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十六國胡漢政權的速亡

在16世紀。c、北方和西南部有一個胡人建立的政權。一些政權鼎盛時期，他們統一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區。但是這些胡人政權普遍速興速亡,國運短祚,國運最為短促的南涼政權僅存十七年。為什么十六國時期的胡人政權國祚如此短促?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然而迄今為止,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并不多見,目前所見僅有少數幾篇論文。1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嘗試對這一問題展開進一步的研究,以期增進對這一歷史現象的認識,從中獲得有益的歷史啟示。長期以來,涉及十六國胡人政權速亡原因的討論,研究的目光大多集中在當時北方地區復雜多變的政治格局上。誠然,十六國時期胡人政權的速興速亡,與當時北方地區各種政治勢力激烈角逐、此消彼長的外部環境是分不開的。但是通過對十六國時期大量史實進行深入考察,本文認為十六國時期胡人政權的速亡,有其深刻的內在因素,其國祚短促的根本原因是民族政策失當、統治階層內亂不斷與統治者在政治上、生活上的極端腐敗。一、民族本位政策的致命傷自東漢末年以來,北方地區進入了各民族大規模交錯遷徙與分布的歷史階段,北方的民族關系進入十分復雜的歷史時期,民族融合與民族沖突都在不斷發展升級,到十六國時期,這種趨勢達到高潮,民族問題成為十六國胡人政權面臨的首要問題。縱觀十六國胡人政權的民族政策,雖然大多數政權采取了一定的漢化政策,起到了推動民族融合和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然而也應當看到,十六國胡人政權的民族政策存在明顯的失當,在統治民族本身不夠成熟和強大的情況下,普遍實行民族本位、民族壓迫和民族防范政策,這種民族政策加重了民族隔閡,激化了民族矛盾,最終削弱了胡人政權的統治,導致了它們的速亡。十六國時期大多數胡人政權的統治民族,尚未發育形成統一、成熟、穩固的民族共同體,族內分為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政治勢力,各股政治勢力之間關系較為松散,甚至各自為政,互不統屬,缺乏牢固的維系紐帶。以前秦為例,這是一個以氐人為本位的政權,具有鮮明的民族性,但是氐人并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穩固的民族共同體,而是依據地域之別形成了仇池氐、巴氐、略陽氐等眾多不同的利益集團,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態,前秦政權所依賴的核心力量其實主要是略陽氐,其人數和實力均有限。又如西北地區的南涼統治者禿發鮮卑、西秦統治者乞伏鮮卑,其民族實體的發育、凝聚程度以及社會組織結構、經濟文化水平相對而言都比較落后,特別是與當時的北方漢族相比更是如此。因此,這個時期北方胡人統治者所依靠的本族力量總體來說較為薄弱,這就使得這些政權在建立之初即已埋下先天不足的隱患。這些政權的興起,大多數是借助政局變幻之際的有利時機,乘勢而起,并無穩固的統治根基。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團結統治區域內的各民族特別是漢族,以便最大限度地緩和民族矛盾、匯聚各民族力量來保護和鞏固政權,就顯得相當重要了。然而,大部分十六國統治者卻采取了與歷史發展的客觀需要背道而馳的民族政策,如民族本位政策、民族壓迫政策和民族防范政策,企圖最大限度地維護統治民族的眼前利益,這種缺乏長遠政治眼光和廣闊心胸的民族政策,事實上卻嚴重損害了這些政權的自身利益。在十六國時期的胡人政權中,民族本位政策十分普遍。