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想人格的構建與實現

程朱理學是中國知識階層追求道德王國的“精神正義研究”，為儒家理想人格提出了新的標準。程朱理學在排斥佛老的過程中吸收了對方的理論因素和修養方法,豐富了先秦儒學和漢唐經學對理想人格的追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封建時代的最高表現形式。本文試圖對程朱理學的理想人格及其矛盾這一問題做一些初步的探討。一、在道德上,三起三適用于基于人倫之至的人理想人格是指能表現一定學說、團體以至社會系統的政治倫理觀念的理想的,具有一致性和連續性的典范的行為傾向和模式。從理論上講,它可以為每個社會成員所共有。它還能表現一定社會、階級及時代的個人人格的建設和要求。思想家對理想人格的理解往往帶有自己的主觀性。不僅不同時代、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理想人格,而且即使同一時代同一階級內部對理想人格的理解和設計也是不同的。二程在構建自己的理想人格時,是以“圣人”、“賢人”和“君子”作為他們的理想人格的。從結構上來講,三者是合一的,圣人必然具備賢人、君子的一切品德,由君子到賢人,再由賢人到圣人,則是理想人格的升華過程;從層次上來講,三者又有實踐主體的區別。統治者是以“圣王”為其目的,他們的典范是堯、舜、禹、湯、文、武,“圣王”是“內圣外王”人格的最高體現,他能由“內圣”而達到“外王”,安邦興國,從而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賢人則是有“王佐”之才的人所奮斗的目標,其典范是顏、孟。君子則是一般知識分子和庶民百姓努力的目標。二程認為“圣人”是最為高尚也是最為完美的人格,是人格修養的終極目標。自從孔子確立了“圣人”在理想人格中的地位之后,幾千年來,這個地位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在人們的觀念中抬得更高了。二程說:“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圣人”。既然圣人是“稟得至清之氣”所生,那么他在其它方面當然是極其優秀者,二程認為圣人有生知者,也有學知者,如堯舜,就是生知,湯、武則是學知,無論是生知,還是學知,在道德上都是至善至美的。即“圣人,人倫之至”。由于圣人是倫理道德的完美體現者,因而圣人也就“無過”。二程為了證明圣人“無過”,不惜歪曲孔子的話語,孔子曾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話本意是說孔子自己也承認在學《易》之前,是有大過的,然而二程不顧這一事實,將此話理解為“期之五十,然后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如此理解,圣人自然無過。二程極力證明圣人“無過”,無非是想說明圣人人格的盡善盡美,毫無紕繆罷了。二程對圣人人格與賢人人格還作了嚴格區分。二程說;“學者必識圣賢之體,圣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以為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圣人與賢人相比,他們的差別就好像翦為花,雖然用鮮艷的色彩描繪起來,看上去十分相象好看,但它終究不是真正的自然的花。所以程說:“孔孟之別,只是要別個圣人、賢人”。二程將圣賢分得很清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和孔子都是圣人,而顏、孟等則是賢人。賢人雖不及圣人,但其人格仍很高尚。二程曾贊嘆顏回三月不違仁,就是自己也未必能做到,稱“孟子有功于道,為萬世之師”。二程將君子視為其理想人格中的最低的一個層次。程頤認為“才德出眾,謂之君子”。很明顯,君子這種人格標準是低于圣賢的。正因為如此,君子便成為一般知識分子和庶民百姓努力奮斗的目標。二程不僅認為君子必須兼備“才”和“德”,而且還認為君子要有遠大的志向、寬闊的胸懷和敏銳的眼光。二程道:“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又說:“知畿者,君子之獨見,非眾人所能及也”。可見“君子之志”及其“獨見”的高遠之處了。二程強調君子應“自強不息”,即使身處于險惡的環境中,也要“樂天安義”不可“自棄”。如此,才是真君子。實際上,二程認為人的人格修養是由低向高逐漸進行的,也就是由君子逐漸向賢人、圣人邁進,所謂“君子之學必至圣人而后已”。朱熹雖是繼承二程之學,但有所創新和發展。朱熹也將圣人、賢人、君子視為其理想人格的三個層次的代表人格。同二程一樣,朱熹也賦予圣人以其理想人格的最高層次代表。在道德上,圣人是完美無缺的;在智慧上,在“圣人直是聰明”;在能力上,“圣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圣人未有不多能者”,圣人能力無比廣大,無所不能;在知識上,圣人有著最為淵博、廣大的知識,“其語相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朱熹在論述君子人格和賢人人格時,卻發揮了自己的獨特見解。他在給君子下定義時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在朱熹看來,君子必須具備“才”和“德”二者,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成為君子。朱熹又以德才體用的關系加以說明君子人格。他說:“若偏于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以道德為根本,以才用切事為用,但二者必須兼有,不可偏于任何一方,如此,才是真君子。反之,“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正因為君子要體用德才兼備,因而朱子在其理想人格中賦予它僅次于圣人的地位,他說:“君子亦具圣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圣人之大,而其用不如圣人之妙耳”。