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邊界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邊緣化理論的研究對象是在第三階段內的貧困，這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在美洲國家科學研究院產生的。“邊緣化”(Marginality)一詞首先是由美國社會學家帕克(R·E·Park)于20年代提出來的。他認為,由于通婚或移民,那些處于兩種文化邊緣上的人常經受著一種心理上的失落感;他們在種族或文化團體中的成員關系模糊不清,因為他們既不能被這個種族或文化團體接受,也得不到另一個種族或文化團體的歡迎。后來,這一邊緣化概念被進一步擴大,用來泛指在一個國家內由社會和經濟上的移動(尤其是城鄉之間的移動)導致的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沖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拉丁美洲,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迅速加快等原因,農村人口無限制地涌入城市,而城市經濟卻難以接納眾多的移民。他們無法在城市中找到立足之地,只能在城市外圍地區建造一些能擋風蔽雨的簡陋住所。生活在這些貧民窟中的人既享受不到公共服務設施(如水、電和文教衛生等)的便利,也無法獲得正規的工作機會。而經濟地位的低下必然使他們難以參與政治進程。貧民窟的擴大對拉美政治穩定構成了威脅。不少貧民為求生存和立足之地而采取了強行占地和偷盜等不正當手段。一些左翼勢力則利用貧民對當局發起了政治和軍事上的進攻。當局的回擊使事態進一步惡化,流血事件時有所聞。面對這一現實,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府和公眾,都認為有必要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邊緣化理論由此而產生。80年代,拉美國家遇到了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的雙重打擊,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貧困問題已構成了影響政局穩定的不利因素。邊緣化理論遂再次引起人們的重視。一“二元論”派:“被邊緣”的社會參在拉美學者對邊緣化理論的研究中,先后出現了兩個主要派別。一是受到現代化理論影響的“二元論”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是智利的拉丁美洲經濟社會發展中心的學者,因此又叫“拉美經濟社會發展中心派”。二是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并對“二元論”派持批判態度的“結構主義”派,也稱“新馬克思主義派”。“二元論”派認為,“邊緣化”在拉美是根深蒂固的,其來源可追溯到16世紀西班牙對拉美的殖民統治時期,當時,殖民主義者用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文化征服了拉美的傳統經濟和古老文化。“二元論”派以現代化理論為基礎,把“邊緣化”看成是一種多方位現象,認為“邊緣化”通常出現在向現代化過渡的進程中,而這種過渡是不同步或不平衡的,因為社會中共同存在著傳統的和現代化的兩種價值觀、信念、行為、體制和社會范疇。這種不同步或不平衡意味著在向現代化過渡的進程中,有些人、團體和地區落伍了,或難以參與這一進程,同時也不能從這一進程中受益,因而只能處于“邊緣”地位。他們之所以處于“邊緣”地位或甚至被排斥在社會等級之外,是因為他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不能被結合進社會或階級體系中。他們既不屬于已將其排擠出去的農村,又不屬于未能吸納他們的城市。因此,他們被遺忘在現代化進程的邊緣線上。“二元論”派將社會參與不足視作“邊緣化”的主要特征。社會參與有被動和主動之分。在被動參與中,人是社會進程的客體,但處在“邊緣化”中的人不能、或只能在最低限度上獲得由發展帶來的社會和經濟上的好處。在主動參與中,人是社會進程的主體,但處在“邊緣化”中的人不能、或偶爾能夠參與選舉,無法形成利益集團或加入一般的政治組織,也難以在決策進程中發揮作用。可見,被動參與和主動參與所指的概念分別是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那么兩者之間是什么關系？“二元論”派認為,主動參與能隨被動參與的增加而增加;在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增加以后,處在“邊緣化”中的人才能介入與其相關的社會和政治事務。換言之,經濟地位低下是政治地位得不到提高的主要原因。研究“邊緣化”理論的學者為確定“邊緣化”的實際范圍而采取了實地調查和查閱官方統計資料等手段。他們認為,處在“邊緣化”中的人不僅包括大多數農村人口,而且還有為數不少的城市人口。“二元論”派將這些城市人口稱作“次無產者”,其組成部分主要包括;(1)從事低生產率經濟活動的自謀職業者;(2)從事低技術、低工資經濟活動的無固定職業者。“二元論”派指出,為了消除“邊緣化”,必須努力克服影響社會一體化的兩個障礙:一是僵硬的社會結構。