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外匯市場管理

抗日戰爭初期（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上海外匯市場的發展不僅與上海的工業經濟和社會生活密切相關，而且成為戰爭戰爭（包括中國和日本之間全面戰爭和歐洲戰爭）進程的領導者。上海外匯市場的變化不僅直接關系到法幣的穩定，也關系到各種國內外金融機構的利益。從特定角度來看，它反映了國民政府和上海金融業務部門之間的關系。筆者在參考了有關論著1和近年來新刊布的資料文獻的基礎上,擬進一步梳理這一時期上海外匯市場演變的基本情況,探究各種力量是如何交互作用從而影響戰時上海外匯市場的。一有了逃避資金的外匯市場自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實施法幣政策之后,上海外匯市場大體上實行自由買賣的體制。由中央銀行公布外匯官方牌價,中央、中國、交通三家政府銀行是法定外匯買賣機構。匯豐、麥加利、花旗等洋商銀行則可以自由買賣外匯。其余華商銀行既可從事代理進出口商辦理結匯購匯的業務,也可以直接從政府銀行與外商銀行買賣外匯獲利。1937年八一三抗戰爆發之初,自由外匯市場和政府外匯政策都受到了沖擊,各家金融機構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金融業十分關注事態的進展。時任國務委員和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和財政部次長徐堪曾在上海緊急邀請金融業頭面人物,商議決定了《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p627)。這一辦法旨在限制提存、鼓勵存款,以穩定市面,但實際上也含有通過控制法幣流通量來減輕對外匯市場壓力之考慮。整體看來,從1937年8月到12月間,國民政府對上海外匯市場仍采取無限制供給的政策,且對于1元法幣合1先令2便士半的英匯、100元法幣合30美元左右的美匯,始終予以維持2。據統計,從1937年8月13日起到1938年3月修訂外匯政策時止,中中交三行在上海出售的外匯約有5000萬美元之多(p209)。上海金融業非常關注外匯市場的資金逃避,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機關刊《銀行周報》各期匯市報告中常見下列記載:“一周間政府銀行供給外匯之額,吾人估計為五十萬鎊”,“第二周情形相仿”,“第三周市上需要外匯之情形且變本加厲”,“某一日市上嘗有三十萬鎊之需要,此大部分由某商獨購入”。(p9)可見一部分銀行成為有產者逃避資金的工具,這在造成外匯市場壓力方面,與日人從事套購外匯無異。其實,早在八一三戰事爆發后不久,上海商界和金融界便指出:“日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商業停頓,勢甚嚴重。……輿論無不歸咎于銀錢之緊縮營業所促。求其實,以銀錢業立場而言,亦有難言之隱。致亂之由實為一般有錢之怕死階級所造成。警訊一傳,只恐國之不亡,存身無地,向行莊競提存款,改買外匯,或購置現金,幾釀崩潰?！彼麄冊跽垏裾杆賹嵭小敖y制外匯,以作釜底抽薪之計,否則不待人擊,而自致崩潰”。待到1937年11月中旬國民黨軍隊西撤、上海陷為孤島之后,上海一些銀行又向香港大量匯款,這進一步影響了上海市面的穩定。業已遷至漢口辦公的國民政府財政部于12月下旬致電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近據報告,頗有利用機關名義匯送大宗國幣前往香港情事,若不加以限制,則資金輾轉外流,將至影響整個金融之安定。特規定嗣后各銀行對于匯港款項,無論系機關或個人名義,均須報經本部查明。如非確屬國防急需或有正當用途者,各行不得承匯。”這就給上海銀行業的對港匯兌業務帶來極大限制,引起不少客戶和銀行的不滿。