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多數決定原則與股東地位的不平等

一、資本多數決定原則—保護少數股東權益的必要性股權平等是現代公司方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根據這一原則,每一股東依其所持公司股份的多少對公司享有權利并承擔義務。由于這一股份價值相同,一股擁有一表決權,因而在決定公司事務時,持有多數股份的股東(多數股東)較之持有少數股份的股東(少數股東)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資本多數決定原則由此產生。只要這一原則運用恰當,對于確保公司經營決策的效率,建立合理的公司機構制度,平衡股東與公司間及股東相互間的利益關系是十分必要的。但若運用不當,會成為多數股東謀求私利,限制或損害少數股東利益或公司利益的工具。從表面形式上看,資本多數決定原則的濫用既可通過多數股東行使表決權,也可利用多數股東在公司中具有的舉足輕重地位進入董事會或向董事會成員及其他管理人員發出指示、命令甚至威脅實現。隨著股份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程度的加大,股份日益分散化,公司經營趨向復雜化、專門化,股東會中心主義已不能適應公司所面臨的紛繁復雜、瞬息萬變的現代經營環境。因此,各大公司的實際控制權逐漸由股東大會轉移至董事會乃至經理人員手中,形成董事會中心主義,這又為多數股東肆意行使控股權提供了條件。多數股東通過其所控制的董事會將自己的意志變成事先擬好的股東大會議案。在股東大會上利用資本多數決定原則使決定得以通過,客觀上剝奪了少數股東的表決權。資本多數決定原則使股東大會面臨無法發揮作用的危險。資本多數決定原則使多數股股東的意志總是處于支配地位,少數股股東的意志總是為多數股股東的意志所壓制。這樣,小股東的意志對于公司的決策無足輕重,其后果是大量的小股東不愿出席股東大會,使股東大會流于形式,破壞了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同時,資本多數決定原則使股東地位趨于實質的不平等。股東平等決不是股份的平等,而是指“公司與股東間,在基于股東地位而發生關系之場合,應給予股東以平等待遇之謂”(P61)。資本多數決定原則不但使小股東的表決權沒有任何意義,還使大股東的意志得以強加于小股東。二、保護少數股東的權利(一)以承擔總人數為原則,分配絕對“董事和監事”由于單純采用資本多數決定原則會導致少數股東被排除在董事會、監事會中擁有自己代表的可能性,故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公司法都賦予少數股東累積投票權。這是指在股東大會選舉兩名以上董事和監事時,股東所享有的一種表決權,它使股東所持的每一股份都擁有與當選的董事和監事總人數相等的投票權,股東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權集中選擇一人,亦可分散選舉數人,最后按得票數之多寡決定當選董事和監事。我國《臺灣公司法》第198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累積投票制,可以有限地保障少數股東將代表其利益和意志的代言人選入董事會和監事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小股東與大股東間的利益關系,這是小股東行使直接投票權所無法比擬的。但也有學者提出,累積投票制度并非無懈可擊。第一,應當為股東行使累積投票權增設前置程序。第二,當董事會或監事會人數減少勢必影響股東所持每一股份所擁有的投票數量,使少數派股東陷于被動,抑制了累積投票制的作用。第三,當董事或監事不得合并選舉或董事會進行分組選舉時,也可能使累積投票制喪失功效。正基于此,美國、日本等國對累積投票制的立法態度都經歷了一個由強制主義向許可主義的轉變。(二)要不得行使自己的股份表決權回避制度又叫關聯股東表決權排除制度,是指某一股東與股東大會決議事項有特別利害關系時,該股東代理人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決權的制度?！稓W共體第5號公司法指令》第34條規定,就有與下列事項有關的決議,無論是股東還是代理人都不得行使自己的股份,或者屬于第三人的股份的表決權:(1)該股東責任的解除;(2)公司可以對該股東行使的權利;(3)免除該股東對公司所負的義務;(4)批準公司與該股東之間訂立的協議。我國《公司法》第106條只對“股東出席股東大會,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決權”作出規定,沒有對利益沖突時的表決權作出限制,容易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事實上的不平等。(三)股東派生訴訟制度的內涵美國公司法將股東訴訟分為直接訴訟和派生訴訟。直接訴訟,是指股東純為自身利益而以股東身份向公司或者其他權利侵害人提起的訴訟。