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謝氏家族的困境與出路

548年，與梁朝談判的魏將侯京從王氏家庭和謝氏家族手中獲得了新的女兒。梁武帝(464~549)說:“王、謝門高,非偶,可于朱、張以下訪之。”豪族的“高門”轟然倒塌,同時,他們歷久綿長的顯赫地位也慘遭毀滅。最新的研究把這些豪門的長盛不衰歸功于在東晉所建立的一套政治模式在南朝這種情況仍然很普遍,其政權依舊把持在世族寡頭的手中,對與此相關的世族權力的持續時間以及規模等諸多問題已經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川勝義雄認為,此后不明智的財政政策使得豪門的莊園經濟逐漸變得無法盈利,從而導致了南朝經濟的衰敗。他進一步推測,早在侯景叛亂之前,世族已然放棄了地方的莊園,轉而依靠在政府中任職來謀生以上幾部分著眼于謝氏一族的命運變遷及其個體成員之于這種變化的應對。首先要說明的是,從史書上的種種跡象來看,所謂大姓豪門的貴族勢力是值得懷疑的。當我們對五品以上的謝氏子弟以其生日進行整理、歸類(參見附錄一,表一右側)就會發現,出生于375年到399年之間的這代人中,謝氏一族的政治勢力急劇擴大唐代則對南朝的政治文化建構做了許多反思與整理,例如唐太宗(627~649在位)曾經說,在南朝局促狹小之地,有一些以身殉國的大臣還是值得尊敬的。因此,大唐依舊如梁陳(557~589)兩朝那般,“尤以……王、謝為重”本文接下來論述了從東晉到南朝齊(479~501)之間,三名出自謝氏一族的高官,他們之間彼此相隔大約四十年。雖然與北方相比,南方少有相關的碑文資料,但卻有豐富的文獻可供研究。每個案例都結合其個人作品予以觀照,這些文獻資料與個人傳記的記載息息相關。從詩文之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政事、退隱的真實動機,這也修正了這些貴族歷來寄生蟲一般的形象,而且,從這些位居高官的謝氏子弟的個人描述中,能夠對他們在從政之中面對的問題有更深的了解。結語是對陽夏謝氏沒落的總結,這同樣適用于整個晉朝東渡的貴族階層。在附錄中列出了謝氏所獲的封賞。我十分感謝王伊同先生與小松英朗對相關家譜的整理分類以及其他涉及東晉時期謝氏的研究,這些都讓我受益匪淺,這同樣已經在注釋中標明。當然,本文所援引的學術觀點對現今之于中古時期世族的理解不一定十分認同。國家的優勢許多人都認為當時的豪門具有極大的勢力,這種看法要追溯到這些家族從東晉以來的統治地位。但與后世王朝相比,東晉有一些獨特之處,所以對當時世族的地位也應當進行重新考量。東晉皇帝的平均在位時間是十年左右,而南朝的君主則要短得多,平均只有六年南朝的皇帝們保留這些豪門的另一個好處就是,他們可以通過娶這些血統純正的世族之女來提升自己的門第。司馬氏本身也是高門大姓,有著良好的社會背景與教育傳統,與之相比,劉宋的建立者則家族無名,起自行伍。同樣的,蕭梁與陳朝也是由門第不顯的寒族軍閥所建立當南朝的皇帝處于皇位繼承人的位置時,總是面臨著重重危險。當世族成員將其無形的豪門遺產用于反抗政府時,將非常危險。例如,蕭道成(齊高帝,479~482)選擇謝朏(439~506)在其登基儀式上作為侍中,負責解璽授予登基的皇帝(表一,第7代)。但是,謝朏對其急于稱帝,而未能如古制三讓帝位之事非常反感。他為了拒絕出仕,在典禮當天謝職,身著朝服,從熙熙攘攘的宮門揚長而去,同時宣稱自己身體健康,并非因病去職。謝朏的反抗之意顯而易見,蕭道成之所以沒有因此殺掉他,是因為蕭氏認為殺了他正好可以成就其正直高名同時代的謝超宗(483年去世)是一位天賦卓絕的清談家,如東晉名士一般,任誕簡傲,蔑視世法。超宗并未居于高位,他之所以能作為皇帝宴席的常客,是因其坦率能使諸人甚歡。但有一次論及北方事之時,超宗借著酒興,宣稱“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知如何”。他因此被貶為南郡王中軍司馬。落寞失意之下,超宗開玩笑地把這個職位稱為“管理馬匹”之“司馬”,其實他是在“司驢”。又因此戲語,謝超宗被罷黜十年謝超宗對褚氏的譏諷之語傳承了《論語》中對不義之富貴無比厭惡的精神意蘊。同樣在自己職位上以德行為重的還有以性情純正見稱的袁粲,其本傳記載,作為一個道家高士,袁氏生活至簡,視貪戀權位為愚蠢之舉。他無視政壇高壓,不顧友人的勸阻,堅決不肯出仕新朝。參見《宋書》,著者沈約對袁粲還是極為推崇的,稱其冒險抗蕭道成之舉為“義重于生”,認為其壯舉昭示了天下“其道有足懷者”與時俱變的道德觀南朝世族的道德觀與東晉北方世族領袖們那種清高冷淡的姿態截然不同。例如,謝氏的眾多后裔,當他們初臨政壇之時,先祖之精神有時還隱隱閃現心中,但當他們真正處理政務時,他們的成功則全然賴于所謂“滯事”。一般說來,南朝的謝氏子弟能登上高位取決于其適應朝廷政治體系變化的能力。那些政治生命完滿而長久的人,在他們的實用才能中,有兩項很是重要:一是在權力的角逐之后能讓自己列于勝利一方陣營的政治智慧;二是能使自己從糾結繁雜的境況之中脫身而出的辭令功夫。與此同時,諸如謝朏與謝超宗那般直截了當的反抗批評,會極大破壞朝廷的公信力,這種鋒芒畢露的抗爭所付出的代價,便是葬送其子孫之前程歷史學家常常將世族豪門描繪成對政事輕松處之而簡傲無比的群體,他們沉浸于驕奢淫逸與對佛道的追慕之中。同時,南朝歷代王朝始終無法重新奪回北方的悲慘事實也被歸咎于世族領袖們對實務的輕慢態度中村圭二發現在劉宋時期,當年北方流亡而來的家族已然將中國南方視為自己的故土,在當時墓志銘中對故鄉的限定便可見一斑。