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阿q英雄傳》中的生存與生存

巴特辯稱，“小說家不是歷史學家，不是預言家。他是一位存在的收藏家。”。”1蕭紅,這位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識與生命追求的30年代文學洛神,以其“健全的精神,越軌的筆致”,以其飽蘸著血淚與膽汁的文字,孤寂而執拗地追問生命的本質,探索存在之謎。她的作品,沖決了原有的政治的社會題材范圍,形成了對于傳統的反動,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一道明麗而新鮮的陽光。蕭紅以全新的現代眼光,冷靜地觀照著北中國那片沉寂的土地,焦灼地審視著人們的生存方式與文化形態。她不無心寒地發現,那些“自然的奴隸,一切主子的奴隸”們,他們雖然活著,但已經完全喪失了作為人的主體意識,他們的生命因此而沒有了價值與意義;他們創造并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是一種畸形、停滯、病態的文化。這種病態的文化生態,反過來又不斷地將人之為人的東西剝蝕掉,從而把人類引向一種更加愚昧、麻木的非人狀態。在那兒,人與文化之間那種正常的循環系統已完全被破壞了,存在的只是一個由病態的人與病態的文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可怕的惡性循環,一個黑色的生命怪圈。身陷這個怪圈中的人們,其精神狀態如何?他們又是怎樣生活的呢?蕭紅以滴血的筆致,真實地揭露了失去主體生命意識的人在病態的文化生態中所受的精神摧殘與毒害,以及他們永遠也逃脫不了生存的困窘這一悲劇性事實。這種對精神病態的揭示與對生存困境的勘探,充分體現了蕭紅對人、對人的生存與命運的關注,這是一種寬厚的人道主義情懷。一時間—生活的差生化人類生存的困窘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不只是物質的,更有精神的,而精神上的困窘才是最根本的,它是人類最深層次的悲劇。魯迅先生很早就認識到,中國人所受的精神毒害與摧殘,遠比他們所受的政治、經濟的壓迫與剝削要嚴重的多,并以其深邃的思想與獨到的眼光向人們昭示:我們的民族精神病態,即“國民性弱點”,才是我們民族長期積弱的根本原因。于是他在探視整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層面上,用文學的形式展開了改造國民性的偉大工程。僅一部《阿Q正傳》,就把中國人身上隱藏多年的精神劣根性赤裸裸的暴露出來,真正畫出了“沉默的國民的靈魂”,阿Q因此而成為一個帶有“泛化”色彩的形象,成為國民劣根性的代名詞。作為魯迅私淑弟子的蕭紅,從踏上文壇第一天起,就一直走在魯迅所開辟的現實主義道路上,她受到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思想觀、文學觀的深刻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旅居日本時,她就在給蕭軍的一封信中談到中國人具有“民族的病態”和“病態的靈魂”,并在1938年的一次抗戰文藝座談會上,明確地提出:“現在或是過去,作家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2這表明她已清醒地認識到了吾國吾民的精神弱點及其對社會發展的強大阻力,在以后的創作中她就自覺地在人的精神領域里進行探索,塑造了一幅幅阿Q的群相與個體相,展示了當時人們愚昧麻木的精神病態,并由此來觀照他們生存的深層困窘。蕭紅自覺地、清醒地站在現代文明的高度來觀照、反思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和人們的生存狀態,為他們那種原始的生存方式與精神空白而憂慮,而焦灼。他們平平靜靜地生,平平靜靜地死,平平靜靜地過著百年不變的生活,“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河,而今依舊似十年前……”人們沒有欲望,也沒有追求,這是一片死寂的精神荒漠,歷史在這里重演著,輪回著,凝滯著。蕭紅被一種難以排遣的憂憤之情深深地攪擾著,不能平靜,也不能泰然,她含著淚解剖著、刻畫著呼蘭人那種麻木、無聊的精神劣根性,觀照并批判著人類生存的尷尬的病態。