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體驗與生命體驗的交融宜蘭文化景觀的民間書寫論黃春明小說中的鄉間情調和鄉野色彩

“大眾”是一個含義復雜的概念。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大眾”至少可以理解為三個層面：大眾社會，它具有寫作意義，具有大眾生活的重要性和知識的語言意義。這三個層次的“大眾”在文學史上有不同的實踐意義，以及文學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具有民俗化意義的民間文化,是某一特定區域的民族文化之根、民族文化之源,它以原型母題的意識形態展現著民間的信仰、智慧、審美的情感價值判斷。對它的探討和研究可以發掘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遺產。學者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持著的社會共同經驗。這樣說來,每個人的‘當前’,不但包括他個人‘過去’的投影,而且是整個民族的‘過去’的投影。歷史對于個人并不是點綴的飾物,而是實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礎。”2這里主要談了民間文化的形成,它是民族歷史文化在底層鄉村民間的長期積淀。對民間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現常常與描述鄉土風情、鄉野傳奇、民間傳說、民間儀式密不可分。沈從文、老舍、汪曾祺、賈平凹等各有千秋的地域文化小說都有這方面的精彩描繪。這些描繪既營造了濃郁的地域文化氛圍,又有助于推動情節的發展,具有獨特的文化意蘊和審美價值。黃春明的小說也因具有宜蘭特定的文化風貌而區別于其他鄉土作家。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化景觀既與該地的山川景物、地理環境相關,也與歷史傳承、民風民俗、倫理親情密不可分。黃春明的故鄉宜蘭古稱喀瑪蘭,文獻上也稱為“蘭地”和“蘭陽”,清光緒六年即1875年,才正式采用宜蘭一名。平埔族人是宜蘭平原的先住民,在山區,本地的先住民是泰雅族人。19世紀初,以吳沙家族為首的漳、泉、粵三籍漢人,組成拓墾集團,深入蘭陽溪上游,經過長達百年的開墾,宜蘭平原遂成為以漢人為主的街莊世界。宜蘭之地,也形成一種族群文化多元而復雜的移民社會。此后,宜蘭人民以農漁為業,耕讀傳家,民情敦厚,文風鼎盛,不但繼承了閩、粵文化的傳統風格,也表現出中華古老文化的一脈相承。源遠流長的悠久歷史、豐富復雜的歷史經驗,不同族群聚居而形成的多元文化為黃春明的民間文化書寫提供了豐厚的民俗文化資源。它構成黃春明小說賴以呈現濃郁地域特色與民族色彩的重要支柱。民俗文化雖然不一定完全進入官方主流文化的史書記載,但它卻真實地記錄和反映了鄉村民眾的生活,因此,具有強韌的生命力和綿延不絕的歷史傳承性。舉凡文壇上被人公認的名家里手幾乎都非常重視對民俗文化的著意表現。黃春明的小說一向鮮活、豐富,這與他來自鄉土民間的原創力相關,與他對民俗文化的書寫密不可分。讀黃春明的小說,你會為他對宜蘭民情風俗的熟稔和底層民眾飲食起居的考證所嘆服。諸如冬山河上游舉辦的風箏節、喝榕須絞的汁可以治生傷的偏方、下消癥病因的考據、茄冬樹下羅漢腳們生活的艱難,這一切都妙趣橫生地緊緊吸引著讀者。