東晉之后的另一趨勢便是去世的世族成員不再葬于以其北方故鄉命名的地區。具體可參考《六朝貴族性研究》(風間書房,1987年)。唐代詩人李商隱(約813~約858)的一首《南朝》絕句雖然秉承了傳統上對六朝的嘲諷之意,但依舊極其精確地描繪出六朝氣韻的另一些方面。首先,為了顯示出自己在精神與文化上的優越性,同時也為了解決執政合法性的問題,六朝政府持續對北方外族發動一系列戰爭。李商隱的詩將這種在意識領域的自傲宣言表現入微: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瑤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妝。昔日俯照長安的漢家宮闕的“瑤光”(北斗七星之一,稱為“北斗七”),轉而與建康城(古稱“金陵”)天地相應,這顯示出上天對于南方流徙朝廷的祝福熟讀南唐詩的讀者會想到,正是這位之后成為梁元帝(552~555在位)的湘東郡王,派庾信出使西魏修復雙方關系,這招昏棋使得梁朝陷入絕境。庾信《哀江南賦》中的一些片段表明,梁元帝陰暗多疑的性格讓末代的梁朝染上了濃重的絕望色彩。由于內心的嫉妒與偏執,梁元帝一次次與朝廷中的股肱之臣兵戎相見。最后,當他在江陵(今湖北荊州)陷落之時,已經無人接受召喚前來勤王集體權威的建構西晉時期(265~316),陽夏謝氏只有一人執掌過朝政——作為一名儀禮專家和碩學鴻儒,謝衡曾擔任國子祭酒一職。在元嘉之亂中,他的長子謝鯤與一個兄弟去往建康,謝氏在長江以南的歷史從此埋下伏筆謝鯤的放誕之舉引起了大將軍王敦(265~324)的注意,并任命其為長史。之后,在王敦以“清君側”為名圍困都城之時,謝鯤的高名重望使他躲過了王敦的屠戮。雖未被殺,但謝鯤卻被改任為地方官謝安作為一位出色政治家,其才能為家族博得了聲望。當360年謝安離開會稽(浙江紹興)出仕,便給了當時憑借軍隊對東晉朝廷虎視眈眈的桓溫一種無形的道德壓力。謝安更值得一書的拯救國家之功績是在383年,他和侄子謝玄(343~388)一舉粉碎了前秦氐族的入侵。“淝水之戰”被視為對中華正統的拯救,在南朝為后世所銘記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謝安沉著自若的精神在之后東晉時代的謝氏一族中喪失殆盡。388年謝安去世以后,謝氏子弟分裂成不同的政治派系,他們并非血腥政治斗爭中的領袖,而是隸屬于比他們分裂更早更厲害的不同皇室子弟或宗室。例如,謝琰(352~400)屬于司馬道子的陣營,但它的侄子謝澹(371~425)卻與其政敵,“前貴族”派的王恭聯合。在397年孝武帝駕崩,司馬道子弄權之后,王恭設計將司馬道子的首要助手王國寶除去,他也是太原王氏的子弟,為王恭的侄子,同時也是謝安的女婿(表三,謝氏女性,第5)。第二年的反政變直接導致王恭被殺,而他的兒子娶了謝重的女兒(表三,謝氏女性,第10)。當桓溫的兒子桓玄(369~404)在402年以楚為號立國之時,謝氏宗族面臨著是否與這個屠殺多名皇族成員與謝氏姻親的領袖合作的難題。桓玄非常希望謝氏子弟能參與自己的政府。他甚至想將原來謝安的住宅改為自己的軍事府邸。直到謝混(379~412)將自己祖父的聲名喻為周朝召伯,使得桓玄十分慚愧,此事方才作罷——“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姬奭(公元前12世紀)被文王任命為周西部地區的首領,稱為“召伯”。他在一棵棠梨樹下露天辦公,歷來將《詩經·甘棠》一詩作為對他公正執政的稱頌。此言暗示了桓玄政權的不義,也表示真正的對謝安的崇敬就是使其財產與后裔免于被隨意地征用與驅馳。桓玄極力爭取與謝氏結成友好聯盟,另一個人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就是劉裕。這位將軍在平定孫恩(398~400)反叛的戰爭中聲名鵲起。在404年春天,劉裕滅桓楚恢復東晉,并且輔佐司馬氏達二十年。他耐心地計劃著篡位奪權,因為他意識到,僅僅憑借暴力難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他需要設法取得那些控制政壇的舊世族的認可。劉裕早在桓玄當政之時便已經對謝氏有了濃厚的興趣。謝景仁與劉裕一起吃飯期間,桓玄派人數次急召,謝景仁則安然地吃完飯才應召而去,這讓劉裕印象深刻。劉裕常常稱其為“太傅(謝)安孫”。謝景仁原名謝裕,與宋武帝劉裕同名犯諱,因而以字見稱于世。當劉裕將桓玄的軍隊趕出京城,在來拜見他的眾多官員之中,他對謝景仁特別注目,言曰:“此名公孫也!”事實上,謝景仁真正的祖父當年“熏鼠”的行為已經成了會稽郡時常提起的笑談,他與謝景仁的父親也都未擔任過什么重要的職位。謝景仁的祖父謝據并無從事任何官職的記載,而其父親謝允只擔任過宣城(安徽)太守。從謝、劉交往初期開始,謝景仁就對劉裕的雄心十分敬佩。而且,在劉裕的權力核心內部,大多數成員都來自于他的家鄉京口(江蘇鎮江),景仁則是唯一的世族子弟,因此通常是由他來指導這位未來雄主如何獲得最大程度的支持。當劉裕對南方政敵的行動感到十分憂慮的時候,謝景仁則力排眾議勸他先一心抵抗外敵,樹立威望,只有在平定被鮮卑人再次威脅的邊疆之后,才能有力對付內部的敵手。因此,劉裕于409年到410年發動了他的第一次北伐。司馬光點明孟昶是另一位支持北伐的大臣。但謝景仁對劉裕完全是出自一種私人的建議。在他離開朝廷期間,為了對付敵對勢力,劉裕將謝景仁委派到幾個關鍵位置。他甚至將謝景仁任命為吏部尚書,因其從兄謝混任左仆射,依制本不得如此劉裕與謝氏其他年輕的迅速崛起的子弟則并無與謝景仁那么好的感情。