蕭紅筆下的呼蘭人因循、保守、頭腦僵化,他們只承認既成秩序的事物,因此任何新事物都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只因那個牙科醫生廣告牌子上畫的牙齒太大,人們便不再光顧其中,即使牙疼得非常厲害。更具諷刺意蘊的是蕭紅對東二道街上大泥坑的描寫。這個大泥坑淹死過牛馬豬狗等動物,也淹死過不少人,可是,“說拆墻的有,說種樹的有,若說用土把泥坑來填平的,一個人也沒有。”因為它已成了呼蘭城獨一無二的“城粹”,成為人們調劑無聊生活的談資。在蕭紅不厭其煩的描寫中,我們看到了民族劣根性的象征性形象。蕭紅筆下的人物,也有阿Q式的自欺欺人,維護可憐的心理平衡的自我調節能力。他們明知自己吃的是瘟豬肉,卻絕不說是瘟豬肉,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就行了,倘若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孩子一語道破天機,就會惹來鄰人的白眼與父母的毒打。蕭紅與魯迅一樣,深深體會到了中國人的那種麻木、愚昧的精神狀態,無聊、死寂的生活方式,以及“瞞”和“騙”的劣根性。而且,蕭紅筆下的人物也不乏看客們的無聊、冷漠、無事生非、愛看熱鬧。老胡家跳大神,遠遠近近的人全去看;小團圓媳婦剛來的時候,人們更是滿懷好奇、爭先恐后地往胡家跑;王大姑娘與馮歪嘴子戀愛并同居,更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致,他們撲風捉影地編造事故,樂此不疲地飛短流長,麻木殘忍地落井下石……這里有深不見底的黑暗,有深入骨髓的麻木與無聊。正是從這種生活中,蕭紅體味到了人生的大悲哀、大寂寞與大絕望,也激起了她對病態人生的強烈厭惡,對健康生活與人的覺醒的熱切呼喚。蕭紅對魯迅“畫出沉默的國民的靈魂來”這一創作主張心領神會并努力繼承。她自己就曾這樣明確表示過:要“寫《阿Q正傳》、《孔乙己》之類!而且至少要在長度上超過他!”3前面我們已論述了蕭紅筆下的沉默的國民靈魂的群相,不僅如此,蕭紅還塑造了幾個具有鮮明的阿Q性格特點的典型形象。如《王四的故事》中那個既善良又奴性十足的王四,他心甘情愿地為主人做事,糊糊涂涂地遭主人戲謔,對自己的奴隸地位卻毫無所知。在《家族以外的人》、《呼蘭河傳》里,蕭紅又精心地塑造了有二伯這樣一個帶有喜劇色彩的悲劇式人物。他在主人家干了一輩子雜活,但貧困的經濟條件,使他居于眾人之下。老廚子拿他取笑,孩子們也都不尊重他,主人更是不時地毆打這個長他一輩的老人。他的處境固然悲慘,但他卻愚昧無知、麻木不仁。明明是仆人,卻喜歡別人叫他“二掌柜”;當遭到主子打罵時,他不敢直接對抗,只好把怒氣發泄到孩子、雞狗、石頭等沒有反抗能力的東西身上,以求得暫時的心理平衡。這不正與阿Q遭到別人欺壓時只好向比他更弱的小D、王胡、小尼姑們發泄以維護那點可憐的心理平衡如出一轍嗎?而且,對同樣處于社會底層的其他被損害者的悲慘遭遇,有二伯卻一點都不同情。當得知王大姑娘與馮歪嘴子同居并生子后,他便憤然表白了自己對她的鄙夷與厭惡,他罵人家“長的一身窮骨頭窮肉,那穿綢緞的她不去看,她看上個灰禿禿的磨倌。真是武大郎玩鴨子,啥人玩啥鳥。”其愚昧、麻木之態,溢于言表。在埋葬了小團圓媳婦后,他也去喝了酒,說“酒菜真不錯”,“雞蛋湯也打得熱乎”,像是過年回來,充滿了歡天喜地的氣象。不論是王四,還是有二伯,他們都是三四十年代的阿Q,是勞動者中的孔乙己,他們身上集中體現了我們民族心理中那病態的因子。蕭紅以含淚的笑,對這種病態的人生和扭曲了的民族心理發出了含蓄卻強有力的質問與譴責。有人說:“從第一篇小說《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場》、《呼蘭河傳》,蕭紅從農民生態到心態,從對農民日常生活的真實描寫到對國民性的反思,創作側重點轉移到集中批評病態的社會心理,批判封建主義傳統意識對人民的精神毒害上,這種轉移無疑是由生活的表層向深層的運動,是從社會現實機制向社會心理機制的深入,體現出蕭紅的深化成熟。”4這的確是在對蕭紅的創作作了較到位的分析把握后而得出的結論。但同時,它又引起了筆者對另一個問題的思考:難道蕭紅作品的深層意蘊僅僅停留在國民性改造這一層面上?她的獨到之處在哪里?經過對文本的反復閱讀與深入思考,筆者認識到,國民性問題的確是蕭紅創作的中心問題,但這也僅是其中的一個層面而已,與它同時存在的,還有其他更為深層的東西。如果研究者只一味強調國民性改造問題而忽略了文本所顯示出來的其他內蘊因子,就不能全面、客觀地把握蕭紅的創作,就是對蕭紅作品的誤讀。