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頁第二頁，共220頁。

第二頁第三頁，共220頁。

第三頁第四頁，共220頁。第一章緒論教材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一版，1990年第二次重印，1996年第三次重印，2001年第六次印刷；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3月第一版，1995年4月再版主要參考書1．唐蘭《中國文字學》，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開明書店1949年3月版重印本2．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齊魯書社，1981年1月第四頁第五頁，共220頁。

主要參考書

3．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12月第1版4．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另外，平時經常查字典，經常翻閱《中國語文》、《語言研究》、《古漢語研究》、《古文字研究》、《文物》、《考古》、《考古與文物》、《中國歷史文物》、《中原文物》等雜志。目的是了解最新的研究動態，以及國家現行的語文政策和考古發現的新材料。第五頁第六頁，共220頁。1、“文字”的定義以及古人對“文字”的叫法在漢語里，“文字”一語，也叫“字”，它們可以用來指一個個的字，也可以指記錄某種語言的文字符號的整個體系。在有必要的時候，我們把後者稱為“文字體系”。文字體系包括文字中所有的符號、形體以及書寫規則等。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是人類社會重要的輔助性交際工具。總之：（1）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2）文字是交際和交流思想的輔助工具。（3）文字是書面語的表現形式。第六頁第七頁，共220頁。

文

我們現在說“文字”或“字”，古人原來不是這么稱呼的。他們叫做什么呢？最早他們叫做“文”、“名”或“書”。先看叫做“文”的例子：1．《左傳》至少有三處解釋文字的構造：昭公元年：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注：文，字也。昭公六年：夫文，止戈為武。注：文，字。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注：文，字。2．《禮記·中庸》：“書同文。”因此，顧炎武在《日知錄》里說：“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到了現在，“文”仍然可以指“文字”，但多用于比較專門的術語，如“英文”等。

第七頁第八頁，共220頁。

名、書

除了言“文”以外，古代比較早的時候還使用“名”這個詞。如：1．《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玄注：“古曰名，今曰字。”2．《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鄭玄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3．《論語·子路》：“必也正名乎？”鄭玄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鄭注已佚，有輯本。后敦煌、吐魯番發現一些鄭注寫本，參看王素《唐寫本鄭氏論語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11）

“書字”，也有作“書名”的，鄭玄在注《禮記》時就說：文，書名也。4．唐代的賈公彥《儀禮義疏》說：“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后代文字多，則曰字。”

第八頁第九頁，共220頁。

名、書

把文字叫做“名”，其實現在對大家也不應該很陌生，比如說日語中有“平假名”、“片假名”，這其中的“名”是什么意思？就是“字”的意思。書

在戰國以后，人們往往把文字叫做“書”，如：1．《尚書序》：“造書契。”《釋文》：“書者，文字。”2．《荀子·解蔽》：“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3．《韓非子·五蠹》：“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第九頁第十頁，共220頁。字、文字從上面可以看出，我們古人曾用“文”、“名”、“書”來指我們“字”或“文字”。“字”這個字被用來指文字，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東漢人鄭玄注古書時說“古曰名，今世曰字”，說明至遲在東漢時，“字”已經跟我們現在的意思是一樣的了。根據古書，最早把“文字”叫做“字”，大概是在秦朝時候。江永《群經補義》說：“其稱書名為字者，蓋始于秦。呂不韋著《呂氏春秋》，縣之咸陽市，曰：‘有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古人造“字”這個字，最早表示的不是我們現在的意思，按照《說文》的解釋，“字”的本義是“人及鳥生子”，《說文》：“字，乳也，從子在宀下，子亦聲。”《說文》認為“文”和“字”意義有不同，獨體為文，合體為字。這大概是后來的分別。第十頁第十一頁，共220頁。文字至于“文字”連用，顧炎武《日知錄》說：最初見于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的瑯（瑯）玡（琊）臺刻石，其上有“同書文字”。把“文字”二字用在書名上的，最早是《說文解字》，這還是“文”與“字”分用。其后有晉朝王義的《文字要紀》、王愔Yīn《文字志》、梁朝阮孝緒《文字集略》等書，“文字”是連用的。第十一頁第十二頁，共220頁。2．文字學與漢語文字學文字學是以作為書寫符號的文字為研究對象，研究文字發生和發展的規律、文字的類型及其特點，研究文字和社會、文字和語言、文字和書寫工具及其印刷技術的關系等等。研究世界上的各種文字，從中找出支配所有文字發展的共同規律，這門學科叫普通文字學，或比較文字學。用描寫或歷史的方法研究某一種文字發生、發展及其結構的規律，這門學科叫個別文字學。個別文字學又可以分為歷史的和斷代的兩種，分別稱為“歷史文字學”和“描寫文字學”。“歷史文字學”以某種文字的歷史發展為分析研究的對象，如我國的“傳統文字學”、“漢字發展史”；“描寫文字學”以某一時代個別文字的狀況為分析研究對象，如我國的“甲骨學”、“金石學”、“現代漢字學”。第十二頁第十三頁，共220頁。漢語文字學1、漢語文字學又稱漢文字學、漢字學，是中國傳統學科之一。它主要研究漢字的起源、書體、六書結構、形音義關系、文獻用字現象等問題。古代屬于“小學”研究的內容之一。2、民國初年，章炳麟才建議把“小學”改為“語言文字之學”。（《論語言文字之學》）人們遂把漢字研究叫作“文字學”。3、解放后，因為“文字學”只研究漢族的文字，不包括國內少數兄弟民族的各種文字，所以多把民國以來定名的“文字學”叫作“漢字學”。4、據蔣善國《漢字學》P21：“‘文字學’這個名稱，出現于1912年。清朝末年，西學東漸，西方學術都有系統，各種學科名稱經漢譯后，都在詞尾加一‘學’字，如哲學、文學、植物學、教育學、心理學、邏輯學、統計學、人類學、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等。……”第十三頁第十四頁，共220頁。

3、從“小學”到“漢字學”——現代意義的漢字學的建立

至少在西周時代的晚期，已經有人專門編寫小學生的識字課本了。傳說《史籀篇》就是這種讀物。在春秋時代，人們對漢字的形體結構進行分析和解說也往往從古書里可以看到，如《左傳》、《論語》里都可以看到（已見上文所引）。據說上海博物館收購的戰國楚竹簡中有字典，如果確實，可見戰國時代一定有人對文字作專門的研究了。西漢時代，把文字之學叫做“小學”。從《漢書·藝文志》所錄可以看出，“小學”大致是一些童蒙識字讀物，還不能算是研究著作。需要注意的是，它跟后代的不同是，它不包括有關訓詁的《爾雅》之類和有關音韻的書（音韻學興於魏晉以后，東漢時代也許還沒有這類專著）。第十四頁第十五頁，共220頁。

3、從“小學”到“漢字學”——現代意義的漢字學的建立

秦代統一文字，李斯等人一定在文字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小學”的含義后來擴大了。1、到了唐代長孫無忌等撰《隋書·經籍志》，經部圖書已經將《聲韻》、《聲類》等音韻之書列入“小學”類，但《爾雅》、《廣雅》、《方言》、《釋名》等解釋詞語的語言著作仍然另屬一類。2、到了五代劉昫監修的《唐書·經籍志》將訓詁書、文字書、音韻書和書法著錄在一起，但甲部（即經部）類目仍將“詁訓類”和“小學類”分為兩類。3、到了北宋宋祁、歐陽修重修的《新唐書·藝文志》，開始將“詁訓類”并入“小學類”之中。自此，所謂“小學”的含義已擴大到文字、音韻、訓詁、書法四個方面。4、清代乾隆時所編《四庫全書總目》則在經部“小學類”下分為“訓詁”、“字書”、“韻書”三個小類（書法著作另屬他類）。第十五頁第十六頁，共220頁。

