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書院與心學

在近一個世紀的沉寂之后，明代書院逐漸發展起來，成為研究、傳播學術和教育科學的重要機構。心學的興起使書院在學術研究、傳播方面獲得了新的生機,書院數量也因之大為增加,而書院發展則為心學的研究與傳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舞臺。在時賢的研究中,在心學對書院發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一點上已基本形成了共識,但在書院對心學影響的研究方面尚不深入,特別是書院教學活動與心學體系建構、傳播之間的關系尤其值得深入探討。一、有了新的心學體系朱明王朝建立以后,為確立程朱理學在意識形態和道德倫理觀念中的統治地位,在以科舉為導向的文教政策支持下,通過科舉考試、官學教育、蒙童教育和家族、宗族禮法等形式將程朱理學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之中。這就使得程朱之學具有了雙重性格:一是滿足統治者以高調的理想主義來約束普通民眾的道德訴求;二是對普通民眾而言,程朱之學又具有相當強的實用性——科場競爭的主要依靠。盡管士人為獲取功名不得不按照朝廷指定的內容學習,但不少士人還是表現了相當強烈的另類取向,對程朱之學的瑣碎和僵化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以王陽明、湛若水為代表的心學倡導者即是典型。王陽明的心學體系建構是歷經坎坷,逐步走向成熟的,黃宗羲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龍場悟道之后,“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即“知行合一”的具體化(P194);第二階段是在為官江右之后,“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第三階段是居越講學之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P181)。這三個階段都與書院密切關聯。貴州龍場悟道既是王陽明思想變化的轉折點,也是其心學體系建構的起點。正德元年(1506),王陽明因得罪宦官劉謹,被廷杖四十,次年春被貶貴州龍場驛任驛丞。通過長時間的澄心精慮之后,突然豁然開朗,體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務者誤也”(P1238)。其核心就是良知說,他晚年回憶道:“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后,便已不出此意?！?P1170)為宣揚良知之說,王陽明創辦龍岡書院,親自登壇講授悟道所得。龍岡書院盛況空前,以至于書院不能容納數量眾多的來學者。在龍岡書院講學過程中,王陽明正德四年(1509)首次提出“知行合一”理論。當信奉程朱理學的貴州提學副使席書以朱陸之學的異同請教時,王陽明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告訴他知行合一的體悟,并引用《五經》等著作進行闡述。通過多次反復交流,席書終于體悟到“圣人之學復睹于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P1229)。席書禮聘王陽明主講貴陽文明書院,他以“良知說”、“知行合一”教授生徒。王陽明以貴州的龍岡、文明書院為基地,完成了其學術建構的第一階段,也開啟了利用書院傳播心學的新篇章。結束貶謫生活之后,王陽明對良知說的思考并未停止,為矯正“知行合一”可能“流入空虛”之弊,正德十六年(1521)正式提出“致良知”。這是王陽明心學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其建構心學第二階段的標志性成果。從正德五年(1510)離開龍場至正德十六年的12年間,王陽明仍然講學不輟,自正德十一年任職江西地區之后,書院又成為其研究、傳播心學的主要場所,正德十三年(1518)九月修復濓溪書院,將其作為傳播心學、容納“四方學者”之所。其后,王陽明又手書《修道說》、《中庸古本》、《大學古本序》、《大學古本》送給程朱理學的重要基地——白鹿洞書院。在王陽明看來,朱熹歪曲了《大學》的本來面目,因而在此基礎上闡發的理學自然就不符合先秦儒家的本意?！跋壬邶垐鰰r,疑朱子《大學章句》非圣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圣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于誠意,原無缺傳可補?！潦卿浛坛蓵?傍為之釋,而引以敘。”(P1254)為進一步加強對白鹿洞書院的心學傳播,王陽明還于正德十五、十六年兩次親臨書院,召集生徒講學,“共明此學”(P1280)。由于王陽明多次講學于書院,因此可以認為書院與“致良知”說的提出亦是密切關聯的。自正德十六年八月,王陽明結束了在江西的任職,回到浙江余姚、紹興,繼續完善與傳播其心學體系。與以前利用工作閑暇講學多無固定場所不同,賦閑的王陽明將書院作為研究與宣講學術的主要場所。嘉靖三年(1524)正月,自稱為門生的郡守南大吉修復、擴建了稽山書院,王陽明親自登壇講學。在稽山書院講學期間,王陽明的學術體系更趨成熟,即發展到黃宗羲所謂的第三個階段。王陽明這一期間完成了不少重要的學術著作,如《稽山書院尊經閣記》、《親民堂記》、《答顧東橋書》、《答鄒守益書》等等,《傳習錄》從原有的三卷增加到五卷,《文錄》四冊也于此時刊行于世。