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羅馬與西哥特人之爭

1776年，英國歷史學家費迪南德吉本出版了《羅馬興衰史》第一卷，其中一項是《司馬書》。“任何喜歡咒罵的批評家都無法用他的吼叫干擾一片贊揚之聲。”(1)從學術史上看,現代學者認為,吉本通過這部六卷本的鴻篇巨制經典性地確立了“羅馬帝國衰亡”模式,主宰此后學術界達兩百年之久。“我們關于中世紀早期的整個認識都帶有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色彩。無論我們翻開蒙森(T.Monssem)、洛(F.Lot)、皮朗(H.Pirenne)、羅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v)還是貝尼斯(N.Baynes)的著作,只須提到一些最著名史家的名字,我們就發現他們不僅在與‘吉本命題’作斗爭,而且還在與吉本本人搏斗,有時是隱隱的,但更多時候則是公開的。”(2)斗爭的結果之一,是從20世紀中葉以古代晚期研究為典型代表的“羅馬世界轉型”范式的興起。“從前,大概是20世紀60年代,我們或者是中世紀早期史家、拜占庭學專家、古典學家、教父學家、晚期羅馬帝國研究者,或者是大遷徙的研究者,現在我們許多人認為自己是古代晚期研究者。如同種族生成一般,我們獲得了新的身份,我們甚至辦了兩份報紙——《古代晚期》(法文,1993年)和《古代晚期雜志》——以示慶賀。”(1)新的“羅馬世界轉型”范式如何興起,如何長期影響晚期羅馬史研究,它與“羅馬帝國衰亡”范式的關系如何?國內學術界業已注意到這種新的學術動態,或者從新舊更替的角度進行學術史梳理,(2)或者介紹了轉型模式下的諸多新成果;(3)有學者甚至借鑒轉型范式來考察羅馬帝國文化的轉型。(4)本文擬從用學術傳統的顯和隱來評論,更從史學史的角度來考察“羅馬帝國衰亡”與“羅馬世界轉型”兩種范式長期共存的史料學根源。一、《羅馬衰亡史》的結構文藝復興時期,古典文化復興,人文主義興起。人文主義者不僅復興了古代羅馬如何興起,而且重新提出了其如何衰落的古老問題。1453年,比昂多(FlavioBiondo)第一次以羅馬帝國衰亡為標題寫作歷史:《羅馬帝國衰亡以來史》(HistoriarumAbInclinationeRomanorum)。他選擇公元410年阿拉里克攻陷羅馬為開端,一方面是想模仿李維,轉而敘述衰亡,另一方面則是續寫奧羅修的《反異教史七書》。(5)從此,探討羅馬帝國衰亡重新成為令人關注的問題。16世紀初藝術家瓦薩里第一次經典性地勾勒了藝術從衰亡到復生的千年史。(6)此后各種看法層出不窮。(7)到啟蒙運動時期,伏爾泰、孟德斯鳩和大衛·休謨等人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不約而同地論述了羅馬文明衰亡。(8)而英國學者吉本秉承時代潮流,用生花妙筆,從史學的角度將羅馬帝國衰亡史加以經典性地敘述,最終確立“羅馬帝國衰亡”范式。一方面,通過學習拉丁語,吉本掌握了大量羅馬史資料;另一方面,在瑞士期間,他與自己素所崇拜的伏爾泰見面,從游多時,深受伏爾泰哲學思想的影響。結合史料及對時代的宏觀反思,吉本決定寫作羅馬史:“聽見朱庇特神廟里赤腳的修士們唱起了晚禱曲,這時有個念頭第一次涌上我心頭:寫下這個城市的衰落和滅亡的歷史。”(9)雖然吉本先后指出了幾十種導致羅馬衰亡的因素,但是主要因素為三種:第一種是羅馬作家信奉的自由喪失導致衰亡,即自由催生德行、專制帶來奴役,從而使得德行喪失、國家衰亡;第二種和第三種則主要來自當時盛行的啟蒙運動觀念,即理性與文明。以伏爾泰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相信人類歷史是理性戰勝迷信,文明戰勝野蠻的雙重變奏。而吉本則反其道而用之,將基督教的勝利視為迷信戰勝理性;蠻族入侵則意味著野蠻戰勝文明。基督教和蠻族的勝利導致羅馬帝國衰亡。(1)因此,總體上講,羅馬帝國衰亡史其實就是自由喪失、理性湮滅和野蠻肆虐的結果。(2)1896年,替吉本編訂《羅馬帝國衰亡史》定本的著名史家J.B.