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所非問”彰顯出偉大人格和特立獨行精神

關鍵詞：孔子孟子傳播者人格精神

摘要：在士階層以口舌謀生而為利枉道之風盛行的時代里，孟子在長達二十年的游說傳播生涯中，始終不“枉道而從彼”，他把傳播推行“王道仁政”作為終生追求，自覺肩負起社會巨變賦予士作為“道”的承擔者和傳播者這一新的歷史使命。孟子的偉大人格和特立獨行精神不僅奠定了中國士階層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而且使孟子成為中國士階層的楷模，受到古往今來有識之士的景仰。

《齊桓晉文之事》是諸子散文名篇，由于孟子在此較集中地闡述了“仁政”理想，它成為儒家經典；而其高超的論辯藝術對中國散文影響深遠，又使它成為文學評論者津津樂道的常新論題。本文試從《齊桓晉文之事》切入，對《孟子》中孟子的傳播者形象進行分析解讀。

文章開篇寫道：“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之未聞也。無以，則王乎？’”①齊宣王問春秋五霸齊桓、晉文的“霸道”，孟子則要答與“霸道”不同的“王道”，這種答非所問，決非“歪曲事實，制造論據的詭辯”，也不僅表現了通常所論“善設機巧，引人入彀”的辯才，而是作為孔學的繼承人、傳播者，孟子那迥異于游說列國“士群”的偉大人格和特立獨行精神。

一、傳播孔子學說，“無道齊桓、晉文之事”

“齊桓、晉文之事”發生在春秋。在春秋242年歷史里，社會秩序和文化秩序發生了分崩離析的巨大變化。社會秩序的分崩離析表現為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諸侯衰落、卿大夫專權等政治勢力的消長更替；文化秩序則為“禮壞樂崩”；這一歷史過程被孔子搜集、整理和記錄在《春秋》里。孟子評論道：“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②“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述而不作”的孔子是把《春秋》當作近現代史教材傳授給學生，以便作為儒家經典流傳下來。而最先造成王室衰微、禮壞樂崩的春秋五霸“齊桓、晉文之事”，真是“仲尼之徒無道……是以后世無傳焉”？為繼孔學的孟子因此“未聞”不知？

據《論語·憲問》載，孔子曾多次與弟子談論齊桓、晉文。其一“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其二“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其三“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③孟子所言“無道”、“不傳”與事實不符。

《孟子》中也多處記錄了孟子關于齊桓、晉文事的言論。一次孟子說，各國史書所載之事皆是齊桓晉文之類，所用筆法也不過是一般史書的筆法，只有孔子將《詩三百》的大義用于《春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④孟子若沒在各國史書中皆讀到流傳甚廣的齊桓、晉文事，怎能得出這種結論？齊王因病召孟子入朝，孟子也以病辭；后齊王派人來慰問，孟子躲到景丑家中。景丑用“君命召，不俟駕”的古禮責備孟子對齊王不敬，孟子則以帝臣關系也應為弟師關系反駁：“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⑤用齊桓對管仲先師后臣來反襯今之齊王對自己不敬。弟子公孫丑曾問：“夫子當路于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說不愿學管仲。公孫丑又問“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孟子自信地說：現在以齊國來統一天下，易如反掌。因為“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⑥。若不了解齊桓公，不熟悉曾問政孔子又明言“若季氏，則吾不能”而輕慢孔子的齊景公⑦以及齊國歷史，孟子有何理由說“以齊王，由反手也”？

那么，熟悉“齊桓、晉文之事”的孟子，為何要說“仲尼之徒無道齊桓、晉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之未聞也”？

原因或許有三。其一，“齊桓、晉文之事”恰好是孔子眼中“世衰道微”的表現，是作《春秋》的原因。《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⑧文字簡約難明的《春秋》寄寓著孔子在現實中不能實現的政治主張，這主張即《春秋》大義基本有三。一是正名。即正名字、定名分，為政必先正名，確立封建等級制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為正名的要求。二是尊王攘夷。在正名的基礎上突出尊崇周王，承認周王的共主地位，服從其統治各諸侯的權利；在周王號令下抵抗外侵保家衛國。三是大一統。全國法度和思想的統一以周王朝為準則。而“齊桓、晉文之事”則違背了《春秋》大義，破壞了孔子“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社會，他們不守為臣本分，不尊崇周王，毀壞了周王朝大一統天下，造成“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⑨的現實。其二，不同于弟子向師長求學解惑，齊宣王是問政，是想效法齊桓、晉文的“霸道”——以力征伐辟疆，以力服人稱霸天下。而孟子周游列國則為推行“王道”——崇尚和推行仁政，以德服人，使天下人民心悅誠服地歸順。所以孟子自然尊崇《春秋》大義，傳播“王道仁政”，并以“無道”、“無傳”“不聞”為由否定、中止“齊桓、晉文之事”及所含“霸道”的傳播，以解孔子“吾道不行”之憂。其三，孔孟談“齊桓、晉文事”時，也是采用“拿來主義”，只取儒家“王道仁政”所需精華，剔出“霸道”的糟粕。