在謝氏出現過的十二個高官之中,至少有一半是謝氏第五代成員擔任的,謝氏家族的這一高峰,得益于劉裕對他們的喜愛與舉薦。但一開始,謝安的孫子便讓他無比失望。(表二,D)謝混被任命為中書令,而且劉裕對有此“玉人”相伴感到十分驕傲。但是,在謝混卷入一場叛變之后,劉裕這位獨裁者毫不遲疑地逼其自盡。直到八年之后建立宋朝,劉裕依舊懷念謝混的“風流”,并且因登基典禮上的眾人不能親眼目睹謝混之風姿感到無比遺憾劉裕登基典禮上的進璽人是謝安的另一個孫子謝澹(371~425)。劉裕不同意別人來擔此任,認為“此選當須人望”在劉裕執政東晉的那些年中,他肯定已經意識到,謝氏的兩條支脈秉承祖德,不能報以太大期望。除了與劉裕交往的謝安的幾位孫子,謝玄的后裔謝靈運(385~433),任性不羈,只能讓劉裕感到尷尬窘迫豪門世家的綿延長久給了我們一種印象,認為世族階層都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共同進退。其實,即便是在同姓的各個支脈內部,是否有這樣的凝聚力都未可知。從東晉到劉宋的謝氏子弟的諸多傳記中,可以看出,他們對于出仕與家族利益的看法分歧巨大。在五世紀時,謝氏某位家族成員一再回避某些親屬,很大原因便是害怕被這位族人蔓延的野心牽扯到獨立離群:謝瞻(380~421)在415年的冬天,謝瞻任職安城(江西安福)太守,他回和了一首族弟謝靈運給他的詩。在詩中他稱贊謝靈運是“華宗誕吾秀”。這并非夸諛之詞。他們幼時一同與叔叔謝混學習,在那個時候,謝靈運的出色才華已經展露無遺,而且此時他正在京城任秘書丞,而謝瞻自己,用他自己的詩來說,過去十年之間都是“迢遞封畿外”。謝靈運同時在劉裕手下任太尉參軍。謝瞻在安城太守之前所任的一個早期職位是桓楚時期的秘書郎。后來他擔任了數個軍隊顧問的職務,大多數是在地方。將自己與才華橫溢的族弟對比之后,謝瞻的稱贊之詞中卻包含了對謝靈運未來的擔憂。詩中“鴻漸隨事變”之意象取自《易經》,原意是勸人容忍順從。謝瞻將謝靈運比喻為“云臺與年峻”,暗含著《淮南子》之中的名句“云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在詩歌結尾,謝瞻認為兄弟之間相隔的遙遠距離并非天生之結果,而是自己選擇的結局。而他自己的抉擇才是更加明智的:尋途之既暌,即理理已對。絲路有恒悲,矧乃在吾愛。量己畏友朋,勇退不敢進。“歧路”與“練絲”意味著人最初的信仰有可能發生變化或根本就是錯誤的。墨子見練絲而泣,只因素絲可染作黃色也可染作黑色,如同學生可以違背老師最初的教誨。楊子見歧路而哭,只因南北兩方只能選擇其一(《淮南子逐字索引》17.184.229)。更加特別的是,詩中暗示謝靈運,君主是有可能對一個臣子生出猜疑嫉妒之心的。在《左傳》之中,陳國一個貴族敬仲(陳完)投奔齊國尋求庇護。當齊桓公準備拜他為卿時,敬仲認為自己自齊國所獲已然過多,因而堅持不受。所受君主的好意越多,就越容易為朝廷其他臣子所妒忌而謠言四起。敬仲引用《詩經》之話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走,畏我友朋”。敬仲所頌之詩未錄入現存的《詩經》之中。謝瞻在族弟謝晦(390~426)舉辦的一次晚宴上以更加簡素的語言形容了在高位之上面臨的諸多危險。他們隨即談到了三位晉朝早期名人的功過是非:潘岳(247~300)、陸機(261~300)以及賈充(217~282)。謝靈運向來在審美之上有著非凡的判斷力,他認為賈充實不能與其他二人相提并論,因為潘、陸二人的文才比之強了太多。而謝晦則基于道德品格的標準得出了相反的評點:潘岳附庸權貴,陸機卷入無盡紛爭,二人都死于對自己私利之追逐。而賈充則不然,他得以善終,又得極力惠及眾人的美名。謝瞻對此觀點進行了反駁,認為無私之心并不就能保證仕途得以善終:“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謝瞻未能使得謝晦明白,兄弟二人之所以分屬了不同陣營,是因為他對于自己處境位置的想法過于天真。他們關于是否加入劉裕政權的分歧在419年新年之時到達一個戲劇性的地步,當時謝晦剛從劉裕在彭城(江蘇北部,銅山)的大本營休假而回。謝晦積極參與了416年到418年之間的第二次北伐,在這次戰爭中,在劉裕領導之下的東晉軍隊一舉摧毀了陜西的后秦帝國。謝晦作為“太傅主簿”統領劉裕的貼身衛隊。大批傾慕謝晦的追隨者以及對之好奇之人將謝家的過道圍得水泄不通,謝瞻對此無比驚懼。他謹遵家族傳統告誡謝晦道:“吾家以素退為業,不愿干預時事,交游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謝瞻此言不虛,謝氏家族的謙卑確實為真,(表二,C-1)事實上,謝瞻曾應劉裕的要求寫過一首詩,在詩中向其解釋了他不接受先前職位的哲學上的考慮。當時是417年的二月,數月之前后秦的統治者剛剛被逐出洛陽。為了追擊其君主,劉裕調動彭城北部的一隊人馬,路過留城附近(江蘇沛縣)。此地是當年張良(張良,字子房,公元前187年)的封地,他是劉邦建漢的必不可少、居功至偉的謀士。劉裕見張良的廟殘破不堪,感到十分沮喪,于是命人修葺,同時也讓部下寫詩作賦來紀念張良為國家做出的卓越貢獻,沒人會忽略此舉的象征意義。謝瞻的《張子房詩》贊美劉裕,緬懷劉邦。劉裕自稱是漢高祖劉邦弟弟的后代。正史追溯了這段令人懷疑的世系,而且描述了他的家族自晉代到南朝以來從彭城到京口的遷徙歷程。這即是劉裕從維護司馬氏的朝廷到實現自己更大野心的一種轉變。