伯里,在表彰吉本的巨大影響之后曾條分縷析,逐一論述這部論著的過時之處與仍有價值之點。他的總結論是“否認吉本觀點的大體真實性是徒勞無益的,對他的嘲弄也是微弱的。我們可能會更加同情羅馬戰士與教士,但是,所有的細節補充既沒有否定也沒有軟化‘羅馬帝國衰亡’觀點……在重要問題上,吉本仍然是我們的舵手,超越‘時代’,沒有過時”(3)。伯里試圖在修正中發展吉本命題。他強調歷史變遷的緩慢性,認為不僅羅馬帝國的衰亡,而且包括蠻族入侵,都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蠻族與羅馬人之間有著廣泛的合作與融合。江山易主無論如何也不是災難性的。(4)他的看法代表了當時在英語世界占統治地位的學術觀點。由他策劃于20世紀初期出版的《劍橋中世紀史》就集中體現了這一學術觀點。該書第一卷雖然承認從奧古斯都到查理曼的800年間,無法進行時代劃分,歷史在延續;但是仍在使用“衰亡”、“普遍的毀滅”、“遺留”等關鍵詞。約公元550年的時候,發生了革命性變化,舊文明的殘余消失了。(5)對于伯里這一代歷史學家而言,無論他們怎么強調歷史的漸變,都無法擺脫羅馬帝國衰亡的陰影。單純從歷史學的角度而言,19世紀是個整理文獻、編訂各種古代中世紀歷史作品的精校精注本的時代,在這個過程中,圍繞制度的演變建立起宏大的歷史敘事。文獻學,表面對象是文本及其組成部分——語言,但是間接對象卻是文本所承載的文化。無論如何面對文本,從閱讀古典作品的典雅語言到中世紀早期拮據拗口、不合古典語法的晦澀拉丁語,半白不古,異體字叢生,衰落之感油然而生。另外,晚期羅馬帝國歷史在當時還屬于中世紀史范疇,舊版《劍橋中世紀史》以君士坦丁開篇,從公元300年講起。盡管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世紀史研究走向專業化,中世紀學家開始其獨特的訓練培養方式,但是這些開創中世紀史研究的人們,自身所受到的訓練還都是古典文化的訓練。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會認同于古典文化,貶低中世紀文化。正是這種訓練,使得他們與崇尚古典拉丁語的吉本,也與意大利人文主義以來的人文教育傳統心脈相通,從而置身于一個偉大而漫長、貶低中世紀的文化傳統之中。他們將羅馬帝國衰亡當作一個理所當然的歷史事實,不加質疑,而是關注羅馬帝國為何衰亡。(1)甚至有學者認為羅馬帝國的建立就意味著衰亡,其代表人物有美國中世紀史家林恩·桑戴克和古典學家沃爾班克(F.M.Walbank)。桑戴克說:“至于如何精確地解釋偉大羅馬帝國的衰亡,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史料缺乏。已有許多嘗試去解開謎團……可能最為根本的原因就是羅馬帝國是奠基于已朽文明的廢墟之上的,帝國不過是一件由破爛民族、專制主義以及過氣文化編織的百衲衣。因此,羅馬帝國自身就沒有多少新生命,不過是地中海古代世界的最后階段。”(2)而影響更為廣泛的類似觀點則是由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提出的文明興亡模式。在他的眼中,羅馬帝國的繁盛不過如深秋的煦暖,而其文化早已喪失了創造力。(3)二、歷史的偏差與衰亡然而,就在伯里這一代人之后,對“羅馬帝國衰亡”范式的真正挑戰就開始了。20世紀20年代,以奧地利史學家道普什和比利時史學家亨利·皮朗為代表開始了第一波沖擊。道普什以日耳曼蠻族文化并非原始落后的假定出發,反對歷史災變說。他從經濟的角度,結合大量考古發現和地名研究,從加洛林時期向前追溯,論證這一時期歷史的逐漸發展。在他看來,傳統的歷史分期主要依據于法典和法律術語,而忽略了真實的社會生活。日耳曼人并非文化的敵人,也沒有毀滅和銷毀羅馬文明,相反,他們保存和發展了它。羅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從內部贏得的,是長達數個世紀的和平滲透的結果。在此期間,他們吸收羅馬文化,接手帝國的管理;羅馬并未衰落,羅馬制度和文化一直在延續。