在相當多的胡人政權中,國君的宗室親貴以及同族屬人員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政大權,核心、重要、關鍵的職位、特別是掌握軍權的職位,大部分由統治民族擔任,其他族屬的人員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漢趙政權是第一個建立在中原地區的胡人政權,雖然創國者劉淵打出了“紹漢”旗號,自居為“漢氏之甥”,繼承兩漢王朝的法統,但實際上漢趙國卻是一個以匈奴民族為本位的政權,匈奴貴族始終是漢趙政權的核心,已有學者指出:“匈奴五部在漢國政治體制中的地位,是凌駕于包括氐、羌在內的六夷之上的”,“劉淵選擇顧命大臣時,六夷中無一人參與,也凸顯匈奴五部在漢國政治中的核心位置。”1這種格局充分體現了漢趙統治者的匈奴本位意識和政策思路。在隨后的胡人政權中,民族本位政策屢見不鮮。又如前秦。前秦政權雖然大力推行漢化,推動民族融合,但同樣實行氐族本位政策。蔣福亞先生指出,前秦政權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權,都牢牢控制在氐人手中,前秦方鎮將領的組成,宗室和氐族親貴占72%,漢人占12%,少數民族和族屬不明者占16%;州牧刺史氐人占64%,漢人占18%,少數民族或族屬不明者占12%。2可見氐人在前秦地方軍政長官人數中占絕對優勢,氐人是前秦政權的核心力量。氐人分封出鎮政策更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苻堅認為,氐族子弟出鎮諸方要鎮將成為前秦政權的“磐石之宗”,前秦統治階層也大多認為此舉乃“社稷之利”。3其他胡人政權如后秦、南涼、赫連夏、后燕等政權,也普遍以宗室親貴和族人擔任軍政要職,尤其是由他們牢牢控制軍權,從而形成以本民族力量為核心的統治集團。民族本位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在凝聚、籠絡本民族力量的同時,也妨礙了統治者擴大統治基礎,傷害、削弱了其他民族對政權的認同度,不利于政權的長治久安與發展壯大。而在統治民族本身發育不夠成熟、實力不夠強大的情況下,民族本位政策的弊端更加突出,它使得政權的統治基礎更加脆弱孤立。十六國時期胡人政權各統治民族作為民族共同體的未成熟狀態,是其民族本位政策的致命傷,是十六國胡人政權脆弱而易夭折的重要原因。與民族本位政策緊密相隨的,是對異民族的壓迫與防范政策,這在十六國胡人政權中同樣十分普遍。實行民族壓迫與防范的常見手段,包括強制性的民族遷徙、殘酷的民族奴役與剝削等等。強制性民族遷徙一般發生在胡人政權成功兼并周邊某些政權或政治勢力之后,目的是削弱被征服地區的反抗力量,防范、限制被征服民族的發展壯大,加強對新征服地區的統治。石趙政權消滅漢趙劉曜勢力后,將漢趙所統治的河隴地區漢族大姓和氐、羌部族大量東遷,安置在中原地區,以便于加強對這些異民族政治勢力的監控,加強對新征服的河隴地區的統治。羌人姚氏和氐人苻氏以及他們的部落都是在這種背景下被遷至中原的,姚氏被安置在灄頭,苻氏被安置在枋頭。石趙表面上對他們給予優厚的禮遇,安排顯赫的官職,但實際上深懷戒備,苻氏諸子多遭遇不測。史曰:“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苻健之所以能逃脫被殺的厄運,只是因為他“善事人,甚為石季龍父子所親愛”。4河隴地區的漢族大姓也被石趙政權大量東遷,并且處境艱難,處于被監管和奴役的狀態。石虎在位期間,由于河隴人士王擢的請求,其中部分人的處境才獲得好轉。史曰:“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5這份史料表明,當時同時被東遷至中原的河隴大族人數眾多,通過王擢上表請求而被拯救、解脫的僅是其中最有名望的十七姓,仍有大量漢人大姓未能脫離苦海。可見強制性民族遷徙不僅是一種民族防范政策,同時也伴隨著民族壓迫和奴役。當然受到壓迫和奴役的異民族并不限于被強制遷徙者,也包括大量居住在原籍者,特別是居住在中原的漢人。石虎在位時,沙門吳進建議說:“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為了達到“苦役”漢人的目的,石虎下令驅使漢人修建大規模土木工程,“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筑華林苑及長墻于鄴北,廣長數十里”,甚至下令“以燭夜作”。由于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奴役,再加上天氣惡劣等原因,這場針對漢人的苦役導致“死者數萬人”。