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宋莫高窟傳》札記

“蝗蟲黃，亂子”是一年的研究周期。看到校園里人頭攢動,回想當年譚其驤先生為我舉行的入學(xué)考試,恍如隔世。那是一九九○年五月七日上午,在復(fù)旦工會二樓東頭的小會議室。先一天在五教考完英語,這一場是專業(yè)口試。那一年報考譚先生的本來還有吳松弟兄,由于他已在所里任職有年,譚先生對他比較了解,因此他也就沒參加考試,那天上午的考場是專為我而設(shè)的。當時我還在湖南師大地理系跟何業(yè)恒先生讀碩士,行將畢業(yè)。從長沙動身之前,看到復(fù)旦研招辦寄給我的準考證上寫著,專業(yè)課的考試形式是筆試加口試,與之前葛劍雄先生告知的只有口試的說法不同。抵達復(fù)旦在南區(qū)住下后,趕緊向葛先生求證。他確認只有口試,沒有筆試。他告訴我,研究生院本來是希望譚先生對我考場筆試,但譚先生不同意。他反問說:“難道我親自考他一個上午,還問不出他水平高低嗎?”院方這才放心,說:“行!譚先生,有您這句話就行!”考試好像是八點鐘開始。我到達考場時,鄒逸麟先生、王文楚先生、周振鶴先生三位考官已經(jīng)在了。葛先生作為我的推薦人,避嫌沒參加。旁邊有秘書作記錄。我先作了自我簡介,匯報了碩士論文。三位先生便圍繞我的碩士論文選題(南北朝佛教地理)問了起來。鄒先生首先發(fā)問。他問了兩個問題:一是要我談?wù)勅陡呱畟鳌?另一個已經(jīng)忘了。王先生的問題也是兩個:一、《弘明集》與《廣弘明集》;二、南北朝佛教以何時最盛。這幾個問題都沒超出我做論文過程中思考的范圍,感覺兩位先生對我很照顧。四題答罷,周振鶴先生開始問了。他的頭一個問題是:《宋高僧傳》的上限和下限?這道題讓我吃了一驚。因為這本書我在做碩士論文的過程中用得很少,平時讀書還真沒有過細。只好憑印象回答,周先生和我本人都不能滿意。第二個問題是:《大藏經(jīng)》的版本有多少?盡可能地列舉。對此我心里稍有點底,畢竟這是我吃飯的家伙,近一年以來天天跟它打交道。我列舉了六七種,自己覺得應(yīng)該差不多了,沒想到周先生仍不滿意。他一口氣又給我說了翻倍不止,說得我打心眼里羞愧不已。之后,他又問第三個問題:說說對文化地理學(xué)的理解。這個題目總算讓我有機會重拾自信。雖然從沒學(xué)過文化地理課程——我讀本科那個年代,寫學(xué)術(shù)史的人肯定要把它算到“人文地理學(xué)復(fù)興”以后,但我在大學(xué)里學(xué)的,還是傳統(tǒng)的“經(jīng)導(dǎo)”(《經(jīng)濟地理學(xué)導(dǎo)論》)、“中經(jīng)”(《中國經(jīng)濟地理》)、“世經(jīng)”(《世界經(jīng)濟地理》)那一套；不過,畢竟在地理系讀了七年,碩士論文選題確定以后也看過一些相關(guān)的書,因此,無論如何心里都有個譜。我明顯感到此時周先生的辭色和緩了許多。正當這道題答得差不多要結(jié)束的時候,譚先生來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譚先生。從見他的第一眼,我就覺得他很親切、很熟悉。因為之前看過《長水集》扉頁上的照片,深深地記住了他精光四射、令人無限欽敬的眼神。進門時他朝室內(nèi)掃了一眼,那眼神,跟照片上一模一樣。譚先生家住淮海路高安路,那天早上所里派人去接他過來的。現(xiàn)查他的日記,那一天記著:“早七點一刻起,八點……車來……到工會樓上與鄒、王、周三人共為投考博士生張偉然口試。”當時我不便看表,現(xiàn)在想來,那天他到達時應(yīng)該是九點鐘的樣子吧。