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吉雜劇考論

喬吉，一個叫“孟福”的太原人。他于約2012年去世，于1345年去世。他是元朝后期著名的雜劇和散曲家。他一生淪落“江湖間四十年”,晚年“欲刊所作”,但未成,后病死在家。元明時有人將他的散曲編輯成集,有《惺惺道人樂府》、《文湖州集詞》和《喬夢符小令》三種;部分雜劇也被明人收入一些雜劇選本。喬吉對這樣一位在元代后期頗有影響的雜劇家,不少學者已有評論,這里筆者擬再作探論,以助于對喬吉的劇作進行較客觀的評價。(一)《章臺柳傳》和《熱》的輯合,指歸韓人之美,背景為其文本的文本題材喬吉的雜劇,據曹本《錄鬼簿》著錄共十一種,今僅存《揚州夢》、《兩世姻緣》和《金錢記》三種。這三本雜劇,在題材選擇和內容面貌上有很明顯的特點。《揚州夢》寫唐代詩人杜牧和歌妓張好好的戀愛故事,本事依杜牧的《張好好詩》序和《太平廣記》所載杜牧逸事。《兩世姻緣》寫書生韋皋和歌妓韓玉簫的戀愛故事,取材于唐人小說《玉簫傳》。《金錢記》寫才子韓翃和王府尹女柳眉兒的戀愛故事。關于它的題材來源,《曲海總目提要》認為是“緣唐人許堯佐《章臺柳傳》,柳歸韓翃。翃,大歷才子,故劇以翃名。……王輔之女,小字柳眉,亦借韓妾章臺柳之意。又添入賀知章,又因有李生,故借李白點染”。但唐人《章臺柳傳》并無金錢一事,而此為《金錢記》關目之樞紐,因此,不能過于相信《曲海總目提要》的說法,姑把此劇看成是輯合了一些與《章臺柳傳》相類似的文人故事而成的即可。《揚州夢》三劇,或取于前人所記的文人風流韻事,或取于前人的愛情小說。這個選材特點,表現出喬吉的選材趣味。喬吉的雜劇的題材雖取于前人,但經他剪裁改動,被賦予了鮮明的主觀色彩。其中以《揚州夢》為最明顯。第一,喬吉把原題材中杜牧對自己寄情青樓表示悔悟的情節刪掉了,作品中封建文人縱情聲色的色彩更濃。第二,把杜牧與張好好離散未合的結局改為喜結良緣的團圓結局,落入才子佳人劇的俗套。喬吉在選材上的趣味及對題材的更變,形成《揚州夢》三劇大致相同的內容面貌,論者多稱之為才子佳人劇,有一定道理,但若因此將此三劇一概貶斥為“題材既不新穎,結構也無特色,……想找著什么社會問題和時代意識,是沒有希望的”低劣之作,也是不妥當的。對此,不妨提出四點考慮:一、喬吉為什么表現出這樣的選材趣味?二、《揚州夢》三劇是否沒有反映社會問題和時代意識?三、這三劇是否都無文學價值、藝術結構上毫無特色?四、怎樣從元人雜劇的發展演變上看喬吉雜劇的地位?為能較明確地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認識喬吉的生活情趣以及這種生活情趣對他的雜劇創作的制約。(二)喬吉生活情趣的特點,是他三劇所體現的,他從《東南角》中,他把他生活打喬吉生活于元代中、后期。這個時期的社會,經過元初二三十年的動蕩正趨隱定,經濟文化都在發展。延祐二年(1315),重開科舉,喚起不少知識分子的希望。這時喬吉大約三十幾歲,但從《錄鬼簿》看,他沒有參加過科舉,一生也未任過官職,這也可以從他的散曲得到印證,《綠么遍·自述》云:“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時時酒圣,處處詩禪,煙霞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批風抹月四十年”。喬吉寓居杭州多年,正如這支散曲自我描述的,生活情趣極大地受到這個江南繁華城市的熏染,很有點象宋代詞人柳永,大部時間是在倚紅偎翠,“換了淺斟低唱”中度過的。在他今存的二百多支散曲和十一支套曲中,抒寫男女愛戀之情和贈懷歌妓的兩類作品最多,有七分之一,這很能說明喬吉的生活情趣的所在。