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中期貴族吏貪風流行的原因

北魏中期，貴族官員腐敗現(xiàn)象盛行。在太武帝統(tǒng)治期間，公公在黨的上層階級中說：“起初，他用鞭子抽打。”。返去,從車百輛,載物而南”一、北魏中期腐敗傾向的歷史原因(一)內容上:強化規(guī)范,強化軍將隊伍建設首先,北魏長期保留了游牧時期的原始財產觀,這是貪污盛行的重要原因。關于北魏的封建化進程,唐長孺先生認為,拓跋部落的國家形成起源于猗盧時期,完成于太武帝時期。兩者間的因果邏輯如下:在拓跋部落完成封建國家的構建之際,必然會保留許多源自游牧部落時期的舊有習俗,其中也包括對于財產公私屬性的認知判別標準。而根據(jù)游牧部落的歷史傳統(tǒng),公私財產并無明確的定義差別。什翼犍時期,“時國中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泄言,謙或慚而自殺,為財辱士,非也’”其次,北朝政權統(tǒng)治者以政策的寬松來保持軍將的斗志,這是貪污風氣盛行與歷史傳統(tǒng)在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內在聯(lián)系。拓跋鮮卑以文化弱勢者的身份完成了對中原文明區(qū)域的征服,最大的資本無疑是鮮卑民族世代傳承的驍勇之風。因此,在文化差距幾無可能于短期內消弭的情況下,胡族統(tǒng)治者必然要不惜代價保證武力的強勢地位。由此原因,鮮卑軍將的貪污穢舉幾乎具備了半合法甚至合法身份。北齊時期,名臣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天下濁亂,習俗已久……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高歡縱容貪污之風,就是為了實現(xiàn)對屬下軍將的拉攏收買。杜弼稱“諸勛貴掠奪萬民者”皆為內賊,請誅之,高歡不為作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鰬?zhàn)栗汗流。高祖然后喻之曰:‘……諸勛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二)以禮俗階段的具體賞賜性北魏平城時代的發(fā)展過程異常錯綜復雜,但是北魏皇權的建立與發(fā)展過程卻作為一條永恒不變的主線貫穿其中。百官班祿之前,北魏并未在官員的經濟收入方面形成一套有章可循的規(guī)章制度,這與當時社會的經濟構成有一定關系。東漢之時,“(匈奴)南北單于相攻,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直到北魏基本完成封建化進程后,游牧時期形成的通過掠奪來積累財富的古老傳統(tǒng)依然被保留,繳獲的戰(zhàn)利品成為國家的公共財產,統(tǒng)治者時常以之班賞群下。如登國六年,“破衛(wèi)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余萬、牛羊四百余萬,漸增國用”直到孝文帝“置官班祿”之前,貴族及官員階層的合法收入主要依靠朝廷的賞賜。由于身份尊卑以及官位高低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個體所獲賞賜的差異較大,獲賞較少且潔身自好者甚至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文成帝時名臣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家中“惟草屋數(shù)間,布被缊袍,廚中鹽菜而已”。《魏書》稱:“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三)禮制建設的滯后性早期北魏的法制思想表現(xiàn)出濃重的部落時代特征:“后魏初,置四部大人,坐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刑名之制。”此外,禮制建設的缺失亦加劇了貪污現(xiàn)象的惡化?？梢哉f,法律工具的失效,使制止貪污的客觀工具失去效力;禮制建設的缺失,則使王公貴族的主觀防線形同虛設。《禮記·禮運》載:“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又稱:“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表明了禮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秦漢時期,人們對禮的社會功能認知尚屬初級階段,認為其教化功能要遠遠深刻于對國家治理的功能;直到魏晉時期,禮在國家層面的積極作用始被凸顯,而五禮作為國家制度也是萌生于魏晉之間。北魏禮制發(fā)展程度與國家形態(tài)的進化階段相比,表現(xiàn)出嚴重的滯后性,無法對貴族階層形成一種強大的感召力。簡言之,北魏前期的法制思想及制度過于粗放簡陋,禮制建設的遲滯又使禮法結合的設想無從實現(xiàn),北魏的貴族官員群體因此失去了精神理念層面上的引導與束縛,也就無從談起對品性與操守的重視。這一點在孝文帝之前已經引起了當時士人階層的注意。天興三年(400年),道武帝下詔:“秦漢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義之道寢,廉恥之節(jié)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義興,莫不由乎貴尚名位,而禍敗及之矣。”