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光祖《王192》雜劇《王192》考論

在對鄭光祖生活思想的分析中，我在《對鄭光祖作品的藝術成就的研究——》一文中對鄭光祖作品的藝術成就給予了發表，并指出了以下觀點：以及一些關于人類的錯誤看法。關于鄭光祖作品的“時代意識”問題,須要弄清楚,什么是“時代意識”?他的作品有沒有“社會問題和時代意識”?這一方面要研究鄭光祖的生平思想,另一方面則必須嚴肅認真地研究他的作品,既不斷章取義,也不主觀臆測。出于這樣的目的,今試以《王粲登樓》為例,來探討一下他的作品的社會意義。《醉思鄉王粲登樓》(簡稱《王粲登樓》)雜劇,是鄭光祖的代表作之一。這本雜劇取材于《三國志·王粲傳》,又取王粲所作《登樓賦》的意境,鋪衍而成。為了探討本劇的思想傾向,我們有必要引證一些歷史資料。《三國志·王粲傳》載:“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暗之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復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其疆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王粲的高才,使當時大文人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但因戰亂,不被西遷的漢獻帝重用。“乃之荊洲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于是他寫下了著名的《登樓賦》。在這篇賦中,王粲仰天長嘯,壯懷激烈,發出:“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感嘆;他“冀王道之一平兮,感高衢而騁力”。表達了強烈懷念故土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憤慨。鄭光祖的《王粲登樓》雜劇,就是根據以上歷史材料寫成的。但作者絕不是寫歷史。他引古喻今,抒發情懷。緊緊抓住歷史上王粲“才高氣大,懷才不遇”的性格和經歷,充分進行藝術想象,虛構了這樣的劇情:王粲幼年喪父,母子二人,相依為命。他學得滿腹文章,因其高傲而無計求官。當時的丞相蔡邕,和王粲之父為世交。蔡邕有一女兒名叫桂花,曾指腹為婚,許配給王粲。蔡邕幾次下書召王粲進京為官,王粲謝絕,后來勉強進京,蔡邕故意冷落諷刺,以挫去他“胸襟驕傲,不肯曲脊于人”的銳氣。王粲不知真情,氣憤非常,含怒辭去。蔡邕又暗托曹子建學士贈金帛鞍馬薦書,讓王粲投奔荊州劉表。劉表見其貌不揚,性格傲慢,手下將官又忌賢妬能,不予任用。王粲落魄于荊楚之地,有家難歸。幸虧有一位饒陽人許達,隱居于家。建一座“溪山風月樓”,凡有“文學秀士,未經發跡者”,許達都設酒招待,明月清風,飲酒抒懷。他遇見王粲,非常尊崇,經常邀請王粲登樓賦詩。在這以前,王粲曾暗地寫下言志的“萬言書”,拜托曹子建獻給朝廷。曹子建卻暗中轉給蔡邕,由他獻給了皇帝。皇帝喜愛王粲之才,下詔封他為兵馬大元帥。王粲升官之后,對蔡邕耿耿于懷,極力奚落。這時曹子建才說明真相,王粲又愧又喜,拜謝蔡邕成就之恩。蔡邕主持與女兒完婚,于是皆大歡喜,結束全劇。對比《三國志·王粲傳》等有關歷史資料和《王粲登樓》雜劇,可以明顯地看出兩點不同之處:歷史資料突出王粲才華出眾和他懷才不遇的感慨,而劇中則在寫懷才不遇的不平中,著重刻劃了王粲的高傲性格歷史上王粲是一位儒士,魏建國后拜他為侍中。而在雜劇里他竟然做了兵馬大元帥。怎樣理解王粲那種傲慢性格呢?王粲一出場,就顯示出他的性格特點,他“學成滿腹文章”,氣高志大,雄心勃勃,要“鶚視爭先,龍驤并驅”,具有強烈地進取精神。