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近十年識字寫字教學研究文獻綜述安徽省阜陽市育新小學張軍摘要：“人生聰明識字始”，識字寫字對于學生的語言、思維發展和全面成長具有重要作用和深遠影響。自2004年以來，識字寫字教學研究的內容更加豐富，類型更加多樣，其中對于識字寫字的教材和教學的研究最為突出，但是也有一些領域和方面需要進一步拓寬、加深。關鍵詞：識字寫字；研究綜述“識字、寫字是閱讀和寫作的基礎，是第一學段的教學重點，也是貫穿整個義務教育階段的重要教學內容”。由此可見，識字寫字教學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語文教育中有著何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許多一線教師和專家學者對于識字寫字教學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豐富了對識字寫字教學的認識，拓展了研究領域和思路方法，促進了識字寫字教學的實踐。本文僅以中國大陸地區的全日制義務教育階段識字寫字教學的研究文獻為對象，不涉及特殊兒童教育、少數民族漢語教育、對外漢語教學等領域。關于識字寫字教材的研究綜述研究識字寫字教材的相關文獻主要包括對教材用字和教材文本的研究兩個方面，這其中又側重于文本的研究。對于教材文本的研究，集中于我國傳統蒙學教材的研究和古今中外漢語識字教材的比較研究。（一）關于識字寫字教材用字的相關研究研究識字寫字教材用字情況的相關文獻數量不多，主要集中于字量確定、字種選擇、字序編排、用字分布這幾個方面。由于種種原因，對于教材用字的科學性、合理性的研究不足，其觀點和看法也不盡相同，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孫聰在《小學低段識字教材中生字教學用字分布的合理性研究》中，通過對小學低段學生靜態識字與動態識字的實際情況的調查，運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把調查結果和人教版低段教材生字教學用字進行對比，分別剖析了字量、字種、字序這三個影響生字教學用字分布合理性的因素，指出現行的人教版低段識字教材的生字分布在上述三個方面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學的現象。進而運用教育學、心理學、文字學等理論，從宏觀理論和微觀操作兩個層面揭示了產生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由此提出要根據“最近發展區”、“漢字效用遞減”等理論和兒童認知特點來合理分布字量、字種、字序及編寫教材。王露瑩在《漢字簡化與漢字教學研究》中，通過研究我國古代漢字教學的發展歷史以及建國后漢字教學改革的歷程，主張“簡化字更適合當代漢字教學”，提出義務教育階段的識字寫字教學要遵循“識簡寫簡，多識少寫”的策略。（二）關于識字寫字教材文本的相關研究我國學者研究識字寫字教材文本的文獻涉及范圍廣，著作數量多。他們以時間為線索，梳理教材文本的歷史演變進程和階段特征；以不同標準對我國傳統識字教材進行分類，研究分析其內容、功能、特點、作用等；以不同時期和地域的教材文本為研究對象，審視剖析《百家姓》、《千字文》等等，可謂汗牛充棟、燦若星河。專家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蒙學教材的內容、功能、特點、演變、價值等的審視與剖析以及它們對當代識字寫字教材編寫、使用的啟示和借鑒意義。戴元枝在《古代識字教材的創新之作——古歙縣胡氏〈兩心一得〉》一文中，介紹了《兩心一得》這本清代徽州地區的蒙學教材的成書過程及流傳情況，揭示了本書以漢字特點、兒童心理和生活實用等為基礎的編寫原則，分析了此書在選字方面注重口語化、常用性，在識字方式上運用情境化、歸類式的特點，指出其對當前小學識字教材編寫和識字教學實施的借鑒意義。顧月琴在《日常生活變遷中的教育——明清時期雜字研究》中，回顧了雜字從起源到發展、繁榮、傳承的歷史演變進程，分析了雜字在明清時期盛行于民間的社會、經濟、價值觀念、技術、教育等方面的原因。指出明清時期雜字具有雜字編者的無名性與集體性，體例的多元性與靈活性，教育對象及內容的大眾化，語言的通俗地方性，教法的靈活多樣性，思想教化的多面性等等特點，并且比較分析了雜字與傳統蒙學教材“三百千”在語言、內容、用字、思想教育等方面的異同之處。