它創造出來的價值意象只能反映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念和規范。二是部門之間的失調或失衡。這種失調或失衡在城鄉之間以及大都市與邊遠地區的關系中尤為明顯。為了克服上述障礙,“二元論”派主張:首先要建立廣泛的基層組織,以促進內部一體化和使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團結在共同目標的周圍;其次要在體系方面創造出一種能將所有人結合進整個社會的機制;第三要對社會進行一次激進的變革,從而徹底地吸納處在“邊緣化”中的人們。因為統治集團被看作是吸納那些人的障礙,所以,這個統治集團必須被以新的精神氣質為基礎的社會結構取而代之。二“邊緣”:資本積累的貢獻60年代末,“二元論”派的觀點開始消沉。與此同時,所謂“結構主義派”或“新馬克思主義派”的觀點則開始占據上風。“結構主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秘魯社會學家阿尼瓦爾·基哈諾和阿根廷政治學家何塞·納恩。他們都對戰后拉美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感到失望,認為“邊緣化”是這種由外國資本控制的工業化進程的產物。他們試圖將“邊緣化”問題的研究置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中,但同時又認為應對馬克思提出的有關概念(如相對人口過剩和產業后備軍)進行修正,以考慮到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這個因素,以及依附性國家(即落后國家)中資本主義發展的獨特形式。他們還認為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同樣存在著“邊緣化”,只是不太普遍或不太嚴重而已。基哈諾指出,“邊緣化”反映的是社會一體化和社會參與的特殊方式,而不是“二元論”派所說的“非一體化”或“非參與”方式。拉美市場上的勞動力不能成為具有霸權性質的產業部門的“后備軍”,相反,隨著資本技術構成的變化,這些被排斥的勞動力永遠不能被那些產業部門吸納。基哈諾將這些勞動力稱作“邊緣化勞動力”。他預測,由于壟斷部門不斷擴大,與其相對的競爭性部門將進一步縮小。因此,競爭性部門也將排擠出更多的勞動力,使他們淪為“邊緣化勞動力”。基哈諾將城市和農村中“邊緣化”的根源歸結為以下三點:(1)壟斷部門的擴大迫使一些競爭性部門破產,從而導致失業;(2)壟斷部門和競爭性部門在其發展過程中都破壞了傳統的小手工藝、作坊、小商販和小規模服務業;(3)資本主義滲入傳統農業部門,從而排擠出勞動力。所有這些失業者和其他一些勞動力都在基哈諾所說的“邊緣極”(marginalpole)中謀求生存之路。“邊緣極”的概念實質上等同于現代理論中的“二元主義”概念。基哈諾之所以用“邊緣極”取而代之,是因為他想說明“邊緣極”仍然是經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非位于經濟制度的外部。(可見,這一觀點與如前述“二元論”派的觀點是大相徑庭的。)但是,基哈諾又指出,隨著“邊緣極”的出現,整個經濟結構變得更加不穩定,具有更多的異質性,同時也更加矛盾,從而使整個制度中各個層次(壟斷.競爭和“邊緣化”)之間的失衡更為嚴重。為了說明“邊緣化勞動力”對資本積累的貢獻,基哈諾將處在“邊緣化”中的人口分為兩種類型:“邊緣小資產階級”和“邊緣無產階級”.“邊緣小資產階級”為數較少,多為自謀職業者;他們的生產活動和服務主要面向處在“邊緣化”中的其他人。“邊緣無產階級”只能從事勞動密集型或不需要技術的經濟活動以及非生產性體力勞動。“邊緣小資產階級”和“邊緣無產階級”加劇了社會分化,分別成為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內部的“次階級”。但是,他們對資本積累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基哈諾認為,“邊緣無產階級”的這種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為競爭性部門充當勞動力后備軍的角色,從而使該部門的工資水平趨于下降;(2)作為一種受到剝削的消費者,他們為競爭部門和壟斷部門的產品提供了一部分市場。至于“邊緣小資產階級”,因為他們能在“邊緣極”中直接從事經濟活動,并直接從這些經濟活動中積累資本,所以他們能對資本積累作出更大的貢獻。納恩對“邊緣化”的分析則主要從拉美國家的發展戰略入手。他指出,一方面,拉美的內向性發展戰略未能使農業部門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因此國內市場得不到開發,從而影響了工業部門本身的發展。另一方面,這種發展戰略又使拉美的對外依附性進一步強化,過早地實現了工業壟斷,還不適當地采用了資本密集型技術。納恩還指出,外國壟斷資本(跨國公司)的介入使“邊緣化”更加嚴重,因為受到外國壟斷資本控制的工業化進程不僅沒有創造出足夠的就業機會,反而帶來大量相對過剩人口。對于拉美資本主義來說,這些相對過剩人口中的一部分經常不能發揮作用,有時還導致機能失調。他們不是產業后備軍,因為他們永遠不會被具有霸權性質的資本主義工業部門所吸納,即使在工業發展周期的高漲階段亦不例外。同樣重要的是,戰后拉美的人口增長十分迅速,而向外移民卻受到發達國家移民政策的多種限制。