于是,財政部不得不對上海銀行業向香港的匯款問題作變通:匯款數在1000元以下的準各行審核酌辦,在1000元以上者仍須報財政部審查。這樣,在維持上海市面資金融通和監控銀行匯兌業務之間,暫時實現了平衡。但在外匯市場上,情況就要復雜得多了。1937年11月上海淪為孤島后,市面逃匯之風愈演愈烈,中中交三行售匯額激增。11月上半月,中中交三行每周供匯約50萬鎊,到下半月即增至每周150萬鎊(p526)。1938年3月初偽華北臨時政府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出籠后,上海刮起了嚴重的購匯風潮,對國民政府在上海孤島維持匯率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國民政府財政部決定實施外匯請核制,具體而言:“(一)外匯之售出,自本年三月十四日起,由中央銀行總行于政府所在地辦理。但為便利起見,得由該行在香港設立通訊處,以司承轉。(二)各銀行因正當用途于收付相抵后需用外匯時,應填具申請書送達中央銀行總行或其香港通訊處。(三)中央銀行總行接到申請書,應即依照購買外匯請核規則核定后,按法定匯價售與外匯?！庇谑?從1935年11月4日以來的“無限制買賣外匯”政策實際上已被放棄,轉而實施一定程度上的外匯管制辦法,即只有經中央銀行審核為“正當”的需求,方得以在上海中中交三行購匯,其他一概停止供給。根據上述規定,上海所有的商業性外匯審核及供應,均須由當時在漢口的中央銀行總行或在香港的通訊處辦理,且每周僅審批一次。1938年3月第1周申請額有90萬英鎊,核準僅45萬鎊;第2周申請額達120萬鎊,也只批準45萬鎊;第3周申請額為154.45萬鎊,僅核準42.85萬鎊。對此,上海銀行業和錢業均感不便,于3月31日致電行政院長孔祥熙,指出自外匯請核制“實施以來,每周陳經核準之數達數十萬鎊,雖足應付正當需要,但滬市仍有嚴重影響,以致經營商業者紛起爭購,人民亦以為恐慌將至,極度不安,是以外匯驟縮,物價上漲,長此以往,匯市金融固將受其影響,即全國金融、整個法幣,亦慮受其牽制。屬會管見所及,不敢緘默。政府高瞻遠矚,當有補救辦法。敬祈迅賜方針,消弭隱患”。在金融業看來,雖然上海已經成為“孤島”,但依然是當時最大的外匯買賣中心,對每一筆購匯申請都要通過漢口或香港的異地核準,這不啻關閉官方外匯市場,因此對實施外匯請核制的影響明確表示擔憂。對于上海金融業的憂慮,財政部很快作出決定:中央銀行在上海設立外匯通訊處,此后上海商業性申購外匯,可以不必遠求漢口或香港。同時財政部辯解稱:“前頒購置外匯請核規則,原為防止敵人套取外匯保障法幣準備起見,凡屬正當用途,自仍照常供給,數周以來核定之數,力從寬大,較之一二月前央行售出外匯數目,有多無少,事實具在,足見政府對于幣信維護。至滬市人心恐慌,市面不安,自系為奸民謠言所惑,自本部核定設立上海通訊處,以司請購外匯承轉事項以后,既有事實證明,上項謠言當可平息,市面亦可復元矣。”但由于中央銀行審批購匯要求并無確定之依據,1938年3月中旬到5月中旬,中央銀行共核準供匯約為350萬鎊,以后審批標準愈益從嚴,核準數額越來越少,6月份的核準額僅占申請額的8%,7月份更下降到3%。外匯牌價則持續下跌,3月下旬每1元法幣的英匯跌入1先令,而到8月中旬,英匯一度跌破至7便士9687。(p527);(p2570)當然,上海各銀行之間受外匯請核制度的影響程度有所不同。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外匯經營銀行,在香港有分行,在海外亦有代理行,通過滬港兩地套做,即可把法幣輾轉運到香港,低進高出,外匯買賣獲利頗豐。1938年該行的上海分行就在這類外匯“兌換手續費”上贏余220多萬元,按當時的匯率折合成美金也有二三十萬元。(p28)上海外匯市場匯率的下跌,雖然還不能完全等同與法幣本身價值的暴跌,但對國統區人心之穩定仍有較大負面作用,財政部當然頗為焦慮,甚至把匯率暴跌的原因歸之于上海銀行業:“近據密報,本國商業銀行仍在市場競購外匯,實屬不顧大局,搖惑人心,即希轉知各行,嗣后不應再有此種行動,如有正當需要,自可照常向中央銀行申請購買。