對于文字的研究在過去確實很受重視，但其重視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自古以來就重視對經典的研究。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第一部文字學專著，許慎寫此書是為了正確地解釋經典。他在《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按：指經學，即解說經書之學）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清朝王鳴盛說：“《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馀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還有人說“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正因為《說文》是為解釋經典而作，漢字學從一開始就處于經學附庸的地位。第十六頁第十七頁，共220頁。正因為“小學”一向處于“經學的附庸”的地位，它所注重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書面材料，所以這種研究大致屬于“語文學”的范圍，與“語言學”尚有區別（參看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前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小學”即傳統文字學研究的主要內容，詹鄞鑫《漢字說略》第6-第11頁作了總結，即：①增廣《說文》，編了不少字典，如《玉篇》、《類篇》、《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等；②規范用字，即所謂“正字”；③校訂整理《說文》；④注疏《說文》或解釋形音義；⑤研究《說文》“六書”。在傳統文字學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直接以語言為研究對象，絕大多數人不能正確處理語言和文字的關系。因此在“小學”研究中形成了以文字統帥語言的局面。第十七頁第十八頁，共220頁。

在19、20世紀之交，有兩件事為現代意義的文字學的形成準備了初步的條件。這兩件事是西方語言學思想的傳入和古文字研究的進步。晚清以來，由于金石學的發達和古文字資料的大量發現（其中包括殷墟甲骨文等前所未見的重要資料的發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清末的吳大澂、孫詒讓等人已經根據古文字指出了《說文》的一些問題。進入民國時代以后，這方面的研究有進一步的發展。大量的古文字資料和有關的研究成果，為現代意義的文字學的建立，準備了重要的條件。第十八頁第十九頁，共220頁。

對現代意義的文字學的建立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的，是西方語言學思想的影響。章太炎1906年發表《論語言文字之學》，提出應當把廣義的“小學”叫做“語言文字之學”（見《國粹學報》第二卷第12、13號，又見《國學講演錄·小學略說》），這樣才名正言順。章氏認為：“自許叔重創作《說文解字》，專以字形為主，而音韻、訓詁屬焉。……合此三者，乃成語言文字之學。此固非兒童占畢所能盡者，然名為‘小學’，則以襲用古稱，便于指示；其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方為確切。”第十九頁第二十頁，共220頁。以“語言文字學”代替“小學”之名是對的，這反映章氏對語言和文字已有了明確的區分。但開始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主要是文字和語言的關系不清，一直以文字統率語言。所以，即便自此之后，有人在講文字學的時候仍然講文字、音韻、訓詁的內容。1917年，北大開文字學課，由兩個人教，一個是朱宗萊，一個是錢玄同。朱先生教“文字學形義篇”，錢先生教“文字學音篇”。后來很多人都采取這個方法，但是由于“音”比較專門，一般講文字學的人也就不講而只講形和義了。上個世紀20年代初，沈兼士在北京大學講授的課程明確稱為“文字形義學”。此后頗有人仿效。由于研究訓詁“沒有現成的理論系統”，講“文字形義學”的往往以形為主，講“義”的部分只是附庸，“可有可無”（唐蘭《中國文字學》第6頁）。例如1935年出版的周兆沅的《文字形義學》（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上篇書體，下篇形論，并未專論訓詁。容庚在燕京大學開文字學，《形篇》講字體，《義篇》講說明文字結構的“六書”，也是有“義”之名而無“義”之實。第二十頁第二十一頁，共220頁。所以，唐蘭說“民國以來，所謂文字學，名義上雖兼包形音義三部分，其實早就只有形體（引者按：這里所說的“形體”包括文字結構）是主要部分了”（《中國文字學》第6頁）。有的學者并明確把音韻、訓詁排除在文字學之外。如1926年出版的顧實的《中國文字學》，只論述文字之由來、文字之變遷和文字之構造。又如，1933年何仲英出版《文字學綱要》（上海民智書局初版），他認識到文字學不應包括音韻、訓詁，因此把自己原來的文字學著作改寫為此書，專門討論漢字的形體。20世紀30年代，唐蘭先生提出：文字學研究的應當只是文字的形體。他在1934年手寫石印的《古文字學導論》（當時除隨堂發給學生外，曾加印了100部，由來薰閣書店公開發行）中說“文字學研究的對象，只限于形體，我不但不想把音韻學找回來，還得把訓詁學送出去”。第二十一頁第二十二頁，共220頁。

還說“文字學本來就是字形學，不應該包括訓詁和音韻。一個字的音和義雖然和字形有聯系，但在本質上，它們是屬于語言的。”他在1949年出版的《中國文字學》中又重申了這個觀點。其實，唐蘭先生的觀點是偏頗了一些，研究文字學當然不必專門講訓詁、音韻，可是還是有緊密關系的，因此比較客觀地說，文字學應當是研究文字的形體以及形體與聲音、語義之間的關系的一門學科。

40年代以后，研究形體的文字學著作已成為主流。40年代出版的比較重要的著作，除唐蘭《中國文字學》外，有張世祿《中國文字學概要》（貴陽文通書局1941年初版）、齊佩瑢的《中國文字學概要》（北平國立華北編輯館1942年初版）等書。前者提倡研究文字要形音義三方面互相推求，但并沒有去介紹音韻學、訓詁學基礎知識。第二十二頁第二十三頁，共220頁。五六十年代比較有代表性的文字學著作有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蔣善國《漢字形體學》（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漢字的組成和性質》（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兩位學者力圖發掘漢字的構造和發展規律，梁書緊密結合語言學來研究文字，蔣書對隸變規律剖析得很細致，這在以前都是不多見的。第二十三頁第二十四頁，共220頁。80年代以后，大量的文字學著作相繼出版，如楊五銘《文字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蔣善國《漢字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孫錫鈞《漢字通論》（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王鳳陽《漢字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顧正《文字學》（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詹鄞鑫《漢字說略》（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許長安《漢語文字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等，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談到了形、音、義之間的關系。周祖謨為1988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撰寫的“漢語文字學”條，把文字學定義為“研究漢字的形體和形體與聲音、語義之間的關系的一門學科”，這可以代表目前大多數人的意見。第二十四頁第二十五頁，共220頁。

在80年代以來出版的文字學著作中，裘錫圭的《文字學概要》受到了較多的注意。該書使用了較多較新的出土文字資料，并且十分注意以語言學的觀點來討論文字問題。西方普通文字學理論的介紹和引進，對漢字學的發展也起了促進作用。1940年出版了英國愛德華·葛勞德著、林祝敔譯的《比較文字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87年出版了前蘇聯B.A.伊斯特林著、左少興譯的《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歷年翻譯的西方語言學通論性著作，也大都有討論文字的部分。有人在研究漢字起源和漢字的性質時把比較文字學的方法引入進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第二十五頁第二十六頁，共220頁。第二十六頁第二十七頁，共220頁。

漢字是漢民族文化的載體，而且很多字的構造就是跟一定的文化背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20世紀初開始，就有學者從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漢字。前些年，由于“文化潮”的興起，這方面的研究受到了重視，出現了很多以“漢字與文化”為主題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江西教育出版社的“漢字文化叢書”（陳海洋主編，1995）以及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中國漢字文化大觀》（何九盈、胡雙寶、張猛主編，1995），可以看作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幾年前就有人提出建立“漢字文化學”的主張。但遺憾的是，至今“漢字文化學”的界定還不是很清楚。雖然多數人主張“從漢字入手研究中國文化，從文化學的角度研究漢字”，但在一些人所寫的有關論著中，有不少內容其實可以歸到文化語言學的范圍里去，有的內容甚至很難說跟漢字和漢語有什么聯系。第二十七頁第二十八頁，共220頁。

