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乾陵陵飯的管理與保護

中國古代封建王朝非常重視對皇帝陵墓的管理和保護。隨著陵社會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歷代朝廷都制定了有效的措施來有效地保護和管理陵墓。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在不斷創新和探索的背景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的保護方法和保護理念。這些經驗和方法的正確運用,不但使帝王陵寢得到很好的保護,也使管理規范得到進一步完善,同時也對后世特別是當今作為文化遺產重要內容的帝王陵寢的管理、保護以及制定相關政策,建立保護體系產生重大影響。乾陵作為唐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陵寢,不但是唐代很有特色的皇家陵園,也是中國歷代最知名的帝陵,在中國帝王陵墓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千百年來,由于受到歷代朝廷的重視,雖經千年風雨,仍不失卓越風姿,陵園輪廓較為完整。特別是在唐代時期體現的更加突出。它建于盛唐初期,那么,修建之后對它的保護和管理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又有哪些管理制度?諸如這類問題并未引起學者的關注。本人不揣淺陋,依據相關史料并結合考古調查、發掘等資料對之進行初步探討,以期對乾陵陵寢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一、乾陵署的機構設置從大量文獻記載看,歷代都設有管理帝王陵寢的專門機構,并把它當作加強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早在先秦時期,周王陵寢管理雖無完備的機制和健全的組織機構,但朝廷設有專門管理陵寢的命官,稱為冢人、下大夫、中大夫等,其職責就是掌管公墓之地。自秦漢開始,特別是在西漢時期,隨著帝王陵寢規模的不斷擴大,陵墓管理納入了掌管禮樂的最高行政機關——太常管轄的范圍,并賦予專門的職責。此后,隨著陵寢制度的發展完善,組織機構、職責范圍進一步明確,管理事務日趨具體。由此建立起了比較完備的管理機構和比較規范的管理制度?？梢哉f西漢是帝王陵寢管理機構比較成熟時期。至隋唐時期特別是在唐代,隨著皇家陵寢數量規模的不斷擴大,政府對包括乾陵在內的皇家陵寢的管理和保護更加重視,在沿襲漢代一系列陵寢制度和機制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一套具有自已特點的管理制度,設置的專門機構——陵署就是其中內容之一。唐代正是通過設在當地的這個組織對諸多陵寢進行有效的管理和積極的保護。對于乾陵而言,它是大唐王朝建國六十年之后營建的第四座陵寢(另外三座分別是獻陵、昭陵、恭陵),當屬重要的皇家陵園和國家級陵墓,對它的管理無疑應當提到最高政府一級層面。公元683年12月高宗駕崩于洛陽,次年安葬于乾陵之后,隨即就成立了專司于管理乾陵的組織機構——乾陵署,確切的說是在武則天的關照下,按照相應的規定和程序組建的,也是繼恭陵陵署之后組建的第四個皇家陵寢管理單位和乾陵最早的管理機構。乾陵陵署的建立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標志著乾陵陵寢的管理步入正軌,陵署承擔起了這座剛剛修建完陵寢的管理和維護任務。