事關鞏固幣制、安定金融,各行務須仰體政府,一體遵照,尚仍只圖一己私利,罔顧國家利益,一經本部查覺,定當執法嚴繩,不稍寬貸?！边@可視作抗戰爆發以來財政當局對上海金融業措辭最為嚴厲的一份電文。上海銀行業和錢業同業公會經磋商后,復電財政部辯稱:“元電敬悉。遵經轉致各會員行莊,僉以外匯為金融命脈,值此時艱孔急,鈞部苦心維持,同業休戚相關,無不仰體宏旨,終始擁護,從無競購或操縱情事。雖有客戶以正當要需委托代購,除難以推辭者外,無不設法婉卻。查滬市外匯需要,以進口行商為多。三月十四日后行市漲落,悉視洋商銀行掛牌為準。屬會等各會員行莊進出外匯為數甚少,重承電訓諄奉,自應格外惕勵,以副鈞部安定金融之意。”可能感到不滿之意過于外露,電文拍發時刪去了原稿中如下字句:“倘鈞部認為仍有競購操縱情事,盡可派員查勘,以明真相?！钡?上海銀錢業同業公會的態度還是非常明確,即完全否認來自財政部的指責。在實際操作中,國民政府還通過了其他限制措施。1938年6月15日,中央銀行通知各銀行,限定申請外匯之各項商品名目,即限制進口貨申請的種類。6月25日,公布了申請外匯的新辦法,規定各銀行在申請外匯時,須提供十足現款,并由各業填具進口匯兌證明書;同時對銀行代理申請的傭金作了明確規定,不得增減。同月貿易調整委員會公布《商人運貨出口及售給外匯辦法》,規定出口商必須向中國和交通兩行取得承購外匯證明書,應得貨價的外匯也必須售予中交兩行,換得法幣。上述規定不僅直接影響到進出口商,也是對一般華商銀行代理外匯業務的限制。另一方面,根據財政部的指示,作為政府銀行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英商匯豐銀行則對上海匯市暗中加以維持,力圖使匯率維持在8便士和8便士半之間。以后武漢與廣州失陷,1939年初國民政府宣布對戰前以關稅擔保各債本息不再墊付,以及日偽在華北大量收購法幣轉向上海套匯,都曾對上海外匯市場造成不小的壓力。為了維持外匯匯率,僅中國銀行在1939年2月16日至5月22日,便向上海市場出售了英金近120萬鎊(p477)。然而,當時上海的中外套匯力量已經非常之大,單靠中方政府銀行外匯存底中可動用部分,已經無法應對了。二國民政府對法幣強化的貢獻在自有外匯儲備不敷應付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只得求助于在華外國金融機構的支持。1939年3月10日,中英兩國的4家銀行的代表(中方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英方的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簽署協定,共同建立總額為1000萬英鎊的法幣匯率平準基金,其中匯豐銀行出資300萬英鎊,麥加利銀行出資200萬英鎊,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共出資500萬英鎊,專用于維持上海和香港兩地外匯市場的法幣之英鎊匯價(p143—150)。為此還在香港設立了平準基金管理委員會,由上述四家銀行各出一名代表,另由英國人羅杰士代表國民政府參加平準基金委員會,并擔任主席。由匯豐、麥加利銀行這兩家在上海地位最重要、影響最大的英商銀行公開和直接出資,又有英國政府作為英方投資擔保,確實是對國民政府維持上海外匯市場的大力支持。但是中英平準基金的建立已偏晚、數額也不足,單憑外商銀行的力量是不夠的。如中國銀行除了直接向平準基金提供325萬鎊外,當1939年6月下旬基金行將告罄之際,又向平準基金會結售97萬鎊,墊付平準基金會基金利息36378英鎊10先令9便士,還向政府機關等出售外匯43784鎊11先令8便士(p478)。事實上,就涉及的外匯數額而言,中國、交通這兩家政府銀行所起的作用要更大一些。國民政府曾對中英平準基金的設立抱有較大希望。