以前大家說到“文字”，自然就理會成指漢字。其實，世界上文字有很多種，外國人也寫過不少文字產生和發展的專著，這也屬于文字學的范圍，屬于“普通文字學”范圍。有人把不同的文字進行比較研究，可以叫做“比較文字學”。從國內來講，中國其他少數民族也有文字，也需要研究。但這都不是我們這門課的內容。所以，我們現在要講的實際上是“漢字學”。這一點需要認識清楚。我國研究漢字的歷史很長，過去對漢字的研究是有人把它叫做“傳統文字學”，我們現在講的“漢字學”跟傳統文字學當然有很緊密的聯系，但也有很多不同點，比如漢字的性質、漢字的功能估價、漢字改革問題，甚至漢字的歷史，這些在傳統文字學里都不談或談得很少。所以，我們的“漢字學”既不同于普通文字學、比較文字學，又不同于傳統文字學。第二十八頁第二十九頁，共220頁。

順便講一下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概要》一書的書名，裘先生本來自己想叫“漢字學概要”，跟朱德熙先生商量，朱先生說“漢字學”聽起來很陌生，不如還是按照傳統的說法叫“文字學”。于是這本書的名字就按照朱先生的意見決定下來了。但朱先生也說，用“文字學”確實有毛病，因為沒有點明是中國文字，是漢字，即便你說傳統的說法都是一直叫“文字學”，沒有必要點明是漢字。但是要清楚：傳統的文字學有一定的含義，我們現在學漢字學，有的是超出了傳統的文字學的范圍的。朱先生還是傾向于用“漢字學”的名稱的。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漢字學”這個名稱已經不像裘先生起書名時那么讓人感到陌生了，所以更應當叫做“漢字學”。但是我們中文系安排課程，都是按照老習慣，所以仍然叫做“文字學”。第二十九頁第三十頁，共220頁。4．漢語文字學分支

漢語文字學分為古文字學和現代文字學。我們把漢字分為古文字和現代文字（或稱今文字）兩個階段，其中隸書是個分水嶺。隸書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大篆、古文、小篆叫古文字，專門研究古文字的學科叫古文字學（古漢字學、歷史漢字學）；隸書及其以后的楷書、今草、行書叫現代文字，專門研究現代文字的學科叫現代文字學。另外還有：漢字學通論（一般的漢字學研究），近代文字學（漢語俗字學）。第三十頁第三十一頁，共220頁。本課主要學習漢字學的一般知識。主要包括以下內容：（1）漢字的性質（2）漢字的起源（3）漢字形體的演變（4）漢字構形分類的理論與實踐①理論分析②三種類型漢字舉例分析

A、表意字

B、形聲字

C、假借字（5）漢字與漢語的關系第三十一頁第三十二頁，共220頁。5．文字和語言的關系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是“符號之符號”。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語音、語法、詞匯都是語言的內部要素，但是文字不是語言內部要素，相對于語言來說，文字是外在的要素。第三十二頁第三十三頁，共220頁。6．漢字的特點

漢字是漢族人民用來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漢字是代表音節的表意文字，一個漢字代表一個音節。第二，漢字是方塊形的形聲制文字。第三，漢字是至今通行的最古老的文字。第四，漢字是“超方言”的文字，它可以通行全國，為不同方言區的人所識讀。第五，漢字是獨立創造、獨立發展起來的文字。第三十三頁第三十四頁，共220頁。7．漢字的研究方法和作用漢字研究的方法：（1）偏旁分析法。漢字有許多是由初文或者準初文相與配合孳乳繁衍而來的，如會意、形聲字，都是兩個以上的“文”的組合。這些“獨體”的文，就成為合體字的偏旁。所以從偏旁分析去認識那些合體字，是研究漢字的基本方法之一。（2）歷史考證法。歷史考證法是縱向的考查探求，是動態分析法。重視初文、圖形文字，弄清文字的源流正變，探索文字結構的發展變化規律。（3）從卜辭、銘文以及經傳的文義推勘法。（4）就早期的字形直接觀察分析法。第三十四頁第三十五頁，共220頁。

漢字研究的作用：（1）繼承祖國文化遺產。（2）考證古代的社會制度以及物質生產、科學文化等發展情況。（3）有助于提高語文教學水平。（4）推進漢字改革。第三十五頁第三十六頁，共220頁。第二章：文字形成的過程一、文字的定義：狹義：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在漢語里，“文字”可以用來指一個個的字，也可以用來指記錄某種語言的文字符號的整個體系。文字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從第一批文字的出現到能夠完整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最后形成，總是需要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的。但是，以別的語言的文字為依傍，有時能為一種語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來。比如西夏文、韓文、日文。不能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稱為原始文字。第三十六頁第三十七頁，共220頁。二、文字畫與圖畫文字

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曾經用畫圖畫和作圖解的辦法來記錄或傳遞信息。“文字畫”即作用近似文字的圖畫。“圖畫文字”即圖畫形式的文字。這種說法不妥，因為這種圖畫是否成為文字還要看記錄了語言中某個詞沒有。例如“鹿”，畫一頭鹿的圖畫表示鹿與記錄語言中的“鹿”詞是有區別的。第三十七頁第三十八頁，共220頁。三、從圖畫到文字畫人們在生產生活過程中，特別是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通過畫具體的人、野獸、太陽等事物來代表這一類事物，這個階段稱作圖畫。例如：賀蘭山巖畫。巖畫刻制年代上限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周興華認為“少量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大部分屬于中石器、新石器時代，少量延續到青銅時代、鐵器時代，也有若干作品出自秦漢以后，近至宋元、西夏”。第三十八頁第三十九頁，共220頁。第三十九頁第四十頁，共220頁。另外還有將軍崖的巖畫，刻在錦屏山南面入口處凸出的巨石上，這是國內已知規模最大的一處巖畫。畫面寬約221米，高約40米。畫面上絕大多數是人物，而且是一種姿勢，雙手上舉，雙腳叉開，密密麻麻地布滿了數千平米的巖面。尚可辯認的圖像有1819個，其中少數人形體高大，腰佩環首刀，也許是奠長首領，周圍還有動物、銅鼓、銅鑼等。第四十頁第四十一頁，共220頁。第四十一頁第四十二頁，共220頁。文字畫的產生：隨著社會生產和社會關系的發展，人們感到必須用記錄語言的辦法來記事或傳遞信息，于是人們便畫一只鹿來記錄語言中的“鹿”詞。開始可能只是少部分人知道其所指（即“鹿”圖像所代表的語音和意義），后來逐漸擴大成某個氏族，甚至多個氏族使用，并且所畫的圖形也趨向線條化，抽象化，這樣文字畫也就產生了。第四十二頁第四十三頁，共220頁。第四十三頁第四十四頁，共220頁。表示數量的符號與數詞的區別：原始人會用畫道道、點點子等辦法記數，這種辦法只是具體代表所記錄的事物，如四道道或四點點，代表的可能是四天、四人、四鹿等。數詞記錄的是抽象的數量，可指任何事物的量。例如：四道表示四鹿，僅僅是符號，“四鹿”記錄“四鹿”這是文字了。不過，圖畫和文字也不是絕然分得開的，圖畫與文字的界限不明確，長期混在一起使用。例如“人射鹿”，見P2。第四十四頁第四十五頁，共220頁。四、文字形成的過程：第一批：文字畫。（少量）首先是通過畫出具體圖形來表示具體事物。例如、人、動物、植物等。其次，用抽象圖形表示較小的數目。例如“一”、“二”、“三”、“四”。然后，用象征等比較曲折的手法表意。例如“用成年男子的圖形表示大”。以上凡是字形本身跟所代表的詞的意義有聯系，跟詞的語音沒有聯系的字，一般成為表意字。第四十五頁第四十六頁，共220頁。第四十六頁第四十七頁，共220頁。第四十七頁第四十八頁，共220頁。第四十八頁第四十九頁，共220頁。第四十九頁第五十頁，共220頁。第五十頁第五十一頁，共220頁。第二批：硬性規定的符號。（記號）見P3。（少量）例如“五”、“六”“七”“八”見P4由于記號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詞沒有內在聯系，比較難記難認，不容易被接受，因此任何文字體系中，記號字的數量都不多。以上兩種方法所造之字都不多，但是由于數詞、虛詞、表示事物屬性的詞，以及其它一些表示抽象意義的詞，還有些具體事物很難用簡單圖畫表示出來。例如魚、花、草、木等第五十一頁第五十二頁，共220頁。第三批：假借字（表音方法）即用本已熟悉的表意字作為表音符號，來記錄跟這個字或這種事物的名稱同音或音近的詞。這樣，那些難以為它們造表意字的詞，就也可以用文字記錄下來了。古漢字、圣書字、楔形文字等古老文字體系和一些原始文字里，都有大量假借字。例如“其”P5.。第五十二頁第五十三頁，共220頁。跟圖畫有明確界線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現，是文字形成過程正式開始的標志。由于假借字本身有自己所代表的詞，同時又被假借記錄同音或音近的詞，而是假借他的詞可以有好幾個，因此給閱讀文字的人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另外，早期表意字也存在一形多用現象，即同一個字可以代表兩個以上意義都跟這個字形有聯系。例如“大”與“夫”、“月”與“夕”。為了克服這種困難，人們發明了加注意符和音符的辦法，即形聲字。第五十三頁第五十四頁，共220頁。第四批：形聲字。1、在假借字上加意符。例如翼――翌（加意符“日”）P62、在表意字上加音符。“鳳”字加“凡”。“鼻”加“畀”古漢字解決一形多用的表意字的辦法還有字形分化。“大”“夫”、“月”、“夕”。形聲字的應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表達語言的明確性，是文字體系形成過程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步驟。但是形聲字的應用似乎并沒有很快導致文字體系的最后形成。（納西原始文字例證，甲骨文中某些表意字隨語言環境改變而改變字形。例如“登”）形聲字出現之后，原始文字大概需要經過多方面的改進：逐漸摒棄文字畫式的表意手法，簡化字形并使之趨于比較固定，使文字的排列變得與語序完全一致。這樣文字體系才會正式形成。第五十四頁第五十五頁，共220頁。第三章文字的起源