謝瞻在詩中將劉裕與劉邦相提并論,對此清人批其記錄為不實之“謠言”,因為劉裕當時尚未登基。與南朝的許多作品一樣,此詩名義上是贊美當時的政治秩序的“詠史詩”,但在對當權者的贊美之中,也抒發了個人情懷。謝瞻在詩歌開頭描寫了朝廷的衰敗之狀,這種對指定題目的個性化表達讓人贊嘆:“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衰敗的“周道”代表著晉朝的衰亡,而且劉裕對詩中所流露出的新舊交替的時代已然來臨的說法應是非常高興的。然而有趣的是,這句關于周之衰敗的描寫也包含著朝代的初始時刻的一些史事。巫師占卜到洛邑之仁德的領袖將迅速崛起,取代不義之君(第三句)。接下來,周武王自信得到天命,在此地建造城市如無張良在側,劉邦恐怕無法在天下大亂中取得帝位。但是,此詩塑造的張良絕非其《史記》本傳中那種復仇者形象在對漢高祖劉邦的豐功偉業大幅渲染之后,謝瞻在詩中描繪了一幅嶄新的君臣關系畫面。在這位杰出領袖的成熟階段,他已經不再需要謀士軍師的指引。在詩歌最后,大臣們用自己華美的文筆贊美自己君主公正的統治,并以此宣揚皇帝的權威:“圣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瞽夫違盛觀,竦踴企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饗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所謂“揆子”這個代詞可指代張良,也可指代劉邦,發散開來的話,甚至也能指代劉裕。這一結論將讓我們注意到劉裕紀念張良在漢朝初立之時的豐功偉績的最初要求。恐怕正是因此,謝瞻將自己描繪成與這幅場景頗有距離的人,這從詩歌“瞽夫違盛觀”一句便可清楚看出。唐代的一位《文選》注者評論說:謝瞻當時是豫章太守(事實上,他是在兩年之后,也就是419年履任的),他寫《張子房詩》之時是不在場的,屬于“和詩”。(參見劉良批注,《增補六臣注文選》,陳仁子校補,洪楩清平山堂刻本,1549年;重印,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第1299頁。)另一方面,在五世紀的相關記載中,當劉裕要求大臣隨從們在張良廟創作詩歌時,謝瞻的創作在當時拔得頭籌。這里并沒有跡象表明謝瞻是從其他地方將詩歌遞交的,但細節表明,從其對劉裕命令的積極反應來看,此詩應是謝瞻出于興趣主動為之在421年,謝瞻在豫章身染重病。當謝晦趕到他的床榻邊時,有謠言稱謝晦從建康的軍隊職位離開是準備發動叛亂。謝瞻則親眼見到自己的弟弟被軟禁。之后,謝晦擺脫了這一指控,但在五年后依然由于密謀謀殺劉裕的繼承人而被殺掉在被押解去京城監牢的途中,謝晦在挽歌中承認高貴的志向是無法讓人免于誹謗的。此外,他對自己帶給家族的盛名感到后悔:“辱歷世之平素,忽盛滿而傾滅”。謝晦的兄弟謝遯、謝皭以及他的下一代謝世猷、謝紹、謝世休、謝世基、謝世平與其一同被殺。謝瞻對災難的預測基于對無情的循環轉變的信仰,以及對人命運的悲觀看法。南朝末年,顏之推(531~591)也同樣告誡他的后輩(們)不要汲汲于攀爬權力高峰,也不要尋求中等以上的官位。一個人的職位越高,權力越大,他面臨的危險也就越大。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客觀評價謝晦的悲劇下場,他的死應歸因于劉宋第三個皇帝回收權力之舉。年輕的宋文帝(劉義隆,424~453在位)出人意料地將那些輔佐其登基的年長官員處死,然后讓那些并不希望做官的人從事一二品的高官,因為他們更加易于控制。劉義隆以此為始,力圖創立一個更加專制的統治模式雖然世族的權力被削弱,但世族子弟依舊保持著極高的社會地位,統治者希望他們以其行為與態度成為規范之標尺。從這一點來看,謝晦希望以高行來維護高位的想法也不能說完全是幼稚的。但在劉宋時期,究竟什么樣的性格品質才是為人所欽佩的?而且,那些世族高官究竟是如何有說服力地證明自己的品質的?這些問題將在對接下來一位橫跨五個皇帝的謝氏官員的論述中予以解答。歸隱之益:謝莊(421~466)明代學者張溥在其所作的《謝莊集序》中批評了那些對謝賦無比推崇的讀者,認為他們對謝莊作品只有粗淺的理解。要真正理解謝莊身為“國器”的那種典雅氣韻,就必須參見其與政權的聯系——例如他關于修改法律的請求,關于遴選人才制度改革的建議,以及是否接受北方少數民族的通商請求的意見南朝對于謝莊文章的品評極為興盛。他有四百多篇作品流傳于世,同時在他去世數十年之后所編寫的《宋書》之中,他的本傳大半都是政壇的實用文章。但是,讀過謝莊本傳中的史評之后,我們發現謝莊那些誠摯而有說服力的建議極少被真正采納為什么別人的傳記記載謝莊的執政風格比其傳主還要多?在459年,謝莊取代顏竣任吏部尚書五年之后,顏氏因其對朝廷牢騷滿腹,口出怨言而在牢中死去。謝莊之態度與顏氏之錯誤形成鮮明的對比——顏氏對自己的建議遭拒表現出無比的憤懣,他對自己辛勤的工作遭到無視感到極端的沮喪,他還期望憑借其與孝武帝早年的交情凌駕于其他高官之上。這些傲慢自大的缺陷并不致死罪,顏竣同時也被以瀆職之名彈劾。顏竣當時已經開始脫離重要職位,以此試圖從朝廷脫身。孝武帝本不愿殺掉他,但看到顏竣對彈劾之詞的回復之后便改變了心意。很快,顏竣便以勾結某位皇子陰謀叛亂為名被殺。但同樣的高位之上,有人可以行事如此謙遜而周到,相比之下,顏竣的過錯便被放大了。謝莊早年是顏竣的父親顏延之(384~456)的同僚。顏延之自認才華橫溢,曾經自夸若沒有自己作品的引導啟發,謝莊不可能寫出《月賦》。