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與道家無為而治思想比較

儒家和道教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支柱，往往以相互批評的形式出現。他們的思想是曲折的，在人們心中，文化的趨勢往往形成。如中國傳統的“無為而治”的治道思想,在很長的時間里,人們很容易想當然地認為為道家文化所獨有。其實不然,儒家等其他思想流派也有自己特色的“無為而治”思想。本文就試圖對儒家和道家文化的開山之祖的孔子和老子的“無為而治”治道思想進行比較分析,以開顯中國傳統“治道”文化的某些特點。一、中國古代“無為而治”治道思想的理想目標中國先秦諸子百家所奠定的傳統思想文化,在本質上是關于“治道”的文化。司馬談說:“乃論六家之要指,《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先秦諸子百家雖然各自的具體思想觀點不盡相同,但其學說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務為治也”。先秦諸子百家不僅講求治道,而且大多有著一致的治道理想目標,“無為而治”就是先秦各家各派治道的共同理想。黎紅雷先生在《儒家管理哲學》中說:“提起‘無為而治’,人們一般都認為這只是道家的主張,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無為而治’其實是儒、道、法家共同的理想。”“此外,‘無為而治’也可以說是墨家和名家的理想目標。”不過,先秦各家各派的治道達到“無收搞日期:2006-01-12為而治”這一理想的路徑,即他們提供的具體的治道的手段或方案有很大差異,這就是司馬談所說的“百慮”、“殊途”、“異路”。所以,黎先生又說:“我們不僅要認清‘無為而治’是中國管理哲學各家的共同理想,而且更要把握各家達到‘無為而治’的具體手段。”孔子與老子都有自己“無為而治”治道思想。一方面,他們的目標是“一致”、“同歸”的,都是想達到“無為”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的美學境界,但另一方面,孔子的“無為而治”與老子“無為而治”是“殊途”的:“無為而治”只是孔子治道思想的終點;而對于老子而言,“無為而治”則既是終點,更是起點。換言之,孔子治道路徑,是讓統治者積極“有為”,被統治者“無為”;而對于老子而言,治道路徑是統治者“無為”,讓被統治者“有為”。二、“無為而治”的治道思想作為孔子和老子的代表作,《論語》不過數萬字,《老子》更只有五千言,直接講“無為而治”的治道思想的地方不太多,特別是《論語》。但這兩本著作中涉及到的重要材料,可以比較明確反映出孔子和老子“無為而治”治道思想的基本路向。(一)“為政以德,則不令而行”孔子的主要思想在《論語》中,《論語》中僅有幾條直接講到“無為而治”的材料。一些儒家后學和研究孔子“無為而治”思想的人,總對這兩則材料感興趣:第一則:“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第二則:“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對于孔子所說的“無為而治”,前人的解釋雖有所不同,但大同小異。對第一則材料,何晏集解為:“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邢內且曰:“帝王之道,貴在無為清靜而民化之。”朱熹注為:“無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后,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跡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何晏、邢內且和朱熹的注釋從不同的角度,發明了“無為而治”治道思想的微言大義。何晏認為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應該以“有為”為條件,其關鍵在于“任官得其人”;邢內且用具有強烈的道家色彩的語言來詮釋“無為而治”,強調統治者只要“貴清靜”,就可以達到“民化之”的效果;朱熹的解釋更加具體和全面,他強調統治者不僅要“得人以任”,更重要的是要自修“德盛”以“化民”,這樣才可以達到“無為而治”的目的。何晏、邢內且和朱熹的詮釋,基本觸及到了孔子“無為而治”治道思想的核心內容,孔子講“恭己正南面”,就是要求統治者在道德方面以身作則,孔子認為治理天下,關鍵在于提高君主自身的道德修養,如果能在社會生活中給臣民作出道德表率,就能達到“正其身,不令而行”的“無為”而政令可行的效果。這在第二則材料里講得更具體。對第二則材料,朱熹注解為:“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并引程頤等人之注:“為政以德,然后無為。”