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的年代讀后感眾所周知，德魯克被譽為“當代管理學之父”，但是繼德魯克之后，世界會傾聽誰的聲音呢？答案是必定的—查爾斯·漢迪，這位與德魯克并稱當代最出名的管理大師，“《金融時報》十大管理名師第二名”，“本世紀最具創見的組織行為大師”，“管理界的預言家、哲學家”。這是如何一位卓越的人，竟能享有如此盛譽，不免令人好奇。于是，我翻開了漢迪的典型著作—《覺醒的年代》，試圖在此書中感受一下大師風采。漢迪在此書中著重探究組織和人以及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問題，為當今社會的個人提供了應對嚴酷的組織的強大壓力的精神根據。德魯克告訴你組織是什么和為什么，漢迪告訴你面對組織時個人該怎么辦。如果說德魯克重視的是體系，查爾斯·漢迪則關注人本身。這本書重要講述我們身陷文明的森林，彷徨無助，找不到將來在哪里。我們并非天生要當有名無實的“空雨衣”：薪水名冊上的編號，經濟學或社會學研究中的“原始資料”，某份政府報告里的“統計數字”……人生的意義，決不僅僅是由于經濟增加而淪為某部大機器的無名齒輪，終日疾轉，不知目的何在。無論個人還是組織，眼前所面臨的挑戰，應當如何解決管理現實中的悖論，以及如何將“空雨衣”填滿。在《覺醒的年代》中，漢迪總結了當代社會所面臨的九大悖論：智慧悖論、工作悖論、生產力悖論、時間悖論、財富悖論、組織悖論、時代悖論、個人悖論以及正義悖論。同時他也給出了平衡悖論的三種辦法和穿越悖論的八條蹊徑。為我們指出安身立命的因應之道。其實，人生永遠不可能輕松愜意，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完全在乎料之中。回想過去是理解人生的最佳途徑，但事實上人生卻只能向前，就像書中提到的九大悖論，似乎都是隨著著經濟進步而出現的。1、新型生產工具—智慧。特定類型的智慧，成為了一種新財源。這種好財源別人不可能拿走，智慧是種“附著性”特別強的東西。我們不可能擁有別人的智慧，那些自覺得擁有公司的人，事實上已不再掌握生產工具。2、工作，是福是禍。工作不僅是一項以盈利為目的的差事，除了有償工作外，尚有形形色色的免費工作。事實上，如果把工作的價碼一律標為零，那么它所涵蓋的范疇便無限。3、生產力的迷失。普通而言，只要整體經濟的增加率不低于效率的提高率與人口的成長率之和，每個人應當總可在某處找到工作。我們給工作標價，有可能毀掉工作。這種工作固然能增進專業分工與效率提高，但最后卻使得一部分新工作因標價過高而無法存在，也造成許多民眾喪失技能，而發明出一群一旦失業即無所事事的人。4、時間商品的困惑。由于人類壽命逐步延長，加上工作效率日增，縮短了完畢工作的時間，因而我們應當會有較多剩余時間。從我們把時間變成一種商品，即公司花錢向人購置時間而非產品起，麻煩就開始了。在這種情形下，時間賣得越多，錢就賺得越多。這樣一來，時間與金錢之間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種“互動”關系。5、富裕的假象。富國銷售出去的東西，發展中國家多半買不起。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在還沒能夠開始購置富國的東西之前，他們常想獲得富國的技術與資金，借以制造東西賣給富國。因此，富國只得先投資于將來的潛在競爭者，以支撐眼前增加。即使跨國公司已逐步認清：為了追求利潤，應當到較便宜的地方生產，且應輸出技術以使這些地方有能力生產。但是，迄今為止，沒有一種政府能說服自己的人民接受這一悖論。6、看不見的組織。當代組織比以往更需要兼具國際性與地方性；更需要在某些方面小，而在某方面大；也更需要在大多數時分權，而在某些時候集權。當代組織盼望員工既獨立工作，又加強團體合作；盼望管理者既做更多授權，也加強控制。“組織的時代”可說已到盡頭，但從另一種層面看，組織仍將是構成社會的核心元素。7、世代差別。人都會老，但每代人衰老的方式不同，此即所謂“世代差別”。每個世代的人都受到所處時代的影響。每一代人都認為自己理所固然與前一代不同，但在規劃將來時，似乎又認為下一代應當和這一代相似。8、個人獨尊，團體至上。“個別我”需要結合“團體我”，方能建立真正的“完整的個別我”。“個別我”能在檔案柜與電腦的夾縫中，保有多少空間？桑普森引用大詩人豪斯曼的出名詩句提示我們“我是陌生人，在非我所造的世界里顫栗。”9、正義的兩難。有人認為，所謂正義，就是平等看待每一種人，除非有十足理由闡明確有實施差別待遇的必要。這對社會弱勢者是公平的，但對那些由于奉獻較大，而可能應得較多的人就不公平。