平準基金委員會按法幣1元合8.25便士和法幣100元合16.0625美元的匯價售匯,并力圖維持在這一水平上。但由于通貨膨脹、物價上揚,加上日偽方面不斷以法幣套取外匯,以及投機商的推波助瀾,使平準基金不敷應付,法幣匯價也不可避免地低落。至1939年5月底,基金已售出總額三分之二,至7月中旬,基金幾乎耗盡(p2241)。國民政府的外匯儲備也下降到抗戰爆發以來的最低點,中央銀行的外匯結余僅剩2500萬美元(p163)。中英平準基金設立后不久,1939年5月偽華興商業銀行在上海成立并發行偽幣,與華北流入的偽聯銀券一起套匯,直接影響到上海外匯市場的穩定。于是,國民政府財政部密電上海銀錢業公會:“自電到之日起,凡我金融同業絕對停止津申偽鈔匯兌,不得稍有違背。如再牟利經營,一經查出,定即予以最嚴厲制裁,決不姑容。仰即轉飭各會員行莊一體恪遵,勿稍違背,致干法紀?！?月20日上海銀行公會收到財政部來電后,當日轉各會員銀行查照辦理。然而偽幣在上海的流通難以扼制,上海全市商業行莊不下數百家,業務往來也難以避免收受偽幣。根據平準基金委員會的指示,上海有關銀行為了避免套匯,于6月7日停止供售外匯。這一措施立即導致匯率下降,當日匯豐掛牌便猛縮至7.75便士,整個上海金融市場頓見不穩,標金價從2098元暴漲至2256元,8日金價更狂漲至2444.9元,紗布等國貨價格也隨漲。待到英匯降至6.5便士后,才稍有穩定。至6月19日匯豐等銀行繼續按牌價售匯,金價方得以回落至2620元,旋又漲至2700元。7月18日平準基金委員會再度停售外匯,市場上法幣匯價一路下跌,8月中旬英匯平均為3便士4843,9月中旬美匯平均為6美元5781,都是1939年內的周平均最低價。從1939年6月3日到8月19日,英匯已跌去四分之三。(p1412);(p2752)鑒于法幣正式牌價與黑市之間存在巨大落差,國民政府曾在1939年7月1日起另訂商業匯率牌價(1元法幣合7便士),由上海中交兩行對外掛牌。同月國民政府財政部對外匯售結和申請購買,作出了新的規定。在出口貨物方面,財政部公布了《出口貨物結匯領取匯價差額辦法》和《非常時期禁止進口物品辦法》,從抗戰初期單純的外匯管理發展為對進出口匯兌的管理。與此同時,財政部廢止了1938年3月12日公布的中央銀行購買外匯請核辦法與相關規則,中央銀行不再直接審核商業購匯申請事宜,而讓上海租界的中交兩行在供匯及維持匯市方面,承擔起更多的責任。盡管國民政府與有關銀行竭力維持在上海租界的外匯市場,法幣匯價下跌趨勢仍難以遏制。至1939年8月上旬,雖然中央銀行掛牌仍為英匯為1元法幣合1先令2便士半,美匯為100元法幣合30美元,但較能反映市場實際狀況的匯豐銀行掛牌,英匯一度縮至1元法幣合4便士,美匯為100元法幣合7.75美元。為了繼續維持上海租界的匯市,從1939年5月起,中國方面就開始向英國政府接洽獲得新的平準基金,但英方態度消極,國民政府暫時無法獲得更多的外來資助來維持上海的外匯市場。1939年8月下旬,歐洲市場英鎊價格下跌,加上9月初歐洲大戰的爆發,英鎊集團成員大部分脫離該集團,英鎊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一度受到重挫。在上海,一般人士對外匯的信心曾發生動搖,而對法幣的信心有所增強,法幣的匯價有相當程度回漲。至1940年初,法幣對英鎊的匯價上升了80%,對美元的匯價也上升了55%。在此期間平準基金委員會購回了420萬英鎊,相當于以往出售外匯總額的40%。(p165)這是中英平準基金設立后首次出現的良性局面。至1940年春,上海市場上對英匯的需求大大超出美匯。平準基金會便著重維持法幣的英鎊匯價,凡有需要者,可隨時按4點125之標準價購買,3月14日一天供匯即超過50萬鎊。但是上海美匯收盤價從6元71875,縮至6元03125。這在客觀上便利于一些炒匯者利用上海與紐約之間的匯率差,在上海做英匯多頭,再在紐約拋出后購換美元獲利。上海金融業認為平準基金會的做法“不啻對投機者慷慨饋贈”,頗感意外和不解。