文正東在《傳統蒙學教材對當今課程改革的啟示》一文中，從內容和形式兩個維度分析了傳統蒙學教材的特點，指出其內容上具有知識教育為主、倫理道德教育日趨增加，知識與技能逐步融入教材，講述歷史占主要地位等特點；形式上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深刻性，系統完整、邏輯性強、富于情感和想象，語言精練、富有表現力，音樂性強、易讀易記等特點。揭示了傳統蒙學教材在穩定性與發展性，體裁多樣性，內容的綜合性與趣味性等方面的價值以及存在的目標偏失、內容片面、結構失衡等不足。進而在比較傳統蒙學教材和新基礎課程的基礎上，闡述了新基礎課程的特點，如目標的全面性、內容的全息性、結構的去平衡性以及實施過程的人性化等。強調“詩歌形式”和“反芻法”對于今后課程改革特別是教材編寫的啟示作用。郭長華在《從“三百千”看古代蒙學識字教材的科學價值》一文中，通過對我國傳統蒙學識字教材“三百千”的分析研究，闡述了他們在內容選擇、教材編寫、傳授知識、激發興趣、習慣養成、人格塑造的方面的科學價值。顏海燕在《漢代文字教育研究》中，通過對漢代文字教育背景的研究，揭示了漢代的漢字字體、構造理論、文教政策和教育體制等因素對文字教育內容、方式方法的影響。通過對漢代識字教材《倉頡篇》、《急就篇》進行分析，指出其在內容上具有“選字實用，集中識字”、“整齊押韻，便于誦讀”、“文字編排，以類相從”、“內容廣泛，層次分明”的特點；在方法上注重“集中識字”、“利用韻語，充分誦讀”、“利用‘六書’，記憶字形”、“歸類識字，理解字義”。運用比較研究，總結出漢代文字教育對于當代小學語文識字寫字教育的啟示：“文字教育應與文字本身的特點相結合”；“文字教育應與人格教育相結合”；“文字教育應與審美教育相結合”朱安立在《古代識字寫字教材的使用及啟示》一文中，通過分析我國古代識字寫字教材的產生發展歷史及相關的教育理論，揭示了我國古代識字寫字教材中所蘊含的價值和意義。在指出傳統識字寫字教學的貢獻和不足的同時，闡明了傳統識字寫字教學對于現代識字寫字教學的啟示。4、關于識字寫字教材的比較研究這類比較研究主要從兩個維度展開，一是縱向比較，將我國傳統蒙學教材與現代小學語文教材進行比較研究；二是橫向比較，在我國現行不同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之間，也可以在中外現代漢語教材或者中外古代蒙學教材之間進行比較分析。以此發現彼此的優缺點與異同處，從而引進借鑒、取長補短。楊漢芹、郭華在《小學語文教材識字寫字編排情況比較研究——以人教版、北師大版小學語文二年級上冊教材為例》一文中，對于人教版和北師大版小學語文二年級上冊教材進行了字量、字種、字序、識字法、寫字要求五個方面的比較分析，指出了兩種版本教材之間的異同和長短之處：如在識字法方面，兩者都編排了部首識字法和查字典的方法；在字種選擇方面，兩者都具有較大的隨意性，首先考慮編文，因文定字。在字量編排上，人教版的字量超出《課標》（2011版）的上限，而北師大版的字量則符合《課標》的標準；在寫字要求上，人教版教材沒有體現寫字習慣、寫字速度等方面的要求，而北師大版教材則優于前者，提出“寫字前揣摩字形”的習慣和“寫對、寫好、寫快”的目標。劉曉蓉在《小學低年級識字教材研究——以三個版本為例》一文中，以人教版、北師大版和蘇教版三種識字教材為研究對象，從編寫理念、框架結構和識字教學設計三個角度對上述三種識字教材進行分析比較，指出了他們之間存在的共性與個性，進而為低年級識字教材中的字種字量選擇，漢語拼音編排，識字方法和練習編排等提供理論與實踐依據，為低年級識字教材編寫提出改進建議。譚建川在《中日傳統蒙學教材比較》一文中，通過對中日兩國傳統蒙學教材的比較分析，指出由于日本本土的蒙學教材——往來物不斷引進和借鑒中國蒙學教材，二者在儒學文化、倫理道德培養、世俗性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又由于兩國社會結構、民族傳統的不同，二者在價值取向、引進西學等方面呈現差異性。邵懷領、陳黎明在《中國當代識字教材：現狀及建議》一文中，通過對人教版、北師大版、蘇教版三種識字教材與其他十種識字教學實驗教材的數據統計和比較分析，指出中國當代識字教材在識字量、漢字出現方式、單元編排等存在的較大差異，提出從“文從字”和漢字教育課程的角度編寫教材，確定識字量的基點。