他富有才華而又非常自負,“憑著我高才和這大手,穩情取談笑覓封侯。”(《中呂·賞花時》)于是辭母進京。不料蔡邕故意不見,使他困于客店。當店小二以奚落的口吻向他索取店錢時,王粲并不乞求,豪爽地表示他自幼放縱任氣,不肯屈辱于人。他說:我雖然家境貧寒,但貧賤亦可以驕人。我暫時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悔辱,但絕不隨波逐流。他公開表示:“則為我氣昂昂誤得這鬢斑斑”。蔡邕召見之后,又給以冷遇,并故意激怒王粲,當面對他羞辱。這對王粲是很重的打擊,他憤然唱道:“赤緊的世途難,主人慳”,“如今那有錢人沒名的平登省臺,那無錢人有名的終淹草萊,如今他可也不論文章只論財。”他莊重地宣稱自己絕不會象嚴子陵那樣去隱居山林;相反,要象韓信那樣,走上拜將臺,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率百萬雄兵,平定天下。這實質上是以其“狂傲”抒發心中不平之氣來蔑視當朝的權貴,指斥當時社會浮云遮日,隔斷文士前進之路的現實,激起文士們內心反抗之情。但是,他終究是一位業儒,不可能采取其它的方式來反抗當時社會,只能以他的“驕傲”的個性向這不公平的社會挑戰,再尋找“上天梯”的機會。于是王粲懷著“我王粲異日為官,必不在你之下”,“你看我錦衣含笑入長安”的雄心壯志,憤然辭別蔡邕,被迫去投奔劉表。這在他的內心世界里,確有一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僥幸心理。“我持翰墨謁荊王,展羽翼騰霄漢”,不料劉表無能,手下將官又嫉賢妬能,一場好夢,又成泡影。王粲激憤難以自抑,高傲地唱道:[滾繡球]我不讓姜子牙興周的置戰功;我不讓張子房佐戰的有計劃;我不讓周亞夫屯細柳安營扎寨;我不讓馬服君仗霜劍點將登臺;我不讓藺相如澠池會那氣概;我不讓管夷吾霸諸侯那手策;我不讓霍嫖姚領雄兵橫邊塞;我不讓孫武子用兵法演習裙釵;我不讓韓元帥困霸王在九里山前大會垓,胸捲江淮。王粲舉出歷代謀臣良將,一筆將其掃去,可謂狂傲已極,而這種驕傲的背后隱藏著無限的悲憤和辛酸。葉子奇《草木子》記載:“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為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益亦僅有而絕無者也。”在元代,入仕之途有四:一由怯薛;二由承蔭;三由科舉;四由吏員。怯薛是元代宮廷近衛軍,是元代統治者打天下的嫡系,有極大的特權。“仕途自木華黎三等四怯薛大腳根出身,分任省臺外,其余多是吏員。至于科舉取士,只是萬分之一耳,殆不過粉飾太平之具。”由此可見,通過怯薛入仕的人是很多的。當時蒙古統治者不信任漢人南人,此項入仕自然被蒙古人色目人所攏斷。至元七年(一二七O年)又制定了承陰制度。大德四年(一三〇〇年)更定新例:“上位知識有根腳的人,子孫承蔭父職幾職呵,皇帝識也者,除那的以外;一品子蔭正五品,從一品子蔭從五品,正二品子蔭正六品,挨次至七品,色目人比漢人兒高一等定奪。”因此,宮大用在他的《范張雞黍》雜劇中憤憤不平地說:“口邊廂奶腥也猶未落,頂門上胎發也尚自存。生下來便落在那爺羹娘飯長生運,正行著兄先弟后財帛運,又交著夫榮妻貴交官運”。宮大用所諷刺的這種承蔭之人,是當時社會的特權人物。他們不但在政治上享有特權,而且在經濟上可以通過職田、賜田、雜賜、營商等方式,合法地充實其私人經濟,成為爆發戶。可是這些不學無術的紈褲子弟卻能充斥官場,把握大權。“自云金張胃,祖父皆朱紫。不用識文字,二十為高官。”面對這些為所欲為的無恥之徒,還能表現出半點謙虛嗎?有骨氣的漢族知識分子,只能以自己的高傲來表達對他們的極大蔑視。從這個角度上看,王粲的“胸襟驕傲,不肯曲脊于人”的性格,是有一定的社會性的。王粲的傲慢性格的進一步發展,表現在他對蔡邕、劉表等人的怒罵上。