能夠擬定的是，一種被視為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贏得其組員的忠誠與奉獻；人們除了有理由自私自利外，做其它事都找不到充足理由，這樣的社會注定會走上自我滅亡的道路。細看漢迪在后文中提到平衡悖論的三種辦法和穿越悖論的八條途徑，不禁讓人深思，面對全球競爭力、不停擴大的組織規模，每天24小時每七天7天的工作，不停地對“人力資源”提出更多的規定，這會對組織中的人，特別是那些努力工作的核心人員，產生怎么樣的影響呢？與否會像一件無人穿著的空雨衣，光有形，卻無實？越來越多的人正處在為了他們的角色而犧牲掉自己個性的危險之中。人們仿佛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并且也變得更富裕，但卻比以往更不愉快。在當今眾多的勞動力剩余的年代，每天都有幾百萬人在尋找自己的工作。書中給了一種很簡樸的公式“1/2*2*3=p”即在五年之內，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員人數減半，每人的薪水加倍，產量成為3倍，便是公司的生產力或利潤的所在。雖說不是全部公司都如此明確地套用這個公式，但類似做法很普遍：好工作，高薪水，高業績，但人員更精簡。而如何才干在這些公司里面生存下去呢？兩個字，效率。我們很容易由于追求效率而迷失自己，誤把效率本身當成目的，其實它但是是達成其它目的的手段罷了。但是怎么樣才干提高效率呢？每天都按照工作規定工作，減少個人生活上時間的開支，經常加班加點，一星期近70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即是我們所需要承當高薪的代價。這樣高強度的工作，我們很容易漸漸地失去個性，猶如作者所提到的在明尼阿波利斯露天雕塑公園里名為“無言”的雕塑（空雨衣）。“空雨衣”即是我們追求效率迷失自己的我們，我們只是臨時在這個崗位上像機器人般的工作，只是空的。但是如果我是個管理者，固然但愿管理的公司內部人員有高效率，無可厚非由于效率高低直接和公司的利潤有關。諸多公司都以發明利潤為重要目的。就如當年漢迪所就讀的美國商學院的專家也是這樣教他們的，但是漢迪不這樣認為，他所認為的公司最重要的目的絕對不僅是“發明利潤”，公司重要目的應當是“發明利潤，方便能繼續經營，進而越做越好。”看似沒有多大區別，其實是用把利潤當成一種手段替代了把利潤當成目的。這種說法絕非模棱兩可的文字游戲，而是一種嚴肅的道德觀點。我們不能把某些必須做的事情當作是目的。在倫理學中，誤把手段當成目的，無異于背叛自己。從中可知，我們不僅是為了利潤而生存，更多是為了長久之計，這方面固然要更多地往顧客的方面考慮。公司的信條在美國頗負盛名，訂立者是前強生董事長羅伯特·伍德·約翰遜。信條中列了公司目的的優先次序：首先是服務顧客，另首先是服務普通員工與管理層，第三是服務社會。也成為后來的公司的管理者定下了一種準則。固然一種優秀的公司只有幾條空蕩蕩的信條是完全不夠的，需要的是一種更加好地管理和權力制度。為什么要強調這個權力制度？由于這個在我們國家很需要重視。在大部分中國公司，下級對上級有著絕對的服從，和上級對下級有著權威的意義。這會造成什么呢，會造成公司下級初來的有能力的人很難有發揮的空間，像諸多公司的管理制度不嚴。“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不公平的管理制度不僅會減少員工對工作熱情，還會影響公司久遠的發展。對于員工“空雨衣”的象征概念，促使我們正視一件事，如何在為個人的愿望與決策找到立足的平衡點。但多個文化對個人尊重程度不一，使現在世界各地有一種普遍趨勢，那就是個人在面對組織、國家、跨國機構時，無力感與日俱增。除非讓每個人覺得自己能夠負擔起若干個責任，否則沒有但愿讓人們穿越悖論。因此需要變化管理的組織構造，不能讓單一下級完全服從上級。即使也有部分公司開始變化組織構造把部分權力下放給小單位與地方單位，以開辟出一條途徑，即使引發了許多混亂，但是確實給了這些員工某些工作熱情。但是公司對個別員工授權這方面還是不夠的，我們應當更近一步，以反映出新權力均衡狀態，這也是漢迪所提出的，他認為應當更加好地辦法是采用聯邦制。聯邦制當時設計的時候，目的是要在同一機構里發明出某種權力均衡狀態，這種制度讓組員擁有最大的獨立自主權，又讓他們彼此之間保持一種必要的互相依存關系，它能激勵差別，卻又對此有所限制。這種制度的好處是弱小者也有機會成為強者，能更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