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概念的蛻變與古義的演變

我在西方學習漢語和世界觀，多年來一直在教授和研究。如何將一些重要的中國概念轉換為外語是一個必然的問題。“封建”就是一個例子。這里說的并不是翻譯用詞問題,而是“概念”與“指稱”的問題,“名”與“實”的問題,也就是接受者是否能夠理解的問題。在現當代漢語語境里,諸如“封建意識”、“封建迷信”、“老封建”之類的表達是不難理解的;而將其直譯成西洋語言,一向以“封土封臣”、“采邑領主”詮釋feudalism(封建)的西方人,一定會感到摸不著頭腦,不明白這些以“封建”為基軸的短語所言“封建”為何義。“封建”(即“封土建國”、“封爵建藩”)這個漢語古詞在20世紀發生了指稱的變化,獲得了“新”的涵義和標記,其詞義特征與古義“封建”幾乎無緣。筆者以為,所謂“封建”新義,或曰此概念蛻變后的內涵和外延,至少可以歸結為三點:首先,“封建”指稱1911年之前中國歷史上的皇朝時代;而1949年前的一百年時間,也常被稱為“半封建”時代。其次,“封建”用以狀寫與所謂封建傳統和封建社會相關的意識形態。第三,在人們談論所謂“封建”殘余的時候,或論說保守的、愚昧的、落后的、迷信的行為方式和思維的時候,亦常出現“封建”一詞。以上三點,大概可以包括絕大部分中國人的語言實踐。即便在學界,似乎大部分人至今還在用“封建制度”描寫秦漢以降的各代皇朝。甚至連不少史學家也已經不再考慮“封建”概念的詞源和語義,或不再想到,今天的“封建”概念,至多只是“約定俗成”而已,并不能說明“約定”的準確與否。在這種情況下,馮天瑜先生的大作《“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簡稱《考論》)的發表,無疑具有不同一般的意義。本文開頭所說之翻譯的困惑,主要是說,一個誤用的概念無法得到正確的翻譯。這種概念的誤用,正是馮論所說的概念誤植所致,或曰“名實錯置”。早在《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中華書局2004年版)一書及其他一些單篇論文中,馮天瑜已對不少誤植概念作了可貴的厘定工作。在研究概念史的時候,指出誤植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誤植的緣由,這就往往需要長篇大論甚至一本著作論述一個概念,《考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范式。它不但指出今天的“封建”概念既與漢語本義脫鉤,又與英語feudalsystem或feuda-lism相左,而且還明晰地展示了整個概念的發展和演變過程,及這個多少已經變得不倫不類的泛化概念的來由。使《考論》這部難得之作與其他類研究區分開來的,首先就是它的篇幅。換言之,中國學界明確地在“歷史語義學”的層面上,一本書論一個概念,此著當為開山之作。當然,《考論》巨制,非言紙張之重,而是內容豐厚。與《新語探源》相仿,此作依然圍繞中西日互動展開討論,探索一個概念的古今沿革。中西日交叉關系是目前談論西學東漸話題的一個常見框架,馮氏研究則在結構上更加突出這一交叉關系。所謂中西日互動,或許最能體現于“封建”一詞與feuda-lism交接之初。當美國傳教士平文(J.C.Hepbum)編撰的《和英語林集成》(1867)或柴田昌吉、子安峻編撰的《附音插圖英和字匯》(1873)起用漢語古詞“封建”與英語feudalism對應,用“封建的”翻譯feudal,應該說是極為精準的,原因是日本與歐洲封建制的酷似以及日本自古襲用的漢語“封建”之名與西洋概念的匹配。對此,馮文作了極為精當的論述。其實,用“封建”寫照歐洲中世紀的一種社會和政治形態,已經見之于魏源的《海國圖志》(1843)和徐繼畬的《瀛環志略》(1848)。在這兩部介紹外國史地、政治習俗等概況的名著中,“封建”一詞雖不常見,但卻用得恰到好處,例如魏源說歐洲諸國近代“變封建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鑒于魏源等人之著多以一些洋人漢語著述為藍本,我們多少可以窺見當時中西“封建”概念的對接,窺見feuda-lism概念在中土的“移譯”,盡管論者常常是引用他論,而不是從翻譯的角度介紹歐洲的feudalsystem。