王粲視蔡邕、劉表為“攔路虎”,怒罵他們:“堪恨你小人儒,鳴呼,不識俺男兒漢”“非是我王仲宣胸次高,赤緊的晏平仲他那度量窄。”在王粲看來,這群身居高位而不謀其政的“小人儒”,每天所做所為,無非是如何坑害百姓而已。而恰恰是這些胸無點墨、不懂治國教民之道的人,反而身居要位、堵塞了讀書人進仕之路。致使有真才實學者,終身沉郁下僚。世無伯樂,良馬誰知?人不知我,我為誰用?這樣驚人的不合理,迫使王粲以諷刺的口吻說:“則為我五行差沒亂的難迭辨,幾能夠青瑣點朝班。”五行,即五常,也就是仁義禮智信。“五行差”是一句反語。王粲說自己因為缺仁少義、不禮不智不信而不能身列丹墀,實際上揭露控訴了那些“青瑣點朝班”的權貴,他們才是真正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之徒。這的確是非常大膽的舉動。在當時,“諸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諸亂制詞曲為譏議者流”。鄭光祖在這樣的高壓政策下,還不可能直接罵皇帝。但他卻能巧妙地通過王粲這一藝術形象,假借怒斥蔡邕等人,諷刺了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是難能可貴的。其次,值得注意的還有王粲對蒯越、蔡瑁為代表的統治階級的爪牙的痛罵。王粲投奔劉表,開始尚能以禮相待。不料劉表手下的蒯越等人嫉妬王粲的才能,進讒言排擠他,王粲滿懷希望又成泡影,再也難以抑制滿懷憤怒:[煞尾]他年不做文章伯,異日須為將相材。待與不待總無礙,時與不時且寧耐。說地談天口若開,伏虎降龍志不改。穩情取興劉大元帥。把你擄掠中軍帳門外,似這等跋扈襄陽吃劍才,……那其間才識俺長安少年客。王粲罵蒯越之流是“吃劍才”,公然表明一旦自己得勢,就把這些飛揚拔扈,陷害良才的幫兇爪牙統統綁出帳外,梟首示眾,方消心中之恨。如果說王粲對封建最高統治者的斥責還是委婉一些的,而對爪牙的怒罵則是痛心疾首的。這固然是王粲對封建最高統治者還有一定的顧忌和幻想,但更主要的還是由于這些爪牙是當時直接的害人者。《輟耕錄》有這樣一段記載:“至元間,別兒卻不花公為江浙丞相,以本省所轄士人不得為掾史。時左丞佛住公謂曰:‘若然,則中書掾當用外國人為之矣。’相有赧色,議遂不行。”本來在至元年間,元世祖為了更好地統治全國,注意選拔一些漢人和南人為官吏。但這位別兒卻不花竟制定“土政策”,公然從中做梗。其實,干這種勾當的何止他一人。至元四年,“詔遣官簽平陽、太原人戶為軍。除軍、站、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等戶外……簽軍三千人”。至元十三年,元朝政府下令免除儒戶的徭役。但實際情況如何呢?“至元有詔,蠲免(儒戶)身役,州縣奉行不虔,差徭如故”。這些從中“擋駕”的幫兇,竟然如此目無王法,胡作非為。可是他們本身又“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甚至寫“七字勾不從右七而從左于者,見者為笑。”這些幫兇大都以“家蔭”入仕,他們權欲甚高,依仗父兄輩的豪勢,嫉賢妬能,貪婪無厭,氣焰囂張,為害極大,儒人們身受其害。無怪乎王粲把他們比作是到處亂飛,吸食獸血,傳播疾病的“舞翁雞”,藩籬下爭知的“燕雀”。公開聲明:“我怎肯與鳥獸同群,豺狼作伴,兒曹同輩,兀的不屈殺五陵豪氣。”王粲這段淋漓盡至的痛罵,正是他“不肯曲脊于人”的具體體現,他絕不低三下四,更不乞求。如果說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掛印而歸,表現了他的清高和骨氣;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表現了他傲視功名利祿,在元朝異族統治者的高壓下的鄭光祖通過王粲這一典型形象表現出來的傲慢,同樣是非常難得的。