玄宗天寶十三載(754)二月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為臺令,丞各升一階,自后諸陵,例皆稱臺”?？芍晔鹨欢仍臑榍昱_。不管是陵署還是陵臺,它們均作為朝廷的一個部門,當初隸屬太常寺,后改為宗正寺,不管是太常寺還是宗正寺,均是中央九寺五監之一,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皇家宗族事務管理機構。在諸多的職責范疇內,負責護衛、維修皇陵,主持各種形式的祭祀活動。在領導下屬部門履行相關職能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史書記載唐代皇帝“親謁陵”時都提到過“太常卿”與“陵令”,如《大唐開元禮》卷45《吉禮》就有“太常卿行諸陵”。說明主管朝廷祭祀事務和直接管理陵寢事務的太常寺和陵署,以及這兩個部門的官員在履行政府職能時所處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短屏洹?、《舊唐書》、《唐會要》、《新唐書》等文獻對諸陵署機構的管理人員及其品階有明確記載。如《唐六典》卷14《諸陵署》云:“陵令各一人,從五品上;丞一人,從七品下;錄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輦四人,主藥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二人。”依據記載來看,乾陵署應由24人組成,符合上述規定的要求,堪稱是一個完善的帝陵管理機構。除了陵令和丞兩位主要負責人外,還設有掌管該署總錄文薄的,有管理財貨或文書的,有掌管記載史事的,有掌管御衣服玩的,有掌管車輛的,有掌管藥物的,有掌典諸工役與雜務的,還有掌管倉庫及廳事鋪設的等等。他們專門負責朝廷在陵寢內進行的一系列祭祀等其他事務。1958年在今西安東郊灞橋紅慶村南出土了武則天神功二年(698年)《獨孤思貞墓志》,墓志的主人獨孤思貞曾于去世前即武則天神功二年(698年)年擔任過乾陵令,志文有“除乾陵署令”的記載,應是乾陵署成立14年之后的一屆陵令。據唐宣宗大中進士張讀所撰《宣室志》卷三記載,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一名叫張詵的官員也曾經擔任過乾陵令,“詵拜乾陵令”。這是百年之后乾陵署的又一屆陵令。按照規定乾陵令為正五品,品階高出中央六部郎中,與中書省要員中書舍人品級相等,也與京都所在地的長安、萬年縣的縣令看齊,已然躋身進入中層官吏行列,為通貴范圍,可見其位置的顯赫和尊貴。陵署特別是陵令的職責共有三項,一是掌管陵寢內的所有事務,如及時上報陵寢狀況,有無發生的重大事件,陵寢是否安全,各項管理事務是否按程序正常進行,及時傳達朝廷新的指令等;二是率領守陵陵戶履行守衛維護之事,如平時的灑掃、守護、栽植、修葺等;三是在指定的日子里按時祭祀陵寢。并承擔掌奏黃道吉日及時節禁忌,掌讀祝文及迎送神祗,配備相應的祭祀饌具,掌奏祭祀及大餉用樂等。陵丞,即陵令的副職,為七品官員,協助陵令完成上述任務。管理乾陵陵寢是國家社會諸多事務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和頭等大事,也是朝廷一件很嚴肅的朝政要務和繁雜、瑣碎的政治活動。陵寢的諸多事務表面看起來是陵署一家之事,但如果上升至中央層面則涉及到許多行政部門和相關官員。如果不能妥善協調,處理好部門之間的關系,就會給帝陵管理帶來不便。由此看來管理陵寢責任重大,意義重大,需要形成合力,建立機制,方能推動陵寢管理工作正常進行。