在前類作品中,喬吉常寫的是男女別后不得相見的愁苦;在后類作品里,可以看到喬吉與歌妓的交往很密切,接受過他題贈的歌妓有幾十人,其中除寫給歌妓李楚儀的一些散曲外,大多是些逢場作戲的文字。元代中后期,城市經濟繁榮,狎妓之風盛行,在這種情況下象喬吉這樣的知識分子并非少數。喬吉生活情趣的上述特點,很自然導致《揚州夢》》三劇在題材選擇和提煉上的那種趣味,由選材趣味又直接影響到作品的內容格調,正所謂文如其人。這一點,從《揚州夢》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揚州夢》在描寫詩人杜牧愛上歌妓張好好,酒席間一味縱情時,唱道:“我央了十個千歲,他剛咽了十個半口,除涴了內家妝束紅鴛袖,越顯得宮腰裊娜纖楊柳,添上些芙蓉顏色嬌皮肉,白處似梨花擎露粉酥凝,紅處似海棠過雨胭脂透。”(第一折《寄生草》)如此濃艷的曲辭在喬吉的散曲中也不少見,《折桂令·越樓見姬……》:“隔朱樓楊柳青青,煙鎖窗紗,風動簾旌,愛鏡睹嬋娟,粉吹旖旎,玉立娉婷,翹鳳頭金釵整整,朵松花云髻亭亭,個樣心情,困托香腮,斜倚云屏”。《揚州夢》里的杜牧,實際就是現實中的喬吉。趙景深先生說喬吉“是杜牧的崇拜者和摹仿者……他自己所過的的確是杜牧一般的生活”。這個看法基本符合實際。喬吉把他的生活情趣帶進了雜劇創作,除了表現在上述方面外,在劇的場景設置上也有體現,如《揚州夢》,全劇四折一楔子,盡管地方不同,但都是酒席筵會的場面。有人批評其“單調”,其實這不是什么單調,而是因為喬吉對這種酒席間的生活十分熟悉,所以自然就在劇中反復出現了這種場景。作家總是把生活安置于自己熟悉的場景中,喬吉當然也不能例外。在另外兩本劇中,也有同類場景。從上述分析可見,喬吉的生活情趣對他的雜劇創作起著巨大的制約作用。(三)《兩世婚姻》所體現的時代意識喬吉的生活情趣不高,影響了作品的內容。但是否因此就可以斷言他的雜劇沒有反映出社會問題和時代意識呢?我們認為,從對作品的具體分析中還得不出如此結論。《揚州夢》把杜牧和張好好的戀愛故事放在揚州這個特定的環境里展現,劇中的揚州“列一百二十行經商財貸,潤八萬四千戶人物風流。平山堂,觀音閣,閑花野草;九曲池,小金山,浴鷺眠鷗。……喜教坊,善清歌,妙舞俳優。大都來一個個著輕紗,籠異錦,齊臻臻的按春秋;理繁弦,吹急管,鬧吵吵的無昏晝。棄萬兩赤資資黃金買笑,棄百段大設設紅錦纏頭”(第一折[混江龍])。如此歌舞繁華之地,決非杜牧生活時的揚州,而是宋元時的杭州。元代中后期,經濟南移,杭州成為雜劇諸藝的中心。《錄鬼簿》所載元后期雜劇家大多活動于杭州,就說明了這一點。在杭州這種都市經濟畸形發展的城市,青樓賣笑,縱情聲色的風氣極盛,這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問題和時代意識。《揚州夢》用筆于此,盡管作者是以欣賞的情調來描繪這種生活的,但作品客觀上還是反映出這種問題和意識。劇中人物杜牧所唱的“溫柔玉有香,旖旎春無價,多情楊柳葉,解語海棠花,壓盡越女吳娃,從頭髻至鞋襪,覓包彈無半掐,更那堪百事聰明,模樣兒十分喜恰。”(第三折[南呂·一枝花])正是浪跡青樓的封建文人的精神面貌的寫照。這里不能說沒有社會問題和時代意識,只是不夠鮮明和格調不高罷了。《金錢記》的內容與《揚州夢》類似,全劇終之以韓飛卿中狀元奉旨成婚,不離才子佳人大團圓的格套,但在表現女主人公柳眉兒大膽追求韓飛卿的同時,對其父王府尹先是吊打女兒,終而允其初心的行為多有譏刺,揭露了他趨榮附勢的可憎面目。韓飛卿、柳眉兒與王府尹的矛盾沖突,反映了封建社會中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與綱常倫教勢力的矛盾,盡管作者是把它當作文人的風流韻事來描寫的,但依然不能掩蓋形象本身所反映出的這種社會性質。