又說:“君子不器,事事有些,非若一善一行之可名也。圣人則器,獲此而失彼,長如此又知于彼。賢人不及君子,君子不及圣人”。以上述朱熹的言語中,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朱熹把理想人格分成了三個不同的等級,即圣人、君子、賢人。這與二程的圣人、賢人、君子的分法是不盡相同的。朱熹把君子人格擺在賢人之前,充分說明了朱熹對君子這一人格的重視程度。二、程朱理想人格的矛盾程朱理想人格在塑造和實現過程中,由于與實踐結合得并不緊密,所以存在著一些難以解決的矛盾。(一)“三不”說之理想人格程朱理想人格是封建社會后期地主階級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道德感情和道德意志的凝聚體,它是現實生活中個體人格的概括和升華,它來源于現實生活中的“完善人格”,但又高于現實生活中的“完善人格”,因而它就帶有鮮明的悲劇色彩。程朱理想人格是站在理想的基點上來認識世界、社會和人生的,程朱以為現實世界所存在的一切不一定是合理的,但程朱相信,人只要不斷改進和完善自己,那么理想人格一定會成為現實。然而,程朱“人人可至圣人”的信念只是從理論上來講是成立的,但現實生活中,一般人的人格是否經過修養之后就可以達到圣賢呢?事實說明,這是難以實現的。就是程朱自己也感到“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圣人既沒曠千有余歲,求一人如顏、閔不可得”的感嘆。朱熹還有意識地把圣人說的低一些,以便世人學之有望,他說:“不要說高了圣人,高后,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圣人低,越有意思”。然而這種說法,只不過是給世人一點向圣賢奮斗的希望而已。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只是自我欺騙和欺騙他人的一種幌子罷了。在現實社會中,由于后人人為地將圣賢抬得越來越高,在主觀上對圣賢的理解愈來愈神秘,因此,圣賢的人格隨著時間的流失變得愈來愈高大完美,它與現實人格的差距也在不斷拉大,就是終身向圣賢努力的像程朱這樣的理學大師也不得不承認“以某觀之,做個圣賢千難萬難”。(二)程朱的理想人格要求人的價值取向程朱理想人格并非從個體、個性出發立論,而是從群體、社會的角度出發的。在這種理想人格中,由于過于強調群體性、倫理性,致使獨立的個人價值顯得不明顯,僅表現為一種抽象的存在,個人只能將自己處于群體和家族之中,程朱都強調“克己復禮”、忍讓、溫文爾雅,實行“中庸”,“安于義命”。在“復天理”的過程中,人只能嚴格要求和限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要符合綱常倫理,否則,就不能實現理想人格,“立德”、“立言”、“立功”也就無從談起,因而程朱要求人們力行踐履,時刻以圣賢君子為楷模,處理好個人與家庭、社會、國家的關系,要把個人的修養與家庭、社會和國家結合起來。朱熹說:“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只有個人在品質上以身作則,才可“教于家”,家庭的和諧與穩定則有利于個人的人格修養的完成。為此,程朱十分強調個人對封建倫理綱常的信奉和遵守,強調個人對社會、集體的奉獻精神。程朱的這些思想在當時對促進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和培養人的高尚人格等方面起了積極作用,這一點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它與個人及個性相矛盾的方面,由于程朱過分強調人的道德性和群體性,在客觀上壓抑了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發展。個人的意志和行為被忠、孝、仁、義等具體的道德條框緊緊束縛起來,這種結果,最后導致了人的獨立意識、進取精神、冒險精神和懷疑精神的喪失。程朱理想人格要求人的價值取向只有一種,除了程朱所規定的價值取向外,其他任何價值取向都是不可取的。這種價值取向不是個體的自我選擇,而是社會、群體的統一要求,個人只有選擇這種價值取向,并且一輩子去信守它,去實現它,這樣個人的價值才能被社會和群體所肯定,其他任何不同于此種價值取向的選擇都將是程朱理學所不允許的。(三)重義輕利,以義為利,喪失了人的物質程朱在塑造和實現理想人格的過程中,認為還存有理想人格與人欲的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程頤認為“人之所以為人,以有天地也”,程朱都肯定“明天理”和達到“與理為一”是做人的最高原則,然而導致“天理”不明的根本原因是“惟蔽與于人欲,則忘天理”。程朱所說的“人欲”是指超出了封建倫理道德所規定的人的正常欲望之外的“物欲”或“私欲”,并不包括人類生活的最基本的要求,同禁欲主義是不同的。但是程朱以為“天理”與“人欲”是互相對立、互相排斥,此消彼長的關系。朱熹就說:“天理人欲常相對”。要實現圣賢人格,就必須以堅強的意志和信念去克制自己的欲望,用理性去消滅處于萌芽狀態的“人欲”。程朱這種過分強調“天理”與“人欲”的對立性,忽視二者之間統一性的作法,致使他們走上了唯心主義的極端。與“天理”、“人欲”矛盾關系密切聯系的另一對范疇是義利關系。程朱繼承了儒家傳統的解決方法,提出了“以義為本”、“以義為利”、“重義輕利”的主張。二程就說;“‘君子義此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朱子也認為“竊聞之古圣賢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以“仁義”為先,先義后利,重視仁義道德,輕視物質利益,是治道的根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