事處、經理部、項目組等辦事機構有473個。據境外財務決算資料顯示,2004年末,中央企業境外單位擁有資產8488.3億元,同比增長32.1%,占中央企業的9.3%;若扣除中央企業在境外設立的紅籌股殼公司,以及境外單位返回境內投資的情況,中央純境外資產總額6234.2億元,同比增長35.4%,占中央企業的6.8%。中央境外企業擁有資產總額的前五名分別是中國華潤(1076.8億元)、海洋石油(812.4億元)、中石化(794.3億元)、遠洋運輸(746.9億元)、招商局(649.5億元)。2004年,中央企業境外單位共實現利潤653.3億元,同比增長89.5%,占中央企業的13.4%,高于其資產所占比例。中央境外企業實現利潤前五名分別是海洋石油(219.5億元)、遠洋運輸(80.9億元)、招商局(61.3億元)、石油天然氣(55.6億元)、中國華潤(46.1億元)。截至2005年上半年,中央境外企業和中央企業所屬二級以上境外子企業達693戶,中央企業境外單位資產總額6299億元,凈資產2870億元,所有者權益2264億元,職工人數21萬人。由此可見,中央企業境外資產無論是在總量規模上還是增長速度上,都決定了加強對其監管和建立風險防范體系的重要性。楚地環境成因分析雖然中央企業境外資產在總體上運行良好,但是也需要清楚地認識到,它們依然還在為一些較為嚴重的問題所困擾,其中有深層次的體制原因,也有內外環境沖擊和影響的因素。總體而言,中央企業境外資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企業經營效益處于微商品種類以2004年為例,中央企業境外機構所實現的利潤主要集中在海洋石油、遠洋運輸、招商局、石油天然氣、中國華潤等少數企業,多數企業經營效益處于微利或虧損狀態。99家在境外有投資的中央企業中虧損18家,占18.2%;利潤不足1000萬元的18家,占18.2%;利潤在1000萬至1億元的有35家,占31.3%。2.境外投資關系不斷擴大早期中央企業在境外設立的外貿企業很多都是以少量的資金或海外留存利益在境外注冊成立的,經過多年的積累,資產規模不斷擴大。因我國外匯管理及稅收政策限制,擁有境外資產的集團公司多數將海外部分單獨核算,總公司賬面上無任何反映,未建立起以產權為紐帶的境外投資關系。甚至有些境外投資是以個人名義注冊登記的,相關公證手續不完備,這極易造成境外投資的資產流失或損失。3.中國投資戰略下的產業投資政從投資結構(主要指地區產業結構和幣種結構)看,中央企業在投資地區的選擇上,過分集中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特別是集中在港澳地區,這除政治因素外,與中國總體的境外投資戰略有關。在產業結構上,境外投資偏重初級產品產業,忽視高技術產業的投資;偏重消費品投資,忽視生產性投資;偏重對國內效應弱的產業投資,忽視對國內連鎖正向效應強的產業投資。所有這些,一方面使投資結構不合理,另一方面導致投資與國內生產企業的斷檔、分割,致使境外投資風險加大。另外,在投資幣種的選擇上,美元所占的比重過大,幣種過于單一,在當前國際金融市場風云變幻莫測的情況下,加大了中方投資的外匯風險。4.未充分認識境外投資的中長期發展計劃到境外投資設廠是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是直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一種有效途徑,是更高層次的國際化經營方式。但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尚未意識到這點,沒有將境外投資納入企業發展的戰略高度考慮,缺乏境外投資的中長期計劃,多數是企業的隨機行為。宏觀規劃的缺乏直接導致企業對外投資動機不明,很多企業以建立一個辦事機構為目的,而不是當作一個以盈利為目標的企業,投資的隨意性較強。出口企業面臨的潛在風險中央企業走出國門后,由過去僅承擔生產經營風險轉變為承擔復雜的國際競爭風險,多數“走出去”的企業對國外投資市場、國際競爭環境及投資所在國法律法規不甚了解,因此其開拓國際市場所面臨的潛在風險就非常突出,主要表現在:1.在其他投資活動的交易過程中,應注意的事項企業的投資活動存在投資決策和投資過程兩種不同風險。企業對境外固定資產投資、設立各類公司、兼并收購、重組、分立、轉讓股權、公司休眠、公司關閉等類投資相關活動都必須做出明確的規定,具體包括投資決策管理、投資項目的投產運營及后評估,公司的解散與清算、公司的其他變更情況和報批事宜、違規責任等內容。2.些企業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落后管理風險(如工人罷工、管理人員流失等)是指目前部分企業對境外投資各項管理鏈條中存在的風險。由于一些企業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落后,常常因小失大,如“名義工資”、“多套帳”、“避稅”等做法表面上看似取得了暫時利益,實際上存在較大的法律風險和財務風險。為滿足企業國際化發展趨勢,對境外投資企業的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思路和管理觀念應進行必要的調整。3.規范境外財務管理,完善境外資金管理體系由于境外企業未納入集團內部的統一核算監管體系,境外投資資金獨立循環,再加上監管不到位往往造成投資主體面臨境外投資關系不明確,財務核算不統一的風險。由于一些境外企業的財務主管、會計、出納等重要崗位缺乏相互制約機制,再加上一些境外投資的會計資料管理不規范,造成了很大的風險隱患。