6前秦每次兼并周邊勢力、實現疆土擴張之后,都伴隨著對新并入地區各族人民的強制遷徙。其中規模特別巨大的是滅亡前燕之后對關東地區的兩次強制遷徙。滅燕當年,前秦將前燕末帝慕容暐、慕容氏王公貴族百官及鮮卑人口共四萬余戶遷徙至長安,次年又“徙關東豪杰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滅前涼后,前秦在新征服地河隴地區也進行了一次大規模人口強制遷徙,“徙豪右七千余戶于關中”。7前秦將新征服地區的大量人口主要遷入其統治腹心地區關中,并且將慕容氏王室、宗族及其附屬的鮮卑人口和羌人姚氏部族等安置在長安,作為重點監控對象,形成長安“鮮卑、羌、羯攢聚如林”的狀況,8以致對前秦政權的安全造成新的威脅。對異民族的防范政策,還體現在軍事行動的安排上。南涼統治者在都城樂都受到敵國西秦進攻的危急關頭,仍對本政權內的漢人高度防范。史曰:“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于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余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9這種猜忌與防范,使南涼錯失挽救危局的一線生機,導致了都城的陷落和南涼的滅亡。民族壓迫與防范政策給十六國胡人政權帶來嚴重的危害。它惡化了民族關系,激化了民族矛盾、特別是北方地區的胡漢矛盾。惡劣的民族關系,導致不少胡人政權形成后顧之憂,在發展道路上不時受到民族矛盾的掣肘,甚至直接引發政權的崩潰和滅亡,石趙、前秦、南涼等政權在這方面都有著深刻的歷史教訓。石趙政權的崩潰始于冉閔之亂。冉閔雖是漢人,但是作為石虎之養孫,并且已經進入石趙政權權力高層,本不足為漢人利益代表者,他輕而易舉地煽動起這場大規模的民族仇殺,并不是由于他本人在漢人中有多大的號召力,而是由于石趙政權長期以來對漢人實行民族壓迫和奴役政策,使得北方地區本來就已存在的胡漢之間的民族隔閡與民族仇恨得到進一步積聚、強化,最終在冉閔的誘導下全面爆發。這場矛頭直指羯胡的民族仇殺,嚴重動搖了石趙政權的統治根基,掀開了石趙衰亡的序幕。前秦衰亡也與實行民族壓迫與防范政策直接相關。強制性的民族遷徙政策使得前秦統治腹心地區——關中成為關東移民高度聚集之地,成為民族沖突的火藥桶,被強制遷徙至關中的慕容氏宗族成為顛覆前秦政權的急先鋒,在前秦政權淝水戰敗后給予前秦最猛烈沉重的打擊。南涼政權在生死存亡之際對漢人的防范,更可謂自絕生路,直接導致了南涼的早夭。總之,十六國胡人政權在統治民族本身不夠成熟和強大的情況下,實行民族本位、民族壓迫和防范等明顯失當的民族政策,甚至以漢化政策聞名于史的前秦也不例外。這種民族政策無異于作繭自縛,嚴重阻礙了十六國胡人政權的發展壯大和長治久安,是導致它們速亡的重要原因。相對而言,前燕政權是諸多胡人政權中民族本位意識較淡、民族融合狀態最佳、民族政策總體上較為成功的政權,正是這一重要因素,使得前燕政權能夠迅速發展壯大并存續七十余年,成為十六國胡人政權中壽命最長的政權。二、健全的漢趙政權內部,圍繞君位爭奪而內不斷十六國胡人政權一個顯著特點是內亂不斷。這些內亂多是由于統治階級內部、特別是王室成員或姻親爭奪君位繼承權而引發的。頻繁的內亂,造成嚴重的內耗,極大地削弱了自身實力,并為周邊敵國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機,這是十六國胡人政權普遍短祚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為了爭奪君權而骨肉相殘,兩派俱傷,是封建專制政權中的政治常態,不足為奇。然而十六國胡人政權內亂之頻繁與慘烈,在歷史上仍是較為罕見的。十六國時期,宗室成員為爭奪君權而自相殘殺的內亂慘劇,在各個胡人政權中頻頻上演。漢趙政權的建立,拉開了十六國時期胡人創建政權的序幕,然而僅僅過了六年,即劉淵去世后,漢趙政權的內亂就開始一波接一波地發生,由最初的宮廷內亂不斷擴大演變成政權內部兩大政治集團的斗爭,即劉曜集團與石勒集團的斗爭,直接導致了漢趙政權的分裂、衰微和滅亡。劉淵去世后,新君劉和上任伊始,便欲對宗室子弟大開殺戒,結果反為其弟劉聰所殺。劉聰即位后,其弟劉乂與其子劉粲形成兩股爭儲的敵對政治勢力,最終劉粲與王室姻親兼重臣靳準勾結,構陷、殺害了劉乂。