桑哲在《中日小學教材漢字教學內容編寫之比較——以人教版課標實驗教科書小學〈語文〉與東京書籍版新〈國語〉為例》一文中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1～6年級教材和東京書籍株式會社2004年版新編小學《國語》教材為研究對象，從漢字教學的指導要求、首現漢字的文中處理方式、首現漢字的文末處理方式、生字表的處理方式、漢字知識的相關文章編排、教材中漢字的數量及分布等六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揭示兩者在漢字教學的理念、方法及具體程序上的異同，指出日本小學教材在漢字的字量、字序、認知教學、意義教學方面對于我國漢字教學的教材編寫的借鑒意義。張靜在《人教社課標實驗版教材低中段識字訓練序列編排銜接性分析》一文中，從生字學習、漢字知識與識字能力訓練、寫字訓練三個方面分析了小學低段識字的序列性；從漢字音形義聯結訓練、詞匯訓練、寫字訓練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年段字詞訓練的序列性。作者研究發現，人教社課標實驗版教材低中段識字訓練總體序列編排基本合理，但具體細節上存在一些問題，如中年段寫字上的支架設置籠統、針對性不強，字詞系統具體序列性不足等。關于識字寫字教學的研究綜述識字寫字教學的研究一直是許多語文教育專家、學者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它既有理論思辨的價值，又有指導實踐的意義。研究者對各種教學方法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論思考和經驗總結，分析其長短得失；深入教學一線，開展實地調查和統計分析，剖析現象、分析問題，提供解決的思路和辦法；揭示教學實踐中存在的真實狀況和不足之處，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研究如何將教育學、心理學等理論和電腦、多媒體等技術運用于識字寫字教學實施的過程等等。（一）關于識字寫字教學方法的研究漢字是構成漢語體系的基礎材料，漢字的識寫教學是語文教育教學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對漢字的教學進行了不懈的探索。進入新世紀以來，漢字識字寫字教學方法更是推陳出新、層出不窮。其中頗有影響的有:詞串識字、情境識字、成語識字、童話識字等。這些方法可能不夠成熟和完善，但是它們都能夠依據學生的認知規律和心理特點，從有利于學生學習接受、促進學生發展成長的角度出發，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積累了大量的寶貴經驗。1.詞串識字張慶在《“一專多能”詞串識字》一文中分析了“詞串識字”所具有的整體性、形象性、可讀性三大特點，指出其功能在于“一專多能”，“一專”是指識字寫字，它居于第一位；“多能”是指認識事物的功能、審美的功能、增加兒童文化底蘊的功能，還能為發展兒童的閱讀能力做好鋪墊。朱家瓏、張慶在《詞串識字模式研究》一文中指出詞串識字模式是對傳統的韻語識字的繼承和創新，與集中識字、注音識字、字族文識字、分散識字相比較，具有整體性、形象性、可讀性的優點，具有識字寫字、提高品德修養、認識事物、審美、發展兒童想象力和整合力、潛在的閱讀訓練等多種功能。2.情境識字趙蒙成在《情境識字教學法芻議》一文中提出掌握字義是識字的重點，而字義又受到其具體使用環境的制約。語境在識字教學中具有制約漢字意義、規定漢字用法、影響字形掌握的作用，識字教學要在具體語境中進行，要創造出具有生活化、應用性、互動性、趣味性、規范性等特點的語境。3.成語識字莫彭齡在《識字方法的大膽創新和成功實踐——評陳凱“中國成語識字”》一文中指出“中國成語識字”具有教材的成語性，教法的多樣性和綜合性這些顯著特點與創新之處，其基本的教學結構分為五個部分，即趣味導入、感知韻味，創設情境、感知故事，圖文對照、感知故事，演練結合、趣味識字，布置作業、鞏固識字。4.童話識字童革在《童話引讀，立體識字，綜合發展——小學低年級童話識字教學研究》一文中基于母語習得理論、建構主義理論、人本主義理論、多元智力理論及兒童心理學等理論，針對小學低年級識字教學存在的語言能力發展滯后的問題，提出“聽故事——說故事——讀故事——演故事——玩故事——漢字”的“六環節”教學模式，改變傳統教學以知識技能為中心的訓練式教學，構建以言語活動為中心的體驗式教學，并建立與之相應的課程評價標準。