明代心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湛若水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旨,與王陽明一起共同推動了明代心學的繁榮。雖然弘治七年(1494)湛若水提出了“隨處體認天理”的理論,但并不完善,其理論體系的最終建立是在長期的書院講學過程中完成的。自弘治十八年(1505)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55年間,湛若水創建、講學數十所書院,“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P876)。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書院是湛若水建構和完善心學體系的重要場所。二、樹立了清靜無為的間接口,加強了書院與心學的關系王陽明、湛若水以書院為基地,各自完成了其理論體系的建構,但隨著心學的影響日漸增大,統治者對心學創始人及其門人的壓制也日趨嚴厲,獨立于官學之外的書院就成為心學代表人物及其門人傳播心學的首要選擇。在程朱理學作為官方哲學的背景下,心學受到尊崇程朱理學者和官方的壓制甚至政治迫害,是合邏輯的,而且對學術的壓制往往和政治斗爭聯系在一起,這是傳統中國統治者常用的治術。在平定宸濠之亂之后,王陽明的政治功績不僅沒有給他帶來福音,反而引發了朝廷奸佞小人的誹謗,他們不僅極力阻止王陽明進京接受朝廷封賞,還將心學作為嚴厲打擊的目標。嘉靖元年(1522)十月,章僑上疏指責王陽明創立心學破壞了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近有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下者,倡異學之說,而士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P7603)同年,御史程啟充、給事中毛玉等人再次請求禁止心學,以維護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這些批評言論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認可,下詔禁止官學教授心學知識,不允許刊刻心學大師的著作。為保證打擊心學的效果,最高統治者還禁止在科舉考試中使用心學知識答題。對心學的打擊在王陽明死于征途后更加嚴厲。嘉靖八年(1529),吏部尚書桂萼上書斥責王陽明否定朱熹的學說,對明王朝的思想統一形成了極大的威脅,請求奪去其爵位,采取嚴厲的措施禁止心學傳播。這一建議為皇帝采納,心學被朝廷定性為“偽學”,都察院頒布榜諭嚴厲打擊王學的信奉者,“天下有敢踵習邪說,果于非圣者,重責不饒”(P8032)。為明王朝立下赫赫戰功的王陽明在去世后的贈謚因此受到影響,其《年譜》云“是時朝中有異議,爵蔭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偽學”(P1325)。在這種高壓的政治態勢下,王門弟子也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薛侃等既遭罪遣,京師諱言學”(P1329)。湛若水的講學活動也受到了反對派的竭力詆毀,他們甚至將其講學與天文現象聯系起來,以證明其講學活動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嘉靖十一年(1532),“御史馮恩論彗星而及吏部侍郎湛若水,謂素行不合人心,乃無用道學,而此言則不以為非”。嘉靖十六年(1537),游居敬又指責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請求朝廷禁毀書院。朝廷下詔:“若水留用,書院不奉明旨,私自創建,會有司改毀。自今再有私創者,巡按御史參奏。”(P3246)朝廷對程朱之學的堅決維護,使得心學不可能躋身于官學之中,更不可能取代程朱理學成為科舉考試內容。盡管書院與心學都成為政治打擊的目標,但朝廷禁心學與書院的目的都沒有真正實現。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心學所提倡的“致良知”、“隨處體認天理”直截了當,易為士人所接受,博得了廣泛的認同。其二,由于明代的集權政治體系并沒有賦予教育以獨立的地位,政治的腐敗、財政的危機都深刻地影響到官學的發展,官學無法再承擔培養人才的重任,書院還有存在與發展的空間。這樣,“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P608)就成為必然的結果。在心學逐漸發展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社會思潮的背景下,書院毅然承擔起了傳播心學的重任。王陽明、湛若水創建、修復和講學于多所書院,不僅基本上完成了心學體系的建構,而且也以書院為基地培養了大批的學術人才。王陽明講學于稽山書院時,從學者眾多,每次開壇講學時,來自兩湖、廣東、直隸、南贛、安福、泰和等地的生徒聚集于書院,“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余人”,其中不少王學的干將,如王艮、魏良器、劉邦采、曾忭等人。此外,嘉靖四年(1525)十月,王氏門人創建陽明書院,公開宣講陽明心學,成為傳播王學的重要基地。王陽明死后朝廷對他本人及其心學的壓制,更加激發了王學信奉者和支持者利用書院傳播陽明心學的熱情,他們紛紛創建書院、祠堂,或者設立講會闡揚師說。如王門親炙弟子王龍溪“林下四十余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P238)。