“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朱熹這些解釋是說,只要統治者“為政以德”,那么他就像北斗星一樣,即使自己不動,臣民們也會像眾星那樣,自然而然以他為中心,衷心擁戴他了。孔子實現“為政以德”的主張,主要路徑是“正人先正己”。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政”的意思就是端正,您自己帶頭端正了,誰敢不端正呢?孔子又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假若端正了自己,治理國家還有什么困難呢?連自己都不能端正,又怎么能端正別人呢?孔子還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當權者的德行端正,不發命令,政令也能貫徹。自己行為不檢點,即使三令五申,老百姓也不會聽從。所以,孔子的“無為而治”主要強調的是治的主體自身道德修養的感化作用,所謂“君子之德如風,小人之德如草,草上之風,必堰”。(《論語·顏淵》)總之,孔子認為治理天下,關鍵不是如何制定法律政策去統治別人,而在于提高君主自身的道德修養,倘若君主通過自己的道德“有為”,在道德修養上達到一定的境界,能夠給臣民作出表率,對臣民進行潛移默化的道德感召,那么就能達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無為而政令可行的效果,就可以達到“無為”而天下大治的美學境界了。(二)“為無效而治”,“以民為心”老子的主要思想在《老子》中,與孔子的《論語》相比,《老子》中講到“無為而治”的材料,就豐富多了。“無為而治”是《老子》治道的核心思想,《老子》八十一章中,直接談到“無為”治道的至少有十章,相關材料有數十處。其中,最重要的一則材料是,老子主張:“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五十七章》)這條材料,基本上是老子“無為而治”治道方略的總綱。而“我無為而民自化”,又是這則材料的總綱。老子是個徹底的“無為而治”的治道思想家,在老子的治道思想里,治道的目的和手段是直接統一的。他給統治者提供的治道方案是,以“無為”而治為最高理想,通過“為無為”而“無不為”,以達到“無不治”。統治者只需做的是無為、無事、無欲、守靜,即一切順應自然,這樣,“萬物將自化”,“民自化”。與孔子要求統治者積極的道德“有為”相反,老子認為,國家難以治理,最大的原因在于,統治者“有為”,即“人為”,統治者積極有為的“人為”,造成了國家的難以治理,“民以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老子·五十七章》)因此,老子主張:“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五十七章》)所以,要達到“無不為”,“無不治”的治道目的,老子主張采取“無為”的手段。老子說:“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老子·十章》)以“無為”治國,講的是只要統治者能做到“好靜”、“無事”、“無欲”,那么老百姓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樸”了,就能達到“無為而治”。關于“好靜”而治,老子解釋說:“靜為躁君。”(《老子·二十六章》)“靜勝躁……清靜為天下正”。(《老子·四十五章》)所以要“致虛極,守靜篤”。關于“無事”而治,老子解釋說“有事”“不足以治天下”(《老子·四十八章》)。但老子并不是完全不要有事,他還是主張“事”的,他說:“圣人處無為之事。”(《老子·二章》)應該“事無事”(《老子·六十三章》)。關于“無欲”而治,老子解釋說:“罪莫大于可欲,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老子從不同角度特別強調治的主體“無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掘治的客體“有為”的潛力,他強調的是治的客體的地位,認為最智慧的治道是將治的客體主體化。所以老子說:“圣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四十九章》統治者要順乎民心,一切以民心為轉移。這實際上就是要求治的主體的弱化,而強調治的客體的主體化。三、“無為而治”治道思想與“無為而治”治道思想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孔子和老子的“無為而治”治道思想,雖然有著共同的理想目標,即是統治者“無為”就可以達到天下大“治”的美學境界,但通向共同的“無為而治”治道理想時所走路徑,二者有極大的不同之處。