（二）關于識字寫字教學的調查研究這類調查研究以識字寫字教學的某個方面或某個地區、學校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問卷、訪談、測試量表等展開實地調查和資料收集，采用SPSS等工具對相關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從中剖析現狀、發現問題、尋求對策。胡田在《小學低年級漢字筆順書寫現狀及對策研究——以青海省西寧市為例》一文中以從青海省西寧市兩所小學的一二年級中隨機抽取250名學生作為調查對象，采用發放問卷的方式對他們的漢字筆順書寫現狀展開調查，通過統計分析相關數據發現：從性別上看，小學低年級男女生的具體筆順總分的差異并不顯著（sig值為0.186，大于0.05，表示差異不顯著），但是女生筆順總分離散程度比男生大；從年級上看，一二年級學生之間的具體筆順總分差異很顯著(sig值為0.007,小于0.05，表示差異顯著)，即二年級學生的具體筆順總分明顯要高于一年級學生的總分，但是二年級學生筆順總分離散程度比一年級的要大。楊小玲、余振坤在《小學寫字教育現狀及其反思——基于省級示范校漳州市薌城實驗小學寫字教育的研究》一文中以薌城實驗小學作為調查對象，通過對調查結果的統計分析發現：在保持良好寫字距離方面的比例較低，男女生分別只有20.3%和23.0%；在經常保持正確握筆姿勢方面，男女生各占51.2%；在寫字習慣方面，大多數的學生（83.3%的男生和76.7%的女生）沒有寫字后檢查的習慣；在作業書寫滿意度方面，絕大多數的學生（男生95.4%、女生97.9%）對自己的作業書寫感到滿意，但這與家長對此的滿意度（91.7%）有較大出入；在寫字興趣方面，因為“自己喜歡”而寫字的女生（59.9%）高于男生（39.5%）；在寫字技巧來源方面，39.6%的女生和43.3%的男生認為是從教師的指導中獲得的。丁道勇在《小學一年級語文漢字重復與識字效果關系的研究》一文中以寧波市海曙小學一年級四個班共計188名學生作為測試對象，以人教版小學一年級語文上冊教科書要求會認的400個漢字作為測試內容，采用SPSS12.0作為統計分析工具，從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和充分出現節數兩個維度，考察分析漢字的重復與識字效果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漢字在教材里面的四種重復方式中，“前后都有重復”和“僅后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分別為21.3和24.5）明顯低于“僅前面有重復”（49.7）和“前后都沒有重復”（49.2）。從皮爾遜相關、雙尾T檢驗、和有效觀測數量三個角度考察重復節數與識字效果時，提出要求的“節后重復節數”與四個班的誤識人數之間存在極其顯著負相關（–0.344），而“節前重復節數”與誤識人數之間的相關性則很弱（–0.075），沒有達到顯著水平（0.01）；節后重復由0節增加到2節，可以使識字效果得到極其顯著的改善;節后重復由2節增加到6節，可以進一步提升識字效果。何玉婷在《小學語文識字量調查研究——以南寧市Y小學為例》一文中以王孝玲、陶保平等編制的《小學生識字量測試題庫和評價量表》作為調查測試工具，以SPSS17.0和MicrosoftOfficeExcel2003作為統計分析工具，對南寧市Y小學一至五年級共計265名學生進行識字量的測試，并采用問卷調查搜集相關資料。通過調查研究發現：一至五年級測試學生的平均識字量分別為756、1403、2106、2607、2850，基本達到甚至超過國家課程標準的識字量要求;測試班級的學生平均識字量與上海市20世紀90年代的小學生識字量常模相比，兩者十分接近；各個年級之間的識字量差異較大，年級間增幅較為明顯;識字量受性別差異的影響不大，而在三年級的影響較為顯著;識字量與語文成績的相關程度較高;識字量排名靠前的，其語文成績一般都好，識字量靠后的，其語文成績一般較差，但識字量前后10名學生的語文成績距離在縮小。（三）關于識字寫字教學的現狀與對策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大多闡述、分析識字寫字教學的整體現狀或某個方面的實際情況，指出其存在的實際問題與缺失，有針對性地提出改進的對策和建議。盧謙在《識字教學科學性的現狀與實踐思考》一文中分析了當前小學識字教學“五輕五重”的現狀，即重數量輕質量，重字形輕字義，重文字輕文化，重形式輕內涵，重識記輕書寫。指出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在于教學目標把握不準，教師缺乏漢字知識，對兒童認知特點了解不深，對不同識字方法的整合運用不夠等。