(4)亨利·皮雷納則秉持法語史家的傳統,強調羅馬文明的延續性。(5)他的獨特之處在于從更加寬廣的視野,從長途貿易與經濟轉型的角度強調羅馬帝國文明的長期延續。在他看來,直到8世紀,地中海貿易圈一直還維持著歐洲商業的統一性,長途貿易繼續聯絡著各地,使得交換經濟得以延續。但是,隨著阿拉伯人的興起最終割裂了地中海貿易圈的統一性,將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從地中海貿易世界分離,使得查理大帝統治的法蘭克帝國不得不轉入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時代,實現了經濟史上的裂變。“日耳曼人定居在地中海沿岸決不標志著歐洲歷史上的一個新的時期的轉折點。盡管這事所引起的后果是巨大的,然而并未把過去徹底摧毀,也未打斷傳統。”(1)皮雷納的經典表述是“沒有默罕默德就沒有查理曼”(2)。道普什的觀點在當時就被評論家稱譽為成功挑戰了“羅馬帝國衰亡”模式。巴尼斯說:“在我們這代人手中,對羅馬文明被日耳曼蠻族遷徙的浪潮吞沒的傳統觀點有了徹底的再評價。我們不再相信在古典和中世紀世界之間存在裂變,衰落是緩慢的,大量羅馬傳統延續到中世紀文化中。伯里、第爾(S.Dill)和洛(F.Lot)已充分證明這一點,而道普什的觀點則是最徹底和最令人信服的。”(3)而皮雷納的貢獻則更加受推崇。50年代美國學者李昂以為從此“突變論”開始讓位于“漸變論”。(4)道普什和皮雷納主要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挑戰“衰亡”模式,側重于從新的角度重審歷史現象。道普什指出,日耳曼人不是原始的和野蠻的,而在逐漸文明化;皮雷納認為地中海貿易統一性一直延續。但是,無論他們如何挑戰,與他們的同時代人和前輩一樣,他們都沒有能夠跳出“羅馬帝國衰亡”模式。誠如有評論者指出,他們所做的只不過是對衰亡的時間和方式提出了修正。(5)因此,他們是在不同程度上用新的衰亡模式取代經典的衰亡模式。約在十年之后,以林恩·懷特為首的一批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者開始在繼承皮雷納的基礎上超越皮雷納。他們認為,皮雷納有許多具體的真知灼見,但是,他與“羅馬帝國衰亡”模式的創建者愛德華·吉本一樣,具有強烈的“西歐中心論”色彩。如果僅僅將視角局限于西歐,難免將中世紀早期視為衰落時期。但是,如果一方面將地理上的視野橫向放寬,拜占庭帝國和阿拉伯帝國都視為古代地中海文明的繼承者;另一方面從社會層面上將視野向下拓展,關注普通民眾和日常經濟生活,歷史的面貌就大為不同了。他們為此提出了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口號:“羅馬世界轉型”。“今天,隨著歷史學淡化地域偏見,我們西方人覺得不那么需要對歷史采取劇變論解釋。我們用‘羅馬世界轉型’的表述取代‘羅馬帝國衰亡’,有些轉型是不幸的,但是有些轉型卻意義深遠。”(1)他們正確地指出,“羅馬帝國衰亡”模式忽略了社會經濟史的下層,也就是千百萬農夫和手工業者的生活;而社會變遷卻必須在生產工具和技術的變化中才能最終得到實現。“自下向上看”,使得以政府滅亡論為歷史分期的觀點變得有些不合時宜。懷特提出的新表述標志著新范式的誕生。1993年,歐盟科學委員會提出了為期五年的泛歐洲性大型研究項目:“羅馬世界的轉型與中世紀早期歐洲的興起”。來自18個國家的近百位學者,從跨學科的角度分六大團隊圍繞這一宏大主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不僅項目的題目源自于懷特的新表述,而且作為該項目成果的第一部論文集《帝國內的王國》公開表彰了懷特促成范式轉型的卓越貢獻。“在20世紀60年代,絕對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林恩·懷特成功地取代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范式,提出了‘羅馬世界轉型’的新范式。”