但在平準基金會看來,暫時放棄美匯而專致力于維持英匯,要比同時維持英匯和美匯的穩定更能收效,否則“若英匯即期4點125便士價突破,或致搖撼人心,引起嚴重后果,故權衡輕重,毅然對美匯任其自然,置投機取巧者于不顧也”(p2106)。1940年3月,平準基金協定一年期滿,鑒于匯市又趨嚴峻,中英雙方均同意延長原協定。4月起,上海的外商和華商銀行紛紛購入外匯,加上投機商跟風,平準基金會的外匯儲備額再次下降。5月初平準基金委員會又一次停止向上海市場提供外匯,匯豐銀行也停止了向黑市供匯,租界外匯市場旋又動蕩。1940年5月4日,上海黑市英匯到最低價3便士125,美匯為4元4375(p2753)。6月2日,仍為英匯3便士6875,美匯4元90625的低價(p2635)。至1940年7月,平準基金會外匯存底僅200萬英鎊,難以繼續穩定匯市(p458)。匯市的不穩又影響到上海市場金價的上漲,麥、粉、棉紗等均漲價。上海外匯市場風潮迭起,于是重慶國民政府內部不時有人主張把平準基金的運用從上海租界改用于大后方,在后方創造一外匯市場,以免日偽套取外匯,同時鼓勵資金內移。當時四聯總處權衡再三,認為如在后方自由買賣外匯,那么上海等地的法幣流通數額將日減,“予敵偽以濫發偽幣之機會,而促成后方之通貨膨脹而已。故權衡輕重,似仍以在上海繼續辦理平衡工作為宜。至防止敵偽套匯一節,自應責成主辦人員,切實注意,其運用方法,亦以力求靈活,操之在我,而基金之售出,與補入亦易著手”(p1491、1492)。在市場的強大壓力下,為了維持延長期限后的平準基金,中方繼續由中國銀行向平準基金會結售英鎊,計1940年3月30日至6月27日結售89萬鎊,10月18日至11月6日結售35萬鎊。當年中國銀行直接在上海售匯22萬英鎊,又通過匯豐銀行售出46萬英鎊加57萬美元,通過美商花旗銀行售出180萬美元;中國銀行還在香港直接售出外匯合274121鎊4先令2便士。(p2256—2257)與此同時,中方還數度向英方提出,希望向平準基金增加新的認款。1940年7月6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代表和匯豐銀行的代表,在香港正式簽署了設立乙種平準基金的協定(p150—153);(p445—457)。該協定規定各行對平準基金的認攤額分別為:中央銀行300萬美元,中國銀行60萬英鎊,交通銀行200萬美元,匯豐銀行100萬英鎊。按當時的英美匯率,乙種平準基金總共約合1140萬美元。與1939年的平準基金不同,在乙種平準基金協定中,為匯豐銀行投資提供擔保的是中國銀行,而不是英國財政部,另應匯豐銀行方面的要求,國民政府財政部也提供了書面擔保,稱:“所有原合同訂明應由中國銀行負責向匯豐銀行繳還本息一節,并準由本部備函加以保證。”(p154—157)中英雙方簽署乙種平準基金協定的當月,上海外匯市場法幣的英匯回落至同年4月的水平。于是基金管理委員會不失時機地購回了200余萬英鎊(p166)。上海租界外匯市場得以有暫時的穩定。三以穩定法幣之保持安定為前提,加強對境外外匯管理委員會及平準基金會的管理1941年1月汪偽中央儲備銀行開業并發行中儲券之后,上海租界外匯市場遇到了更大的套匯壓力,重慶當局再度考慮放棄維持上海法幣匯價的政策,主張在日偽難以套匯的重慶另辟外匯市場。當時中方正分別與英、美政府洽商新的平準基金借款。英國政府認為在重慶不可能設立類似上海那樣的外匯市場,取消在上海租界維持法幣匯價的政策,則將使日偽有機可乘,因而堅決反對放棄上海外匯市場,并以此作為向中方提供新的平準基金借款的前提。中英雙方最后達成諒解:1939年設立的平準基金余額可用于上海、香港以外地區,新設立的1000萬英鎊平準基金(英方提供500萬英鎊)則必須用于在上海、香港維持法幣匯價。由于英方堅持以維持上海外匯市場作為提供新的平準基金借款的前提,中國方面只得在重慶新設立外匯市場的同時,同意與英方一起繼續維持上海的法幣匯市。1941年4月1日,中國政府分別與英、美簽署了平準基金借款協定。中英、中美平準基金又合并為“中英美平準基金”,其中英方共認1000萬英鎊(約合4000萬美元),美方攤認5000萬美元,中方出資2000萬美元(p481)。