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兩晉本傳考論

《金書》是唐代官方修訂的史之一，詳細記載了兩晉時期的歷史。正如四庫圖書館館長所說，“十八部書籍去世了，研究金朝的人沒有放棄，所以他們不放棄。”。然而，以歷史書寫為中心對《晉書》的列傳編纂原則進行的研究目前尚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間。因此，本文將通過逐一討論《晉書》西晉部分列傳的設置，試圖探索《晉書》編纂的內在思路，希望能夠由此揭示出唐代史臣在撰寫晉代歷史時蘊含的史學意圖一、《西晉開國元勛傳》（一）杜預、張華的開國功臣《晉書》的列傳部分由卷三十一開始，至卷一百結束，合計七十篇。如果仔細觀察漢魏隋唐的正史，不難發現“宗王傳”往往可以起到時代斷限與劃分的作用所謂泰始諸公，即司馬炎稱帝后于泰始元年（265）首批封公的異姓功臣，《晉書·武帝紀》記載名單如下：以驃騎將軍石苞為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為高平公，衛將軍賈充為車騎將軍、魯公，尚書令裴秀為鉅鹿公，侍中荀勖為濟北公，太保鄭沖為太傅、壽光公，太尉王祥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為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沈為驃騎將軍、博陵公，司空荀顗為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為菑陽公。而咸寧配享功臣，則是在咸寧元年（275）配饗于廟的大臣，《晉書·武帝紀》記載名單如下：以故太傅鄭沖、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驃騎將軍王沈、安平獻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賈充、太尉陳騫、中書監荀勖、平南將軍羊祜、齊王攸等皆列于銘饗。由上可以看出，以上四卷傳主除杜預、張華外，均列于泰始諸公或咸寧配饗功臣之中，是毫無疑義的開國功臣。杜預時代稍晚，在泰始咸寧論功封賞時尚未能進入政治核心圈。他曾“尚帝妹高陸公主”（二）西晉王朝開國功臣的形象首先，根據以上論述，可以發現張華并非屬于開國功臣，那么他的列傳為何會被設置于此呢？關于這個問題必須結合與他同傳的衛瓘對比來考慮。皇太子司馬衷的儲位問題與司馬攸事件是晉武帝時代政壇上的一個關鍵問題，衛瓘曾對此進行勸諫，由此與賈后結怨，導致了元康二年（291）衛瓘的被害結合唐代修史時的具體語境，這一問題便能有更為深刻的認識。安田二郎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于生，固以赴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哉！同時，由于張華在武帝時同羊祜、杜預關于滅吳計劃的合作，使得他具備了與羊祜、杜預等部分開國功臣相近的政治形象，其列傳得以躋身于眾多西晉的開國功臣之間也是不違背修史原則的。這里有必要對唐太宗時代政治氛圍對《晉書》書寫的影響進行更為深入的闡釋。《晉書》作為官修正史之一，在編纂時不可能任由史官天馬行空般的按照己意去撰寫，當中的若干處理都要符合唐代政府的官方話語體系。就以此處所討論的立儲問題為例，眾所周知，唐太宗憑借玄武門事變登基，唐初在編纂唐代國史時對高祖時期歷史進行了重構，從而形成了將玄武門事變的爆發歸咎于唐高祖立儲決策不當的邏輯，這種歷史解釋方式是為唐太宗時代的官方權力所認同的，又為唐初的史家在書寫歷史時所接納，將此歸納為唐太宗時代政治氛圍的一部分恐不為過。貞觀年間編纂《晉書》，史官們在處理晉武帝的立儲決策問題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種政治氛圍的影響，這不僅從此處所討論的《晉書·齊王攸傳》《晉書·衛瓘張華傳》可以看到，從后文所討論的其他傳記也可以看到第二，這四卷列傳本身的合傳原則如何。卷三三以王祥、鄭沖、何曾、石苞合傳，這四人的共同點是在西晉建國以后都基本喪失了實權。王祥此前就從未積極參與司馬氏的禪代進程，在西晉建國后，他被拜為太保，因年老而“希復朝見”，此后更是以睢陵公就第卷三四以羊祜、杜預合傳，既有共籌劃滅吳的原因，應該也有二人與司馬氏均有姻親關系的緣故。卷三五以陳騫、裴秀合傳，二人在武帝即位后依舊握有軍政實權，后來在泰始、咸寧之際，陳騫以年老致仕，裴秀則壯年去世，都退出了政治舞臺，從政治軌跡來看，二人具有很大的相似度，正是如此，得以合傳第三，同樣在泰始諸公和咸寧配饗功臣中占據一席之地，可稱為西晉王朝開國功臣的王沈、荀顗、荀勖、賈充四人的列傳為何不在這四卷之中。