(2)這一歐盟項目也號稱在承襲皮雷納的學術探索。該項目的總協調人之一、英國利茲大學教授顏武德在項目總結報告中說:“一言以蔽之,項目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對皮雷納命題的再思考,即地中海古代世界不是在5世紀至6世紀被日耳曼入侵者撕裂,而是由于伊斯蘭教的興起。”(3)與此同時,在解釋羅馬帝國為什么滅亡的過程中,拜占庭史的研究者率先意識到有比較研究的必要,為此需要將東西部帝國同時納入考察范圍。在20世紀初,伯里就大膽地挑戰包括吉本在內的前代成說,認為他們屬貶低東部帝國的偏見。通過強調歷史的延續性,他甚至否定“拜占庭帝國”的提法,而是堅持使用“晚期羅馬帝國”;甚至認為根本就不存在476年羅馬帝國滅亡這么一回事。(4)在他之后,以N.H.貝尼斯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繼起,進一步認為:西部發生了文化斷裂,東部才是古代文明的繼承者。他們從比較的角度發問,“為何帝國沒有在西部留存,而東部保留且繼續存在了千年之久?”為此需要尋找東西部的差異性。在他看來,小亞細亞為東部帝國提供了人力和財富的持久來源,能夠抵擋蠻族的入侵;保存帝國的行政管理控制全境,維持羅馬文化的延續。(5)受到貝尼斯等人的啟發,瓊斯通過三大卷《晚期羅馬帝國史》,系統地揭示了帝國內部組織結構的生機和活力。他的研究再次有力地說明,帝國盡管存在內部缺陷,但是導致這些缺陷變成致命性因素來自于蠻族的入侵。即羅馬帝國滅亡的根本性原因來自于外部,而不是像吉本和伯利所想象的那樣是自然死亡。“帝國內部的脆弱性并不是其衰亡的主要因素。”(6)通過證明帝國自身沒有衰落的必然性,他的研究為學術潮流的改變提供了最為廣泛的基礎工作。20世紀60年代目睹著“羅馬世界轉型”說慢慢地發出自己的聲音。1963年,在調查各種關于羅馬帝國衰亡的解釋理論之后,錢伯斯最后提出懷疑:“談論羅馬衰亡的時候,我們對吉本的判斷表示勉強同意,即便是西部帝國衰亡也是個模棱兩可的歷史事件。帝國的消失可以另外表述為這種制度轉型為中世紀的國家,然后是現代歐洲。”(1)到70年代,“羅馬世界轉型”說開始受到關注,盡管還處于次要地位。1978年由卡甘主編的《羅馬帝國的終結:衰落還是轉型?》就比錢伯斯著作的1962年版增加了一個副標題,表明兩種模式之間的競爭態勢。(2)到80年代,“羅馬帝國衰亡”范式就有些非主流了。1986年,當費里爾發表《羅馬帝國衰亡的軍事解釋》的時候,他要為自己還在研究衰亡的原因而進行辯護:“不難理解為何目前歷史學家對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厭倦情緒了,這是一種毫無希望的感覺,沒有人能夠找到令大多數學者滿意的答案。自吉本以來也沒有多少‘新資料’,新發現的重要文獻相對很少。盡管有幾處令人感興趣的考古工作在開展中,但考古學家更關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米諾阿和邁錫尼世界的浪漫領域,以及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3)因此,哈佛大學教授鮑埃索克在1995年,發表“羅馬帝國衰亡范式的消退”演說,莊嚴宣告:“現在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哪位負責任的史家還會將羅馬的衰落視為事實或者范式。作為在現代史上曾經起過作用的建構,這一范式現在已告終結。”(4)就在“羅馬帝國衰亡”模式因為缺乏新史料而令歷史學家感到“厭倦”、晚期羅馬史不那么吸引研究者的時候,愛爾蘭裔史學家彼得·布朗卻發現了大量“新史料”,吸引大批追隨者,并開辟了新的專門研究領域——古代晚期,為晚期羅馬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增長空間。“如果彼得·布朗不是古代晚期之父,那他肯定也是其主導者。”(5)三、神學分析在西方中世紀的興起所謂“古代晚期”,是一個歷史時期概念。