而設置一整套機構、配備一定數量的軍隊、一定數量的專職人員和大量的勞務人員則是非常必要的。乾陵署成立約八十余年之后,即唐代宗永泰二年十一月甲寅(766),在乾陵署還發生過一件普通的小事,即把偶然得到的一只赤兔(即紅顏色的兔)當作祥瑞及時進獻給乾陵。乾陵署是專司于乾陵陵寢的管理,所以該機構的具體位置和辦公地點應該設在陵寢區域內或附近地區而非長安城內,這樣做便于對陵寢的直接管理和具體措施能及時貫徹落實到位。那么,乾陵署機構所在地位于今天什么地方?目前尚無定論。邑人范紫東先生于民國30年(1941)編著的《乾縣新志》上有“乾陵舊署,在乾陵下二里許。遺址尚存。土人謂之看墳司”的記載,二里許恰好就是現在的韓家堡村,即唐懿德太子墓正南約百十米,當地群眾也要有類似的說法。但依地方志的記載確定當初陵署位置的準確性需進一步核實。管理好乾陵陵寢,使它完好無損是陵署重要職責之一,但如遇重大維修事宜則另當別論。因為唐代諸陵平時的修葺,雖然由陵令負責,但較大而且重要的修繕,則須朝廷臨時委派大臣專營。如貞元十四年(798)那次大規模的修建就是由當時的右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捐擔當,朝廷任命為充修八陵使。所以,距離乾陵百年之后在乾陵陵園內重新修建的三百七十八間房屋就是在本次最大規模的修繕中完成的,具體負責并非乾陵令,而是由朝廷組建的專門班子完成,可見乾陵署負責陵寢的修葺和維護等工作,重點在于平時和日常。二、乾陵的陵戶及其他陵戶為了加大對陵寢平時灑掃、守護、修葺等日常具體事務管理的力度,政府還特設守衛乾陵陵寢的陵戶。乾陵陵戶,不同于承擔租、賦、徭、役的一般授田戶和自耕農民的特別戶,屬于蠲免租賦和徭役的生產者。對于陵戶的性質、管理和充當陵戶的做法,在隋唐文獻中記載頗多。按照“每陵側近,取百姓六鄉以供奉陵寢,永勿徭役”的規定,應是陵園附近“六鄉百姓”。至于戶數多少,朝廷根據全國所有陵寢規模大小、親疏遠近、地位之虛實長短作出規定:乾陵和橋陵、昭陵的陵戶分別為四百人,獻陵、定陵、恭陵各三百人。這是指每座陵寢所在地的普通農戶而言。除此之外,還有一定數量所謂的下戶人家也充當其陵戶,《唐六典》卷三云:“凡京畿充奉陵縣及諸陵墓及廟邑戶,各有差降焉,橋陵盡以奉先,獻陵以三原,昭陵以禮泉,乾陵以奉天,定陵以富平,各三千戶……,皆取側近下戶充”。這樣看來,乾陵下戶陵戶三千戶。如果下戶每戶平均按6口人計算,三千戶就是18000人,加上上戶400人,守護乾陵的陵戶總計達到18400人。相當現在一個鄉鎮的總人數。另據考證,這些陵戶中可能還有一些特殊身份的成員,即《舊唐書》所稱“當揀管戶委之”的“管戶”和“內家”即“官奴”。其中包括了已故皇帝的宮人、因讒得罪遣送皇陵的宮女、受到處分的宦官和出于自愿的人員。僅對唐孝敬皇帝恭陵的考查得知,先后有六位朝廷官員因過錯和犯罪甚至株連等而貶發恭陵充作陵戶。乾陵當不例外。守護乾陵的陵戶人數眾多,構成復雜。對這座重要的皇家陵園而言,如果沒有這樣一支龐大的專司守陵群體,則無法保證各項事務的正常進行。因為陵寢規模龐大,結構復雜,維護、修葺、守視、掃除、栽植等具體事務十分繁重,需要大量的人員去承擔,而陵戶的設立正好滿足了這樣的需求。陵戶承擔的具體任務共有四項:一是供奉,二是修葺,三是守視,四是掃除與栽植。其中供奉、修葺涉及錢、物、人,所以一般交由上戶即四百人中的陵戶承擔。守視、掃除、栽植屬于日常具體事宜,多由下戶人承擔,但須輪番守規,修葺陵墓,才能免除徭役,即就是朝廷赦免的“從良”之人,也須終身灑掃陵寢。不管是供奉修葺,還是守視、掃除、栽植等須按旨意進行,目的在于維護陵寢之完整無損,杜絕包括草木在內的一切損害。唐代設置守護陵寢的陵戶,至清代一直延續,歷時長達九百多年。