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尋路中國》有感我的老家在浙江紹興，雖然不在浙江南部，不過溫州麗水我還是有些了解的，我的很多高中同學都是溫州或麗水人，甚至距離嵊州只有十多公里。所以《尋路中國》的第三部分所描述的情況相對于前兩者對于我來說更為熟悉。近年來，大量外來人口涌入浙江，尤其是低端勞動力市場幾乎全部由外來務工人員搶占。去年年底我的舅舅去勞務市場找工作，去那邊看了看就回來了：“人山人海，還多是外地人。”隨著住房需求的猛增，當地人憑著出租房屋每年就有不菲的收入，房價更是瘋長。我外婆家就有平均會有七八家房客，來自江西、貴州、安徽等地，多是一家子還有親戚都住一起。出來打工的年輕人往往年紀比我小得多，初中沒畢業，在各個地方做臨時工，不停地換著工作。去年年前，大部分住戶都回老家過年了，還剩下一家人。白天一家子人都出去工作了，留下兩個孩子。大的女孩五六歲，帶著自己兩歲左右的妹妹。姐姐每天洗衣打掃甚至喂飽自己和妹妹。我不知道小小年紀的她是如何完成這些不可思議的任務的。我外婆去頂樓洗衣服，她們就搬個凳子坐在遠處看，不敢搭話，問她她就回一兩句。除了看看電視，就和妹妹待在屋子里。這樣的孩子在附近何其多，幼兒園的學費對于當地孩子來說都太高，何況是她們。離家在外，甚至方便了她們的父母逃避計劃生育。我所知道的一家江西人在生了六個女兒后托我外婆將剛出生的小女兒送人，準備再接再厲。外來人員充裕了當地的勞動力，卻為當地人歧視。由于外來人口實在太多，有部分人口也會失業游蕩。遠在他鄉甚至也是無后顧之憂的一個理由，于是給當地治安找點麻煩。本地人就更為敵視和疏離外地人。但他們還是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你遠遠觀望我，我暗暗察看你，融入到同一個城市的夜色里。浙江人也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早期收益者，有很多像溫州人那樣精明的浙商活躍在中國商場上。在上個世紀末還是小學沒畢業的鄉下人，在上海浙江打地鋪闖蕩幾年，經過幾度破產和東山再起，到現在基本上也已經穩固了自己的小江山。很多中國人在急速轉型中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通過外在的物質表現形式展現給讓人，然后內地人被這種現象所吸引，紛紛出外淘金，“學不成名誓不還”。外界的變化速度太快，而人們急切的渴望擺脫貧困和落后。于是不只是現在的外出淘金者，包括已經在市場經濟中獲益的小有所成的人們，都不可避免的陷入到一種狼狽尷尬的境地中。書中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隨著急速轉型的社會快速地適應的人物——張寶龍，他是“新興”的風水先生之一，他論起市場經濟時精明跟他論地理風水時的精明分毫不差，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個不同的服務項目，從選擇配偶到選擇墳地——這就是“從頭到尾一條龍服務”。中國人的智慧與能干可見一斑，他們能夠在瘋狂的環境中努力適應，在新舊社會體制轉變的夾縫中堅韌生存。有一部分人從這種焦慮中脫穎而出，成為勝利逃亡者，但是絕大部分人猶如現在迷霧里，更多的是無力和茫然。作者在書中描寫到很多中國社會在與現代文明融合碰撞的過程中出現的無數不倫不類的現象。轉彎不知道打轉向燈，用火烘烤凍住的輸油管，盲目的學習西方的潮流，引進一些西方已經淘汰的事物再發展。一方面這些現象引人嗤笑，另一方面我們也為看到了人們的蹣跚進步而喝彩。畢竟，他們是不易的。在這里再提一點由書中作者對中國政體和媒體傳播導向的看法想到的。前幾天看了陳力丹的一本關于新聞學的一本書。曾經我們國家的報紙被要求“每句話、每個字都要代表黨，都得體現黨性原則。”這種說法在1956年黨中央124號文件中就批評了，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這類絕對的說法直到80年代中期才不知不覺消失。但是中國的媒體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報道方式和引導傾向，即使沒有上面的指示，還會自覺自發的朝著這個方向去做，除了缺少破舊的勤力，更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一位老太太摔掉了牙齒，補個牙都要歸功于共產黨的領導，在鏡頭前倍兒識大體地感謝黨感謝政府。我想中國的政府不能也不需要依靠這種虛偽的空話來維持自己的權力。歷史上任何國家或政黨都不可能依靠虛假來維護自己的統治，用謊言來展示它的正義性和正確性。既然如此，早早走出這種乖圈吧，讓大實話變成生活的主旋律！何偉的故事寫得很平緩，沒有大的波折和起伏，但還是打動了我。作家之所以能用他筆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