進而提出制訂科學的識字量和字序，教師掌握相關的漢字學知識，融合運用多種識字方法，掌握兒童識字的認知規律，遵循識字教學自身規律等五條對策。易愛香在《小學識字寫字教學改革的思考與對策》一文中總結了我國建國以來識字寫字教學改革的經驗，指出其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如:就漢字的構成來說，就比較重直觀性而忽視其藝術性，重字音的拼讀而忽視其音韻美，重字義的理解而忽視漢字的情感內涵等;在識字寫字教學實踐過程中，大多數教師重識字教學輕寫字教學，存在忽視對學生進行道德品質和文化品位等方面的教育的現象。針對上述問題，作者提出開展各種活動，運用各種有效的教學方式，提高識字寫字教學的質量和效果；以新課標為導向，促進學生識字寫字能力均衡發展；構建識字寫字的評價體系，優化識字寫字教學；利用現代化信息技術進行有效的識字寫字教學等對策。孫曉軍在《小學低年級識字寫字教學中的問題與對策》一文中剖析了小學低年級識字寫字教學中存在的諸如教師對教材研讀不夠、挖掘不深，識字教學不科學，教學過于注重形式，關注學情不夠等問題及具體表現，提出了識字方法多樣化，恰當運用現代化媒體手段，識字教學富于情趣等應對的策略和具體操作方法。王晶在《小學生語文學習中“識字回生”的研究》一文中以小學三年級學生為調查對象，闡述了“識字回生”的四種類型，即不識、不會寫、寫錯字、寫別字及其具體表現。作者又從五個方面，即教師教學方式、漢字自身、學生的認知與學習習慣、教材、家庭與社會，分析了產生“識字回生”現象的原因，并且有針對性地提出了降低小學生“識字回生”率的有效策略，主要包括:教師在教生字時要穿插音、形、義的融合教學，每隔一段時間可以對學過的生字進行音、形、義的綜合訓練，要改變識字教學的方式，增加其趣味性，幫助學生采用識字卡片、多媒體等，調整教材中的識字量與重現率等等。苗彥貞在《從小學生錯別字看識字教學之應對策略》一文中提出了五種常見的小學生錯別字類型，如添加或丟失漢字筆畫部件、混淆漢字形似筆畫部件、改變漢字部件組合方式、別字泛濫等；分析了存在于小學生錯別字背后的根源，如漢字本身結構復雜，難寫難認，小學生心智發展尚不成熟，社會生活中不規范用字的影響，教師對識字教學價值取等。提出思想高度重視、保證教學時間，科學運用漢字的構字特點，合理體現識字過程的階段性，合理設計作業練習、鞏固識字等策略。（四）關于在識字寫字教學中運用相關理論與技術的研究我國學者和研究人員主張將教育學、心理學、文字學等理論和現代教育技術、多媒體網絡等運用于識字寫字教學實踐的各個方面和環節，加強其與語文學科的整合，從而提高識字寫字教學的效率和效果。王海霞在《語言游戲理論在語文教學中的滲透應用研究—以山西省靈石縣中小學為例》一文中提出將語言游戲理論應用于語文課堂教學的滲透性實踐策略及其在識字寫字教學中的具體操作方法，如引用多種形象直觀的教學手段，創設豐富多彩的教學情境；漢語拼音教學盡可能有趣味性，以活動和游戲為主，與學說普通話、識字教學相結合；低年級學生要多認少寫，要借助工具書和漢語拼音擴大閱讀范圍，增加閱讀數量；按照學生心理的發展特點，讓學生逐漸用鉛筆、鋼筆和毛筆練習寫字；識字寫字要有量的要求，要按照課標的要求進行，不能太少，也不能過多；課堂教學既要設計識字活動，也要設計寫字活動等。史瑜琳在《運用心理學理論活化漢字教學》一文中從教學內容必須與兒童的心理特征相適應的角度，提出將教學設計從“給出知識”轉向“引起活動”，在識字寫字教學中可以采取利用組塊教學，提高識字效益；提供記憶線索，加強感性認識；利用加工線索，辨析形近字等方法，使教學更加生動形象，提高學生識字的正確性。崔康柱、羅維亮在《信息技術條件下漢字動漫化的方法論思考》一文中運用歷史還原的方法審視當前的漢字教學，指出了識字環節的缺失之處，提出在識字寫字教學中運用動漫手段并根據兒童的心理特點，還原漢字創造的過程，讓兒童在模擬創造漢字的游戲中認識漢字，從而提高識字教學的有效性和效果。李爽在《利用現代教育技術提高小學低年級識字教學效率的研究》一文中通過對銀川市四個學校的低年級學生進行測試和教師進行訪談及對相關調查結果的統計分析，指出小學低年級識字寫字教學中存在著諸如識字教學手段和評價方式傳統化，教師現代教育技術理論基礎薄弱，學生識字興趣逐漸降低，課堂識字效率低課后機械識記，識字回生現象嚴重等問題。剖析了上述問題產生的根源，如教師自身缺乏現代教育技術理論知識，現代教育技術意識淡薄，重識字，輕能力等，以及低年級學生識字任務重，傳統的復習鞏固方法機械而單一等原因。