1．關于文字起源的幾種說法漢字和古埃及的圣書字、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瑪雅文，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種獨立形成的古老文字，關于它們的起源問題，一直是人類未解之謎之一。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有很多種，而漢字是最為古老的。比起其他幾種早已不用的古老文字，漢字的歷史是延續不斷的，其發展脈絡清晰可見。人們越是感到漢字的生命力如此強大，就越想了解它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探討漢字的起源不僅是探尋中華文明源頭的一項有意義的工作，而且也可以給人們探討其他文字的起源及其形成過程提供參考，對于了解整個世界文明的發生和發展也是很有意義的。

第五十五頁第五十六頁，共220頁。

我們將漢字產生之前稱為前文字時期。前文字時期與漢字的起源有關的說法有文字神賜說、倉頡造字、八卦占卜、結繩與刻契記事、圖畫記事等。（1）文字神賜說

楔形文字傳說是受上帝伯尼的啟示造的，古埃及的圣書字傳說是書寫之神妥司的傳授，漢字中也有保留一些神賜的說法，如《易·系辭上》：“河出圖，洛出書。”神賜說增加了文字的神秘性，不能真實的反映文字的起源。(河出圖，指河圖，即河馬負圖之意。傳說伏羲氏時。黃河里的神龍背著上帝賜給的河圖從水里出來獻給他，于是。伏羲氏便據此畫成八卦，“河圖”也就成了周易的根源；洛出書，指洛書。傳說黃帝東巡至洛水（一說為大禹），有靈龜從洛水中出來，將背著的帶有紅色紋理文字的東西獻給軒轅黃帝，這就是所謂的洛書，據傳大禹依照此圖作尚書洪范九幬。后世的人們常將“河圖”和“洛書”并稱為“河洛”。)第五十六頁第五十七頁，共220頁。

（2）圣人造字說（倉頡造字說）漢字有“倉頡作書”的說法，其他如納西族也有如此的說法。把文字的發明由神轉移到人，圣人造字比神賜有了不小的進步。如今幾乎家喻戶曉的“倉頡造字”[i]的傳說，早在戰國晚期就流行開了。這一時期的傳世文獻里有這樣的記載：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呂氏春秋·君守》）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周禮·外史》疏引《世本·作》）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韓非子·五蠹》）（注解：古書里“倉頡”又常常寫作“蒼頡”。）第五十七頁第五十八頁，共220頁。這種傳說無疑在較早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但是，在傳世的戰國晚期的古籍中卻沒有關于倉頡的時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跡的任何記載。現存的早于戰國晚期的古籍中也從來沒有關于倉頡的記載。倉頡是什么時候的人？他是做什么的呢？漢代人多認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魏晉以后人則說倉頡是早于黃帝的遠古帝王。《尚書正義》孔穎達疏說：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

第五十八頁第五十九頁，共220頁。漢代人把倉頡跟史官聯系起來，大概并沒有多大的根據，很可能是因為人們認為史官在平時跟文字接觸最多，所以才有此說。魏晉人說倉頡是遠古的帝王，過去大都認為荒誕無稽。[i]其實，這個說法大概也不是魏晉人創造的，而有很早的根據。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ii]有一篇《容成氏》，第一簡有這樣的文字：［……尊］膚（盧）是（氏）、茖（赫）疋（胥）是（氏）、喬結是（氏）、倉頡是（氏）、軒緩（轅）是（氏）、（神）戎（農）是（氏）、椲是（氏）、是（氏）之又（有）天下也，皆不受（授）亓（其）子而受（授）臤（賢）。……

[i]唐蘭《中國文字學》第53-54頁對此說進行過批判，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據開明書店1949年版重印。[ii]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五十九頁第六十頁，共220頁。這里就出現了“倉頡”的名字，并把他放在“軒轅”前面。由此可見，在戰國晚期，就傳說“倉頡”是遠古的帝王。雖然這樣，這一篇簡文并沒有講到“倉頡造字”的事情，我們還不知道《容成氏》的作者是否已經把“倉頡”跟造字聯系起來了。不過值得思考的是，“倉頡”為遠古帝王這么一個重要的事情，居然在傳世的戰國晚期文獻中沒有保留下來，以至于漢代人就不清楚他曾是傳說中的“帝王”了。這或許有一些我們還不知道的原因。《莊子·胠篋》有一段話，跟上引簡文有密切關系，整理《容成氏》的李零先生已經引用：“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依照此說，在容成氏等時代，還沒有出現文字。這也許是戰國晚期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周易·系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可見戰國時代的人并沒有把文字的發明看得很早。