正如黃春明所說:“我在有意吸收民間的風俗習慣,小說中想用各種角度切入,把一個時代、一種社會陳述出來。……許多民間習俗或禁忌都是民間的智慧,運用它們可以規范小孩子養成好的習慣和正確的行為。”3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宜蘭平原獨特的地理環境、優美秀麗的田園風光、氣候宜人的自然條件,形成了宜蘭人質樸而靈動、樸野而純真、勤勞而善良的性格特征和傳統美德。黃春明小說的魅力,在于他以溫馨的筆觸塑造了一群在貧困中掙扎的小人物,揭示了他們善良、淳樸、勤勞的美好人性。于是,打鑼的憨欽仔、妓女白梅、全家生癬的江阿發、廣告的坤樹、勤勞的青番公……都成為他全力關注的對象。來自鄉村的生活經歷和情感體驗,使他對生活在這片歷史悠久、生活氣息鮮活的土地上的普通人有一份特別的熟悉和鐘愛。據黃春明自己說,他筆下的人物都有原型,有的人物名字還是原型人物的真名實姓,從而使他的小說有別于同時代其他作家的文學風貌,而具有一抹溫馨、明亮的鄉土色彩。黃春明還寫出宜蘭底層民眾之間溫厚、質樸、親切的世態人情以及鄉鎮小人物的家庭環境與相對單純、穩定、傳統的倫理親情和人際關系。其筆下的祖孫情、父子情、母女情以及夫妻情,都浸透著鄉間貧困境遇中和諧、溫馨、感人的原始親情。從《青番公的故事》中的青番公和阿明之間,到《魚》中的阿蒼和老阿公之間,可以讓人遙想到來自民間的古樸而原始的人間真情。從《甘庚伯的黃昏》中的甘庚伯到《兒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樹仔,讓人憶起在貧困而嚴峻的鄉鎮生活中,勇于承擔、任勞任怨的父親形象。作品中關于夫妻關系的塑造,也極具地域特色和鄉間情調,他們之間雖有一些小小的摩擦,但在愛、恨糾纏的背后卻更多是彼此的忍讓、理解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例如《打蒼蠅》中,描寫林旺叢因喝醉酒昏睡,沒有起來幫賭博晚歸的阿粉開門,阿粉先是叫罵、詛咒,后來卻傷心地哭了起來,并緊張地喊叫鄰居幫忙救自己的丈夫。然而,當旺叢打開門,極度傷心的阿粉,馬上改口大罵。這里,這對相依為命的老伴之間微妙、深厚的真情就在這打罵中流溢而出。在這貌似粗野的鬧劇中,阿粉作為鄉間老人的形象呼之欲出。惟其如此,才讓人感到真實可信。其它如《放生》中的阿尾和金足、《最后一只鳳鳥》中的新義和金魚、《售票口》中的火生與玉葉之間也寫出鄉下富有溫情色彩的夫妻關系。這些小說中古風猶存的人間真情,具有臺灣特色,特別是具有宜蘭、羅東地方的特色,宜蘭的風土人情隨著人物的出場而原汁原味地撲面而來。黃春明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地理學、歷史學價值,之所以如季季所言能夠找回久違的鄉土風貌和歷史氛圍,還得力于他作品中對民間傳說、鄉野傳奇的詳細記載。黃春明的祖母是個說故事的高手,童年的黃春明從她那里吸收了許多頗具旺盛生命力和鄉野傳奇色彩的民間傳說。民間傳說是具有濃郁的歷史傳承性和鮮明的地域色彩的民間文化的基礎,是某一特定地域文化的本源、根底和原型母題,往往寄寓著古老、樸實、敦厚的風俗人情和教諭意義。因此,對民間文化的研究和探討可以發掘某一地域鄉土文化的底蘊和內核。民間故事的來源除了口頭傳說,還來自民間戲劇。黃春明的出生地宜蘭是臺灣歌仔戲的發祥地,歌仔戲是宜蘭文化的一個重要標志。黃春明的附近是羅東戲院,童年的他有許多機會觀賞地方戲劇。正如他本人所言:“舉凡歌仔戲、布袋戲、傀儡戲,還有光復后地方有劇團演出的神劇,演廖添丁的故事,常常有熱鬧戲可看,對小孩子而言都很新鮮有趣。”