要想解答這一問題，必須去探討四人在《晉書》中所呈現的是怎樣的政治形象。王沈、荀顗、荀勖的傳記均在《晉書》卷三九。王沈是憑借出賣故主高貴鄉公曹髦得以為司馬氏所信任，在泰始二年（266）便已去世，他作為西晉王朝開國功臣的政治功績并不突出，再加之其子王浚在西晉末年的變局之中可謂貪亂之人，不奉晉室而是割據稱雄，繼而密謀僭號，從西晉王朝的角度來看，形象著實不甚光彩，因而不得進入開國功臣傳記至于賈充，《晉書·賈充傳》則直指為“晉室之罪人”，不僅將其與同屬于外戚的楊駿合傳，以表明楊賈二氏實為八王之亂、中朝傾覆的罪魁禍首，更是在論贊中對其進行了極為嚴厲的批評：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臺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余基，縱奸邪之兇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涂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盡管近年來多位學者對賈充的政治角色進行了再探討，主張在研究時應祛除后世史臣強加于賈充身上的“佞幸”色彩事實上，《晉書》的這種設置既對此前的史學傳統具有繼承性，又具有獨特性。在漢魏六朝時代保留的正史中，自《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直至《南齊書》等史書都有以宗王傳分割時代的特點，但很少會賜予王朝的開國功臣一個單獨的范圍。而《晉書》在這一方面之所以會做出如此處理，是與晉代的創業歷程有關的如果我們將視角繼續延伸，很容易便會發現北朝系統的《魏書》并沒有以宗王傳分割時代的慣例，這表明南北朝在史學編纂體例上是不同的。而唐初編修的各種斷代史中，由具有北朝背景的史官李百藥修撰的《北齊書》、令狐德棻修撰的《周書》延續了《魏書》的體例，由來自南朝系統的史官姚思廉修撰的《梁書》《陳書》采取了《漢書》以來的慣例，這種現象的出現正是反映了南北朝時代的史學觀念對唐初的影響，而唐初的史學界存在著爭鳴，并未對采取哪一種體例達成共識。從這一角度上講，唐初的史學界仍屬于“后南北朝時代”二、以卷法律及其他官史為界，分則部分《晉書》的第二個宗王傳在卷五九，收錄的是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東海王司馬越等八位諸侯王，也即為人所熟知的“八王之亂”中的八王。八王之亂代表著西晉朝廷政治秩序的徹底崩潰，帶來的是永嘉南渡、中朝傾覆。因此，以此傳為界標，構成了區分西晉時代諸列傳的重要分界線。《晉書》列傳的第二部分便由卷三九至卷五八的二十篇傳記組成。這二十篇傳記的傳目如表2所示。由于《晉書》的列傳修撰成于多人之手，因而很難找到一個完全明晰的編纂原則。但大體說來，以卷五三、卷五六為分界線，可以將本部分列傳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諸傳主主要為活動于武帝時代的各類人物，第二階段的卷五三、五四、五五主要活動于惠帝元康（291-299）年間，而在此之后的卷五六、五七、五八則主要收錄了一些武惠兩朝游離于政壇之外，不便于列入其他傳記的士人、武將，帶有明顯的收尾性質。下文將對這些列傳進行分析，并就相關的一些問題展開討論。（一）《晉南北朝紀諸列傳》的編纂與小序諸家族傳的出現卷三九、四十的合傳原則如上文所述，主要是依附于武帝的佞幸，其中卷四十的賈充、楊駿還具有外戚的身份。卷四一將幾位清廉之士合傳，卷四二將參與滅吳的幾位將領合傳，卷四三和卷四九收錄諸人均為浸染玄風的清談名士，但區別在于前者尚能在一定程度上留心于政務，而后者則徹底蔑棄名教、投身于自然。除此之外的卷四四至四八、卷五十所收錄的都是武帝時代在中央政壇上有所作為的大臣，具體說來，卷四四以謙退之士為主，卷四五記載的都是一些直言進諫之士，他們對晉武帝以及依附于晉武帝的勢力都提出了反對意見。而卷四六以劉頌、李重合傳，這兩人同前卷眾人一樣皆謇謇于王事，多次就政事提出諫言，但他們支持武帝的立儲決策，崇重惠帝地位，因而未與前卷眾人合傳總的來說，清廉、謙退、玄風、二重君臣關系，這些都是在晉代非常鮮明的現象，《晉書》的編撰史臣正是對這一時期的時代特征有著深刻的把握，才會選擇出這幾個標準來對西晉時代的眾多大臣作出分類。而有關齊王攸事件、惠帝儲位問題，這些問題在唐太宗時代不僅是歷史，更是能夠勾聯起現實政治事件的問題，卷四五、四六、五十這三卷的設置無形中體現了唐初政治氛圍的影響。雖然目前尚無力勾勒出一條非常清晰的線索去解釋這些列傳的設置順序，但是可以看出的是，這些列傳大體以時代順序為先后，位置靠前的列傳所收諸人的平均時代比靠后放置的列傳要早。