第六十頁第六十一頁，共220頁。在戰國晚期的傳世文獻中，也有跟“倉頡造字”不完全相同的說法。例如《荀子·解蔽》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認為倉頡只是眾多“好書者”之一，由于用心專一而把文字傳下來了。這就沒有把倉頡當成“造字”的人。看來，在戰國晚期，“倉頡”其人其事的傳說就不是很清楚了，或者在當時就已經不止一種傳說了。至于倉頡造字的方法和過程，史書記載就更有限了。從僅有的一些記載看，古代中國人對于創造漢字的倉頡充滿了神秘感。例如下面兩種說法：《淮南子·本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論衡·骨相》：倉頡四目。第六十一頁第六十二頁，共220頁。這跟世界其他民族一樣，往往把文字的發明及其發明者看得非常神秘。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比較詳細地闡明了倉頡造字的方法和作用，代表的應當是當時學者的意見：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緐，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第六十二頁第六十三頁，共220頁。這一段話說到文字是在“飾偽萌生”的情況下產生，實際上指出了文字是應社會需要而產生；倉頡根據符號相互別異的原理來造字，是受到狩獵勞動實踐中觀察鳥獸不同之跡的啟發，不僅說明文字的發明與生產勞動有關，而且揭示了創造文字所需要的知識基礎和心理基礎；文字產生以后，‘百工以乂，萬品以察’，則認識了文字的巨大社會作用。這里面雖然有不少合理的意見，但是把漢字的創造歸功于個人，現代學者大都認為不可信。實際情況很可能是，在漢字形成的過程里，尤其在最后階段，很可能有個別人曾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倉頡大概就是這樣的人。文字是約定俗成的符號體系，本質上是社會性的，應該是群眾在勞動中集體創制的。倉頡造字說是中國古代的唯心史觀的反映。第六十三頁第六十四頁，共220頁。（3）八卦說《系辭上傳》：“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八卦是古人對陰陽關系的認識，無論八卦還是六十四卦，都是由反映陰陽觀念的陰爻和陽爻兩種基本符號組合而成的。八卦為古人通過觀察自然現象所得，然后又作為喻示種種物情、事理的象征符號。第六十四頁第六十五頁，共220頁。八卦：我國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義的符號。用“一”代表陽，用“--”代表陰，用三個這樣的符號，組成八種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離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ùn)代表風，兌代表澤。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來象征各種自然現象和人事現象。第六十五頁第六十六頁，共220頁。第六十六頁第六十七頁，共220頁。（4）結繩和契刻結繩記事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方法。最初是用來記數，如記日、記賬、訂契約等。據記載，許多國家和民族都有結繩記事的風俗。《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許慎《說文解字·敘》：“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第六十七頁第六十八頁，共220頁。（5）圖畫記事舊石器時代晚期，已有了圖畫記事的方法。畫事物的形狀，更能表達復雜的思想。考古資料證實，遠在大約兩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古人類就有了繪畫的能力。考古學家在法國、西班牙等就發現了形象生動的動物形象畫，類似的巖畫在非洲、澳洲等地也有發現。世界上有史以來的最古老的文字，都來源于圖畫文字。用圖畫文字中大大簡略的圖形和語言中的詞聯系起來，用圖形表示詞，用語法詞序組織圖形，從而產生了象形文字，產生了記錄語言而不是提示語言的文字。第六十八頁第六十九頁，共220頁。但圖畫和圖畫文字不同，圖畫是以描繪事物為目的的，而圖畫文字則是以描繪事物為手段來幫助傳達信息、幫助記憶等；圖畫要求逼真，而圖畫文字只要求能夠畫出一事物區別另一事物的輪廓和特征。圖畫是文字包括漢字的唯一來源。文字是社會交際的工具，能成為文字的前身的事物必須具備發展為文字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它的社會性和獨立負載信息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文字的前身必須有離開人的解釋去獨立地自我說明的作用，而且這種自我說明的作用是帶有客觀性的，是社會的人能夠有統一的認識和共同的理解的。這種性質只有圖畫具備，而結繩、刻契、八卦等都沒有這種條件和性質。第六十九頁第七十頁，共220頁。2．漢字的創始年代商代后期（約前14—前11世紀）的甲骨文和金文，是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成熟的漢字。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號可能與原始文字同時存在，相互影響，或者曾對原始文字的產生起過一定的作用。由此推測，漢字形成過程開始的時間，大概不會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19世紀末，殷墟甲骨文發現以后，對于探索漢字的起源來說，有了一個可靠的基礎。人們普遍認為，漢字的起源應當在商代晚期之前。但是，究竟漢字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什么時候呢？比起傳世文獻的各種記載，人們自然更加關注考古發現的新資料，希望能從出土文物中找到答案。第七十頁第七十一頁，共220頁。中國的考古學是在20世紀以后發展起來的。20世紀初，西方現代考古學的觀念和方法被引進到中國，從此，中國的考古學家開始了自己獨立的考古實踐。近80年來，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我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和墓葬里，發現了不少刻有或繪有符號的陶器和陶片，還有少量刻有符號的龜甲、骨片和石器等物。每一次考古挖掘，如果發現了跟漢字起源有關的材料，都會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引起不小的反響。文字學家很早就注意利用考古新材料來推測漢字起源的年代。1933年，唐蘭作《殷契佚存·序》（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指出安特生《甘肅考古記》書中收集的辛店期陶甕上有文字，與商周文字同一本源而較古拙，年代約在四千余年以前。這一觀點，他還在《古文字學導論》一書中加以重申（第27頁）。后來，大家發現辛店文化遺址的年代并不很早。近年經過碳14測定，得知它大約在公元前1000前后。這樣，唐蘭先生的結論就失去了根據。但是，這并不妨礙人們尋求更早的跟漢字有關的材料。第七十一頁第七十二頁，共220頁。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對所有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各種符號加以匯集和整理，因而對其數量和種類很難有一個精確的統計。根據初步觀察，新石器時代主要的文化遺址里都曾發現過這些符號。時代最早的是河南舞陽縣賈湖村裴李崗文化遺址出土的符號，距今大約有8000年左右。觀察新石器時代各種符號的分布范圍，可以發現它們幾乎遍及全國，從陜西、青海到東南沿海，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都有發現。有人根據符號的外形，把它們分成下面甲乙兩類。甲類以幾何形符號為主，可以把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地發現的仰韶文化早期的符號當作代表(見下圖一、二)。

第七十二頁第七十三頁，共220頁。

圖一圖二第七十三頁第七十四頁，共220頁。在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符號里，甲類占絕大多數。乙類以象形符號為主，如莒縣陵陽河、大朱村等地發現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的符號（圖三）。在傳世的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也刻有跟大汶口文化相似的乙類符號。（圖四）

第七十四頁第七十五頁，共220頁。有些器物上同時出現多個符號，大多數是甲類符號的排列，還有一些或以甲類符號為主，夾雜著乙類符號；有或以乙類符號為主，夾雜著甲類符號。下面我們還會談到。西安半坡遺址發現于60年代，遺址中發現的刻劃符號不久就引起了討論，很多人把它們跟漢字起源聯系起來。不少文字學家都發表意見，認為這些符號就是最早的漢字。1969年，李孝定發表《從幾種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觀察蠡測中國文字的起源》一文，最先提出“半坡陶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國文字，與甲骨文同一系統”觀點的論文。1979年，李孝定又發表《再論陶文和漢字起源的發展》一文，重申前一篇文章的主張。

第七十五頁第七十六頁，共220頁。1972年，郭沫若發表《古代文字和漢字起源問題》一文（載《考古學報》1972年第期）。1973年，于省吾發表《關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載《文物》1973年第2期），還專門對半坡陶文作了考釋，并肯定地指出“這種陶器上的簡單文字，考古工作者以為是符號，我認為這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號，是乙類符號的代表。同樣有不少學者認為是文字。70年代末大家對這些符號的性質曾經進行過激烈的討論。第七十六頁第七十七頁，共220頁。但是，無論是甲類符號還是乙類符號，都有不少學者認為全都不是文字。大多數學者的意見都是游移不定的，具體對于哪些符號是文字，哪些符號不是文字，彼此往往還有很顯著的差異。直到現在，學者們還沒有達成統一的意見。看來，這方面的爭論還要持續下去。不過，以往的討論已經把漢字起源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過去許多錯誤的觀念得到了糾正，大家至少在某些問題上已經達成了共識，關于文字起源的理論也逐步完善，漢字形成的過程也大致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下面我們就來介紹一些情況。第七十七頁第七十八頁，共220頁。首先，大家在討論中逐漸認識到，要判定一種符號是否為文字，必須看它是否記錄了語言。裘錫圭先生在1978年首先提出在討論有關文字形成過程的問題時要區分“記號”與“文字”。后來，汪寧生、姚孝遂、高明都提出了跟裘錫圭相似的觀點。在討論漢字起源問題的早期階段，大家往往通過簡單的形體比附來認定符號就是漢字。例如對于甲類符號，于省吾先生就把分別釋作五、七、十、二十、示、玉、矛、艸、阜等。隨著討論的深入，這種簡單的形體比較的做法就被拋棄了。