王粲的冷眼看世態,絕不阿諛奉承的情操和氣節,他的喜笑怒罵的性格特點,正是廣大漢族知識分子對當時社會的大膽反抗。《王粲登樓》的前三折,細致地刻劃了王粲懷才不遇的身世和蔑視權貴的反抗性格。而第四折卻突然因他獻“萬言長策,圣人見喜”,被封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以大團圓結尾。王粲和許達分手時,確實也唱出了:“扶侍著萬萬歲當今帝,則愿的穩坐定蟠龍戧金椅”這類庸俗的高調。從氣氛到人物性格都顯得與前三折極不協調,原因何在?我們怎樣去把握它?首光,我們不能脫離開鄭光祖的思想實際來研究問題。必須承認,鄭光祖因懷才不遇而發生了不平之鳴。但他對仕途是幻想的,追求的。因之他的反抗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這種局限性不可能不在作品中反映出來。其次,元雜劇四折的嚴格形式的束縛,再加以迎合市民階層心理的審美觀點,造成《王粲登樓》這樣一種結尾完全是可能的。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我們不必細致認真地探討這一問題。相反,如果深入解剖一下第四折,就會發現恰恰在這一折戲里透露了鄭光祖的難言之隱。王粲被封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這并非是突然出現的。在第一折,王粲就曾流露出“我則待大上韓元帥將臺”的思想。發出“斬蛟北海,射虎南山”的豪言壯語。發展到第二折,他更進一步說:“穩情取興劉大元帥,試看雄師擁麾蓋。”王粲本是一位苦讀圣賢書的儒生,卻時時刻刻想著身居元帥之職,運籌千里,生殺征伐,這確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以征伐掠奪起家的元代統治者,深知軍權的重要。因此,對軍隊、武器控制十分嚴格。本來地位已經很低的漢族知識分子對軍權是根本不能染指的。元朝管轄軍政與武器的官吏,大都是蒙古人專任,色目人已經極少,至于漢人南人就根本不準參與。《元史·兵志序》載:“以兵籍系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又據《黑韃事略》記載說:“昔行軍用師等大事,祗韃主自專;又卻與其親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與也”。正因元代統治者如此重視軍權,整個元朝,樞密院長官這一要職,由色目人擔當的只有四人;漢人則僅有趙壁和史天澤二人任過樞密院副使,還都在元朝前期。史天澤是個什么人物?元代有一條軼事,文字不多,轉錄如下:中書丞相史忠武王天澤,髭髯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皇見之驚問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耶?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攬鏡見髭髯白,竊傷年且暮,盡忠于陛下日已短矣,因染之使玄,而報效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11頭號漢奸史天澤,就是這樣一位奴才相十足、阿諛奉承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的無恥之徒,憑著“痔之功”才能在前期任了一段副使。以后隨著漢族人民的反抗,連類似史天澤之流也不能過問軍事。而王粲卻能做了天下兵馬大元帥,用意是顯而易見的。不妨我們再舉幾例:無名氏的《賺蒯通》雜劇中,蕭何發出“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的慨嘆。