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的自我理論與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構建

美國社會學家和實用哲學家喬治赫伯特美國形象互動理論作為20世紀的重要思想影響深遠。它穿過其思想的核心，為人們提供了進入美國思想世界的自然通道，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德國當代哲學家、社會理論家哈貝馬斯極為贊賞地指出,“米德第一個深入考察了這種作為社會產物的自我的主體間性模式”1。哈貝馬斯本人正是在對米德自我理論的承繼、吸收、發展與批判中,構建了交往理論體系,開辟了社會批判理論研究的新路向,實現了自我問題研究的現代主體間性哲學的轉向。一自我的同一性———自我與他人的互動作為“美國近代在哲學上最有創見頭腦的思想家”,米德在實用主義經驗論的基礎上,從社會行為的角度來考察自我的形成與發展,創立了獨具特色的自我理論。這一理論把實用主義思想與華生行為主義心理學結合起來,以自我為原點,在社會行為主義的基礎上考察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深刻剖析了心靈、自我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拓展了對自我問題的研究。米德自我理論的相關闡述主要集中在《心靈、自我與社會》一書中,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自我是在社會情境中通過社會活動形成的。在米德看來,自我生成于社會化的互動過程中,是一個由外到內不斷發展的過程,一般經歷三個階段:模仿階段、游戲階段和“泛化的他人”階段。自我形成的基礎是社會活動,正是社會活動把這種雙向互動的自我生成過程統一起來,通過初級姿態活動和高級符號活動的作用,人實現自我交流以及與他人的交流。其二,完整的自我是“主我”和“客我”的有機統一。米德把個人區分為“主我”(Ⅰ)和“客我”(me)?！爸魑摇笔亲晕业臎_動方面,體現了機體對他人的態度所做出的反應,表征著自我的創造性;“客我”則是自我的社會方面,是個體自我采取的一組有組織的其他人的態度。作為自我的邏輯組成部分,“主我”和“客我”是互為依存的,共同構成完整的社會個體。其三,自我與他人的互動構成自我理論的核心。在米德那里,對于自我問題的反思和探討,構成了他的整個理論的出發點和核心,而自我與他人的互動則成為自我理論研究的中心。個人只有在與他人的互動中,才能作為主體凸現出來。這樣,“一方面,他必須首先將共同體的其他成員視為自己的尺度,但另一方面又并不與他們完全認同,而是始終同他們保持一定距離,用米德的話來說,就是me與I的距離?！?在此研究的基礎上,米德認為自我的同一性只有通過掌握社會角色,即掌握建立在相互承認的基礎上的行為期待的互補關系,才能形成。因此,他關于自我問題的研究盡管是一種經驗層面上的描述,但是其理論能夠從他人來反觀自我,已經在自我問題的研究上開辟了一種新的路向,即以自我與他人的互動為主題,在社會的交互行動中考察自我問題。二米德的自我意識理論對哈貝馬斯普遍語用學思想的影響米德以社會的交互行動來考察自我問題的進路啟發和影響了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構建,給予自我問題的研究以新的哲學路徑,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米德自我理論中關于“自我”的闡釋影響了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形成。在傳統哲學的發展過程中,自我問題的研究以及對于“自我”的理解在哲學史上始終是一個難題。而這一難題正是在米德的理論中得到了解決,并對哈貝馬斯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哈貝馬斯自己所說,“米德是第一個對社會地產生的自我的這一主體間圖式作徹底思考的人。他提出了自我意識的反思模式,按照這一模式,認識的主體為了擁有自我并意識到自我,必須與作為客體的自身發生關聯。”3在哈貝馬斯看來,米德承繼了洪堡和克爾凱郭爾的思想,即個體化是一個以語言為中介的社會化過程和自覺的生活歷史建構過程。因此,“用概念把握社會個體化的完整意義的唯一希望的嘗試肇始于米德的社會心理學”1。在米德的自我理論中,“自我”概念的含義得到了擴展,它一方面被理解為在社會中的自我與他人的關系,另一方面還可以被理解為社會群體與個人的關系。這樣,正如學者倪梁康所說,“正是這個對自我的社會解釋或交互主體解釋,使圖根特哈特能夠確信,米德在自身意識理論的發展上突進到了一個能夠與黑格爾的自身意識構想相比擬的位置。”4在此,哈貝馬斯特別地注意到,米德強調在自我問題上,無論是“主我”還是“客我”都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形成的,是在自我和他人的相互交往過程中被確立起來的。在米德的思想中,社會化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個性化的過程。因此,以這種方式建立起來的穩定的自我,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單獨地自由存在;沒有與他人的關聯,任何人都不可能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甚至一種屬于自己的生活;沒有人能夠成為僅屬于自身的主體。”5可以看出,哈貝馬斯的這一觀點顯然是在米德的影響下形成的。