納恩認為,上述新現象是馬克思所未能預見的。為此,納恩提出了“邊緣化大眾”的概念,用來描述那些對壟斷工業部門不能發揮作用或產生機能失調的相對過剩人口。這些勞動力之所以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是因為他們不會被壟斷資本雇傭,也不會對這個具有霸權性質的部門所雇傭的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產生任何影響。在納恩看來,因為“邊緣化大眾”不屬于產業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所以其階級覺悟是有限的。由于這一特點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如松散和不穩定),他們難以建起團結的紐帶,在自我組織方面也缺乏必要的經驗。一方面,他們很容易被民眾主義政客利用,并受其操縱和控制,甚至有可能訴諸暴力行為,從而產生出自我毀滅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他們也會被動員起來,加入革命組織。(基哈諾也認為:“邊緣無產階級”沒有直接受到資產階級的剝削,因此難以識別其階級敵人,有時把國家看成他們的對手。)三邊緣理論對“邊緣化”人的階級屬性有所增加邊緣化理論中的一些觀點和概念是鮮明而富有啟發性的。如,拉美國家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工業化進程以及這一進程對外國壟斷資本的過度依賴,使“邊緣化”更為嚴重;要徹底消滅“邊緣化”,必須對社會進行激進的變革;“邊緣化”不僅存在于第三世界,而且還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找到;經濟地位的低下是影響政治參與的主要原因;戰后以來出現的一系列新現象對相對過剩人口及產業后備軍等概念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是,不容置疑,邊緣化理論也有明顯的缺陷和不足之處。首先,邊緣化理論未能揭示出導致“邊緣化”的根本原因。“二元論”派認為一部分人之所以處在“邊緣化”中,是因為他們在向現代化過渡的進程中落伍了,不能被結合進社會一體化中。基哈諾和納恩等“結構主義論”者則把“邊緣化”看成是外國壟斷資本控制下的工業化進程的產物。這些觀點顯然是不全面的。“邊緣化”實質上是貧困化的另一種表達形式,兩者的產生根源并無根本性差異。因此,“邊緣化”也是資本積累的產物。其次,邊緣化理論中的一些概念(如“邊緣化勞動力”和“邊緣化大眾”,等等)是不確切和多余的。基哈諾和納恩認為,“邊緣化勞動力”和“邊緣化大眾”是指永遠失業,并且不能為資本積累發揮作用的那些過剩人口,不同于馬克思所說的相對過剩人口和產業后備軍。第三,邊緣化理論忽視了收入分配不公對“邊緣化”產生的不良影響。長期以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則重視不夠。因此,盡管人均國民收入在增長,但收入分配結構卻更不合理。這一狀況無疑應歸咎于政府的一些不適當的經濟政策,如將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寄托于對廣大消費者(其中大多數是低收入的底層人民群眾)進行課稅,而高收入階層卻可以通過多種正當或不正當的途徑享受稅收優惠；又如,政府向城鎮居民提供涉及食品、文教、衛生、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務領域的財政補貼,而廣大農村人口卻無權享受,從而加劇了城鄉差別。所有這一切都導致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貧富懸殊不斷擴大。第四,邊緣化理論未能對“邊緣化”人劃定明確的階級屬性,而且還低估了這一階層的階級覺悟和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基哈諾等人將“邊緣化”人區分為“邊緣小資產階級”和“邊緣無產階級”,認為他們構成了各自所屬階層內的“次階級”。這種分類及其定義顯然過于籠統,而且也是不盡確切的。就整體而言,“邊緣化”人的階級屬性應該是無產階級,因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喪失了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勞動者,盡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們長時期不能被雇傭。除此以外,“邊緣化”人中還有另外兩個階層:(l)半無產階級,包括城市中的小手工業者和小商小販,以及農村中的半自耕農。(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西方文獻將其列入“非正規部門”的組成部分)。(2)游民無產者階層,包括無地農民和破產的手工業工人,等等。一般而言,基哈諾所說的“邊緣小資產階級”,可以被看作是半無產階級,而“邊緣無產階級”則包括無產階級和游民無產者階層。正是因為“邊緣化”人的主體是無產階級,所以他們的階級覺悟不是“邊緣化”論者所稱的“有限”,而是較高的,盡管他們有時會被一些民眾主義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