第七十八頁第七十九頁，共220頁。大家發現，不同地域、不同時間、不同文化都可能出現這些同樣的符號。例如符號×，古漢字用來表示“五”，納西族的東巴文和海南黎族的刻竹用來表示“十”，云南的哈尼族曾用來表示“五十元”，傈僳族曾用來表示相會的意思，古代巴比倫曾用作所有權的標記，古埃及的圣書字用來表示“劃分”。現代人則用“×”來表示“否定”之類的意思。可見同樣使用“×”這個符號，有的是當作文字來使用的，有的則根本不是文字。如果只是通過簡單的形體比較，就認定某一些符號是古漢字，那么，就無法解釋不同時間或不同地區甚至根本沒有文字的人也使用這種符號。因此，簡單的形體比較的方法比較有隨意性，正像人們對于西安半坡的刻畫符號一樣，雖然有人把它當作漢字，但是也有人卻認為它們是古彝文。有人認為這些符號在不同地域出現，很可能表明它們是作為文字傳播到各處的。這也是沒有根據的猜測。我們卻很難想象，在原始人那樣的生活環境之下，相隔很遠的地區之間能夠互相交流，并且能夠相互學習文字。可見這種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第七十九頁第八十頁，共220頁。要避免隨意比附的做法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各種錯誤的看法，就必須堅持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這個原則。裘錫圭先生指出：新石器時代刻劃符號跟古漢字是兩種不同系統的符號。古漢字是古人記錄當時語言的符號。我們不能因為前一種符號跟古漢字里形體比較簡單的例子或某些經過簡化的形式偶然同形，就斷定它們之間有傳承關系。對于前一種符號，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能提供堅實的證據能證明它們記錄了語言。而且，我們對新石器時代種族的情況了解得很少，對語言的情況幾乎完全不了解。把使用者的種族和語言情況都還不清楚的那些符號看作古漢字或其前身這件事，本身就是不妥當的。由此可見，我們同樣不能根據商代前期、西周時代陶器上可以出現的單個陶文，就反推新石器時代的刻劃符號就是文字，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系統。第八十頁第八十一頁，共220頁。有人看到甲類符號多出現在中國的西部，乙類符號多出現于中國的東部，因而提出漢字起源的“二元說”。[i]這種觀點也沒有道理。在文字體系的形成過程中，為了使文字具有可接受性，一般要求字形跟所代表的詞有某種內在聯系。幾何形符號跟語言中的大部分詞語不可能有內在聯系。所以基本上使用甲類符號的原始文字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是在周圍先進民族成熟的文字的影響下產生的原始文字。我們新石器時代的甲類符號顯然不會是這樣的原始文字。跟新石器時代的甲類符號同類的符號，在漢字形成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還在我國有些地區作為非文字的符號而繼續使用著。這是這類符號不是原始文字的一個旁證（參看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35-36頁）。

[i]楊建芳《漢字起源二元說》，《中國語文研究》第3期，1981年10月。第八十一頁第八十二頁，共220頁。對于乙類符號，由于外形很象具體的事物，人們很容易把它跟文字聯系起來。其實這也是一種不太正確的做法。人類從很早的時候就有了比較高超的繪畫技術。就在法國和西班牙發現的原始壁畫來看，至少在2萬多年前，人類已經能夠非常概括地表現動物的形象、生動地表現狩獵活動，并且創造了幾何形符號。有時候，我們即便看到了原始人所畫的乙類符號跟古漢字在外形上是一樣的，也無法斷定這些符號就是更早的漢字。因為我們仍然找不到它們有記錄語言的任何證據。因此，現在就說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乙類符號是文字，恐怕還為時過早。

第八十二頁第八十三頁，共220頁。總之，單個出現在器物上的甲類和乙類符號都還沒有用作記錄語言的證據，很難把它們看成文字。就目前的研究情況來看，這應當是一種比較正確的態度。有人曾對判斷符號是否文字的標準提出過異議。他們認為，陶器不是文字書寫材料，在上面寫東西也不是為了傳播。當時必定有通行文字書于竹木之上，只不過早已腐朽，現在看不到了。陶器上的記號多半是一器一字，很少有詞組和句子，這是陶器記號的特質，這跟能否記錄語言或當時有沒有記錄語言的文字無關。因此，以是否記錄語言作為標準，而把陶器上的符號排除在文字范圍以外，是不合理的。這實在也是一個無法證明的推測。我們無法理解，為什么已經出土的那么多的陶器、陶片或其他物品，大多數都刻劃或繪寫的都是甲類符號，而且它們一般也是單個出現的？第八十三頁第八十四頁，共220頁。由于單個符號很難鑒別其是否記錄了語言，有的學者就比較注意一些排列成行的符號。1975年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第一次到第三次挖掘出土的陶片上的符號（包括石刻的符號）以及1978年發表的第四次發掘出土的陶片上的符號，數量多，有的是以排列成行的形式出現的。汪寧生認為吳城陶片上這些符號“能記錄語言的文字”，有別于個別出現的陶器刻劃記號。[i]這給鑒別符號是否文字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i]見上引汪文《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第八十四頁第八十五頁，共220頁。截至目前，新石器時代排列成行的符號已經發現了好幾批。大部分的例子多見于良渚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至公元前2200年）的陶器上。比較有代表性的如70年代在江蘇吳縣澄湖古井群中發現的一件魚簍形貫耳黑衣陶罐，腹部刻有四個符號。80年代在余杭南湖發現的一件黑陶罐，“燒成后在肩至上腹部位按順時針方向連續刻出八個圖案”。(圖五）此外，龍山文化遺址也曾出土過這一類符號。例如1991年至1992年山東大學考古實習隊在鄒平丁公1235號龍山文化晚期灰坑中發現一塊陶盤底部殘片，上面刻有排列成五行的十一個符號（圖六）。1993年在江蘇省高郵市龍虬莊遺址發掘時，在河邊采集到一片磨光泥質黑陶盆口沿的殘片，其上有排列成行的八個符號。（圖七）據稱該陶片“屬南蕩文化遺存，即王油坊類型龍山文化遷徙到江淮東部的文化遺留，其年代約為龍山時代末至夏初，比丁公陶文略晚。”第八十五頁第八十六頁，共220頁。學者們對這些排列成行的符號都很重視。李學勤先生認為，反對新石器時代符號是原始文字的學者“所持主要理由之一就是符號單個孤立，無法知道是否具備音、義等文字的基本性質”。他認為“良渚文化陶器上多個成行符號的出現，有可能祛除這樣的疑難”。裘錫圭先生認為李學勤先生的意見很值得注意，同時指出，良渚文化多個成行的符號，尤其是余杭南湖黑陶罐上八、九個符號排列成行的一例，可能確實反映了用符號記錄語句的認真嘗試。也就是說，它們非常可能已經是原始文字了。但是，裘先生也指出：遺憾的是由于材料太少，并由于我們對良渚文化主人的種族和語言情況缺乏了解，正確辨釋這種原始文字的可能性恐怕很小。