哈貝馬斯進而認為,“個人作為一個特殊的語言共同體的成員……惟有融入一個主體間共有的生活世界,才能成為有語言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交往的教化過程中,他們同時獲得并保持著個體和集體的同一性。由于人稱代詞系統的運用,社會化的相互作用和以相互理解為目的的語言使用,內在地蘊含著一種促使主體逐漸個性化的動力。但與此同時,通過日常語言的同一媒介,社會化的主體間性也顯現出來?！?因此,通過用語言達成相互理解,通過與自身在生活世界中達成主體間性意義上的理解,社會化的個體也就確立了自己的認同,達成了“自我”的個體化與社會化的統一。這樣,在研究“自我”的個體化與社會化關系過程中,哈貝馬斯建構了以主體間互動為特征的交往理論。其次,米德自我理論中對于“語言”的理解促進了哈貝馬斯普遍語用學思想的產生。米德本人的思想與20世紀“語言學的轉向”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并且也是促成這個轉向此后進一步深化的重要動力之一。他的功績在于相當成功地分析了語言的機制,強調了語言在社會過程中的根本作用,認為心靈和意識是人在運用語言符號進行社會交流的過程中產生的;正是借助于語言,心靈和自我才得以社會地構成。米德的這一理論偏重于從語言的功能方面展開對語言的分析,對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誠如哈貝馬斯所說,“米德把意識哲學中的主格自我降低為‘賓格自我’,降低為首先出現在他者眼前的互動語境中的自我,這樣,他就繼承了上述這些思想,并進而把哲學的所有基本概念從意識的基礎轉移到語言的基礎上。”1米德的自我理論尤其強調符號,特別是語言在人類行為活動中的媒介作用,這就使得語言分析而不是意識分析成為其理論研究的核心。哈貝馬斯相信,米德提出的以語言為中介的互動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經驗主體和先驗主體之間如何溝通的形而上學問題。因為,在語言的媒介中,個性和主體間性同步發生:“個體的人只有作為某個特殊語言共同體的成員,融入一個主體間共同承擔的生活世界,才能成為有語言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交往的教化過程中,個人和集體同時獲得其同一性。由于人稱代詞的使用,從社會化互動的并以相互理解為目的的語言運用中,產生了一種促使人個性化的力量;通過日常語言的同一媒介,促使人社會化的主體間性也同時顯現出來。”6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正是在此基礎上得以完整構建和發展起來的。最后,米德自我理論中有關“社會”的觀點啟發了哈貝馬斯生活世界理論的構建。米德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角度出發,認為“主我”使得社會個體在互動過程中打破各種常規慣例,發揮個體的創造性,進而推動社會不斷進化;“客我”則使社會個體在互動中相互協調與合作,使社會在個體多樣化的基礎上保持穩定。這樣,統一為個體自我的“主我”與“客我”就表現為個體的創造能力和社會的運行秩序的有機協調。他進而認為:“在一個通過象征性符號系統(姿勢、表情等)媒介的相互作用而社會化的世界里,所有參與相互作用的社會成員的共同理解構成了一種全新社會結構的前提?！?受米德思想的啟發,哈貝馬斯把“社會”看作一個由以言語符號的方式進行的交往行為勾連而成的網絡系統,在對“社會”的全新理解基礎上建立了生活世界理論。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代表著一種規范人類互動的整合準則,包括文化、社會和人格三重結構;系統則是與生活世界相對應的概念,指的是經濟、政治、文化制度與組織,需要通過目的活動進行,實質是工具理性的體現。如果說生活世界是從價值層面上規范人際互動,那么系統則是從功能角度調節社會生活。哈貝馬斯建立的生活世界理論,一方面批判了社會系統對個人自主性行為的壓抑和支配,另一方面凸現了生活世界對個人自由發展的重要性。他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試圖以米德的自我理論中關于主我和客我的互動為基礎來反思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進而檢視、批判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困境,尋找脫離這些困境的可能方向,從而得出了結論: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是走出現代社會困境并實現人的個體化和社會化的統一的必然途徑。三交往理性實現了主體間性哲學的轉變在米德自我理論的影響下,哈貝馬斯對個體的社會行為進行了重新思考,進而獨辟蹊徑,順應語言學轉向的大潮,沿著互動論的思路,建立起了以主體間性模式為基礎的交往理論體系,從而進一步拓展了自我問題研究的路向,實現了主體間性哲學意義上的重要變革。第一,與米德的自我理論不同,哈貝馬斯在自我問題的研究上完全擺脫了意識哲學的束縛,實現了現代主體間性哲學的轉向。當代德國思想家圖根特哈特認為,在他所熟悉的哲學家中,米德是除海德格爾以外唯一一位將“自身關系”問題“從傳統的主—客體思維模式中解脫出來并對其進行結構上的重新透徹思考的哲學家”4。哈貝馬斯也同樣肯定地認為,米德思想的變化過程是從“認識論的自身關系、認識主體的自身關系”到“交互主體的考察方式”的轉向,米德哲學的發展路徑是從帶有自然主義或功能主義色彩的意識哲學到交互主體主義的社會哲學的轉變。在哈貝馬斯看來,這種思想或哲學的模式是一種“交互主體的模式”,開辟了一種新的思維趨向。但是,米德的哲學是否真的擺脫了傳統的主客二分的意識哲學的思維模式,實現了主體間性的轉向?