清人畢沅任陜西巡撫期間,親自考察唐陵,發現陵園內大都被開拓為農田,開拓者則是一代一代守護陵寢的陵戶,他在所撰的《關中勝跡圖志》中提到乾陵陵寢管理不善,“大抵為陵戶侵漁所致”。《乾縣新志》卷九《古跡志》載:“清代祭告之陵,凡三十九處,乾陵不在其中。然向有陵租地九頃九十八畝六分,分與陵戶耕種”。如果考證乾陵陵戶的來源之地,可從唐以后的文獻上找到一些線索,根據《乾縣志》記載,當時位于乾陵附近的鄉有梁山鄉、乾陵鄉、孝節鄉、美川鄉、岑陽鄉等五個,它們是否就是當時“六鄉”的部分有待于進一步的考察。另外,在距乾陵東南方向3公里的陽洪鄉,唐代稱為恭和鄉,距離乾陵較近,可能也是當年的“六鄉”之一。三、擴大的傳統地位據史料記載:“奉天,次赤。文明元年(684)析禮泉,始平、好畤、武功、邠州之永壽置,以奉乾陵……”。這是唐代加強對皇家陵園管理所制定的組織措施之一,也是唐代陵寢制度中一項頗具特色的重要內容。雖然目的是為了滿足陵園修筑維護和祭祀的需要,但多少也隱喻著當時人的文化理念,也可能對當地的經濟繁榮起到重要作用。唐代及其以后的文獻中對此事都有明確記載。探究其淵源應是繼承了秦漢特別是西漢時期設置陵邑的做法,西漢當時設置的陵邑又稱陵縣,按照祭祀的身份高低分為三種。唐代在參考其中兩種形制的基礎上,進一步賦予新的內容,建立起自己的陵縣、陵鄉制度。對陵縣制度而言,唐代關中18座帝陵只有乾陵和橋陵兩座帝陵修成后朝廷對所在地的行政區劃及時進行了調整,一是新設置專門的縣,“乾陵以奉天”。二是改變原來縣的縣名,蒲城縣因供奉橋陵而于玄宗開元四年十月(716)改為奉先縣。所謂陵鄉,是對其帝陵所在鄉的行政區劃進行調整。奉天位于京都長安西北附近,“凡三都之縣,在內曰京,城外曰畿?！彼?設立后的奉天縣雖屬唐代地方政府的基層,但隸屬京兆府管轄,屬于全國82個“畿縣”之一,當為中央直轄縣?？h令為正六品下,雖屬較低級官員,未進入通貴范圍,但作為一縣之長,親民之官,位置比較特殊。“參與中央上級政府及其遣使到自己轄區內的祭祀”,“要對來人提供各種方便和陪同包括皇帝出巡路過本縣時的迎送和供頓,要承擔為皇帝修建行宮”等一系列要務。文獻記載唐代“詩圣”杜甫的父親杜閑約在開元二十年(732)至二十五年任奉天縣令,達五年之久。史書上還記載京兆萬年(今西安)人韋夏卿也曾經在大歷二年(767)當過奉天縣令,并從該任上升遷。奉天縣從公元684年初設置一直延續至唐昭宗乾寧二年(895)歷時長達二百一十一年。唐代及其以后的史書一般不記載縣一級的戶口,依據目前研究成果可知,奉天縣處于唐代北方區域,又是特別設置的縣,而北方縣的戶均數約在萬戶以上,有可能達到18000戶左右,按戶均6口人計算,總人口約在10萬以上,達到108000人,所以估計奉天縣在唐代最興盛時期是一個約有十萬以上人口的大縣,當然人口的增長是逐步達到的,并非一次性就是十萬人。奉天縣的隸屬也多有變化。武則天天授二年(691),奉天與武功、始平、周至、好畤四縣劃歸復設立的稷州,而稷州雖然是武德初設立的州府之一,但在貞觀年間廢除,武則天統治期間,重新設立。前面提到的獨孤思貞在任乾陵令之前就擔任過稷州管轄下的奉天縣縣令,“秩滿調補稷州奉天令”。它是在另一個任上任職期滿后調整為奉天令的。但該縣行政級別較之京兆府隸屬下的縣明顯偏低,于是十年之后,奉天再次劃歸京兆府管轄,成為該府直接管轄的二十二個縣之一,地位和級別得到重新調整。興元元年(784)又升為次赤縣,為京縣之一,縣令為正五品上,地位級別再次上升。乾寧二年(895),又以奉天縣改置成為乾州,上升為州、府一級的建制,并領奉天一縣,仍隸屬京兆府。從文明元年(684)置奉天縣到唐末,奉天縣隸屬幾經變化調整,但都是圍繞乾陵陵寢的供奉而進行,說明乾陵地位的重要以及對皇家陵園管理的重視。新設立的奉天縣的縣治就在乾陵腳下,即今天的乾縣城。是專司于供奉乾陵的,所以,每逢重大重要節日后世帝王親拜或大臣公卿巡視均由長安出發,行至此處,整休憩息之后,才進入乾陵陵園,由此開始一系列的祭拜活動?？