另設立由三方代表組成的平準基金管理委員會,共同維持上海的法幣匯價。中方的2000萬美元完全由四家政府銀行分擔:中央銀行700萬美元,中國銀行600萬美元,交通銀行400萬美元,中國農民銀行300萬美元。中英美平準基金運作之后,采用外匯審核制度,按規定匯價供給正當商業所需之外匯。另外,財政部擴大了原有之外匯審核委員會組織,改為外匯管理委員會,成為全部進出口外匯之管理中心。1941年9月1日,外匯管理委員會在重慶正式成立。有關處理封存資金、集中僑匯及取消上海外匯黑市經過、平準基金委員會規定上海買賣外匯辦法之經過,都向外匯管理委員會會議報告。另外,凡屬政府機關及企業發展申請用匯,由財政部外匯管理委員會直接審查,至于私人及商界申請購匯,則授權平準基金會審查。1941年4月中英美平準基金會成立之初,上海租界的匯價仍難以維持。從匯豐銀行牌價看,6月30日倫敦電匯3便士25,紐約電匯5美元25。待到8月初,匯豐銀行倫敦電匯進一步下探到3便士0625,紐約電匯5美元125。8月8日沖破3便士與5美元的英美匯最低點,8月9日分別為2便士8125和4美元75。一周之內,英美匯跌幅均達9%。為此,上海金融業呼吁:“此際人人心中存一疑問,即友邦所貸之平準基金安在,危迫之時,何以不見其挺身而出,乃任匯價委頓至是,或主持人方高會與香港與重慶,作宏遠之策劃,但市情瞬息萬變,必謀定而后動,毋乃太遲?；蛑^上海既為淪陷區,就支持匯價一點論,恐已被摒于平準當局。果而則前途將為冥冥之長夜。吾人于此似毋庸深究,關于此問題,渝方一電,即可變更全局。在大政方針未披露前,竊竊私議,并無補于時艱也?！?月11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王世杰對中外記者發表談話,在“法幣對外匯價若何維持,使其保持安定”問題上,王表示:“關于法幣對外匯價如何保持安定一節,已交由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運用基金,按照切實管理,與嚴防日方套取之原則,妥予處理。……所有應撥之資金,均已撥定,即可積極開始工作。此后我國幣制與英美兩國之貨幣保持和諧而安定之關系云?！?月12日,平準基金會美國委員福克斯、英國委員霍伯器,先后由香港抵達上海,與上海四行及匯豐、花旗、麥加利等銀行的負責人會晤,收集凍結資金后上海匯市的材料,指示平準基金會實施辦法,以期鞏固信用,維持上海匯市,防止投機,杜絕套匯。但一周間匯市仍無起色,金融業人士憂心忡忡,再度疾呼:“自美匯降至五元以下,人民生活已受嚴重影響,物價漲勢,駭人聽聞。此間除擁貨居奇者外,其唯一以是獲利者為日元之藏戶?！现艽嗽@渝電,謂當局將實行穩定法幣,至實施辦法若何,終無所聞。按平準基金之建立,宗旨不外增強法幣地位,而此方面之行動迄今寂然。流光如逝,過遲則不及矣?！鄙虾＝鹑跇I對新設立的中英美平準基金的期望值,可說是非常高的。至于國民政府方面,進一步明確上海租界外匯買賣集中于政府銀行,一般商業銀行非經特準不得經營買賣。1941年8月7日,中央銀行通知原經營外匯業務的大陸、浙江實業等十余家華商銀行,所有7月26日前買進賣出外匯,先由各行在一周內互相軋平,其應收付款項委托中央銀行代為辦理收付或轉賬。此后各華商銀行外匯業務除在滬有外匯頭寸者外,均暫停。同時,中國銀行也通知上海經營外匯的十余家華商銀行,規定各項未了外匯處理解付辦法。這可以視作新平準基金運作之前國民政府方面的相應準備,以增加對上海外匯市場的直接控制力。中英美平準基金會開始工作之初,與上海經營外匯業務各銀行的關系并不融洽。1941年8月17日,平準基金會把美匯五美元又三十二分之一、英匯三便士又十六分之三的牌價電知有關銀行,要求次日起按照這一牌價供匯,并規定銀行的手續費為三十二分之一。然而18日上午上海匯豐銀行的牌價卻是美匯五美元又十六分之五、英匯三便士又三十二分之五。同時其他銀行仍繼續外匯黑市買賣。正如上?；ㄆ煦y行經理麥克所坦陳的,平準會的辦法過于簡單,銀行不知道平準會何種交易批準或不批準,不愿意冒然跟進。