英、日等公司法也都規定了這一訴訟制度,在英國根據普通法規則,當董事越權從事公司宗旨以外業務活動,股東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對董事提起訴訟;日本法也認為在一定條件下,股東可以以個人名義對董事起訴。這些條件一般包括一定期限,難以回復損失和提供擔保(P72)。股東特別是支配股東為了追求自己或第三人的純個人利益,客觀上通過了有極為不公正內容的股東大會的決議,侵害中小股東利益時,公司或股東有權提請訴訟,請求撤銷該項決議。我國《公司法》第111條也有類似規定:“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侵犯股東合法權益的,股東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該違法行為和侵害行為的訴訟。”派生訴訟,是指當董事、經理等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實施某種越權行為或不當行為時,由于公司董事會、監事會或股東大會對此不提起訴訟,而由公司一個或多個股東代表公司對實施越權行為或不當行為者提起的訴訟。筆者認為只要賦予股東派生訴訟,對于董事、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濫用權力就是一種現實的威懾,從這個意義上講,股東訴訟制度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結構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同時,它對于強化和規范公司的治理結構,也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另外,可以借鑒外國股東派生訴訟的立法,建立、健全股東派生訴訟的保障機制。(四)集聚請求權行使的限制各國公司法均規定,股東大會一般由董事會召集。但因為董事會實為大股東的“影子”,因而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尤其是當大股東實施侵害公司利益的行為時,董事會則很可能不召集“應該舉行”的股東大會。針對該情況,國外公司法均給予中小股東“臨時股東大會召集請求權”,但該權利“不得濫用”,否則將會造成極大混亂,于是又對“臨時股東大會召集請求權”的行使作了一些限制。美國《標準公司法》和法國《公司法》規定的持股比例為10%、意大利為20%、奧地利和德國為5%、香港為10%、日本和我國臺灣規定均為3%,且在持股期限上日本還規定必須達到6個月。我國《公司法》第104條規定: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東可以請求召開臨時股東大會。該條規定存在以下不足之處:其一,10%的持股比例太高,不切合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實際。我國目前的上市公司中國家股及法人股過分集中,社會公眾股在總股本中所占比例小,且還存在著社會公眾股東人數眾多、地域分散且人均持股數量少等特點,在一般情況下,要聯合10%的股東共同行使“臨時股東大會召集請求權”是很不容易的,故而應參照國外公司立法的標準,適當降低行使臨時股東大會召集請求權的持股標準。其二,如果經持股10%的股東提議后,董事會仍拒不召集股東大會時該如何處理法律未作規定,而公司法只規定董事會有召集股東會的權力,股東和監事只具有請求召集權而沒有自行召集權。這實際上等于董事會實為大股東“合法地”剝奪了中小股東的“股東大會召集請求權”,中小股東的權益當然難以得到保障。(五)大股東委托委托代理表決權代理制,又稱表決權信托,它是針對股東不能親自參加股東大會并行使表決權時而設計的補救性措施。因股份公司的股東眾多、居住分散,常常難以親自參加股東大會,為保護這些股東的權利,美國于1882年創設了表決代理制度,其操作方法是:股東將其所擁有的股份在法律上的權利,在一定期限內,以不可撤銷的方式,將表決權讓給其所指定的表決權受托人,然后由受托人代表其行使表決權?，F在,美國許多州的商業公司法都設有關于表決權信托的規定。通過該方式,受托人在德國大多是銀行可能成為許多中小股東的代理人而在股東大會上用中小股東集中起來的“表決權”進行表決以對抗大股東,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保護中小股東權益的目的。我國《公司法》第108條規定:“股東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東大會。”該規定過于原則化,現實中比較難以操作,應借鑒我國《臺灣公司法》第177條之規定:股東得于每次股東會,出具公司即發之委托書,載明授權范圍,委托代理人出席股東會。除信托事業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委托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