劉粲殺害劉乂后,對劉乂所屬勢力采取殘酷的殺戮政策,坑殺士眾一萬五千余人,導致“平陽街巷為之空。氐羌叛者十余萬落”,10掀開了漢趙政權衰亡的序幕。不久劉粲即位,但旋即被靳準殺害,漢趙的王室宗親也大多慘遭誅殺,史稱“靳準之亂”。靳準之亂發生后,漢趙政權元氣大傷,近乎崩潰,漢趙宗室成員劉曜趁機稱帝于長安,據有關中,勉強延續漢趙政權命脈。占據關東的石勒則趁機率部從漢趙政權中分離出來,創建石趙政權,漢趙不僅失去了關東大片疆土,實力受到嚴重削弱,從此一蹶不振,而且始終處在強敵石趙政權的高壓之下。經過與石趙政權長達十年的對峙與相攻后,漢趙最終為石趙所滅。11通觀漢趙政權的歷史,除劉淵在位六年之外,其余時期始終處在內亂不斷的狀態,內亂顯然是漢趙速亡的關鍵性因素之一。正是內亂引發了漢趙政權內部的分裂,也是內亂導致漢趙政權疆土縮小,實力減弱,社會動蕩,一步步走向沒落與滅亡。在石趙政權內部,圍繞君位爭奪的內亂同樣持續不斷地上演。石勒去世后,石虎殺石勒嗣子石弘而自登帝位。石虎在位期間,由于寵溺諸子,又不能妥善平衡諸子權力,導致太子石宣與皇子石韜之間的矛盾斗爭白熱化,石宣不僅兇殘地殺害了石韜,而且陰謀殺害其父石虎,以便早日登臨帝位。石虎得知后十分震怒,他一方面誅滅石宣及其妻子兒女,并將隸屬石宣的東宮衛士十萬余人謫遣涼州,另一方面冊立年僅十歲的幼子石世為嗣,以圖避免再度上演“子弒父”的噩夢。石宣事件引發了兩個惡果,一是謫遣涼州的東宮衛士后來在梁犢領導下,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起義,石趙政權傾全國兵力,才勉強將梁犢起義平定下去。12梁犢起義雖然失敗,但是極大地動搖了后趙統治的根基,敲響了石趙亡國的喪鐘。另一個嚴重的惡果是,由于石虎以幼子石世為嗣,石虎去世后,石世及其母后根本不能控御時局,從而使得石虎諸子爭奪帝位的斗爭更加激烈殘酷,先是石遵殺石世而自立為帝,接著出鎮于薊的石沖興兵攻打石遵,石沖失敗被殺,石遵“坑其士卒三萬余人”,13制造了一個慘絕人寰的悲劇,嚴重削弱了石趙政權的總體軍事力量。隨后石鑒、冉閔又殺石遵,立石鑒為帝,不久,冉閔殺石鑒而自立為帝,改國號為“魏”,史稱“冉閔之亂”。與此同時,石祗自立為帝,代表石趙殘余勢力攻打冉閔,石祗戰敗被殺,其部眾“死者萬余”,14石趙政權正式滅亡。通觀石趙政權的歷史,與漢趙如出一轍,都是在開國之君去世后,政權內部就圍繞君權爭奪而內訌不斷,并且由宮廷斗爭發展為方鎮勢力之間的軍事斗爭,嚴重削弱了石趙自身實力,危害了社會安定,損害了石趙統治階層的共同利益,使政權處于一盤散沙、名存實亡的狀態。因此,在石趙政權內亂的各股政治勢力中,沒有哪一方是真正的勝利者,且不說他們的勝利往往是短暫的,隨即被下一輪內亂所改變,更重要的是不論哪一方勝利,最終的結果都是嚴重削弱了石趙政權自身的總體軍事力量,從而削弱了石趙政權自身抵御外敵的軍事力量,為周邊敵國提供了進犯的可乘之機,加速了政權的覆亡。前燕政權正是充分利用這種形勢,陸續擊敗石趙殘余勢力和冉閔勢力而占據了中原,徹底結束了石趙政權的統治。石趙政權的敗亡之路發人深省,在十六國胡人政權中頗具代表意義。它的亡國經歷充分說明,內亂是這一時期諸多胡人政權速亡的根本原因之一。除去漢趙、石趙政權之外,十六國胡人政權中發生內亂的政權比比皆是,令人觸目驚心,充分反映了這一時期內亂在十六國胡人政權中的普遍性。建國較早的成漢政權,也在開國之君李雄去世后,先后發生了李越殺李班而另立國君、李壽殺李期而自立為帝的宗室內亂。15后秦政權在姚興統治時期較為興盛,但在姚興去世后迅速敗亡。姚興去世前,王室諸子爭奪君位的斗爭已經十分激烈,姚興病危之際發生了姚弼之亂,姚興勉強掙扎上殿,頒旨賜姚弼死,才結束了這場政變。姚興死后,太子姚泓即位,又先后出現了姚懿、姚恢叛亂的事件,這些叛亂直接削弱了后秦抵御東晉劉裕大軍的力量,打亂了后秦抗敵御辱的總體軍事部署,完全是自毀長城,直接導致后秦政權為劉裕大軍所滅亡。16后燕的宗室內亂在開國之君慕容垂去世后全面爆發。繼位之君慕容寶以少子慕容策為儲君,引發了其余諸子特別是慕容會、慕容盛的不滿。北魏進攻后燕的戰爭,不但沒有促使后燕統治者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反而加速惡化了后燕內部的爭儲斗爭。