(一)“同榮”：同一治理道的審美理想1、曾瑤之“無為而治”老子關于“無為而治”、“不為而成”《老子·四十七章》的美學理想的材料比較豐富,也為眾人所熟知,這里將不作更多的論述,只是補充一則孔子講到“無為而治”美學理想的材料。《論語·先進》中的有這樣一則故事:孔子問他的幾個弟子的政治理想如何,子路、冉有、公西華與曾皙各自陳述自己的意見后,“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之所以獨對曾皙的理想大加贊賞,就在于曾皙說出了老師的心里正想說的話。曾皙“異乎二三子”,他的最高的治國理想,不過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零,詠而歸”,看似與治國無關,其實這正體現了“無為而治”的圣人之治的最高美學境界。曾皙為政,既不治兵,也不富民,他純粹是在進行審美活動,在暮春時節,同道之人結伴而行,“浴乎沂,風乎舞雩”,然后“詠而歸”,悠閑輕松,清靜自在,其中沒有絲毫的“有為”跡象。這種“無為而治”的境界,其實是孔子治道的最高美學理想。不過我們應該看到,這種“無為”并不是說治的主體只要賞玩樂舞,游山玩水就可以治理好國家,這種“無為”的藝術境界只是治道的最高理想,它是在一系列有為之后的自然而然的狀態,其實包括了的一系列具體的政治措施,最主要的是前面講到的正己德,“為政以德”,以及“為國以禮”等主張。孔子所向往的這種藝術化的治道美學境界,也正是老子所追求的,二者具有共通性。2、第二,道德教育的“不言”為“致廣大而盡事”孔子與老子都有自己“無為而治”治道美學理想,即追求能達到“無為”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的美學境界,在根本上,他們的這一思想有共同思想基礎,即共有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資源。比如,在孔子和老子思想里,都有“不言之教”的思想。在《論語》中,有這樣一則重要的材料:“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興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這則材料講的是孔子教育弟子時,行不言之教的故事。孔子認為,“天”并不說話,然而四季自然交替,有序運行,萬物自然生長,生機蓬勃,這就是天順應萬物自己固有規律的不言而教。孔子推崇這種“不言之教”的教育方式,也充分說明,孔子也有鮮明的天道“自然無為”的思想,只不過長期被其積極“有為”的本位思想的光輝遮蔽了。無獨有偶,在《老子》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材料:“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這則材料講的是,圣人常常以“無為”的態度來行事,實行不用言語的教化,就像萬物聽任自然興起而不為其創始,他一切順從自然,即使偶爾有所施為,但也沒有自己的意向,功成業就而不自居。因為不居功,所以功績也就不會離他而去。老子的這里所講的處世態度,顯然同樣是受到天道“不言”無為的智慧的啟示。原來,在強調人與自然界相溝通,順應天道無為,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一點上,孔子與老子有著共同的思想來源,即根源于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自然無為”思想。(二)孔子與老德治國的“無為而治”內涵孔子和老子“無為而治”治道的最高理想,都是實現治的主體的“無為”,就可以達到天下大治的“為”的美學境界,但是,他們選擇通向最高的境界的路徑不同:孔子主張通過治的主體“有為”,治的客體“無為”的方式,老子主張通過治的主體順應自然的“無為”,治的客體“有為”方式。孔子“無為而治”的路徑是通過治的主體“有為”,最主要的是“為政以德”。孔子倡導統治者重德和為官修德,推行德政,以德治國,講“道之以德”(《論語·為政》),也是講要從道德教化的角度為人們提供行為導向,通過“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作君主的自身的德行要端正,把自己作修煉為完美道德的表率,以身作則,去感化臣民,最后達到天下大治。孔子“無為而治”的具體路徑為:“正己”———“正人”———“安百姓”———“恭己正南面”———“無為而治”。老子“無為而治”的路徑是通過治的主體“無為”,來最大限度解放治的客體,發揮其“有為”潛力。與孔子的“無為”相比,道家的“無為”更加具體化,他從手段上一味排斥任何形式的“有為”,即“人為”。老子“無為而治”的具體路徑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