蕭紅繼魯迅之后的確是自覺地承擔起了改造民族靈魂的重擔,但在反映改造國民靈魂的時代歷史內容的同時,她更多地傳達的卻是對人類生存狀態的焦慮與凝視。這一點正是她與魯迅的不同。魯迅描寫宗法制農村中的種種病態心理與病態人生,是為了揭示出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即以反思整個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的方式,來達到重鑄民族靈魂,改造與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目的,具有很強的社會功利色彩。而蕭紅則更重視個體的生命體驗,她從人類學的角度,去關注人,探求人在一定歷史時期的生命本相與生存狀態。她以敏銳的目光感受紛亂復雜的現實人生,并通過筆下的人物形象,將自己的體驗與感受充分地表達出來。她對那些阿Q群相與個體相的描繪,一方面固然是為了批判病態的國民劣根性,但同時從她那痛心疾首的描寫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幾千年封建思想和傳統習慣的統治,是怎樣腐蝕了人們的頭腦,扭曲了人們的思想感情,剝落了人的主體意識,消解了人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將人徹底變為生存困境中的被動存在體,人們因此失去了生活的目的,渾渾噩噩、糊里糊涂,生就是為了死,幾乎與牲畜無異,他們不僅已淪為自然的奴隸,也成了自身生活的奴隸。這就是人類在特定歷史環境中所陷入的一種尷尬、畸形的生存狀態。總之,蕭紅一方面具有啟蒙的使命感,擁有直面人生、批判社會現實的勇氣,對我們的民族病態進行了揭露與批判,這是其作品表現出來的顯性意向。另一方面,蕭紅在真實冷峻地描寫當時中國人非人生活的同時,思考的是中國人應該怎樣才能擁有健康、正常的生存狀態這樣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暗示人應該強化主體意識、追求生存的價值與意義,才能打破那個可怕的生命怪圈,獲得徹底的解放。這種對人的關注,對人類生存現狀的焦慮與凝視,正是蕭紅作品的隱性意向。筆者認為,蕭紅作品所呈現出來的顯性意向與隱性意向這兩個層面是并重的,她的作品,可以看作是批判民族病態與關注人生價值的二重變奏,它體現了五四時期人的解放的文學主題在更高層次上的發展。二“悲養殖”——從“悲恤”到“悲劾”為探索人類的精神領域,燭照民族文化心理,實現對國民劣根性的徹底揭露與批判,蕭紅將人生的病態與心理的異化這血淋淋的事實赤裸裸地展現于讀者面前,令人觸目驚心,從而帶給人們這樣的思考:這樣麻木非人的生活,這樣痛苦無聊的人生,早就該結束了!人應該努力爭得做人的資格!其實這也正暗合了蕭紅本人的深層心理意向,她始終都在苦苦地思考這個問題——人類應該怎樣生活才能擺脫愚昧、病態的社會心理?怎樣才能實現人的價值?她的確以敏銳的藝術感受力,靈敏地捕捉到了病態民族文化的陰影,并驚人真實地描繪出歷史惰力的可怕力量。但是,由于缺乏思想穿透力,她就不可能站在時代的高處透過歷史現象來挖掘出它的深層原因,并進而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她在歷史現象面前停止了進一步探索的腳步。因此,與魯迅的作品相比,她的作品就有一種無能為力感,痛苦、焦灼,而又無可奈何。這一局限使她不可能為筆下的人物找到一條光明的解放之途,而只能任他們在那個黑色的生命怪圈里,在生存的永恒困境中掙扎、殘喘,承受無邊無際的苦難。這樣,她的作品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了一種宿命論的色彩。但也正是她作品所顯示出來的這種不知如何是好的人生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又觸到了人生的悲劇性結局與生存的永恒困惑,使她無意之中揭示了關于人生、生存的某些本質,因而又具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與哲理高度。因此蕭紅的片面、局限之處,也正是她的深刻、成功之處。蕭紅對生命、生存的獨特認識,使她在思考、表現國民性主題歷史意蘊時,與五四時期的思想啟蒙作家有著根本的不同。