在上海外匯市場上,最初有9家中外銀行獲準對合法進口貿易供匯,即英商匯豐、麥加利、有利,美商花旗、大通,以及在滬中中交農四分行。以后又增加了東方匯理等銀行,共14家指定銀行得以代理申請結匯。進口商可以向上述任何一家指定銀行請結外匯,再經該銀行向平準基金會申請核準,便可照數按照匯豐銀行牌價付給外匯。這些銀行實際上起到了進口商與平準基金會之間的中介作用,并且參加了上海華商美匯存款的監管。由于上海中中交農四分行不敷客戶結匯之需求,后經財政部批準,在上海的若干華商銀行,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大陸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中國國貨銀行、國華銀行、中南銀行等,可以代理客戶申請外匯,指定與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接洽辦理。與第一次平準基金時期的運作相比,中英美平準基金成立后的購匯申請手續和管理制度要嚴格得多。而上海各有關銀行在整個維持匯市穩定的機制中,也就成為不可或缺的環節。1941年9月上旬,平準基金會在香港召開了管制滬港外匯市場會議,與會的英美銀行和華商銀行一致決定:“以后各行外匯交易,決按照平準會規定買賣匯率辦理?！?月6日,在滬外商銀行實行新頒結匯辦法,供匯標準參酌市場需要變動,由各指定銀行辦理。這樣各承辦銀行對平準基金會負責,進口商對承辦銀行負責,采取連環責任制。9月8日,平準基金會電令上海外商銀行停止黑市匯率掛牌,改由平準基金會所規定“優越價格”,扣除銀行傭金。10月1日,財政部下令取消中央銀行的商業匯率。這意味著以后上海租界金融市場上只有平準基金會所規定的一種官方匯率。由于平準基金會和重慶當局所采取的措施,上海租界外匯黑市一度受到重大打擊。但是,實際上出口外匯不易集中,最終還是流入了黑市,成為供方;大量進口品不能申請到外匯,便轉趨黑市成為求方,繞過指定銀行,直接與出口商劃賬;而非指定銀行如有外匯存在外商銀行,在申請核準后,仍然可以經營押匯。各指定銀行還允許客戶所存外匯轉賬。這些事實都說明了外匯黑市未能在上海租界徹底絕跡。外匯趨緊又直接影響到黃金價格騰漲。物品市場方面,棉紗價格也一路直上。這些使得上海金融業對平準基金會管制上海租界匯市的效果,又產生了懷疑。1941年10月13日至18日一周的交易日里,外匯市場風潮迅速擴大,造成嚴重后果。這一風潮起于美國合眾國際社發出的一條消息,即英美將不再繼續維持上海匯市。對此,金融業人士發出驚呼:“上海市場,頓如中風疾走,黃金逐日暴漲千余元,周末已沖出一萬八千元大關,棉紗日日漲停板,周末已高至二千五百余元。馴至百貨騰驤,萬物競昂,整個大上海,已籠罩于驚濤駭浪之中,此真古今中外所未有之劇變也?！瓨O度混亂之市況,已將整個社會卷入大恐慌之中,若不予以嚴厲限制,其前途實不堪設想。”上海金融業對平準基金委員會也提出了批評:“自美國宣告凍結中日資金,平準會出而管理匯市,究其初衷,當不外由穩定匯價進而安定民生,舍此該會實別無存在價值。但目睹今之物價漲風,洶洶之勢,將置小民于死地,該會于建立之始,所欲竭意避免者,非即今日之所見者耶,則其未能完成使命,自無可諱言。上海非僅為世界大都市之一,且分子復雜,環境特殊,并無一方,在此間兼有名義與實際之統治權,此際欲借若干銀行之合作,一舉而撲滅公開匯市,其事原極巨艱,稍一不慎,即害多于利。蓋處今之勢,吾人應以全力保持民眾對于法幣之信心,應小心翼翼以為之,未可魯莽從事?！钡搅?0月底,上海市面仍無好轉,且有愈演愈烈之勢:英匯創1便士75新低,美匯跌破2元625,米市出現200元之“破天荒高價”。平準基金會同意增加上海洋米進口外匯,每月至少200萬美元,煤外匯每月100萬美元。而金融業對平準基金會維持匯市的能力也更為失望:“今茲情勢之險惡,堪謂已到盡頭,再越一步,則千萬人之生活將無由持續矣。……今之一切市場,莫不寄生于狡譎之投機者與兇惡之囤積者肘腋之下,吾人已不復見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