鄒、王、周三位先生都站了起來。我坐得離門最近,也起身迎了上去。譚先生邊走邊跟各位先生打招呼,徑直走到中間空著的椅子邊坐下。我知道真正的考驗開始了,趕緊把最外面的毛背心脫掉,提防一會兒出汗。譚先生坐定,仍請三位先生繼續(xù)提問。鄒先生說:“今天您是主考官,該您問了。我們都問過了。”于是譚先生不再客氣,用他特有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幾乎一字一頓地對我說:“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有哪些?各有什么特點?一部一部地往下說。”說完他往后一仰,閉目作養(yǎng)神狀。我頓時感到周身發(fā)熱。說實話我原本是有備而來,兩年前就買到譚先生的《長水集》,認真研讀過里面的《漢書地理志選釋》,之后模仿著將歷代正史中的十六部《地理志》逐部研讀了一過；另外還按照鄒逸麟先生在一封信中的指點,將正史中的《食貨志》、《河渠志》也都通讀了,讀的過程中做了厚厚的一疊筆記。可以說,對這個問題多少有一點心得。但是,面對譚先生,還是無法做到心里不發(fā)虛。我抖擻精神,揣摸著譚先生的要求,先一部一部地歷數(shù)正史《地理志》的篇名,然后分別講它們的特點。那時候真幼稚,不知老師看重的是讀書的程度和感覺,以為一定要記住了才算數(shù),從長沙到上海來投考時,那些筆記都沒帶。回答過程中,也不敢向老師們匯報讀書的過程、用功的情況,以為那樣算偏題。只知硬邦邦地將腦子里記得的那些書的內(nèi)容,努力地往外倒。譚先生面無表情,我不確定他是在聽我答題,還是讓我的聲音給催眠了。其他先生們也一言不發(fā),弄得我越說越不自信。認真鉆研了好幾個月的內(nèi)容,感覺不大一會兒工夫就匆匆說完了。聽見我的聲音停頓下來,譚先生睜開眼睛,說:“你剛才說錯了一個字。《舊五代史》里面是《郡縣志》,不是《州縣志》。”我一驚,其實已經(jīng)完全記不得剛才是怎么說的了。但是這表明譚先生不僅在聽,而且聽得很仔細。因此我非但不沮喪,反而受到了激勵。“歷代有哪些地理總志?各有何特點?”譚先生提了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從用功程度來說我用得沒有前一題深,因為那時候這些書很不好找,除《元豐九域志》外其他都買不到,圖書館里也只有唐宋的幾部比較常見。不過從答題的角度來說我覺得這個題目還是不難,畢竟凡是能找到原書的都讀過片斷,找不到原書的從史學(xué)名著題解之類工具書上看過一些較有深度的介紹。于是我把這些典籍按時代順序講了一遍。“有一部書,幾年前出版過,印得比較少,估計你們那里沒有——”我的話音剛落,譚先生就開口了。不知是我忘說了還是他聽漏了。“您是說《宋本方輿勝覽》?”我趕緊接上去。他點點頭。我告訴他,這書我見過,湖南師大圖書館有,但我沒來得及細看,只讀過湖南那一部分以及卷首他為該書寫的出版前言。“明末清初有兩種私人著述,我們一般也把它們看作地理總志——”譚先生接著往下說。“您是說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我搶過他的話頭。他頷首。我對他說,前者我沒見過原書,只讀過介紹；后者在圖書館見過,翻過一點點。然后我把了解到的東西講了講。“你老家在哪個縣?講一講它的歷史沿革。”譚先生問了第三個問題。這個時候他好像興奮起來了。來之前對這個題目我專門做了一些功課,自己覺得應(yīng)該不怕。我老家湖南安仁,從北宋開始建縣,對這以后的沿革我摸過一遍。可是剛開始沒說兩句,譚先生就打斷我,要我從漢代講起;而建縣之前的情況資料中不是很清楚,弄得我大窘。好不容易才抵擋過去。