謝莊并未與這位年長的詩人直接爭辯,只是背誦了顏延之自己作品中借用他人作品的片段。這一反擊精妙至極,讓孝武帝一天之中拍掌不住,回味不已。在另一個場合,孝武帝質問謝莊為何將自己賜予他的一柄鑲著寶石的寶劍給了叛亂之人,謝莊回答自己贈與叛賊寶劍是暗指歷史上的前例——讓叛賊用此劍自盡。這個回答使得謝莊有善辯之名。(見《宋書》第8冊,第85卷。)在詩歌領域,現代讀者對于鐘嶸(468~518)對于顏延之的品定應當是認同的。特別是他通過對“竹林名士”的描寫來抒發其遭到流放之憤懣的著名組詩有一種說法將利他主義當作了中古時代世族的主流思潮。他們的論點很簡單,漢朝覆滅后,一些世族開始組織家鄉的防御并取代政府對貧困的緩解作用。經過幾代人為大眾的犧牲,這些家族在當地獲得了聲譽和地位,并以此保證了他們的子弟可以順利進入仕途在東晉時期,那些私人莊園的擴大之所以能免于檢查,一個很大的原因還在于政府希望借此來發展南方的農業,安置大量的難民在431年,也恰好就是謝弘微悄悄把謝安的后裔留給他的資產視如敝屣地拋棄的那一年,他的堂弟謝靈運因為想將平民經常采集的一片湖并入自己的莊園,而被朝廷處罰。這是謝靈運第三次試圖兼并土地而最終失敗,每一次都是被地方官員阻撓。正如J.D.弗洛德山姆所說,當貴族在敏感的地區將那些未知的土地予以兼并的時候,平民大眾對于貴族的敵意便會被激化謝莊由其父謝弘微引薦而出仕,當文帝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便評論其為“藍田生玉”但凡重權在握的人便有了一種責任,除非他對于朝廷極為不認同,否則便不能拒絕之后的任何職位,或者如顏竣一般。當謝莊意識到孝武帝對他的疏遠之后便想要隱退,這并未被指責成忘恩負義之舉。當時在京任職的官員不許請求外調,正表現出這個問題的敏感。謝莊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在454年,孝武帝登基的第二年,他被任命為吏部尚書,謝莊表示因身體不堪重負,希望不擔任此職務前時曾啟愿三吳謝莊并未著力于辯解他的動機,而是將自己糟糕的身體狀況娓娓寫來。按照他的說法,自己的這些癥狀是眾所周知的:“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余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牽課尪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愍懵,為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吊親舊,唯被敕見,不容停耳。”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從這篇文本以及其他一些資料收集出的數據,程章燦注明謝氏一族極少有人能活過五十歲。他認為謝氏衰落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其精英統治在隋唐的消解,他還認為是謝氏后裔身體的孱弱以及政治環境的動蕩造成了以上的結果。具體可參見《陳郡陽夏謝氏:六朝文學世族個案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見附錄)。雖然這一請求最終并沒有被認可,但在數年之后,孝武帝將吏部的任務分派給兩名官員,謝莊的職責因此便減輕了。而皇帝的目的實際是為了削弱個體官員的權力。這個決定是在458年實行的。孝武帝“常慮權移臣下”(參見《宋書》第8冊,第85卷,第2173頁),想要親自監督政府,孝武帝的兒子出于同樣的原因,繼續實行雙管理者的方法。(參見《宋書》,第7冊,第77卷,第1995頁。)之后,在463年,謝莊的搭檔違逆孝武帝的意思通過了一項任命,謝莊本人也因此被處罰卸職一年。此事源于任命一個平民出身之人為“公車令”,可參見謝莊傳記中所載。顏師伯(418~465)屬于瑯琊顏氏。(參見《宋書》,第7冊,第77卷,第1994頁。)其曾祖父是顏竣的曾祖父的大哥。他另一次遭到停職處分是在456年,理由很有諷刺意味,是因為他遞交了太多述說自己身體羸弱的報告。(參見《宋書》,第8冊,第85卷。)謝莊在第二年復職。以下這首《游豫章西觀洪崖井》詩很可能是在謝莊這兩次革職期間寫成的,詩中所描述的地方在豫章郊外的一座山上,臨近江西的鄱陽湖。傳說周靈王之子在此得道飛仙,此處因此聞名于世。在其附近,從隱于懸崖之上一潭水池之中,泉水翻滾而出,傳說堯成仙之后,道號洪崖,在此煉丹謝莊這首詩的內容與其寫給江夏王的信并不吻合,在信中他否認自己有任何的精神追求。盡管如此,他的隱退還是染上了一種世俗主義的色彩。正如他寫的信一樣,謝莊沒有摻雜任何可能挑動政府對其離職的敏感之心的內容。在詩的開頭“舍簪神區外”一句中,他將此地遺跡稱為“神區”,而對政治中心則表現出崇敬之情,視之為“靈鄉”。“神”常被用來形容國家的都城,在此可能是對豫章首府的形容。歷來文人抒發精神追求之時一般都將污濁的俗世與觸動內心的精神之地截然分開,而詩中平衡的用詞將這種慣用套路做了調整。詩的5~6句描繪了詩人被山之深邃所吸引,這是步入歸隱之地的暗喻。同時,從謝莊對自己病情的描述中可知,他時常躲在簾后躲避白天的光,因而我們猜想,這正是他期望與“炎天”與“白日”相隔的生理原因在謝莊的隱居生活中,自然的原始神秘與文明的人為創造處于一種微妙的共存狀態。恐怕正是由于這種包容性,使得鐘嶸認為謝莊的作品沒有達到那種最高層次的純凈。典范的意象應當是自然與人世決然分開,唯其自我便足以存在運轉。