狹義而論,指的是約公元300年至600年的300年時間,相當于從君士坦丁皇帝到查士丁尼統治時期,尤其指五六世紀。廣義而論,則向前可追溯到公元50年至150年不等,后及公元800年,總共約六百年時間;更有論者希望將其擴展至公元1100年左右(6)。從地理上講,古代晚期以地中海為中心,包括古典文化所輻射到的地域,從不列顛的哈德良長城到中東的幼發拉底河流域;也可以延伸至南到印度河流域,北抵蔥嶺以西。核心區域是地中海沿岸,羅馬人所謂的“內湖”,邊緣地區則包括受到羅馬文化影響的區域。從宗教文化的角度,涵蓋地中海古代文化孕育的三大宗教信仰: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古代晚期”本不是一個新概念,早在1901年,奧地利學者李格爾在其《羅馬晚期的工藝美術》一書中就提到過“古代晚期”概念,認為這個概念不僅在當時已經流行,而且“最貼近實際情況”;但是,他還是傾向于將“上起君士坦丁大帝,下迄查理大帝”這一段時期稱為“羅馬晚期”。因為他想到的是羅馬帝國,研究的地域側重于拜占庭帝國。(1)此后,不僅在德語世界,“古代晚期”(Spue562tantike)一直被學者沿用;而且,在英語世界,用“古代晚期”作為論著標題的例子也并非鮮見。(2)但是,真正在廣大學術界和讀者之中產生深遠影響,從而使之成為獨立的歷史研究領域的則是彼得·布朗。早在1966年,他就在牛津大學發起成立“拜占庭與北方和東方的鄰居們:公元500—公元700年”新專業,實際上標志著“古代晚期”研究的開始。1971年,布朗發表通俗讀物《古代晚期世界》(PeterBrown,TheWorldofLateAntiquity),標志著“古代晚期”成為一個專門的學術研究領域。與李格爾相類似,布朗的《古代晚期世界》也聚焦于拜占庭帝國的藝術,但是圍繞基督教文化作了更為廣泛的文化史研究,他大量使用了“古代晚期”這個概念并獲得成功。在《古代晚期世界》一書中,彼得·布朗開宗明義對流行的“羅馬帝國衰亡”命題提出挑戰,轉而關注古典世界的轉型。“貫穿本書的主題是公元200年后古典世界各種界域的不斷轉移和重新定位,這與傳統的‘羅馬帝國衰亡’命題沒有什么瓜葛。‘羅馬帝國衰亡’僅僅影響到羅馬帝國西部行省的政治結構,這一事件未對古代晚期的文化發源地——地中海東部和近東——造成損傷。即使對于六七世紀西歐的蠻族王國來說,殘存于君士坦丁堡的羅馬帝國仍然被當作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帝國,也沿用其舊名——共和國。古代晚期人們所迫切關注的問題是各種固有界域的痛苦調整。”(3)布朗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否定將羅馬帝國政府作為歷史變遷的核心力量,而是存在多種變化各種轉型之間并非簡單的“因果關系”,而是一種相互關系。“只能說某些變化以某種方式相伴發生,以至無法孤立地加以理解。”也是在這一年,布朗發表《古代晚期圣徒的興起及其意義》一文,借鑒文化人類學方法,運用圣徒傳來討論圣徒崇拜如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興起,它又具備哪些社會功能。在這篇文章中,他秉持一貫的風格,將東部地中海與西部地中海進行類型學比較,縱向上打通古代與古代晚期,成功地超越教父學的框架,開放圣徒研究,既開發了圣徒傳這一古老而數量極其龐大的“宗教”史料的新價值,又為普通歷史學家研究宗教現象打開了一扇大門。(4)如果說布朗在寫作《古代晚期世界》時將論說的重心放在拜占庭,構建了一個以拜占庭為中心的古代晚期世界,對傳統的西部帝國的處理并沒有太多新見的話;那么在1996年出版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興起》中,他成功地超越了皮雷納的8世紀衰落論。通過構建從古代通向現代的“潛在通道”,他使得西部歐洲徹底走出了“衰亡”觀的陰影。首先,他認為西部帝國的歷史不再是一個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其次,這是一個為現代歐洲奠基的新時代,具有獨特的社會結構;最后,在古代晚期,蠻族實用性地利用基督教,逐漸地創造了對自身過去的認識,西歐獨特的基督教想象世界由此開始定型。