梢钥闯?奉天城與乾陵陵寢應該是緊密連綴的,城、陵兩者是一個互不可分割的整體。特別是奉天城在各方面發揮著類似于漢代陵邑的作用,是附屬于乾陵,為了滿足修葺、保護、祭拜以及負擔陵寢所需之職役,為陵寢承擔一切所需等而專門設置的新的縣級行政單位,其從功能、作用和意義上講,應該是乾陵陵寢的重要組成部分無容置疑。不僅是皇帝及其公卿大臣祭祀陵寢必經之地,也是他們憩息的場所之一。四、玄宗皇帝至乾陵中國墓葬,不管是帝王陵寢還是一般平民墓葬歷來被認為具有維系親族感情,保障死者尊嚴,端正古禮導向的作用,是最能凝聚宗族感情的文化標志。所以受到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高度重視,其中之一就是在四時八節對其進行祭奠,而祭奠的形式多種多樣,祭奠的主人因身份的不文博史記考述wenbo/Shijikaoshu同而體現出不同的級別和檔次。通?；实鄣募赖涑蔀樽罡咝问郊赖?其含義更為深刻,把它看成是與宗廟同為國家祭祀祖先的兩大方式?！皣笫?在祀與戎”,“禮之五經,莫重于祭”。鑒于皇帝拜陵祭祀的對象為自己的祖先,與自已有較近的親緣,再加上靈魂在墓的心理認識作用,所以陵寢祭祀所表達的情感非常濃郁,除了具有密切親族感情的作用外,還發揮著一定的外交作用和兼行一定的施政措施,所以,皇帝拜謁陵寢的現實作用大大增強。自先秦以來的君王和帝王都把拜謁陵寢看成是一件非常嚴肅而極其重要的政治大事。唐朝廷的祭奠活動是在前世開創的“謁陵之禮”祭拜制度的基礎上設立的。成為自東漢以來確定的以朝拜祭祀為主要內容的陵寢制度一項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唐代21位皇帝中先后有4位皇帝親自拜謁過祖先的陵墓,即太宗、高宗、玄宗和懿宗,總共只有4次,也只有4人,在4人次當中,唯獨玄宗皇帝所拜陵寢最多,橫跨東西五縣,先后達到5座,創下唐代拜陵的最高記錄。史上有“皇帝拜陵”之說,皇帝所拜,皇后陪同隨行,所以又有“皇后拜陵”之說。史書記載,唐玄宗和唐懿宗都曾親自拜謁過乾陵。特別是唐玄宗拜謁乾陵在文獻上有明確記載。開元十七年(729)十一月上旬,唐玄宗離開京城,先后前往奉先、富平、三原、禮泉和奉天五縣,將祭拜包括其父親在內的五位帝王的陵寢。“行謁五陵,以車駕經行近遠先后為次?！碑斣鲁跷?11月29日)從京城出發,五天后即當月初十日(12月4日)至奉先縣,拜謁他父親李旦的橋陵,十二(12月6日)又到富平縣拜謁定陵,定陵是他伯父李顯的陵寢,十三(12月7日)再到三元縣拜謁獻陵,獻陵是開國皇帝李淵的陵寢,十六(12月10日)來到禮泉縣祭拜昭陵。當結束了在昭陵的祭祀活動之后,來到奉天縣,祭拜乾陵。開元十七年(729)十一月十九(729年12月13日),也就是離京外出的最后一天,李隆基一行浩浩蕩蕩經過三天時間的跋涉來到奉天,據《大唐開元禮》卷45《吉禮·皇帝拜五陵》記載,當時玄宗皇帝拜謁五陵的議程如下:“將拜陵,所司承制,內外宣攝,隨職供辦。前發二日,太尉告太廟如常儀。將作預修理拜謁之所及,寢宮務極潔敬,不得喧雜……,拜謁前一日,皇帝至行宮,謁齋室,仗衛如式。陵令以玉冊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陵令受訖,奉禮設御位于陵東南隅,西向;又設位于寢宮之內寢殿東階之東南,西向……,拜謁日,未明五刻,諸衛量設黃麾大仗于陵寢陳布……,皇帝至寢宮南門,仗衛停于門外。博士引太常卿前導皇帝入門,取東廊進至寢殿東階之東南,西向立定。太常卿前奏再拜訖。入進省服玩拂拭床帳,敕所司進太牢之饌,加備珍饈陳設。太常卿引皇帝謁酒樽所,酌酒進。皇帝入,奠酒三爵訖,當神座前北面立。