然而不論謝莊在心中究竟傾向于何種信仰與何種目的,我們都不能忽視自然與社會之間巨大差異造成的尖銳反響。在對顏竣的彈劾之詞中有:“山川之性,日月彌滋,溪壑之心,在盈彌奢。”顏竣因其滿足精神的目的而希望退出官場,卻被認為是以政府之資滿足自己欣賞自然之癮,因而對他決不能予以寬恕。謝莊雖然十分小心,但在危機四伏的朝廷之上也有過一次明顯的過失。462年,孝武帝的寵姬去世,謝莊被要求為其葬禮寫一篇誄。這篇文章多為人所贊揚,但謝莊完全沒有意識到,由于他在文中將這名寵姬與漢代的一名生了下一代皇帝的妃子聯系了起來,引起了東宮太子劉子業(464~466在位)的憤恨謝莊在朝廷有“玉人”之稱,但他對自己的兒子謝朏更加看重,稱其為“吾家千金”。這一新的稱號預示著一個人的價值從行家對品質的鑒賞跌落到公眾市場的交易,這也真實反映出在之后的數十年中,在謝莊與其同事的詩歌作品中不可想象的物質主義將大行于世。隨著城市的發展,到了唐代詩人李商隱的時代,他的詩中便直觀地反映出了更多的世俗社會的因素。在其遭貶之時,他抱怨此時春風過于凌冽,用“謝家輕絮”之意象入詩描寫當年的微風,而以“沈郎錢”來襯托連厚實的種子都能吹散的狂風。“謝家輕絮”暗指在《世說新語》之中的軼事:“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世說新語》第2門《言語》,第71條)沈充(324年卒)與沈約同宗,在東晉之時建立了私人的鑄幣廠。這種錢在南朝通行,被稱為“沈郎五銖錢”或“沈郎錢”。之后則成為榆莢之稱呼。(具體可參考彭信威著,《中國貨幣史》,也可參見愛德華多·H·卡普蘭(EdwardH.Kaplan)的英譯本,西部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卷,第187頁,以及第36篇,1~2號。)南朝詩歌廣為接受的特點是其反映了貴族閑適頹廢的豐富意象,這使得我們總以為世族仿佛是越來越多地集聚在一起來尋歡作樂。我們將在最后一個個案研究中探討南齊沙龍中嶄新的意象與主題——對當時愈發強大的統治者表達敬意。同時,由于混雜的社會背景,世族的構成已經變得復雜,因此,與抒發自己的曼妙情性相比,更多的詩歌創作旨在取悅君王。尋求庇佑:謝朓(464~499)當謝朓于482年出仕之時,正是南朝歷史上少有的太平歲月。比起劉宋無止境的互相殘殺(劉裕之后的每一個皇帝都是使用非法的手段繼位,他們自己也是被兄弟或是叔叔廢黜),作為開國皇帝的長子,齊武帝(蕭賾,482~493在位)在統治期間僅僅遭受過一次挑戰劉宋時期,以謝靈運為代表的詩人們在自己的領地之中隱居探幽,尋索自然,到了永明年間,詩歌的代表性出處便成了那些文學復興的推動者所有的莊園了至于謝朓,雖然他的祖上為其爭得了優勢地位,但稍有不慎便會喪失殆盡。他的父親謝緯(425出生)在幼時與宋文帝的女兒訂婚,文帝對于謝朓祖父謝述(390~435)的絕對信任很明顯地延續到謝朓的伯父謝綜(出生于415年,表二,C-2)劉義康的下屬對其極為忠誠,特別是來自下層的那些人,所以對朝廷的報復是難免的,而謝朓父親與伯父的前程也是因此被毀的。孔熙先(卒于446年)來自一個富有但社會地位不高的家庭,劉義康對其有知遇之恩,他下決心要推翻宋文帝為劉義康報仇謝緯與他的兄弟是范曄的外甥,范曄的小妹妹是謝緯他們的母親。同時,謝緯與其二哥謝約(生于423年)與孔熙先交好,因為孔氏贈與了他們貴重的禮品。通過這種極為妥當的路徑,孔氏之后得以面見范曄,范曄答應其在別的官員之中尋求支持,立劉義康為帝。但是他們的計劃泄露了,謝綜、謝約被公開處死。而謝緯則因為他的兄長們對他與皇族的婚姻的嫉妒而得以保存性命——雖然謝約娶了劉義康的女兒,但他依舊對謝緯與文帝女兒的訂婚感到非常嫉妒(《南史》,第2冊,第19卷,第532頁)——被發配廣州,在那里度過了十年。之后在大赦中,他返回建康,時人認為他繼承了其父親的風姿,可稱“方雅”,但是過去的誹謗之名依舊縈繞不散。如果早十年,謝緯還可能仕途有望。此時,雖然他只有三十多歲,但職位一般只會給予那些處于政治生涯初期的世族子弟。根據《宋書》(第5冊,第52卷,第1497頁),在太始年間(465~471),也就是謝緯流放歸來的大概十年之后,他被任命為正員郎中。而且,在《南齊書》(第2冊,第47卷,第825頁)謝朓的本傳之中,有謝緯官至五品散騎侍郎的記載。裕二雅美推斷之后的這個職位應當是在宋末期或南齊之時授予的。(《中國中世文學研究:以南齊永明時代為中心》,新樹社,1960年,第486~487頁。)謝朓本傳沒有記載任何有關他與其父親以及其他長輩的關系的內容。對其官宦生涯最為重要的是他與蕭氏皇族的關系。在永明年間,他與隨郡王蕭子隆(474~494)關系密切,并在其手下任“文學”之職。由于謝朓出色的文才,隨郡王在眾多官員中對他尤為喜愛。謝朓的本傳描述了他們親近的友誼以及隨郡王對謝朓作品的欣賞。在張欣泰(456~501)的本傳之中,可見“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謝朓對蕭子隆這位盛名在外的文學贊助人也萬分感激,將其莊園比作漢朝的“兔園”。“兔園”是梁王(公元前2世紀)所建,他與許多才華橫溢的文人都相交甚歡,諸如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公元前117),以及枚乘(公元前141年去世)。不幸的是子隆手下的高官對謝朓十分嫉妒,并設計將謝朓逐出了這個群體。王秀之(442~494)向齊武帝告密說蕭子隆年紀尚輕,而謝朓則給他造成了不良的影響。皇帝于是將謝朓從隨郡王在荊州的部眾之中召回。