因此,古代晚期是發展出“加洛林文藝復興”的潛在鋪路時代。(1)換言之,通過古代基督教世界轉型為中世紀基督教世界,古代晚期前接古典文化,后接“加洛林文藝復興”,不僅使得古代世界自然而然地轉型為現代世界;而且這種轉型是一種創造性活動,是激動人心的。從這個角度而言,他與前輩拜占庭史家如貝尼斯等不同,通過比較之后,他否認東部在延續,西部發生斷裂。恰恰相反,整個羅馬世界都在不斷地轉型,適應形勢,開創未來,為現代歐洲奠基。2001年,布朗與一批學者發表《闡釋古代晚期:后古典世界論集》,正式宣稱:“編者們都相信,現在是將約公元250年至800年間的歷史當作一個獨特而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時期的時候。”(2)2008年,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發行《古代晚期雜志》,主編拉爾夫·馬提森愉快地宣布:“從編年屬性來講,我們本來屬于‘古代羅馬’、‘早期拜占庭’、‘中世紀早期’、‘晚期拉丁’、‘教父學’等等,但是現在都屬于‘古代晚期’。”(3)2011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將“古代晚期”納入了其“通識讀本”系列,出版了《古代晚期(通識讀本)》,(4)標志著“古代晚期”作為一個獨立學術領域被學者們廣泛接納。對于布朗所構建的轉型模式,論者批評最多的包括兩點。第一是其過分強調延續性與結構性轉型,而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變遷,尤其是劇烈的政治軍事變化。“像‘衰亡’和‘危機’之類的詞匯,暗示帝國末期的困難,在20世紀70年代極為常見,現在基本上從歷史學家的詞匯表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些中性詞匯,如‘轉化’,‘變遷’,和‘轉型’。”(5)尤其是考古學家,對于6世紀發生的歷史斷裂堅信不疑。英國考古學家霍吉斯依據一百多處考古發掘遺址認為,斷裂確實存在,城市的面貌今非昔比,在6世紀發生了巨大的歷史變遷。他甚至提出“史家文化”和“考古學家文化”,認為前者偏重于文獻,從詞匯的繼續使用推斷歷史在延續;而后者則從實物發現了歷史的巨變,因此二者需要多加交流。(6)第二點則針對古代晚期研究者觀察視角的偏頗性,他們似乎從過分集中于政治和制度轉向過分聚焦于宗教文化。“‘古代晚期’具有淪為奇風異俗之域的危險,充滿了曠野的修士、興奮的貞女,并由宗教、心態和生活方式的沖突所主宰。在這種圖景中……各條新的戰線正在拉開。例如,基于教會的召喚和自身社會身份之間的沖突,家庭成員之間彼此斗爭。以教堂和修道院為主體的新型宏偉建筑成為新興權威和影響力中心的集中表現。埃及和敘利亞的沙漠成為來自各地的修士們的新家園,而東部行省則由于其內部那令人陶醉的文化融合,易于發生變遷。”(1)其實,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偏頗卻源自布朗最大的貢獻之所在———發掘新史料和嚴格依據文本研究歷史。在古代晚期興起之前,歷史學家研究晚期羅馬史的時候,在實證主義原則下拷問史料“客觀真實”,所感興趣的主要史料也限于對各種“真實史事”的記載。瓊斯的羅馬帝國制度史研究就是最為經典性的代表。他博聞強記,熟諳原始史料。(2)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一大批史料是完全可以被排除在閱讀范圍之外的,這些史料主要就是宗教史料。“當我利用古代史料的時候,我得承認,窮其一生不足以盡讀;任何瀏覽米涅(J.P.Migne)的《教父大全》(Patrologiaecursuscompletes)的人都會深有體會。我很快就決定放棄關于神學的論述、對《圣經》的評注以及世俗美文(奧索尼烏和克勞迪安自然例外)。