4民間傳說、鄉野傳奇的記錄可以增強小說的傳奇色彩和古老的地域文化色彩,也可以增加故事的生動性,還可以為考察當地的人文地理風貌和歷史變遷提供極好的見證,反映出特定時空中人們的情感傾向和價值判斷。在黃春明的作品中,民間傳說、鄉野傳奇隨處可見:如《青番公的故事》中濁水溪雄蘆啼哀啼報告洪水來臨的傳說、《鑼》中女鬼的故事、《溺死一只老貓》中痔瘡石的故事、《甘庚伯的黃昏》中關于消災破煞的故事等。《現此時先生》也寫到下莊有個媳婦想毒死婆婆,證據被捉到了,還是不肯承認,婆婆與她“斬雞頭”發誓,結果這個媳婦第二天就死了,眼珠被雞啄掉了,臉上和身上的傷痕全是雞爪抓的。這些民間傳說和鄉野傳奇是宜蘭先人對本土生活最本初、最樸素的闡釋和展現。它們具有“世俗性”、“民間性”、“地方性”特點,形成了鮮明的地域色彩,構成了宜蘭民間文化的豐厚底蘊。黃春明的作品中也記載了反映宜蘭生活習俗的民間儀式和民間活動。如《青番公的故事》中描寫割稻后歪仔歪謝平安做大戲的習俗;《瞎子阿木》中描寫久婆用白飯、紙人、菜碗和梳子幫秀英“招魂”的儀式;《鑼》中描寫楊秀才出殯時的儀式;《鮮紅蝦——“下消樂仔”這個掌故》中寫了阿樂嬸燒香拜佛的儀式;《打蒼蠅》中寫了農歷七月初一開鬼門,初三村子里祭厲普渡、親戚朋友看熱鬧的習俗;《死去活來》中寫了為八十九歲的粉娘準備“喜喪”的儀式和布置。這些保留于宜蘭鄉間生活與農民身上的民風民俗,是宜蘭民間文化長期積淀在人們生命中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結構。這些民間儀式和民間活動,與宜蘭獨特的地理風貌相關,“不同的地理環境制約著各自的風情民俗,風情民俗的不同保持了各地文學的存異”5。黃春明因對這些風韻獨具的民間儀式的書寫而迥異于其他作家,以致地域史學家研究宜蘭時為其尋找依據,也不能不翻閱黃春明小說。正如季季所言:“黃春明早期描寫的鄉村生活,以80年代的眼光去看,幾乎是找不到了。這使得他的那些作品,越來越珍貴。許多沒有經歷50、60年代鄉村生活的人,只有到他的作品里尋找先人生活的形貌和掙扎。”6根據嚴家炎的整理,鄉土小說中的風俗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相當野蠻、殘酷的,如蹇先艾的《水葬》和臺靜農的《燭焰》所寫到的沉潭和沖喜等封建社會的惡俗陋習;另一類體現的是由于長期宗教、倫理、教育和文化所形成的民族傳統心理,以及帶有民族特點、地方特點的各種傳統方式和生活習慣,它們雖帶有落后、迷信的成分,但稱不上野蠻殘酷,寫進作品還可以增添生活的情趣,例如放天燈為亡者超度的習俗。黃春明以及他熟稔鐘愛的沈從文,其筆下的習俗皆屬于這一類7。民俗儀式、民間傳說、鄉野傳奇的描寫,顯然構成了黃春明小說最吸引人的部分,而且這種系乎水土地氣的民風民俗,寫進作品,顯得美侖美奐,妙趣橫生。透過與民俗相關的故事情節,形象地表現了人物在特定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下的精神面貌,具有文化人類學的參考價值。這些地方性的鄉野傳奇、風俗儀式,均閃爍著臺灣宜蘭平原特有的原始神秘性和鮮明的民間文化色彩。這些散發著濃郁的鄉土氣息和芬芳的泥土味的古風異俗,在資本主義經濟文明的侵蝕下,幾近消亡而成為人類心靈的化石,正是由于黃春明的書寫,再現了昔日鄉間完整、和諧、豐富而又神秘的生活風貌。從而,黃春明的小說不僅具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