尚仲賢的《三奪塑》雜劇中,尉遲敬德說過:“你今日太平也不用俺舊將軍。”孔文卿的《東窗事犯》雜劇中,岳飛滿腹悲憤地說:“太平不用舊將軍信有之。”如此普遍地為“將軍”鳴不平,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處于無權地位的漢族知識分子要爭權,越是要害越要爭。當然,雜劇作家還不敢公開提出奪取軍權以推翻元朝統治者,但他們卻能利用雜劇這種人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號召人們不要沉默下去。他們以巧妙的手法,通過細節,敏銳地抓住關鍵問題,制造輿論。集中人們的注意力。在這當時,確實是大膽之舉。鄭光祖正是用了這種幻想,曲折地向元代統治者示威。所以他在最后竟然以諷刺的口吻開了個小玩笑。讓王粲唱道:“止不過留心在筆墨間,又不曾惡戰在沙場”(《雁兒落》)“今日個樞府新元帥,還只是長安舊酒狂”(《得勝令》)這里有對當權者的奚落,也是知識分子的自豪。迷離恍忽,如此而已。元雜劇可以當作元代歷史來讀,道理就在于此。鄭光祖讓王粲當上兵馬大元帥,恐怕不是閑來之筆吧!因此,那種認為鄭光祖的作品沒有社會意義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有的同志可能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不少前人贊賞《王粲登樓》確實是喜愛他在第三折里寫的《迎仙客》和《紅繡鞋》兩支曲子的文采。這可以清代李調元為代表。他在《雨村曲話》中說:“德輝《王粲登樓》[迎仙客]云:‘雕紅日低,畫棟彩云飛,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一片鄉心碎。’挺齋謂:迎仙客累百,無此調也。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虛傳!然余尤喜其‘一片鄉心碎’。”曲詞確實很好,但我們必須看到,《迎仙客》和《紅繡鞋》之后,緊接著是一曲《普天樂》:楚天秋,山疊翠。對無窮景色,總是傷悲。好教我動旅懷,難成醉。枉了也壯志如虹英雄輩,都做助江天景物凄其。[云]老兄,小生有三樁兒不是。[許達云]可是那三樁兒不是?[正末云]是這氣這愁和這淚。[許達云]氣若何?[正末唱]氣呵做了江風淅淅。[許達牽]愁若何?[正末唱]愁呵做了江聲瀝瀝。[許達云]淚若何?[正末唱]淚呵彈做了江雨霏霏。這是王粲和許達登上溪山風月樓之后,面對著“雕檐外紅日低,畫棟畔彩云飛”的景色,一段極富有戲劇性動作的唱詞和對白。王粲在紅日西斜的余暉里,遠望遼闊迷茫的荊楚之地,秋風瑟瑟,江水送涼,更增加游子思念故土和親人的凄切之情。王粲為什么羈旅他鄉呢?為什求官不成呢?顯然不是才華不高,而是仕途梗塞,不被任用。面對秋風、紅日、江水,“可知道枉了我頂天立地居人世”“恰便似睡夢里過了三十年”,這蘊藏已久的悲憤愁苦之情,迸發而出,不可抑止。愁苦難遣,涕淚交流。因景而情,而悲愁的情感,又使人感到周圍的青山綠水,斜日余暉都罩上一層凄涼的色彩,此情此景,誰能無痛于心呢?王粲確實難以壓抑內心的苦悶,更難以抑制如霏霏江雨的愁和淚。王粲把眼淚彈做了江雨霏霏,足見傷心已極。他氣高志大,但終不見用,即景抒情,把自己的“氣”比如遼闊江面上的急風,形象地表現了他內心情感的層層波瀾滾滾而來。無窮無盡,情由景生,景寓深情。再往下發展,就是被明朝何良俊贊不絕口的《十二月》和《堯民歌》。而這一整套曲子,完全是“摹寫羈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很好地突出了《王粲登樓》的主題,這絕不能僅僅歸功于一兩支曲的“文辭之美”。王粲被蔡邕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