二、受北魏腐敗傾向的影響(一)以賞養(yǎng)廉—貪污之風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孝文帝改革的決心自道武帝開始,北魏歷代諸君均表示過對貪污之舉的強烈譴責,并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施。天興元年(398年),道武帝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集中整頓吏治的前后,多有大規(guī)模的賞賜行為發(fā)生,這可以理解為國君恩威并施、以賞養(yǎng)廉之意?？墒沁@種賞賜的隨機性很強,覆蓋的范圍有限,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官吏群體貧富差距過大的現(xiàn)實,也就無法有效地制止貪污行為。直到孝文帝時期,官俸作為一種制度固定下來,官吏群體的經濟狀態(tài)始得到實質性的改善。而官俸改革作為孝文帝大規(guī)模改革的先聲,也引領了此后的改革風潮。太和八年,班百官俸祿制,國庫的支出因此驟增,北魏國家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均田制實行之后,“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羊之衣……于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于廓者,不可校數(shù)”綜而言之,為了使俸祿制成為北魏國家的長效機制,從而使反貪計劃得到有力的經濟支持,孝文帝必然要努力拓寬國家的財政來源。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認為,貪污之風的盛行在某種意義上堅定了孝文帝改革的決心。(二)孝文帝的“觀”中理念的革新前文已述,北魏初期的法制建設太過粗放,并未形成一套完備嚴謹?shù)姆审w系。至什翼犍時,始對死刑及贖償之法做出粗略的區(qū)分,號稱:“法令明白,百姓晏然。”孝文帝銳意整頓吏治,曾多次修訂律令。如:太和元年九月,“詔群臣定律令于太華殿”針對貪污之風,孝文帝從監(jiān)察和考課兩個方面進行理念革新與制度構建。監(jiān)察方面,孝文帝完善了御史臺的監(jiān)察職能?！队妨睢访鞔_規(guī)定:“中尉督司百僚;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贝送?孝文帝改進了考課制度。延興二年(472年)孝文帝下詔稱:“《書》云:‘三載一考,三考黜陟幽明?！曊咭詠?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其有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于令,永為彝準?！碧推吣?孝文帝下詔禁止同姓聯(lián)姻,稱“淳風行于上古,禮化用乎近葉”監(jiān)察制度與考課制度的完備,法禮結合文化氛圍的形成,成為北魏政權國家形態(tài)不斷完善的例證,貪污之風與其他因素共同構成了禮法工具誕生的動力來源,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北魏社會的法制化進程。(三)反腐倡廉之風盛行,加速了北魏政權的分裂、衰落孝文帝之死成為北魏政權盛衰急轉的標志性事件,朝中的貪污之風也隨之卷土重來。孝文帝去世后,宗族元禧受遺詔輔佐新君,他“雖為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貪淫財色,姬妾數(shù)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尤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shù),田業(yè)鹽鐵遍于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宗族皇室放縱于上,尋常官吏自然效仿于下,奢靡腐化之風使北魏國家從孝文帝漢化所締造的盛世迅速轉向衰敗。也就是說,貪污風氣的強勢反彈直接導致了北魏國家的動蕩局面,也加速了北魏政權的分裂、滅亡。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孝文帝去世后僅35年,北魏即分裂為東西二魏:西魏在長安另立江山;東魏則固守洛陽,成為舊北魏政權的實際繼承者。東、西兩魏之間的對抗持續(xù)多年,后轉變?yōu)楸饼R與北周之間的抗衡,占據(jù)先天優(yōu)勢的東魏、北齊集團由強而弱,最終為對手所滅。兩國之間的實力消長自然由多方面原因構成,但是不容忽視的一點是:與西魏、北周君臣勵精圖治不同,東魏、北齊的統(tǒng)治集團幾乎全面繼承了北魏時期的貪污與奢侈之風,從而導致了政權的崩潰。東魏的開拓者高歡,“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爾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三、反腐倡廉之風盛行,是北魏政權景觀之風的另一個出罪北魏中后期貪污之風盛行,是當時政局的一大特點。這種風氣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正處于國家封建進程中的北魏政權依然保留了部落時代的諸多舊習,這成為北魏貪污之風的歷史淵源;除此之外,薪俸制度的缺失成為官吏群體瘋狂斂財?shù)目陀^因素;而禮制與法制之間未能形成一種有機張力,又使貪污者潔身自律的主觀性束縛形同虛設。這種充斥于國家上下的貪污風氣,也成為改變北朝政治格局的重要推動力。孝文帝實行“均田制”以及漢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