所以,說這本雜劇沒有反映什么社會問題和時代意識,是說不通的。在思想內容上,《兩世姻緣》要比前二劇豐富和深刻。劇本突出表現了妓女韓玉簫“從良”的強烈愿望和對愛情的癡迷,韋皋被逼走后,她日夜思念,情不能移,強支病體畫了幅自己的肖像讓仆人帶著去京城尋找韋皋,后篤情而死。她的悲劇深刻揭露出封建制度扼殺青年女性的罪惡,觸及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劇的后半部以轉世姻緣的辦法使韓玉簫死后托身為荊襄節度使張延賞的義女,最后與韋皋奉旨成婚,不免帶有宿命論的色彩,又多少損害了作品的思想價值,這是作者的生活情趣所致。但總起來講,《兩世姻緣》是一部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作品,尤其是它的前一部分,完全是一幕動人心魄的青年女性的悲劇,有較深刻的批判力量。這是一般才子佳人劇所缺少的。(四)肯定、否定正確的評價標準在藝術上,喬吉的雜劇受到后世不同的評價。其一,多以《金錢記》為例,認為其結構和曲辭俱佳,如鄒曾祺《元雜劇六大家略評》說:“喬吉作品今存講才子佳人的三劇,詞采都是上等。……《金錢記》是喬作最好的一本,……詞采極為艷麗,前兩折尤其好。”任訥《曲諧》云:“得《金錢記》次折[煞尾]之詞,不勝驚喜。”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元人雜劇序說》評《金錢記》也說:“曲辭極流麗,結構緊張,情節的移動,亦近自然,確為佳劇”。其二,認為喬吉雜劇在結構上低劣,但曲辭出色,如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說:“此三本皆為戀愛的喜劇,……布局也很落陳套,惟其新雋的辭藻卻能救他們出于平凡之中”。其三,認為結構和曲辭均無可取之處,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批評其“題材既不新穎,結構也無特色。”周貽白《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則說:“文詞上雖或可稱,但已近雕琢,與元劇尚樸質,講本色已有距離”。上述觀點,或肯定、或否定,持論迥異。究竟怎樣評價才符合實際?我認為需要作具體分析。首先,就藝術結構而言,三劇各異,以《兩世姻緣》最好,《金錢記》次之,《揚州夢》又次之。《兩世姻緣》采用悲喜劇連綴的結構方式,前二折是悲劇,后二折是一出奉旨成婚的喜劇,形成兩幕色彩分明的人生圖景。為了這悲喜兩幕的連接,結構上,作者在悲劇的一幕中安排下韓玉簫病中畫像寫詞一場(第二折),又在喜劇的一幕中安排了玉簫義父張延賞認畫一場(第四折),前后呼應,從結構上實現了情節的轉換和完整。《兩世姻緣》的結構特色,在元人雜劇中有一定新意。《金錢記》的結構不如《兩世姻緣》鮮明,但也不平庸,具有《元人雜劇序說》所謂“結構緊張”的特點。《揚州夢》的結構最突出的是把故事由始到終的全過程都安排在酒席間展開,這與作品要表現的內容是直接聯系的。從藝術效果說,這樣的結構安排,最能突出杜牧的性格和他的生活特征。令人批評《揚州夢》三劇布局落入陳套,應該是指它們奉合才子佳人于大團圓這一點上,而不應是在上述方面。其次,從曲辭上說。元人雜劇是詩劇,曲辭的優劣直接決定作品藝術上的成敗。喬吉雜劇的曲辭,概言之,特點有三。第一是善于傳情達意,如《金錢記》第二折[煞尾]:“我本是個花一攢錦一簇芙蓉亭有情有意雙飛燕,卻做了山一帶水一派竹林寺無影無形的并蒂蓮。愁如絲淚似泉,心忙殺眼望穿。……不能夠花朵兒似春風玉人面,干賺的相如走偌遠,空著我趕上文君則落的這一聲喘”。情如水瀉,字字傳心,正如任訥《曲諧》所評:“意境之妙,飛越毫頰,只此一曲文字,不獨于本劇為精湛絕倫,并為元詞中放一異彩也”。