大敵當前,慕容寶與其諸子互相猜忌,內訌不斷,慕容會、慕容詳、慕容麟、慕容熙等先后舉兵叛亂,宗室成員之間自相屠戮,嚴重削弱了后燕抵抗北魏的政治、軍事實力,被迫蹙縮于遼東一隅茍延殘喘,后為馮氏所取代。17南燕國君慕容超即位后,宗室成員慕容法、慕容鐘及其黨羽段宏等人策劃聯合謀反,慕容超誅殺附從他們的宗室成員慕容統、慕容根等人,派大軍攻打慕容法、慕容鐘所統領的青州、兗州、徐州,在自己統轄境內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軍事內斗,造成“青土振恐,人懷異議”。18嚴重危害了南燕境內的社會安定,削弱了南燕政權抵御劉裕大軍進攻的政治、軍事實力,造成南燕很快為劉裕大軍所破,慕容超束手就戮,南燕國亡。赫連夏政權也因宗室成員爭儲、爭君位而發生手足相殘的大規模軍事沖突。赫連勃勃長子赫連璝得知自己的太子身份被廢,從長安興兵攻打都城統萬,被其弟赫連昌攻滅,赫連昌取代赫連璝登上了儲君寶座,后來繼承了勃勃的王位。他即位后,手足相殘的悲劇仍在赫連夏政權內繼續上演,史曰:“屈孑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19內亂給周邊敵國提供了進犯的可乘之機,加速了赫連夏政權的覆亡。北魏國君拓跋燾正是了解到赫連氏諸子自相殘殺的情況后才決定“西伐”,攻滅了赫連夏政權。20由上可知,以爭奪君位為目的的宗室內亂,在十六國胡人政權中十分頻繁普遍,沒有發生內亂的胡人政權屈指可數。綜合前述相關事例,可知十六國胡人政權的內亂呈現如下兩個特點。其一,從持續時間上看,大部分胡人政權在開國之君去世之后,內亂就爆發了,持續時間很長,幾乎伴隨這些胡人政權存續的大部分時期,可見內亂在十六國各個胡人政權中乃是一種常態;其二,從影響范圍上看,大部分胡人政權的內亂都經歷了由宮廷內亂演繹擴展為各地方鎮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軍事沖突的過程,其影響范圍呈泛化趨勢,逐漸延伸擴展到統治全局,可見胡人政權內亂的影響范圍是廣泛、深入、全面的,不難想見內亂對這些胡人政權的負面影響極其嚴重。綜上所述,內亂對十六國胡人政權造成了全面而深刻的危害。首先,內亂導致政局震蕩,統治混亂,政權缺乏凝聚力,同時嚴重消耗、削弱了政權自身的政治、軍事實力;其次,由于大部分內亂都兼具武裝叛亂性質,因此禍及社會各階層、特別是下層民眾,造成民心不穩,嚴重破壞了社會安定與社會生產,耗損大量社會財富,激化社會矛盾,削弱政權綜合實力,動搖政權的統治基礎;再次,內亂給周邊外敵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機,從而加速了胡人政權的滅亡。在這方面,石趙、后秦、后燕、南燕等政權的歷史教訓尤為典型、深刻。總之,內亂引發了十六國胡人政權的統治危機,是促使這些政權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慕容、國燕及16國胡漢十六國時期,涌現了一批值得稱道的胡人統治者,例如慕容廆、李雄、苻健、姚興、慕容垂等等。這些開國之君在位期間大都勵精圖治,奮發有為,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治國安邦政策,在個人享樂方面也有所節制,從而在一段時期內,他們所統治的區域局部呈現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的氣象,成為十六國時期的政治亮點。但是,隨著統治的初步穩定,胡人政權內迅速滋生了各種腐敗現象并達到驚人的程度。十六國胡人政權的速亡,與胡人統治者政治上、生活上的腐敗是分不開的。首先,十六國胡人統治者的腐敗,表現為政治上的腐朽、混亂和黑暗,例如任人唯親,重用奸臣小人,乃至不理朝政,把權力交給后妃、宦官以及外戚,或獨斷專行,剛愎自用,拒絕納諫,濫殺忠誠無辜之臣。劉聰在位時期貪圖享樂,不理朝政,把國家大事交給后妃、宦官處理,史載,“六劉之寵傾于后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21劉聰還拒絕忠臣切諫,聽信宦官讒言,大肆殺戮朝廷重臣。劉粲位居宰相和儲君時,“威福任情,疏遠忠賢,昵近奸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22石虎在位時期,濫殺無辜官吏和進諫忠臣,導致“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23前燕政權前幾位國君均為文武雙全、勵精圖治之輩,因而政治清明,國力漸強,顯示出欣欣向榮的發展態勢。