太祝二人持玉冊于室戶外之右,東向。一太祝東向跪讀祝文訖,皇帝再拜又再拜。若更薦奠服玩即躬自執陳,訖,太常卿引皇帝出戶當神座前北面立。太常卿奏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出中門。太常卿奏請權停。其守宮使、內侍官引內官帥寢宮內人謁見皇帝。出,侍衛如常儀,還大次?！币罁鲜鰞热菘芍?玄宗皇帝這次到乾陵祭拜,其過程是極其繁瑣復雜的,雖是一次離京外出活動,但并不感到輕松,就其穿著祭服來說就是一件非常麻煩之事,祭拜過程要著厚厚的祭服,期間還要按照三叩九拜等禮節不停地更換,達到四五次之多。堅持完成這些規定的動作,其疲憊的神情可想而知。夏歷二十二日(12月16日),玄宗一行“車駕回宮”,終于完成了本次拜謁祭陵活動。作為一朝天子離京外出并出席重大事務活動,應當是當時國家的一件頭等大事和一項最重要、最嚴肅的政治活動,其儀仗場面必定顯赫、威嚴。文獻記載,唐代皇帝外出的大駕鹵薄通常由儀仗的導駕者、“清游隊”、金吾折沖、金吾大將軍、左右威衛、左右廂步等組成,粗粗數來,整個隊伍從朝廷重官到侍從護衛,鼓樂旗蓋、車騎扇輦、清道雜役排列計有一百二十多列次,許多列次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方隊或縱隊,約略計算一下,玄宗皇帝本次到乾陵等其他諸陵出席拜謁儀式,所需的大駕鹵薄總人數差不多超過了一萬人,這是何等地壯觀,達到了空前的盛舉。其中的皇親國戚,七廟子孫、諸侯百官、蕃酋君長必是重要的隨行成員。本次拜謁時間最長,東西地域跨度廣,行程異常艱辛,所投入的人力財力極其龐大。公元684年9月25日唐朝廷在梁山安葬高宗皇帝,時隔22年之后,公元706年7月2日在這里又為武則天舉行國葬,兩次由朝廷出面主持的皇帝國葬盛大而隆重。玄宗皇帝這次親自再來梁山,拜謁乾陵,參加祭拜大典禮儀,其盛大的場面和浩大的規模不比前兩次差多少,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公元684年9月4日、705年7月2日、729年12月13日這三個日子成為乾陵歷史上非常特殊的日子,在這三個日子里,朝廷分別舉行過三次國家級的盛大活動,由此創下乾陵歷史上最為榮耀,最為自豪的記錄。不但如此,玄宗皇帝的到來還創下乾陵歷史上唯一一位唐代皇帝親巡的記錄。祭拜活動結束后皇帝照例要進行一番曲赦、加官進爵等。這種舉動對老百姓而言,雖說是勞民傷財,但多少從中能得到一些實惠。如文獻記載,當年太宗祭祀完高祖獻陵,當日就“曲赦三原縣及從官衛士等大辟已下,已發覺,未發覺,皆釋其罪。免民一年租賦。有八十已上,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鰥寡孤獨、有篤疾者,賜物各有差。宿衛陵邑中郎將、衛士齋員及三原令以下,各賜爵一級。”高宗祭祀畢昭陵立刻“曲赦禮泉縣民,放今年租賦。陵所宿衛將軍、郎進爵一等,陵令、丞加階賜物。”可以推測當年玄宗在乾陵祭祀活動結束后照例也會履行這樣的程序。以玄宗皇帝為首的本次祭拜活動從本月十日開始至十九日結束,二十二日回到京城,所需時間共計十天,如果加上來回路途的天數,全程所需時間超過半月,達到十八天,這是唐代歷史上規模最大、儀式最隆重的一次政治活動,也是唐代文獻記載最具體的一次祭拜陵寢活動。五、第二,這4年以后,中宗對乾陵設置了大量的硬件設施和程序公卿巡陵是唐朝明確規定的由朝廷委派相關大臣代替皇帝前往陵寢進行巡視的一種方式,屬國家祭祀制度中的主要內容和重要形式,僅次于皇帝親拜的一次國事活動,也是帝王陵寢受到朝廷高度重視所采取的一種必要手段,成為皇帝拜謁、公卿巡陵等人文活動內容之一。是對秦漢以來帝陵陵寢相關禮儀制度的繼承和發揚。