五四時期的思想啟蒙作家,大都采用一種“俯視”的寫作視角來表現下層人民的生活與命運,對他們的不幸處境與思想狀況流露出悲憫哀怨、陰郁沉重的感傷情緒,如魯迅的《故鄉》、《祝福》,葉紫的《星》,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這些新文學作家大都只是把下層人民當作一種認知客體,一種寫作對象來看待,或同情他們的悲慘處境與不幸命運,或揭露他們愚昧、麻木的精神劣根性,所表達的都是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哀怨之情。也正因為這些作家只是把其筆下的人物當作一種被動存在的客體,也就往往看不見他們的潛在力量,這就有了閏土的愚昧、迷信,向命運屈服;有了祥林嫂帶著對地獄的恐懼黯然熄滅了生命的燈火;等等。這些富有良知的作家,大抵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自覺地擔當起了啟蒙任務,他們站在一定的歷史高度上,為筆下的人物指明出路。這體現了當時作家一種靜態的審美意識。而終其一生都在關注人、關注人的生存與命運的蕭紅,卻沒有高高站立于她的人物之上,她把筆下的人物作為主體,并將自己的靈魂融于其中,讓他們去體驗生活的種種苦難,感受主體意識淪喪后生命無價值的人生悲劇,從而展示他們的生存困境。而這種困境,又是當時普通中國人的生存縮影,誰(當然也包括蕭紅本人)也無法逃脫。因此蕭紅說:“我開始也悲憫我的人物,他們都是自然的奴隸,一切主子的奴隸。但寫來寫去,我的感覺變了。我覺得我不配悲憫他們,恐怕他們倒應該悲憫我咧!”3這種對筆下人物從“悲憫”到“被悲憫”的過程,正體現了蕭紅思想的深化成熟。蕭紅一開始也“悲憫”她的人物,這正是五四時期啟蒙者式的“悲憫”。由于這層“悲憫”,蕭紅的作品帶有了一層意識形態化的意味,即國民性批判問題,她批判了那種“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說是動物性的,沒有人的自覺”3的生存方式。同時,正因為這“悲憫”,她也給筆下的人物指明了出路,如《生死場》中,“這些蚊子一樣的愚夫愚婦們就悲壯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戰爭的前線,蚊子似地為死而生的他們現在為生而死了。”5雖然胡風的這一主題判斷有些放大蕭紅作品的意識形態意義,但其中含有這一成分則是不言而喻的。但后來蕭紅“感覺變了”,她發現了這種“悲憫”的不可靠,從她的人物的生存狀態中,她發現了一種與自己的思想、情感相契合的東西,發現了自己在生存困境中的同樣無力。這種因“悲憫”而給他們指的路也是可疑的。民族解放戰爭勝利之后,他們就一定能改變原先的的生存狀態嗎?就能真正實現人的解放嗎?那只不過是作者自己的一種主觀愿望罷了!明了了這些的蕭紅發現自己根本無力幫他們改變這種生存的困境,也就沒有資格去悲憫他們。她于是同筆下的人物“一齊受罪”,去體驗、承受生存的困窘,燭照生存的意蘊,這在《馬伯樂》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馬伯樂是一個行為上退卻,精神上幻想進取的典型的知識分子阿Q形象。他的人生哲學就是一個“逃”字:從家里逃到上海,又到武漢、重慶。這個“逃”字具有鮮明的精神勝利法的特點:在行為上表現為一種退卻和逃避,而在精神上又表現出一種自慰式、幻想式的進取和勝利。這在他的戀愛生活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與其說他追求的是愛情,倒不如說他追求的是虛幻的“高貴”。當王小姐提起有人向自己求婚并征求他的意見時,他不但沒有為這種愛的暗示而感動,反而認為這樣一個女子,“人人都可以向她求婚,那還有什么高貴?”在這種理論的支配下,他疏遠了王小姐。但當王小姐真與他斷絕了關系時,他又苦惱、后悔,不過也很快就得到了精神的勝利:“王小姐畢竟出身高貴。高貴的女子,是不可玷污的。”再說被公主拋棄也是值得的,因為“公主是世界上很少有的。”這不正像阿Q的永遠滿足嗎?蕭紅對馬伯樂性格的批判,構成了她批判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也正是通過馬伯樂這一形象,蕭紅思考了一個與那個時代關系密切的問題:民族劣根性不根除,國民精神不改變,我們的抗戰會勝利嗎?我們的民族還會有出路嗎?但僅僅把《馬伯樂》當作一部批判國民劣根性的作品來讀,這還遠遠不能全面地把握作品的價值。這部作品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還觸到了生存——這個永遠困惑人類的問題,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