前人論曲有云:“曲也者,達其心而為言者也。思致貴于綿渺,辭語貴于迫切”,正可移用于對上述曲辭的評價。喬劇曲辭的第二個特點是語雋詞美。譬如,《兩世姻緣》第二折[商調集賢賓]:“隔紗窗日高花弄影,聽何處囀流鶯,虛飄飄半食幽夢,困騰騰一枕春醒,趁著那游絲兒恰飛過竹塢桃溪,隨著這蝴蝶兒又來到月榭風亭,覺來時倚著這翠云十二屏,恍惚似墜露飛螢,多咱是寸腸千萬結,只落的長嘆兩三聲。”字韻聲情,皆富于詞的意境。喬吉是元后期散曲圣手,所以雜劇的曲辭也能出雋美于流暢之中。喬劇的曲辭有些帶有脂粉氣,這也是一個特點,如“倒金瓶鳳頭,捧瓊漿玉甌,蹴金蓮鳳頭,并凌波玉鉤,整金釵鳳頭,露春纖玉手。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須瘦,云無心云也生愁。”(《揚州夢》第一折[那叱令])此曲代表了喬劇曲辭的兩個方面,曲的后幾句,駘巖生姿,雋永妙心,而前幾句卻失之艷麗虛華。因此,周貽白說喬劇曲辭“已近雕琢,與元劇尚樸質,講本色已有距離”,如果不是就整體而是就部分而言,是正確的。總之,喬吉的雜劇在藝術上是有成就的,其藝術結構為元代雜劇創作積累了一定經驗;其曲辭兼有傳情達意和語雋詞美之長,但也有失之艷麗藻飾之處。(五)元課時間的文學色彩的影響要對喬吉的雜劇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還需要把它放在整個元雜劇的發展過程中考察,也不可忽略其對后代戲劇的影響。喬吉的雜劇代表了元后期愛情劇創作的才子佳人化傾向。元初雜劇,誕生于亂世初定的痛苦之中,故悲壯慷慨,即使是描寫愛情的作品,也于俊麗中帶有凄清之氣,如關漢卿的《拜月亭》、《曲江池》,白仁甫的《梧桐雨》、《墻頭馬上》。這一時期的雜劇,賴關漢卿、白仁甫、高文秀等人的大力創作,蔚為壯觀,為中后期雜劇所不能攀比。中期以后,雜劇向平緩的風格發展,這一時期的愛情劇雖不如前期的深刻,但仍有富于新意或細膩動人的佳作,如鄭德輝的《倩女離魂》、馬致遠的《青衫淚》。前中期的愛情劇總體上說是健康的、積極的,但也有個別作品情趣不高,對后來的雜劇創作發生了一些消極影響,如張壽卿的《紅梨花》和戴善夫的《玩江樓》。張庚《中國戲曲通史》說前劇“寫才子佳人的悲歡離合,以兒女風情作秀士文章的點綴,趣味和情調也十分庸俗低劣,可以說是元代中后期才子佳人戲的先聲。”這個批評雖有些過重,但對它的影響卻看得比較準確。元代后期,雜劇創作趨于衰落,富有生氣的作品不多,愛情劇也更才子佳人化,喬吉的《揚州夢》三劇就代表了這種傾向。從文學本身的承傳關系看,這種創作傾向,的確是前中期《紅梨花》、《玩江樓》一類作品的延續和發展。《揚州夢》流露了較濃厚的狎妓生活的氣息,缺乏前期愛情劇的健康內容,而《兩世姻緣》所描寫的轉世姻緣的內容,也大大消弱了作品悲劇部分的批判力量。《揚州夢》三劇的可取之處只是在于表現了元后期一些文人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意識及女性在婚姻上的遭遇。我們說喬吉的雜劇反映了一定的社會問題和時代意識,也是僅指此而言。喬吉以后,元代的愛情劇可觀無幾了。在元雜劇發展史上,喬吉處于由中期向后期轉變的階段。這個階段,雜劇正逐漸脫離舞臺向文人化方向發展,喬吉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鄒曾祺曾一針見血指出:“元劇自喬、鄭出來以后,作風為之一變。從前以本色質直為當行,此后則漸注意文學的修飾,慢慢的走到文人的手里去了。”事實如此。喬吉是文采派后期的代表作家,他的雜劇藝術上雖有一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