由于種種原因當朝皇帝不能親自前往,只好以大臣代替。《新唐書》、《舊唐書》、《唐會要》、《唐六典》、《大唐開元禮》等有關文獻對此事記載頗多,今人對此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作為大唐直接管理的皇家陵園,乾陵享受著以“三公”為最高代表和主要負責人在乾陵舉行的拜陵禮。公卿巡陵最初是由太常卿擔當主要負責人,后改為“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這兩類命官在朝廷都具有相當的身份,堪稱重量級官員,太常卿是太常寺的首腦,曾經又分管陵寢事務,更為重要的是他當下主管朝廷禮儀和祭祀之事,充當巡陵一事應是履行正常的職責;三公雖是“坐而論政”的高級顧問,但德高望重,位居一品,由他們代替皇帝前往陵寢巡視并進行一系列的拜陵活動才能體現出朝廷對巡視陵寢一事的高度重視。盡管在此后巡陵官員和人數不斷得到調整和減少,但擔任巡陵的主要官員始終未變。由此而成為“由太常卿或‘三公替代主祭的‘公卿巡陵’固定化、程式化的常制”。由此看來,公卿巡視乾陵,除了玄宗皇帝外,時任的太尉、司徒、司空,太常令、丞、奉禮郎、右校署令等朝廷重要官員以及地方政府的官員每年都要按例來到梁山,依法、以禮對乾陵進行巡視拜禮活動,最多時每年達到6次,最少也保持著一年兩次的記錄。據史料記載,公卿巡陵“歲春、秋季一巡?！薄皻q以春、秋仲月巡陵”?！按呵镏僭?命使巡陵”?！懊磕甏呵锒r公卿巡陵”。春季為“二月八日”。但在武則天和中宗執政時稍有改變。一是公卿巡陵性質稍有變化,天授以后,“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白蕴焓谝院?時有起居,因循至令,乃為常事”。把巡陵稱為起居,賦予了起居的內涵。眾所周知,起居制度是唐代禮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有日常起居、巡幸起居、外官起居、陵寢起居等,是指以下對上的一種探視和問候禮儀,不僅是對活著帝王問起居,也對死去帝王問起居。向死者皇帝問起居是指陵寢起居,通常是在陵寢范圍內進行,一般由公卿等人代替皇帝施行這一禮儀。唐代的陵寢起居制度由此開始。二是巡陵時間兩次得以調整,一次是在武則天時,規定每年的春、夏、秋、冬,高宗生日、忌日;一次是在武則天去世后,由中宗規定的“乾陵每歲正旦、冬至、寒食遣外使去,二忌日遣內使去”。兩次調整,使乾陵每年的公卿巡陵之禮異?；钴S,更為頻繁。三是武則天之后的巡陵團隊官員有了區別,每年的正月初一、冬至和寒食三個節日分別派遣朝廷大臣公卿前往乾陵巡視,如果是高宗和武則天兩人的忌日,則分別派相當職務的中官(宦官)前往巡視,體現出內外有別的特點。上述一系列變化反映了武則天和中宗對乾陵在禮儀方面的重視程度,特別體現出中宗對皇考、皇妣的真親至愛之情。畢竟高宗和武則天為自己的親生父母,故在禮儀方面要有特殊的關照,絕對要重于其他諸帝陵?？梢韵胂?除過當朝皇帝親拜陵寢之外,在這個時期內,一年的春、夏、秋、冬的第二個月、每年的正月初一、冬至、寒食、高宗和武則天的生日、忌日,朝廷都會下詔,委派以官居一品的太尉、或者司空、司徒和太常卿分別擔任正副團長,有奉禮郎、右校署令、右校令等一大批五品以上文武官員參加的大型陵寢拜陵團,在陵寢所在縣的縣令陪同下來到梁山,在莊嚴肅穆的乾陵陵寢為高宗和武則天舉行拜陵禮。頻繁的公卿代替皇帝巡陵,其禮儀內容比皇帝親拜要簡單得多,雖然文博史記考述wenbo/Shijikaoshu不是最高一級的禮儀待遇,也沒有眾多復雜的程序,也非講究一定的排場,但必定是作為皇上的特使,以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