那里有些麥穗,但是在我看來,稗子占主體,許多最好的麥子已經被先前的學者們收割了,尤其是17和18世紀的學者,他們所編訂的教父文獻是充滿奇異信息的礦藏。在閱讀了相當一部分之后,我最終放棄了布道辭,因為其中大部分是有關《圣經》的評注,或者涉及泛泛而論的倫理話題。”(3)瓊斯編訂的史料選集《羅馬史:至5世紀》第二卷“帝國時代”,正是這一史料選擇原則的實物載體。圍繞帝國行政管理,按專題分類編選,包括元首制、皇帝、元老階層、騎士階層、行政服務、軍隊、行省、城市、稅收、司法、身份、經濟事務和宗教,凡13章346頁;宗教內容僅是其中一章,不到30頁,不足全書的1/11。(4)這些被瓊斯認為是“稗子”的史料,長期以來也不被其他史家看好,以致普遍缺乏現代精校精注本。瓊斯所閱讀的這些“良莠不齊”的教會史料,主要來自19世紀中期法國教士米涅匯編的《教父大全》。《教父大全》所用版本較老,印刷質量尤差,排版也很擁擠,“閱讀界面”并不好。與其他受到史家重視的史料版本形成鮮明的對照,例如《洛布古典叢書》(LoebClassicalLibrary)。不僅瓊斯如此,即便是天主教史家,對這些宗教史料也不是都喜歡。例如,被認為是古代晚期開創者之一的法國教父學家馬儒(Henri-IreneMarrou)將圣徒傳視為令人討厭的雜貨,類似于今天的小說連載。(5)因此,一方面,許多經典史料被反復研究,另一方面許多“稗子”史料長期無人問津。“古代晚期的許多文獻還沒有被充分研究過。有些作品的年代、寫作地域和歷史背景尚未確定……古代晚期文獻的寫作格式和主題反映了時代的風氣,每一件史料都需要根據當時的背景進行解釋和評價。”(1)布朗研究的領域是文化史和教會史,基于利用原始史料的原則,他認真對待這些宗教史料;又利用文本研究,充分挖掘其中的歷史信息。在他看來,這些史料中雖然“客觀史實”少,但是有意無意地反映了文獻作者和當時人的認識。在布朗看來,現代研究者往往“太容易發現那個時代的新和舊,而往往忽略了去感受人們在那個世界如何生活?”布朗要做的就是“通過提供證據,集中于討論古代晚期世界的人們如何面對變遷”(2)。借此,彼得·布朗引領讀者穿越現代數百年羅馬帝國衰亡的學術傳統積累層,直面當時人們的宗教感受,從事心態史和文化史研究。因此,布朗的研究不僅將當時的一切文化現象都納入研究范疇之內,而且也為這些研究指示了“新史料”。雖然這些“新史料”本是舊史料,但是從新的角度去利用,用以回答新問題,也就搖身一變成了“新史料”,從而改變了晚期羅馬史的史料構成。2000年,馬斯為關心古代晚期的學生和普通讀者編訂了新的史料集——《古代晚期史料讀本》。他似乎刻意模仿瓊斯的史料選集,也采取按類而編,13章凡355頁。這13章分別是羅馬帝國、羅馬軍隊、基督教會、多神教、猶太人、女性、法律、醫藥、哲學、波斯、日耳曼入侵者和他們的王國、中亞人和斯拉夫人,還有伊斯蘭教。(3)與瓊斯的史料集篇幅相若,而內容懸殊,形成鮮明的對比。正是依托于新史料,借助于文化人類學等新興社會科學,短短幾十年,作為文化史研究的古代晚期吸引了大批研究者,漸成顯學。已成氣候的古代晚期研究,開始反過來驚訝于晚期羅馬帝國史研究的頑強生命力了。2005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相繼出版瓦德-帕金斯的《羅馬衰亡和文明的終結》、希特的《羅馬帝國的滅亡:新羅馬和蠻族史》;2007年,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出版米切爾的《晚期羅馬帝國史:公元284—641年》。(4)他們的著作或者與古代晚期劃清界限,或者反駁古代晚期研究。瓦德-帕金斯和希特代表了修正后的衰亡范式,充分借鑒了考古學成果和文本分析技巧,強調蠻族入侵中斷了歷史的進程。而米切爾則繼承瓊斯的學術路徑,特意回歸到政治軍事史。因此有評論者據此提出:“羅馬帝國衰亡模式的回歸。”(5)這些大出版社的動作,自然在學術界引發了廣泛的爭議,也引起人們思考如何處理新舊范式之間的關系。四、舊范式與新范式的比較上述三部論著頗有挑戰性,尤其是瓦德-帕金斯和米切爾開篇便有理論檢討,指出古代晚期研究的局限性,提出自己的分析思路,論證其合理性。