19世紀下半葉,“封建”概念還未異化。鄭觀應在《易言·論公法》(1880)中指出:“考諸上古,歷數千年以降,積群圣人之經營締造,而文明以啟,封建以成。自唐、虞迄夏、商、周,閱二千年莫之或易。”譚嗣同則在《仁學》(1896/1897)中說“自秦以來,封建久湮”。時至19、20世紀之交,也就是“封建”概念從日本返回中國的時候,梁啟超將“封建”與feudal相對應,將中國周代國體與古希臘國體相比(《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1899),或論述春秋戰國至秦代由地方分權趨于中央集權,“及秦始皇夷六國,置郡縣,而封建之跡一掃”(《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1902)。此時,梁氏所運用的“封建”一詞,既是正宗中國概念,又是接受了西方學術、經日本與西方feudalism相通約的概念;也就是說,在真正的中西日互動之時,“封建”還是一個純正的概念,而且成功地實現了與feudal的對接。清末民初,基本上還未出現“封建”術語紊亂的現象,誤植或對一個純正概念的歪曲是以后的事。馮天瑜的《考論》,對這個重要概念進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沒有對大量資料的把握及深厚的功底,此工程是無法完成的。尤其令人欽佩的是馮氏對日本材料如數家珍似的陳述與分析。此書日本“封建”概念史部分,匯總東西洋考,兼及中西交匯;分則可視為一部精巧的日本“封建”概念史,將其鑲嵌于古今中國“封建”論,合為一部充滿動感的概念發展互動史。從方法上看,此作是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的成功結合;加之一些范例比較,更有助于辨析。另外,書中除專章闡述歐洲“封建”術語外,不管是在日本部分還是中國部分(不包括中國傳統的封建論),對歐洲“封建”概念的關照總是或明或暗地體現在全篇論述之中,因此,《考論》也是對西方各種封建論的一次大的檢閱。這樣,我們又看到了概念史跨文化研究的成功嘗試。《考論》一方面系統地再現了中西日眾多的“封建”論,另一方面對中國“封建”概念在20世紀的異化作了詳盡的論述(這也是認識誤植的關鍵):從陳獨秀的“泛封建”觀到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封建中國說,從中國社會史論戰時諸說并存到郭沫若封建說的確立,以及此后成為流行說。這一切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曲折的歷史長卷,讓我們看到“封建”概念在20世紀之演變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即諸多名家對泛化封建觀的質疑或者堅持精當的“封建”用詞,為何無力修正脫鉤和誤植。在此,我們看到了一個概念的不平常的命運,看到了非學術對學術的干擾;或如著者所指出的那樣:“‘封建’泛化,絕非由于論者不通古義、西義,而是另有原由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單是一個語義學問題,更是歷史學、文化學問題,可以總結為‘歷史文化語義學’問題。”陳寅恪有“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名論,此說似乎略嫌夸張。不過,不少文史哲核心概念的解釋,其非同一般的意義是無庸置疑的。《考論》的問世,似乎可以讓人比較直觀地領會陳寅恪解字作史的見解。《考論》無疑是一部精湛的“封建”概念學術史。言其精湛,很大程度在于這部力作的撥亂反正和繼往開來。撥亂者,非自馮氏起;而馮氏撥亂,氣勢過人。《考論》是作者長期關注名辯、對一個概念反復思考的結果,馮氏對泛化“封建”概念的懷疑及其糾正的努力,已見于十五年前的《中華文化史》中對中國“封建制度”的專門辨析,馮氏無疑屬于當代最早關注“封建”概念之誤用的學者之一。另一方面,《考論》精選各種名家論說,從不同的側面反映“封建”名辯;只有在這時,我們才會贊嘆《考論》為探討“封建”概念的集大成之作。