由此，作者提出加強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和方式的應用，轉變教師觀念、進行校內培訓，利用多媒體創設情境，提高學生識字興趣，利用多媒體引導學生自主識字，利用網絡資源鞏固識字等提高小學低年級識字教學效率策略。王云鳳在《成長記錄袋在小學語文學科中的應用》一文中指出成長記錄袋具有反思性、多元性和及時性的特點，在低年級建立識字寫字成長記錄袋，從字中找到學生的成長。并且提出其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的評價內容，一是識字重“量”，二是寫字重“質”?？v觀近十年來國內關于識字寫字教學的各類文獻，我們發現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材和教學兩個方面。而教材方面側重于文本的研究，教學方面則傾向于教學方法、問題與對策的研究。但是識字寫字教學研究的一些領域和方面還需拓寬、加深，如關于識字寫字科學性的研究，關于現代教育技術、多媒體網絡與識字寫字教學的深度整合，關于識字寫字教學資源的挖掘運用，關于校本識字寫字教材的編寫等等。小學教育是義務教育的起始時期和奠基階段，識字寫字是兒童閱讀與寫作的基礎，對于學生的語言、思維乃至終生發展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叭松斆髯R字始”，語文被稱為“百科之母”，那么我們是否也可以說識字寫字是語文教育和人生成長的第一塊里程碑？參考文獻：[1]顏海燕.漢代文字教育研究[D].湖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6).[2]朱安立.古代識字寫字教材的使用及啟示[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4).[3]王露瑩.漢字簡化與漢字教學研究[D].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5).[4]張靜.人教社課標實驗版教材低中段識字訓練序列編排銜接性分析[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2).[5]孫聰.小學低段識字教材中生字教學用字分布的合理性研究[D].贛南師范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6).[6]楊漢芹,郭華.小學語文教材識字寫字編排情況比較研究——以人教版、北師大版小學語文二年級上冊教材為例[J].語文教學通訊,2013(6).[7]戴元枝.古代識字教材的創新之作——古歙縣胡氏《兩心一得》[J].黃山學院學報,2012(8).[8]顧月琴.日常生活變遷中的教育——明清時期雜字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5).[9]文正東.傳統蒙學教材對當今課程改革的啟示[J].舟山師范學院學報,2005(11).[10]郭長華.從“三百千”看古代蒙學識字教材的科學價值[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7(11).[11]張靜.從古代蒙學教材的演變看當代啟蒙教育[J].現代語文,2007(11).[12]陳良松.當代教學理論視野下的古代蒙學讀物研究[D].延邊大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2011(5).[13]李良品.試論古代蒙學教材的類型、特點及教育功能[J].甘肅社會科學,2004(3).[14]李維石.我國古代蒙學、啟蒙讀物變革及傳統閱讀方法輯要(上)[J].中小學圖書情報世界,2007(4).[15]劉曉蓉.小學低年級識字教材研究——以三個版本為例[D].安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5).[16]談儒強.中國傳統蒙學教育方法的現代意蘊[J].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06(2).[17]邵懷領,陳黎明.中國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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