哈貝馬斯認為,回答應是否定的,亦即米德的哲學并未完全脫離開意識哲學的領域,仍舊拘泥于意識哲學的思維模式,也就是學者倪梁康所說的“社會意識哲學(社會心理學)或認知的社會意識哲學應當是對米德思想的一個較好標識”4。原因在于:其一,從西方哲學發展的歷史過程看,米德的哲學正處于二十世紀哲學的過渡時期(從主體性意識哲學向主體間性現代哲學的過渡)。盡管他能夠使其研究方向最終更偏向于社會過程而非個體心理,但是最終仍然重新接受了意識哲學的綱領,并且至少是在早期有從認識論來解釋主體性和自身意識的意向,因此,并沒有完全脫離主客二元的傳統意識哲學思維模式。4其二,從米德哲學自身的性質和內容看,其理論還未完全跳出主體性意識哲學的窠臼。關于這一問題,哈貝馬斯在他的一些著作中給予了充分的論證和說明,比較明顯的論據是在哈貝馬斯的《后形而上學思想》一書中,它的第八章標題“個體化與社會化:論米德的主體性理論”明確地把米德的理論歸屬于一種主體性的理論。不僅如此,他在書中認為米德忽視了原始的自我關系與反思的自我關系之間的區別,忽視了認知主體的認識的自我關系和行為主體的實踐的自我關系之間的區別,對于不同的交往模式缺乏深入的研究,從而致使其理論仍然帶有意識哲學的因素和特征。此外,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米德在“泛化的他人”的說法之中就已經引入了意識哲學的某些要素,7致使其理論最終仍然趨向于意識哲學的理路。哈貝馬斯試圖超越米德的意識哲學和行為主義的觀點,把話語理解過程放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過程中實現,而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實現自我問題研究的主體間性轉向。由此,他首先批判了主客二分的傳統思維模式,以交往理性為核心建構了一套完整的交往行為理論,開辟了主體間性哲學的新路向。以他之見,交往理性可以克服意識哲學中的主客思維方式,有益于人與人之間新型交往關系的建立。這樣,在交往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象目的—工具行為那樣互為客體,而是互為主體;他人在自我眼中不是競爭的對手,而是相互依賴的平等伙伴。因此,交往理性追求的是通過主體間的互動達成共識,強調行動者之間的合作和關系的協調,這就要求交往主體在相互理解和對話的過程中,必須掌握一套言語和行為規則,按照有效性要求來實現交往的合理化。由此在對米德自我的理論的承繼和發展中,哈貝馬斯實現了對交往問題的合理解答,實現了自我問題研究的主體間性轉向。第二,與米德的自我理論不同,哈貝馬斯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更注重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為基礎來研究社會本身。米德思想的核心和關注點是自我問題,有關“心靈”和“社會”的討論都是圍繞以有機個體的生理和心理能力為基礎的“自我”而展開。因此,他的研究仍然局限在社會心理學的層面上,而沒有進一步把這種社會心理學的東西和人的交往活動結合起來,這就使得其理論在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的解決上顯得張力不足,存在缺陷。正如J.H.特納所評述的那樣,社會學家米德“沒有清楚地指出社會組織或社會本質,他的關于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具體怎樣聯系的思想也非常模糊”8。在米德自我理論的基礎上,哈貝馬斯在研究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時,把語用學理論和心理學的理論結合起來,更加重視以語言為中介的交往過程的作用。哈貝馬斯的關注點與米德不同,與其說是社會中的個體自我,不如說是由個人之間的交往所構成的社會,建立在個體互動基礎上的社會是其理論的著眼點。因此,可以看出:米德是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自我作出研究的,其關注點和落腳點是個人或自我本身;而哈貝馬斯是在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上對個人與社會關系進行的研究,關注的則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往關系,其最終歸結于社會(亦即生活世界和系統)。二者的視角不同,決定了兩種理論的差異:一個是局限于主體內部的“主我”和“客我”的分類,歸根結底是為了解釋自我本身的個性化與社會化問題;另一個則是在對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的考察中努力發掘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奧秘所在,并找到了關于社會的理想的答案。因此,盡管二者都關注于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問題,但是米德的最終落腳點是自我本身,而哈貝馬斯則以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為基礎來研究社會,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會批判理論。第三,與米德的自我理論不同,哈貝馬斯在語言符號的功用問題上更加深入地進行了探討,以此為基點拓展了對交往問題的研究。米德的自我理論看到了語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