在謝朓本傳與《文選》之中保存有謝朓寫給蕭子隆的信,在信中他傾吐著自己與子隆分別的巨大悲痛。最引人注意的是謝朓描寫自己與子隆之間的關系所用的意象:一雙便鞋,一個發飾和一床被褥詠物詩的焦點是詩歌技巧的藝術性,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這些詩歌是唐代律詩的原型。但是,在形式之外,這些詩中所反映的社會高層的奢侈生活的主題使得我們忽略了這些寫的并非作者的個人生活,詩中描寫的那些物品是只有宮中或皇室的莊園才會有的。而且,詩中表現出來的諂媚情緒不可能是高傲的貴族姿態。在以下一首謝朓詩的片段中,很明顯地表現出所寫對象心甘情愿的附屬姿態:“隱幾”可以視為一種可以倚靠的小桌子,但正如詩人所寫的,人也可以在其上“曲躬”而臥。好的形容應該是一種帶著弧度靠背的矮凳。(《同詠坐上玩器烏皮隱幾》)詩以此物在野外的原料形態開始,在經過匠人的精心創作之后,得以有資格成為上層家庭之中的一件物品。因此,在詩歌1~2句,這把隱幾上雕刻的裝飾物可謂是天然“蟠木”自然形態的延伸。第一行的主旨與謝朓的同僚,王融所言的“木有附枝”遙相映之。而“龍文鼎”則更加精確地描繪出那種曲線的形態,寫出其如同風化的金屬般的色澤。同時,這個詞暗指漢朝的一件吉兆之事(當年一件古時候丟失的祭祀的青銅器重新被找到)宮體詩中所寫的優雅的女性正如所詠之物一般,被視為取悅滿足君王的物品。這類詩歌總被認為反映出道德的墮落,我們對這種說法也要提出質疑。實際上,此類詩歌是對人與權力的關系的寓言化、藝術化的表達生蔑苧蘿性,身與嘉惠隆;飛纓入華殿,屣步出重宮。(《永明樂》其九)苧蘿村是西施與鄭旦(公元前5世紀)南齊的宮體詩常常是關于女性失寵或失卻君王之心的擔憂。詩中表現出他們對于所寫對象的極端自信的把握,但越是如此,他們的才華在此卻越是表現出可悲的諷刺感。另外,宮體詩以宮中女性的住宅或豪華的居室為開頭,這些與她的背景毫無關系。因此,他們的筆調只能對準所有女性都擁有的特征——胭脂與香粉以及頭飾等等——通過描寫步驟的不同,表現出物品特殊的使用功能。保羅·F·羅澤爾(PaulF.Rouzer)在談到梁朝的宮體詩的時候,指出歷史之上缺少對宮中女性的記載,而宮體詩的描寫技巧指明:“所有女性都是共通的,她們的心性都是相通而普遍的”(《旁觀者:宮廷詩與樂府詩》,《CLEAR》11期,1989年)。不管這些女子在自己的梳妝臺前作何悲嘆,她們的失寵境遇是相同的,一般是由于有別的女人吸引了君王的注意。但詩歌并不明言這位女性因何被取代,如以下的這首詩一般,但正因如此,她所處的毫無安全感的狀態便分外動人了。夢中忽髣髣,猶言承燕私。(《詠邯鄲故才人嫁廝養卒婦》以一個豪華而高貴的場景開始,之后轉變為表達含蓄但依舊可以看出很平凡的生活,詩歌在此采用了倒敘手法。當女子離開宮廷,也失卻了美麗的容顏,這的確值得人同情,但最能打動讀者的,卻是她的一片天真:她不知道嫁給一個平凡的士卒究竟會帶給她什么樣的未來(第5行,“意未解”),還有那不時閃現眼前的昔日場景——在宮中宴會之上,她與自己的傾慕之人傾心雅談(第9~10行)。到結尾,在她含羞之狀中,還余留幾分昔日的嬌媚。從詩歌題目的細節來看,我們總懷疑它寫的是一個真實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這樣。在戰國時期,趙國的都城(河北邯鄲)遭到燕國的攻擊,趙王被囚禁。使者一個接一個地趕往燕國的軍營談判希望釋放趙王,但所有人都被當場殺死。最后,一個下層的軍士毛遂自薦,說他可以帶回趙王。他面見燕王,急言怒色,威逼謾罵,但無人料到,燕國的將領居然就此釋放趙王。在《史記》該篇的結尾,司馬遷所作的史評給了謝朓靈感,由此寫出了宮中的歌伎與士兵的婚姻。謝朓在非現實的文本之中描述了這樣一種“獎賞”,這種手法自然極富爭議性南齊的應酬詩可以被理解為新晉文士對自己的心態與抱負的抒發。由于一直處于“文士”的境地,賦與宮體詩的主題一直都是關于他們對仕途發達的向往。我認為,這些詩歌所寫的形象都在敘述著關于未來的經驗與前景,包含了對于未來不確定的焦慮。當然,傳統的中國讀者在格律詩中所探求的不是群體的一般感覺,而是從作者個人經驗中提煉出來的獨特體驗最后要提到的謝朓的一首詩是他寫給自己的小舅子王季哲(卒于498年)的。謝朓的岳父,大將軍王敬則(卒于498年)與武帝有深厚友情,又是南齊建國的元老功臣。在武帝駕崩之時,太子也意外亡故,還有很多高級官員也都去世了。在此情況下,備受皇室其他成員懷疑的蕭鸞(齊明帝,494~498在位)輔政,他很快證明,大家對他的這種不信任是多么的正確。他在武帝的一個孫子在位一年之后逼其退位,讓廢帝的弟弟取而代之。在他自己篡位登基之前,他以攝政王的權力在蕭氏宗族內大肆翦除異己。在其登基之時,謝朓的岳父在地方做官,他對皇帝的疑慮最終釀成了一場叛亂徘徊韶景慕,惟有洛城隅。(《贈王主簿詩》二首其二)按:“高駕”是專供權貴和富戶的子弟們乘坐的車。詩的前四句描寫碧玉與綠珠無以倫比的音樂才華,高妙可愛,攝人心魄,伴隨著羅裳微解,衣袂輕飄在498年,王敬則的另一個兒子給謝朓寫信告訴他正在實行的對齊明帝的反叛計劃。謝朓不僅沒有予以支持,反而立即向明帝告密。在幾個星期之后,叛亂被鎮壓了,王敬則和他的兒子們皆被殺不幸的是,齊明帝在王敬則作亂的四個月之后去世了。謝朓對明帝的接班人蕭寶卷(498~501)十分不滿,因為他不但性格放浪,而且任人唯親,完全無視謝朓等官員的存在。但當又有人拉攏謝朓來推翻蕭寶卷之時,謝朓又一次選擇了對皇帝的忠誠——按照其本傳的說法,這是因為他摯愛的明帝曾托付他如此。