第八十六頁第八十七頁，共220頁。圖五余杭南湖黑陶罐上排列成行的符號第八十七頁第八十八頁，共220頁。圖六丁公遺址陶片上的符號第八十八頁第八十九頁，共220頁。圖七龍虬莊約5000-5000年前的符號第八十九頁第九十頁，共220頁。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排列成行的符號也完全可能不是文字。李萬福和楊海明認為，民族學材料告訴我們，許多線式符號根本算不上文字。我們在探索文字起源的時候，一刻也不應忘記這一點。他們列舉了好幾例排列成行的符號，但都可以肯定不是文字。其中一例摘自格羅塞的《藝術的起源》一書（紅旗出版社，1997年，第137頁）：第九十頁第九十一頁，共220頁。這是一幅掛在阿拉斯加獵人門上的畫，獵人要告訴人們這樣的意思：我坐船照這個方向到島上去，我要在島上睡一晚，又到另一島上，睡兩晚。我希望殺死一頭海獅才回家。阿拉斯加人根本沒有文字，但是也用排列成行的符號來表意。看來，對于上面所提到的新石器時代的排列成行的符號，要確定他們就是文字，還需要別的證據。第九十一頁第九十二頁，共220頁。上面我們簡單介紹了在探討漢字起源的過程中，人們逐漸對判定符號是否為文字的標準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這應當就是一種進步。與此同時，大家基本上也都認識到，文字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的終點就是完整的文字體系的形成。在完整的文字體系形成之前，已經產生的文字通常只能記錄語句中的部分詞語，并且往往跟圖畫式的表意手法夾雜使用。有人把這種不成熟的文字稱為原始文字。第九十二頁第九十三頁，共220頁。從僅僅用符號來表示一定的意義到用符號來記錄語言，這是一種質的飛躍。我們前面談到甲類和乙類符號，認為它們很難看成文字。但是，這并不是說它們沒有意義。僅從這些符號出現的位置來說，就很值得注意。例如仰韶時期陶器刻劃符號的習慣非常固定，多施于缽形器外口緣黑色寬帶紋上，一器一個符號，多數在陶坯入窯前刻劃，燒成后再刻者較少。這無疑說明這些符號有一定的意義。有人已經指出，新石器時代的甲類符號里至少應該包含用來區別器物的使用者或制造者的符號和記數的符號。刻在大汶口文化文化陶尊上的乙類符號可能有兩種用途。有的用作性質接近后世的族氏或人名的標記，有的用作器主或其所屬之族的職務或地位的標記。在同一個陶尊上出現的兩個符號也許是分屬這兩類的。雖然這樣，還應該指出，有一定意義的符號卻不一定是文字，即使在較早的時候，這種方式的使用很可能促使人們學會了用符號來記錄語言。當人們認真地用符號嘗試著記錄語言時，原始文字才會產生。第九十三頁第九十四頁，共220頁。可以設想，在古代中國偌大的范圍之內，原始文字很可能并不止一種。各地區不同的人群完全有可能分別創造出多種的原始文字來記錄自己的語言。李學勤先生曾把南湖黑陶罐上的符號當作原始文字加以考釋，并“傾向于這種符號是漢字先行形態的假說”。但是他同時又指出，這件陶罐上的符號“雖然多個成行，仍有屬于文字畫的可能”，并說：“我們還必須承認，中國境內存在的古代文字，絕非都是漢字，或與漢字直接有關。……良渚文化的刻劃符號也可能是文字，但又同商周文字無關。”這些意見非常重要。裘錫圭先生也曾指出：“1936年發現的良渚豆盤上的符號，作風跟南湖黑陶罐等器上的符號顯然不同，但也是多個成行的。這會不會是良渚文化的另一種原始文字呢？”

第九十四頁第九十五頁，共220頁。原始文字的發展前途應當是多種多樣的，并不見得原始文字都一定會發展成為完整的文字體系。有的原始文字可能還沒有發育成熟就死亡了。有的原始文字很可能會在某一范圍或某一行業中使用而變得非常特別，最終的命運也是推出歷史舞臺。有的原始文字雖然被使用很長時間，但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文字，例如我國云南省的納西文字，其使用的時間相當長，但是長期一直處于原始文字的階段而沒有成為完整的文字體系。此外，從理論上講，最后所形成的完整的文字體系，可以是從以前的某一種原始文字直接發展而來，也可以是以某一種原始文字為主，綜合其他一些原始文字而來的。具體對于漢字來說，也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我們可以找到它所從來的原始漢字，另一種則很難找到這個直接的源頭，因為它很可能是“綜合”而來的。因此，我們在為尋找原始漢字時，似乎應該把眼光放寬一些，不必僅僅從形體上來給古漢字找到更早的源頭，而應該充分考慮到原始文字的復雜情況。

第九十五頁第九十六頁，共220頁。從原始文字到完整的文字體系，又是一次質的飛躍。促使這種飛躍的條件到底是什么呢？近年來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必要的社會條件是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主要因素。社會條件其實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指社會對文字的需求程度，一方面指社會發展的程度。這兩個方面是密切相關的。一個社會的發展程度越高，它對文字的需求就越高。當一個社會發展到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和人口密集的城市，這個社會的統治者勢必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文字體系來加強統治。第九十六頁第九十七頁，共220頁。回過頭來看，原始文字的產生所要求的社會條件應當要比完整的文字體系的形成所要求的社會條件少。某一個氏族甚至某一個人在一定的時候都可能嘗試著用符號記錄語言。一旦這些記錄語言的符號得到一定范圍的使用者的同意，就應當具備了文字的條件。但是，這種原始文字可以都跟后來已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有直接的淵源關系，也可以沒有這種關系。因此，重新檢驗前面所舉的新石器時代的各種符號，結合這些符號出現的社會條件，我們會發現：在各類新石器時代的符號中，從外形上看，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雖然還不能斷定為原始文字，但卻是我國已發現的最像古代象形文字的一種符號。從有些符號在并非出于一地的遺物上并且不止一次地出現的情況來看，這種符號的穩定性顯然也是相當強的。它們無疑可以看作原始文字的先驅。第九十七頁第九十八頁，共220頁。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生產相當發達，社會的貧富分化也已經相當顯著，原始文字開始出現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如果漢字形成的過程接著開始的話，那些乙類符號的大多數應該是會轉化成文字的。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地域接近古代中國的中心地區。有些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的作風，跟古漢字確實很相似。看來這種符號雖然不見得是原始漢字的前身，但是很可能曾對原始漢字的產生起過某種影響。再從符號排列的方式看，上面所舉的排列成行的新石器時代的符號，也跟后來的漢字在形式上最為接近，雖然難以肯定它們就是原始漢字，但其中也許就包含著當時人用這種符號來記錄語言的認真嘗試。其出現的時間都跟大汶口文化的時代相差不多，當時文字起源的社會條件已經具備。第九十八頁第九十九頁，共220頁。因此，雖然它們不一定就是漢字的前身，但應當承認它們對漢字的形成也有過影響。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約為前2800至前2500。這樣看來，也許我們可以推測，漢字形成過程開始的時間就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最后，我們還應該指出，一定的社會條件確實是文字形成的必要條件，但是要使已經發明的原始文字發展成為完整的文字體系，僅僅有這樣的社會條件還是不夠的，至少還必須有另外兩個條件。其一，要在這個社會上有一群獨立的、脫離體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其二，在這個社會中使用的語言應當比較容易用符號記錄下來。只有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完整的文字體系才會形成。