當一個學科連最基本的概念還沒有弄清的時候,很多學理討論只能是盲人摸象,或曰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可悲的也許并不是眾說紛紜,而是人云亦云一種仿佛天經地義的東西,其實是以訛傳訛的天長日久,“封建”便是一個極其典型的例子。馮天瑜展示的由陳獨秀開創的諸多“泛封建短語”,在現代漢語(政治)語匯中多么“理所當然”!然而,當我們看到馮氏揭示的諸如“封建地主階級”、“封建專制帝王”、“封建專制皇權”、“封建官僚”等套話的自相矛盾之處,我們自會感到誤用概念之滑稽。確實,泛化“封建”概念是歷史對現代漢語開的一個不小的玩笑。只有在正本清源之后,《考論》作者才可能提出用“宗法地主專制社會”取代“封建社會”指稱秦至清之帝國時代。這時,我們便能清晰地看到“正名”的重要意義,看到一個中心概念對一個學科的意義。由“封建”概念引發的論題,不但涉及中國歷史的總體框架,亦關乎“封建”自身的定性和定位,是一個無論如何都應厘清的大概念。同樣在這時,《考論》已經超出了對一個概念的論述,超出了中西日互動的討論框架,成了對中國幾千年歷史的一個總體反思和考察,并給歷史重新定性。應該說,書作者提出用“宗法地主專制社會”總括秦至清之主要時段的見解是很自信的,而且作了必要的論證。但是,作者似乎還是看到了語言實踐自有的規律,看到了一個概念約定俗成、難以更改的事實,因此,馮天瑜說其正本清源,也在于讓人們在“將錯就錯”之際,知道“錯”在哪里,正解何方。筆者也曾對幾個重要術語作過些微梳理,與馮先生的上述看法大約相同,為的是讓人知道“原來如此”。不過我現在想,中國“封建”論者逾越千年,“將錯就錯”不過才大半個世紀而已,人們不見得會一錯到底。既然這沒有封建的“封建”屬于子虛烏有,執迷不悟總有到頭的時候。其實,筆者所見的西洋升堂入室之中國史論,秦漢至明清,一般不會以“封建”論之,而是“官僚中央集權制”之類,或者是早已見之于梁啟超的“專制政治社會”等。中國當代對以“封建”論秦之后二千余年的考問,也是在對外開放以后的中西交流,促進了對西方feudalism以及對本土原本封建詞義的再思考以后的事。我相信,通過學人的論說,教材的更正,漢語“封建”概念的普遍正確使用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到那時,人們依然會想起2006年的一本書所作出的非同一般的貢獻。筆者不是歷史學家,不敢冒昧評說《考論》對中國史學研究的意義;但是憑直覺,此書當為史學不同凡響之作。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漢語歷史語義學領域,《考論》的重要性及其典范意義是毫無疑問的。馮天瑜在其《考論》釋題時指出,此書“由詞義史之‘考’導入思想文化史之‘論’”。我以為,這是一部有分量的歷史語義學著作或論文的關鍵所在。論詞溯源只是為了鋪陳,釋義才是宗旨;而人文社會學科的一些關鍵詞,本身就直逼思想史要害,也只有在思想史的高度才得以廓清。對做概念史的人來說,尤其可以從馮天瑜在此著中對“名辯之學”的闡發得到頗多啟示,馮氏力倡名辯之學亦言之有理,而《考論》本身,便是對名辯之學的意義的一個最有說服力的注解。最后,筆者想就《考論》中提出的“歷史文化語義學”概念發表一點看法。此說當為“歷史語義學”的延伸或擴展。加入“文化”,自然是為了強調文化在詞語和概念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或視其為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者,這里只是一種限定,研究一些與文化有關的概念之歷史。本人所理解的“歷史語義學”,是研究某一個詞語或概念的生成、發展和變化及其與一些相關概念的關系,注重一個概念的發展和定型“過程”,或不同時代對一個概念的不同認識。人文社會學科中不少概念的發展,往往與不同的歷史、政治、社會、文化、地域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假如說“歷史文化語義學”中的“文化”是一個廣義概念,那么,加入“文化”似嫌累贅,因為“文化”是“歷史語義學”研究的應有之義,這或許也是陳寅恪所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