另一高足錢德洪亦是如此,其足跡遍及“江、浙、宣、歙、楚、廣名區奧地,皆有講舍”(P225)。“素稱姚江弟子”的徐階主持朝政時,傳播心學的書院發展更加迅速,“一時趨騖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撫臺蒞鎮,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其后間有他故,駐節其中,于是三吳間,竟呼書院為中丞行臺矣”(P608)。盡管我們不能排斥地方官吏利用書院傳播心學獻媚于徐階,以達到一己之私的目的,但這種舉動客觀上使得心學的傳播范圍進一步擴大,在王陽明曾經活動過的浙江、江西、廣西等書院尤其集中。根據白新良先生在《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上列出明代書院名及創建、修復時間,可知嘉靖年間新創了550所,修復了46所書院,總計為596所,列明代歷朝之首(PP.69-92)。嘉靖年間正是心學體系建構基本完成并大力傳播的時期。在利用書院傳播心學的過程中,不少書院與講會這種學術組織聯系在一起。在王陽明及其門人的推動下,設立與參加講會成為知識階層主要的活動,不少講會甚至直接設立在書院,成為書院學術交流、傳播的主要方式。江西安福的惜陰會是由王陽明門人劉邦采設立的,王陽明在《惜陰說》中為講會制定了講求良知之說的方針,他說:“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P267)在劉邦采等人的努力下,惜陰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各地學者聞風而至,參加者數以百計。嘉靖十三年(1534),以惜陰講會為主導,聯合復古、連山、復真等書院,設立五郡大會,不僅進一步擴大了惜陰講會的影響,而且將書院的教學與講會聯系起來,使得書院在心學傳播上的作用更加凸顯。三、第二,關于舉業與道德修養盡管在心學代表人物及其門人看來,書院應該將研究與傳播心學作為主要職能,但明代是典型的科舉社會,科舉取士成為最主要的人才選拔方式,通過科場競爭實現金榜題名成為天下士人艷羨的仕進之途。由于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是程朱理學,書院研究、傳播心學自然就與獲取應試知識之間存在矛盾。以王陽明、湛若水為代表的心學家采取了相當現實的態度,即在認同科舉取士制度的基礎上,書院能將講學與舉業結合起來,使二者互為表里,主張書院生徒通過學習提高自身修養是應舉的基礎,甚至將應舉仕進視為推進學術發展的重要手段。正德四年(1509),王陽明在《與辰中諸生》中對培養德行和舉業關系有清楚的表述:“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為之,亦自兩無相礙。”(P144)王陽明將這種思想貫穿于書院教學之中。嘉靖五年(1526)丙戌開科時,王龍溪不愿意參加會試,王陽明勸其前往:“吾非以一第為子榮也,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蓖觚埾澳诵?中是年會試”(P238)。由此可見,王陽明要求生徒以科場作為宣揚心學的場所,以擴大其影響。王龍溪也接受了這一觀點:“舉業不出讀書、作文兩事。讀書如飲食入胃,必能盈溢輸貫,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如寫家書,句句道實事,自有條理。若替人寫書,周羅浮泛,謂之沓舌。于此知所用心,即舉業便是德業,非兩事也?！?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45《家塾論舉業雜說》)他從作八股文的角度出發,認為以八股文為主要考試文體的科舉考試不會影響士人道德修養的提高,舉業和道德修養是相輔相成的。湛若水的觀點與王陽明基本相同,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他于正德十三年(1518)為大科書院所定《大科訓規》之中?？婆e考試是代圣人立言,研習科舉之學不會對圣人之學產生消極影響,《湛甘泉先生文集》卷6《大科訓規》說:“科舉乃圣代之制,諸生若不遵習,即是生今反古,便非天理,雖孔、孟復生,亦由此出。然孔、孟為之,亦必異于今之習舉業者,其根本上發出自別。故舉業不足以害道,人自累耳,學者不可外此,外此便是外物也,為病不小?！彼J為只要生徒能按照“隨處體認天理”的要求來提高道德修養,就能在場屋競爭中寫出漂亮的舉業文章。王陽明、湛若水等人倡導的科舉觀得到了大多數以講學為主的書院執掌者的認同。萬歷三十四年(1606),耿橘重建虞山書院后,在其所定《虞山書院院規》中特別強調“講學與舉業非分二事”,認為講學有助于生徒在科場中脫穎而出?！对阂帯方又躁柮鏖T人中解元的事例來加以佐證:“昔有從陽明講學者,其父以廢舉業為憂,其人曰:‘無憂,譬之打蛇,今得七寸矣。’明年果中解元?！?參見孫慎行等:《虞山書院志》卷4)萬歷年間制定的《玉陽書院會條》更加詳細地闡述了講學不但不會妨礙舉業,而且通過講學還可以提高自己對儒家經典的理解能力,從而能幫助考生寫出言之有物的八股文,因此認為:“是講學實舉業之資,而未嘗妨也。謂之妨者,特推托之詞耳?！?林邦煇《蔚文書院全志》卷1《玉陽書院會條》)王門弟子也紛紛創立書院,培養科舉人才?！暗谬埾畟?私淑文成之學”的查鐸為闡揚心學,曾在多所書院講學,并制訂《楚中會條》、《水西會條》。他認為舉業是士人生存的重要手段,通過講學提高學業是應舉的必要條件,培養德業亦是舉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冻袝l》云:“至于吾人舉業,尤便于學問。今之學者,多以舉業為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