中海集團在規范境外企業財務工作的經驗值得借鑒。為加強境外資金的管理,防范資金風險,他們采用了全球現金管理系統(GCM)。目前他們的全球現金管理系統功能運作日趨成熟,網絡初具規模,控制了境外代理90%以上的賬戶,使資金安全、規模優勢和流轉效率得到進一步加強和提高。4.匯率風險較境外直接投資不同于國內投資,其面臨的投資風險遠較國內投資大,尤其是各種“非商業性風險”(亦稱政治風險)。這種風險是影響投資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一旦在東道國遭遇政治風險,投資者的利益便可能喪失殆盡。海外投資中的政治性風險本質上是“與東道國政治、社會、法律有關的、人為的、投資者無法控制的風險”,傳統上劃分為戰爭和內亂風險(政治暴力風險)、征收風險、匯兌限制風險(轉移風險)、違約風險、延遲支付風險5類,進出口貿易中的政治性風險還包括進口國政府禁止進口的風險。匯率風險屬于非商業性風險重要內容之一,在經濟不發達、政治波動劇烈、對外匯進行管制的國家,境外企業普遍存在較大的匯率風險。一是幣種結匯風險較大。目前部分中央境外企業在開展經營業務時,未考慮簽約幣種,業務完結時只能以當地的貨幣收匯,無法轉換硬通貨外幣,使資金調度和轉移受到限制。如遇當地貨幣貶值,匯兌損失很大。二是賬面匯兌損失較高。因境外單位記賬本位幣不統一,有的以當地硬通貨幣記賬,有的以人民幣記賬,當匯率出現較大變動時,賬面匯兌損失較高。建設統一的對外協調機制,為境外投資保駕護航建立中央企業境外投資風險防范體系是一項探索性很強的工作,需要根據中央企業的實際情況和總體戰略,在對國內的政策環境、經濟環境以及國外的市場環境、法律環境和政治環境綜合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研究,并制定相關管理辦法使境外資產風險防范工作逐步完善。筆者認為,一方面需要加強國資委作為出資人代表和行政監管者所應發揮的監管、服務和協調的功能,另一方面要求境內投資主體不斷完善公司治理機構,建立風險防范機制。第一,應當充分發揮國資委監管、服務和協調職能。國資委應依照《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等有關法規對中央企業的境外投資活動履行出資人職責,應本著尊重企業合法權益的原則,指導中央企業規避境外投資風險,規范管理,提高效率,加強對境外投資活動的監管。同時,國資委可以發揮宏觀指導的服務功能,為中央企業境外投資提供信息服務,并爭取外交資源的支持。為了避免重復投資、內部競爭等不良現象,國資委還需要建立統一的對外協調機制。國資委對中央企業境外資產監管職能的合法性來源于其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的法律地位。具體而言,國資委首先需要嚴格限制對外投資主體的條件,并加強對外投資的注冊、登記、清查、核算等工作。其次,國資委需要完善境外投資信息披露制度,及時掌握對外投資動態。最后,國資委有必要建設境外資產考核評價激勵制度以及責任追究制度,使獎懲有據可查、有章可循。國資委的服務和協調功能主要源于它所掌握的信息資源和政治資源。國資委可以建立統一的信息平臺,為中央企業海外投資提供充分的信息服務,減少企業自身搜集信息的成本,從而減少決策失敗的可能性。同時,國資委可以積極利用外交資源,為境外投資的順利展開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再者,國資委可以聯合國內相關部門,進一步打破限制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的瓶頸。最后,為了避免重復競爭和內耗,國資委在必要時需要協調相關投資方的行動,爭取最大的對外主動權。第二,要完善中央企業治理結構,建設境外投資風險防范體系。建立中央企業境外投資風險防范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如建立風險綜合評價預警系統,適時進行風險的跟蹤評估、預警和監視,正確識別風險、衡量風險,采用規避、辦理保險、談判安排等方式協調好企業與東道國之間的利益關系,通過靈活運用金融工具、控制和分散風險,最大限度地實現風險的抑制和轉移等。就目前情況而言,以下幾項尤為突出:一是建設有效的中央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公司治理結構就是通過設計一套具體有效的運行機制,約束企業經營者(代理人)的行為,使其符合出資人(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國資委作為出資人,是通過委派董事、監事進入公司董事會、監事會而履行職責。所以,首先需要對投資主體決策權進行合理分配,境外投資需要經出資人代表審查同意并接受其監督。另外,完善中央企業內部激勵制度,合理引導管理層決策,使其符合國家戰略需求和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需要。二是提高對境外企業財務管理能力。由于境外企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其財務管理權相對獨立,中央企業作為母公司難以直接而透明地掌握境外公司的財務運行狀況。我國現行的會計體系,更加側重對境外企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