“湖南歷代有哪些名人?”前三題問過之后,譚先生出我意料之外地問起湖南文化方面的題目來了,而且之后一直圍繞著這個主題問:湖南文化發(fā)展經(jīng)歷了哪幾個階段?湖南東部少數(shù)民族為瑤族系,西部為苗、土家族系,它們對湖南文化發(fā)展各有何影響?這些題目,就我在地理系所受的教育以及我碩士論文的選題來說,都是離得相當遠的。好在老天爺助我,一九八〇年代中葉,湖南師大老校長林增平先生掀起了一股湖湘文化研究熱潮,他那篇著名的論文《近代湖湘文化初探》(載《歷史研究》1988年第4期)里面一個重要的立論依據(jù)便是譚先生的《湖南人由來考》。我的導(dǎo)師何業(yè)恒先生正好跟林先生住隔壁,何先生曾領(lǐng)著我和兩位研究生同學(xué)專門去拜訪過林先生,要我們向林先生請教湖湘文化研究的問題。在林先生的建議下,我曾在一九八九年春寫成過一篇《試論鳳凰三杰的成材因素》,試圖從歷史地理角度談?wù)労我韵嫖鼬P凰那么偏僻的一個邊境小縣,從清末以來居然走出了熊希齡、沈從文、黃永玉三個世界級名人。那篇習(xí)作寫得當然很不成功,但因此瀏覽過當時能看到的大部分相關(guān)資料及論著。我把這些閱讀和所做工作向譚先生作了匯報,雖然不能讓他滿意,總算每個問題都能說上幾句。但當時給我的感覺就是很沮喪。完全跟不上譚先生的思路。他提問的方式和角度讓我聞所未聞,匪夷所思。雖然沒作系統(tǒng)性的闡述,但他的每一次問話都讓我敏銳地意識到,他對湖南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研究作過很深的思考。當我向他匯報湖湘文化的研究狀況時,他聽得興致盎然。他提醒我,湖南近代人才輩出和地域文化得以發(fā)展,嘉道間有一個人很重要。我不等他把話說完,趕緊說:“陶澍?”他說:“是。”十一點稍過,譚先生不問了,其他幾位先生也沒提新的問題。他們要合議,讓我退到走廊上。周先生給我一支鉛筆和一本晚清出版的地圖冊,要我對前言加以標點。他說:“不要緊,點多少算多少。”那篇文字很古怪,里面很多外國地名、人名,與現(xiàn)今譯法頗多不同,點起來很吃力。大概過了五六分鐘,周先生把我叫進去。譚先生很認真地對我說:“你是搞文化地理的,近年我們這里將文化地理當作一個重點,你如果能夠來,我們很歡迎。”他把“如果”兩個字說得很重。“但是,讀博士生的三年中,應(yīng)該有一半至少是三分之一的時間要用于讀書,讀跟畢業(yè)論文無關(guān)的書。不能一上來就做論文。因此,你要是來了,任務(wù)是很繁重的!”停頓了一下,他繼續(xù)說:“文化地理的論文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做斷代的,像盧云那樣,選一個時代,做全國；另一種是對稱的,以某一區(qū)域為范圍,做通代的研究。一般而言,區(qū)域的好做一些。你是湖南人,我建議你做兩湖——以湖南、湖北兩省為范圍,做通代的。”現(xiàn)在看來,譚先生這席話對我的傾向性已相當明顯。但當時我深陷在對之前回答問題不夠滿意的自責(zé)中,只覺得四肢癱軟,一點都興奮不起來。事后秘書老師看我神情落寞,問我是不是對英語沒把握,我說英語沒問題,只擔(dān)心專業(yè)水平讓譚先生看不上。可見我當時心情有多灰暗。不過聽到譚先生這么闡述歷史文化地理的進路,我登時覺得問題很大。這意味著我如果有幸跟譚先生讀博,碩士論文的工作必須中止。于是我問譚先生,這剛開頭的佛教地理研究怎么辦。譚先生說:“佛教地理這個題目也有一定意義,但是對整個中國文化地理來說,不是最重要；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