第九十九頁第一百頁，共220頁。4、殷墟甲骨文在漢字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前一節中，我們介紹了新石器時代的刻劃或繪寫的符號，由于目前大家對這些符號的性質還存在比較大的分歧，因而很難肯定這些符號就是漢字的前身。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有為數不太多的屬于夏代的“文字”，但是，其性質也很難肯定。商代前期的文字，目前發現的也很少，還不足以形成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商代晚期的銅器銘文大都比較簡單，多數只有一至五六個字，最長的也不過四十余字。見于陶、石、玉、骨、角等物品上的文字也很少。因此，在能反映當時文字面貌的可靠的古漢字資料里，商代后期的殷墟甲骨文仍然是時代最早的成系統的資料。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我們只能從甲骨文字的本身去推求它究竟已經有了多少年的發展歷史。”由此可見殷墟甲骨文不僅可以反映漢字體系較早的情況，而且也是我們探討漢字起源最有根據的材料。第一百頁第一百零一頁，共220頁。自1899年甲骨文發現以來，出土的有字甲骨拓片約有六萬片左右。如以平均每片十字計，總字數已達六十萬左右。其他各種先秦古漢字資料，在數量上都比不上甲骨文，由于殷墟甲骨文的時代既早，數量又多，它在漢字史上的重要性非常突出。從殷墟甲骨文來看，當時的漢字無疑已經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了。甲骨文所反映的內容大多數是商王及其貴族進行占卜的記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一般的記事刻辭。由于商代統治者非常相信占卜，很多事情都要通過占卜來了解吉兇。因此，當時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在甲骨文中都有所表現。例如戰爭、祭祀、農業、天氣、未來十天的吉兇，乃至生育、疾病、做夢等等事情都在甲骨文中有不少記錄。殷墟甲骨文的單字數量已達四千左右。第一百零一頁第一百零二頁，共220頁。有人推測當時人也應當有簡冊之類的書寫材料，一般也應當是用毛筆在簡冊上面寫字的。甲骨文中的“冊”字就象把簡冊編連起來的樣子;有人還認為某些甲骨上的卜辭是從簡冊上面抄寫來的。估計當時人平時所使用的字的總量跟甲骨文不會有太大的出入，當在4000至5000這個范圍之內。商代以后，各個時代一般使用的漢字字數大概也在這個范圍之內。由此可見，當時人利用四五千個文字是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語言記錄下來的。第一百零二頁第一百零三頁，共220頁。在商代，有一個龐大的“貞人”集團為其統治者服務。這些人往往代替商王或大貴族主持占卜。甲骨學者認為，貞人不一定就是在甲骨上刻字的人。但是，可以推想，這些貞人也一定精通文字，他們所書寫的文字一定在其他材料上面，可惜沒有被保留下來。這也說明，當時掌握文字的人一定也不在少數。甲骨文的刻寫，不同時期、不同類別都顯示出嫻熟的技巧和多樣的風格。這反映出刻字者一定受過比較嚴格的訓練，并經過長期的鍛煉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風格。有的甲骨上面，在熟練的字跡旁邊，還有稚嫩的“習刻”文字，可以想見當時老師言傳身教的情形。第一百零三頁第一百零四頁，共220頁。從文字構造來看，甲骨文中既有大量的象形字和會意字，也有大量的假借字，還有不少的形聲字。甲骨文里的象形字，有些已經很不象形了。有很多動物字，已經跟動物的原樣有了一定的距離，不容易一下子看出是什么動物了。例如就是“犬”,就是“豕”，就是“牛”,就是“羊”。“犬”和“豕”的區別主要在身體和尾巴，“犬”的身體較“豕”瘦，“犬”的尾巴是上翹的，“豕”的尾巴是下垂的。“牛”和“羊”則只畫出頭部來代表，而且，頭部的形狀也很簡略。其他如:（刀）就不像一把刀，（示）也跟“神主”有相當大的距離，如果不經過古文字學家的考證，一般人是不可能知道的。現存的甲骨片上的字，大多數是用刀刻出來的。據分析，當時人平常也應當用毛筆書寫文字。“筆”字本從“聿”，甲骨文寫作，正象手持毛筆寫字的樣子。在堅硬的龜甲或獸骨上面刻字比較吃力，為了提高效率，刻字的人就不得不改變毛筆字的寫法。這也使得很多字更不象形了。第一百零四頁第一百零五頁，共220頁。甲骨文中假借的方法也使用得非常普遍，例如本是一種竹編盛物之名“箕”的象形字，卻常被借用來表示音近的語氣詞“其”。象高冠美羽的鳳鳥，卻被借來表示“風雨”的“風”。本是當鳥蟲翅膀講的“翼”的象形字，卻被借來表示“翌日”的“翌”。這些字記錄的都是極為常用的詞。對于很多不容易為它們造表意字的詞，商代人通常就用假借的方法來為它們配備文字。第一百零五頁第一百零六頁，共220頁。甲骨文里還有不少形聲字。形聲字既有指示字義的偏旁，也有表示字音的偏旁。在使用意符、音符的文字里，尤其是對于記錄以單音節語素占優勢的漢語來說，這是一種最適用的文字結構。甲骨文中的形聲字在整個文字體系中還不占優勢，但是后來形聲字產生的方式都已經出現。一種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這是為了克服假借所引起的字義混淆的問題，因為一個字既用來表示本義所代表的詞，又用來表示跟它音同或音近的詞，在具體的環境下有時就難以辨別它到底表示哪一個詞。第一百零六頁第一百零七頁，共220頁。商代人把有些表意字或表意符號用作指示字義的符號，加注在假借字上。例如在上加注“日”造出字，專門表示“翌日”的“翌”。另一種是在表意字上加注表示讀音的偏旁，使它們跟所代表的詞的聯系更為明確。例如在上加注（凡）而成為，因為古音“鳳”和“凡”音近，“凡”可以表示“鳳”的讀音。第一百零七頁第一百零八頁，共220頁。有時候，甲骨文里還能發現“省聲字”。例如甲骨文中的“”字，裘錫圭先生指出“它是一個從‘犬’從‘’省聲的字。”“‘’是‘埶’的本來寫法，后來繁化為‘蓺’，古書多寫作‘藝’。”又如甲骨文里有一個字，有的學者指出，這個字就是“膏”字，本從（高）聲，但在此字中“高”字已經被省去了“口”旁。甲骨文里這個字還有不省的形體，寫作。一般來說，“省聲字”一般都是由不省的形聲字變來的，“省聲字”的出現，意味著當時人使用形聲字已經有了一段時間了。第一百零八頁第一百零九頁，共220頁。商代文字的排列形式也有比較嚴格的規律，已經基本上形成了自上到下、自右到左的布局了，這肯定也不是短時間就能夠形成了。這種形式在中國古代長期沿用，一直到20世紀一二十年代才被自左向右的橫行文字取代。甲骨文中有些字為了適應直行排列的需要，已經改變了字形迎來應有的方向，如上面所舉的犬、豕等字都變成腳騰空尾著地了。除了直行排列要求這些字不能在橫向占用太多的位置以外，有人推測形成這種樣子也許是受了當時一般是在簡上書寫的做法的影響。不僅表示動物的字是這樣，有些比較復雜的表意字也都采用了這種方式。例如宿、疾、夢等字，甲骨文分別寫成、、，其實“宿”本象人睡在屋里的簟席之上，“疾”表示人躺在床上因生病而痛苦流汗，“夢”表示人躺在床上手舞足蹈做夢的樣子。甲骨文把它們都寫得豎立起來，看不出人躺著的樣子了。第一百零九頁第一百一十頁，共220頁。從以上各種情況來看，甲骨文所代表的漢字，不僅能夠完整地把漢語記錄下來的，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經相當成熟，這說明漢字發展到商代晚期應該已經有了一段時間了。但是另一方面，在殷墟甲骨文里也還保留著一些比較明顯的原始文字的痕跡。首先，從整個文字體系來說，形聲字的數量還不像后代那樣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