但是末帝慕容暐“雅好游田,娛心絲竹”,24貪圖享樂,幸賴前期執掌朝政的慕容恪德才兼備,前燕政局尚為平穩。慕容恪去世后,慕容評執掌朝政,他自私貪婪、妒賢嫉能,前燕很快出現“風教陵弊,威綱不舉”的狀況。25前燕由此迅速走向沒落與亡國的窮途。慕容評執政僅僅三年,26前燕就被本來實力遠不如前燕的敵國前秦所滅。后燕國君大多嚴刑峻法,草菅人命。例如慕容寶“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27慕容盛“峻極威刑,纖芥之嫌,莫不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兆。于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28慕容熙寵溺后妃苻氏,讓苻氏干預軍政大事,“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29慕容熙甚至聽從苻氏的無理要求,視軍國大事如兒戲,在舉兵攻打高句和契丹的戰爭中載苻氏同行,導致后燕錯失作戰良機,慘敗而歸。南燕國君慕容超貪圖享樂,不理國政,奸臣公孫五樓專總朝政,賣官鬻爵,權傾朝野,時有民謠曰:“欲得侯,事五樓。”30赫連勃勃是歷史上著名的暴君,史云:“性兇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后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31以上諸多事例,充分暴露了十六國時期諸多胡人統治者在政治上的黑暗、昏庸、腐朽和殘暴。其中有些胡人統治者的殘暴程度,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鮮見的。其次,十六國胡人統治者的腐敗,表現為個人生活上的腐化墮落,如沉迷享樂,廣置妃嬪,興修宮殿,游獵無度,揮金如土。石勒在位前期頭腦還比較清醒,但是當石趙政權日趨鞏固、特別是滅亡漢趙政權以后,就開始驕奢放縱。他不顧大臣勸阻在鄴都大建宮殿,并坦然表示:“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32可見此時享樂思想已經在石勒頭腦中占了上風。繼任者石虎更加驕奢淫逸,他下令在鄴都南郊建飛橋,“功費數千億萬”;又在襄國、鄴都兩地廣修宮室,“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33他還沉溺女色,廣擇美女,甚至在宮廷、百官中廣置所謂“女官”,“女官”級別達二十四種之多。34慕容熙在位期間,后燕國小力弱,退縮于東北一隅,但他仍舊大修宮室園林,如龍騰苑、景云山、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他放縱苻氏游宴無度,“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余人矣”。35赫連勃勃為了修建都城統萬,“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所修都城宮殿極盡奢華,“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于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36“宮墻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乃至拓跋燾攻占統萬后深為感嘆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37拓跋燾之語,精辟地揭示了赫連夏政權的腐敗與亡國之間的密切聯系。這一論斷不僅適應于赫連夏政權,也適應于十六國時期的其他大多數胡人政權。除去石趙和前秦,十六國時期胡人政權大都國小民窮,積貧積弱,維系政權一整套龐大的官僚系統本已負擔十分沉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