這樣一來，以時代先后為順序和以類相從便成為理解《晉書》列傳編纂的重要線索。當然，這種描述只是一個籠統的概括，具體到每個人身上是不完全適用的，如卷四九所收的謝鯤等名士明顯比卷五〇的秦秀時代要晚，或許從以類相從和以時間為順序這兩個標準的優先性可以予以解釋。同時，晉書《孝友傳》被放置于《忠義傳》之前可能暗含著六朝時人的忠孝先后觀此外，卷四七的設置也值得關注。卷四七以傅玄為卷首，包含其子孫后裔，是典型的北地傅氏家族傳。眾所周知，《晉書》以及南朝諸史的列傳中存在著大量歷數子孫世系、宛如家傳的傳記，這與兩晉南朝門閥政治興盛有著密切關系。然而，如果仔細考察《晉書》中以某一個特定士族而編排的列傳，會發現這樣的家族傳基本都存在于東晉部分關于《陸機陸云傳》，將在下文進行討論，這里只就《傅玄傳》做一番申述。聶溦萌曾就《晉書》東晉部分的史源問題進行過探討，她指出：唐修《晉書》東晉部分的家族傳集中于中期，這與臧榮緒《晉書》在撰寫這一部分時以列有眾多家族錄的何法盛《晉中興書》為主要參考資料有關。而臧榮緒《晉書》的西晉和東晉前期部分以王隱《晉書》為基礎修撰，因而唐修《晉書》的這一部分家族傳數量很少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時期家傳、譜牒之學盛行，具體說來，魏晉時期家傳盛行，南朝譜牒盛行，這些家傳、譜牒在隋唐時代還有大量存世這一推測在傅玄家族列傳的具體撰寫中也可見一端倪，觀卷四七整卷記載，大篇幅地收錄了傅玄、傅咸、傅祗等人的言談評論、文章奏議，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文獻來源是無法實現的。同時，在傅咸、傅祗等人的列傳中，對北地傅氏諸人在西晉中后期歷次政治動蕩中的選擇進行了詳細記載，從這些記載中反映的隱微心思，是借助傳記書寫而為北地傅氏成員不光彩的政治選擇尋求正當解釋。以傅祗為例，根據本傳刻畫的形象，他看似依附于楊駿，卻始終對楊駿盡心規勸，其政治選擇，并非刻意黨附楊駿謀求政治利益，只是恪守為臣者本分、盡忠于晉室而已。這種記載的史源很可能便是來自魏晉時期盛行的私家編撰的雜傳。根據章宗源的搜括，《北堂書鈔》《初學記》等唐代類書中保存了《傅咸別傳》《傅宣別傳》等別傳的部分佚文由此可知，《晉書》對這一列傳的處理并非無源之水，而是有著史學背景的，唐初的史學在相當程度上依舊繼承了兩晉南朝以來的史學傳統。（二）西晉將整體打造成“制曰”的《刑略傳》卷五三是愍懷太子司馬遹的列傳，由于愍懷太子之死導致了八王之亂的徹底爆發，太康、元康年間各種政治平衡的完全崩塌《晉書》卷五四、五五這兩篇列傳的傳主主要活動時代處在賈后執政的元康年間。卷五四為陸機、陸云的家族傳，卷五五收錄了夏侯湛、潘岳、張載等活躍于元康年間的中朝名士，考慮到當時有所謂“二陸入洛，三張減價”這里有必要對卷五四的處理略作討論，此卷專敘陸機陸云兄弟，近似于吳郡陸氏的家族傳。《晉書》之所以做出如此處理，應是因為本傳的論贊部分為唐太宗御撰。《晉書》當中宣帝、武帝、陸機陸云、王羲之的傳記均為唐太宗御撰，這從“制曰”的形式可以做出判斷最后對卷五六至五八這三篇傳記作一闡述。卷五六記載的江統、孫楚二人均在西晉政權中仕途不暢，前者的時代貫穿整個西晉，后者的時代則主要集中于武帝時。卷五七收錄的若干人頗為駁雜，羅憲、滕修、陶璜、吾彥是自吳蜀歸附的武將，馬隆、胡奮是武帝時代在邊境作戰表現突出的將領，張光、趙誘活動的年代為八王之亂后期至永嘉（307-312）、建興（313-316）年間。以上幾人除了都身為武將之外，無論是年代還是事跡均無統一的標準，應該是對西晉時代一批不便于列入之前傳記的武將的匯總，帶有明顯的收尾補遺特點。卷五八是周處、周訪的傳記，本傳所記諸人除周處外，基本均屬于永嘉南渡直至東晉前中期的人物，或僅由于卷首的周處時代很早，因此這一傳記得以列于西晉部分的最后。西晉部分的主要列傳至此便告一段落。隨后的卷五九為八王傳，代表著西晉政權的崩潰。卷六十至六三是兩晉之際的死難志士和地方軍閥，大致以時代先后排序。經過卷六四這一篇敘述武帝、元帝、簡文帝諸子的宗王傳之后，以卷六五《王導傳》為始，便正式展開了東晉部分的列傳，此后的內容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三、轉型時代：《刑法志》的歷史書寫本文以列傳的設置原則為中心，討論了《晉書》在西晉部分列傳的編纂思路。《晉書》在宗王傳之間單獨編排西晉的開國功臣，這既是對漢魏六朝歷史編纂傳統的繼承，又具有在考察晉代歷史特殊性后的創新。《晉書》對西晉其他列傳的編排基本秉持“年代”和“事類”兩個指標，而對一些特定列傳的處理又反映了唐太宗時代政治氛圍的影響，這與《晉書》官修的性質有關。由于《晉書》修撰的年代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