當接到反叛集團的劉沨(卒于499年)的提議時,謝朓斷然拒絕支持這個反叛計劃,史書記載:“(謝朓)自以受恩高宗,非沨所言,不肯答”(《南齊書》第2冊,第47卷,第827頁)。為了對抗這次陰謀,謝朓把計劃向“太子右衛率”和盤托出,而且警告了其中一名密謀者,如果叛亂成功,他在朝廷內也會地位盡失(參見《資治通鑒》第10冊,第142卷,第4446~4447頁)。毫無疑問,當那些叛亂者拉攏謝朓的時候,就已經提防謝朓像對待王敬則那樣對待他們。他已經知道反叛的行動,這是非常危險的,于是他們共同誣告謝朓誹謗皇室彼時,謝朓的兒子謝謨已經與永明年間的“八友”之一的蕭衍的女兒訂婚。蕭衍在所有詩人之中對謝朓分外尊崇,認為三日不讀謝朓之詩,便覺口臭結語陽夏謝氏是最后一支進入格拉芬所謂“頂級精英”階層的家族,而且他們的家族史從某些方面來說很獨特。雖然謝氏常常會從其他世族家族非法輔佐上臺的統治者身上得益,但他們自己卻從未指定過皇位的繼承者劉裕努力獲取謝氏的支持,他所看重的是淝水之戰的英雄謝安與謝玄的孫輩。劉裕混淆了謝景仁的真實血統,并且猶豫著是否啟用謝方明,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在5世紀早期,這些世族的代表所受待遇彼此之間大相徑庭。據我所知,劉裕對在其政府之中具有顯赫位置的謝氏支脈成員的看重使得整個謝氏的名望大漲。這個問題要從家族生存的角度來探討,要知道,5世紀的孫恩叛亂幾乎將這支會稽最為顯赫的家族毀滅。哪怕是謝氏中一些不太顯赫的分支旁脈不愿支持劉宋王朝,謝氏作為豪門的名聲也會與東晉王朝一起湮滅不存。隨著時間的流逝,皇權逐漸加強,世族豪門的重要性隨之下降。在謝氏逐漸沒落之后,只有通過與皇族的聯姻才能保障他們在朝廷中的地位。與當權者的聯姻在出生于400年到424年的謝氏第六代中達到頂峰,與之相隨的,便是這一代人在高官數量上達到謝氏歷代中的最高點。另外,謝氏中唯一一名嫁給皇帝的女性是謝莊的孫女,她嫁給了劉宋的末代皇帝(表三,No.18)。在5世紀后半葉,謝氏最為重要的婚姻則是謝朓的叔叔娶了皇室的女子為妻。也許娶豪門的女性這一手段就是一個輪回,昔日世族豪門此時為了重振家門而希望娶到皇室的女性。范曄曾因自己的家族未能與皇室聯姻感到失望怨恨,這就出現一個問題,那些新晉豪門此時是否開始被皇室青睞而與其聯姻?最后,謝朓娶了一位出身普通而沒有世家背景的女性為妻,但此家族為皇帝所信賴,這其實也是其希望借此拯救自己陷入困境的沒落家族的手段在梁武帝改革朝政之前,從未對豪門特權有過制度性的約束。但對所選擇的案例研究表明,皇帝著力于用間接的方法在政府高層力量中對其施加控制,同時在表面上對世族階層禮遇有加,保持其重要的象征作用。此類的方法有:給予那些順從政府與退休的世族官員以榮譽性的顯赫職位(宋文帝),或是非正式的皇家事務管理職務,以及實行吏部的雙長官制(宋孝武帝以及其后裔)。在低級別的職位人選上,從宋代早期開始,皇帝與各親王便開始啟用那些來自平民家族的能干的人,一般是先將他們召入秘書省。在孝武帝時期,平民出身的郎官已經完全融入了機構之中。南齊永明時期特別是以竟陵王為代表的皇族資助,擴大了那些非世族的人進入仕途的機會,當時對個人才能的開放性評判是梁代此類政策的先聲。貫穿于本文所有案例研究的主線就是威脅到世族階層的成員的權力的不穩定性。謝瞻著力卸去施加給自己的榮耀,但他兄弟謝晦的野心卻害了他。謝朓對皇帝忠心耿耿,但依舊遭到誤解死在獄中。這些諷刺性的悲劇,以及謝朓背叛自己的岳父將其反叛計劃向皇帝告密,都與李商隱的詩歌中所寫的貴族反差巨大——李詩之中著力于諷刺六朝官員的不可靠。謝莊謹慎而有智慧,在承擔重任的十年之間,從未冒犯其同僚與皇帝。但是,在無數證明其勤勉的相關記錄與朝廷文告之中,一篇誄文中的區區四字便幾乎讓其殞命。這些都不是特殊的事例,在官居五品以上的謝氏子弟中,六分之一的人死于朝廷之手。南朝作家因其在作品中不諳世事,缺乏所謂“正道”而被詬病,但他們所處的政治環境的確不適合寫一些直面現實、忠心規勸的文章。同樣,六朝的純文學歷來被視為秉承唯美主義,并且只限于上層階級。但是如果對謝氏子弟在仕途中面臨的難題加以研究的話,這種詮釋便值得商榷了。從文中所引用的詩歌、信件可以看出,政治壓力決定了謝氏文人們運用的那些微妙的修辭、暗指,以及極具個性的意象。因此,希望我們的研究可以推動對六朝世族家族的進一步重新評定。[附錄一]說明:上表所列的106位謝氏的男性成員只限于正史之中所提及的人物,不同于其他根據輩分所列的謝氏宗族列表,本表是根據其成員生年前后來排列。對于那些生年不詳的成員,我們根據他的父母、兄弟、子女的生日來推斷其出生時間。在B表之中是官位居于五品以下的謝氏成員,名字帶有括號表示其官位不詳。在所有人名字之后的字母表示各人的宗族歸屬(見表二)。被過繼給別的宗族的成員則用第二個字母表示,而他們的后裔只標出其原始宗族的代表字母。名字由粗體字標出的是謝氏之中由于他們自己或親屬被指控謀反而處死的成員。說明:此表對在中國南方出自于謝鯤與謝裒的謝氏各個支脈成員在政壇的成就做了比較。A列代表謝鯤一支,以其子謝尚為代表。B列到G列則是謝裒的子孫。因為謝裒的次子謝據子嗣眾多,因而這一支脈又分為謝朗(C1)與謝允(C2)。每一個人的名字之后標示以其擔任過的最高品級,其中不包括在其死后追封所得榮譽性的官位。名字之前帶有星號的標示該成員的父親未曾擔任過五品以上的官位。有些職務的品級會發生一些變化。該表總體上依照薩孟武先生在《中國社會政治史》(第二卷,臺北:三民書局,1975年版)第六章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