“羅馬帝國衰亡”范式似乎并沒有因為新范式的興起而式微。在評價米切爾作品的時候,漢弗里斯承認,“平心而論,更為保守的分析方式(即‘羅馬帝國衰亡’范式)并不是沒有追隨者,但是沒有吸引同樣多的學生。”但是,他認為“布朗派的堅決擁躉者可能會覺得這部書的某些部分會將他們引到極不熟悉的領域;但是這并不就是一件壞事情。”因此,“這部書沒有徹底地同情布朗刻畫的古代晚期印象可能恰恰成為其說服力之所在。米切爾為讀者提供了更加寬廣地了解古代晚期的機會,皇帝、官員和將軍,與宗教和多彩的文化轉型同樣重要。”(1)在古代晚期的熱心追隨者看來,當古代晚期研究步入中年,檢閱已取得多方面成就的時候,米切爾等人的書有些不合時宜。“就古代晚期研究的未來而論,這是一部不和諧的作品,也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不僅如此,“如果政治和軍事史學者都貶低宗教和文化,忽視對它們進行單獨研究的價值,這是最令人寒心的”。因此,評論者在提醒大家避免古代晚期研究內部碎片化的同時,主張以古代晚期研究來整合舊的研究模式,“政治史和軍事史還是應該成為文化研究的一個方面,而非競爭者和替代者。”(2)更為謹慎的評論者不僅承認舊范式與新范式之間的互補性,而且強調新范式并非要取代舊范式。“(新范式)盡管富有影響,但是并沒有重塑學術圈,原有的研究繼續強有力地存在。作為新來者,古代晚期研究貢獻了額外的思考,而非根本性重新定位。它只是搭建了跨越繼續繁榮的固有學術領域的腳手架。”(3)這一評論更加符合學術的現實圖譜。從學術史來看,“羅馬帝國衰亡”范式與“羅馬世界轉型”范式,不僅植根于自文藝復興以來悠久的學術傳統,而且有著更深厚的淵源,各自擁有龐大的史料土壤,保證它們枝繁葉茂,各領風騷,競爭互補。這兩種范式都起源于羅馬帝國晚期,甚至可以說與羅馬帝國的建立幾乎同時發生。當公元前后帝國取代共和國的時候,就出現了羅馬帝國衰亡的聲音,并逐漸形成傳統。西塞羅、李維、薩魯斯特、塔西佗,只需提及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足矣。他們認為,從共和國轉向個人統治就意味著自由的喪失,走向奴役,故德行開始淪喪,世風日下,以致神不佑羅馬,羅馬衰亡。(4)進入4世紀,與帝國幾乎同時形成的基督教開始成為國教,基督教會在犧牲羅馬固有宗教崇拜的基礎上大規模擴張,無形中與專制統治相結合,打擊對手,理性與狂熱信仰的沖突加劇。與此同時,蠻族的威脅日益加劇,由于語言差異而形成的文明與野蠻之別,格外醒目。關注羅馬帝國的命運,圍繞自由與專制,理性與信仰,文明與野蠻,羅馬帝國知識分子的思考產生了重大分歧。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羅馬,這是自公元前390年左右高盧人攻占羅馬之后,近八百年來羅馬再次被攻陷,因此對整個帝國產生了巨大震撼,各派圍繞“基督教與羅馬帝國衰亡”終于形成對立的兩大陣營。以奧古斯丁及其學生奧羅修為代表的教父們為一方,聲稱因為羅馬民眾迷戀異教,信仰不虔誠,故有羅馬淪陷之厄。但是由于信仰基督教,減小了羅馬淪陷的損失,至少教堂沒有遭到大規模劫掠,躲入教堂的民眾得以保全生命。在他們眼中,這次事故是好事,不僅表明現世的榮華富貴靠不住;而且通過這場“災難”,可以使得世人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一切歸主,虔誠信仰,從而實現從追求此生榮華向追求來世永生轉型。(1)通過布道,寫作圣徒傳、注釋《圣經》等宗教作品,教父們拒絕討論帝國衰亡與否,而是轉化視角,從討論政治軍事轉向談論文化,談論人生之得救與終極關懷,從注視世俗得失轉向仰望天空,沉思上帝與天國,引導生活轉型。他們為“轉型”說提供了大量豐富的文獻史料。而晚期羅馬帝國不斷喪師失地,不僅西部帝國徹底消失,而且整個帝國疆域在不斷縮小,衰落成為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在西部皇帝消失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