孟子“答所非問”的事情，也出現在他初次拜見梁惠王時。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毫不客氣地說“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針鋒相對地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⑩明知“好利”、“好戰”的梁惠王不一定接受，他還是針對義利之辯這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問題，直陳君臣百姓皆逐利的害處，大談君臣百姓皆崇尚仁義的好處。認為富國強兵是小利，王道仁政才是大吉大利。

作為孔學的傳播者，孟子游說國君時善于避開與“王道仁政”相左的話題不談，單刀直入地傳播“王道仁政”，以達到“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11}傳播效果，表現出傳播者孟子的執著、傲岸和智慧。

二、做傳“道”之士，不“枉道而從彼”

春秋戰國時期奴隸制的分崩離析和封建制的成長確立，促使各國國君和貴族調整策略，禮賢下士，廣招各種人才以為輔政和爭霸之需。社會巨變使“士”階層也隨之劇變。奴隸制下“士”本擁有一定的食田，接受過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教育，平時為貴族家臣，戰時為下級軍官；但社會轉型讓他們無田可食、無職可奉，失去了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馮諼曾因“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愿寄食門下”{12}。李斯入秦前告別其師荀卿說：“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故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13}張儀曾因貧在楚受辱：“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行無貧，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14}士因衣食無寄、貧窮潦倒而地位卑賤，受人欺辱；為了走出困境，他們周游列國而成為“游士”。

農民、工民、商民都各有本業，作為“四民之首”的“士”以何生存？憑什么立足于社會？蘇秦家人曾笑話困頓的蘇秦：“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15}張儀在楚受辱后，“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16}士只能靠“口舌”艱難謀生。社會巨變使一些“三民”一些貴族或升或降匯聚士中，士階層因此急劇擴大，這使靠“口舌”游說謀生的競爭更激烈，成功也更艱難，蘇秦便是例證。

蘇秦首次說秦，“將連橫說秦惠王”，提出“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不料這條后來秦始皇為完成霸業、實行統一所采取的路線，卻被秦惠王全盤否定。蘇秦后又“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最終“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蘋，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之家，妻不下紉，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世態炎涼使蘇秦認為“皆秦之罪”，于是“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流血至足”{17}。一年后蘇秦再次外出游說，由北向南，奔走于六國間，宣傳合縱抗秦，最終說服六國；燕文侯、趙肅侯、韓宣王、魏襄王、齊宣王、楚威王先后皆“奉社稷以從”，任蘇秦為輔相，身佩六國相印的蘇秦終以功名富貴顯赫于世。蘇秦典型地表現了縱橫家的特點：第一，一心為利，沒有利益外的理想追求和道德約束。蘇秦閉門苦讀時感嘆“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18}學成后自信地說“安有說人主不能出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19}苦讀游說皆是為了功名富貴。第二，心無準則，言無真理。說秦失敗后，蘇秦刻苦自學姜太公的《陰符經》，形成一種亂世生存謀略：見機行事，見勢而謀。因此他毫不猶豫地顛覆連橫而取其反面——合縱；對于蘇秦，“連橫”、“合縱”兩個相反的政治主張只是謀利的手段。

與士階層靠“口舌”謀生一樣，孔子、孟子周游列國也有生活因素，但孔子認為“士”首先是“道”的承擔者和傳播者，應以“道”立足于世。孔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20}“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21}十分強調“士”的精神情操。孟子發展了孔子觀點：“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22}把“仁義”作為儒家之“道”的主要內涵。他還認為“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23}；與其他階級相比，只有“士”不計較“恒產”等物質利益，而作為“道”的承擔者、傳播者在社會立足、生存和發展。

面對爭霸的各國君主重用縱橫法術之士以求富國強兵的現實，孟子曾以儒學大師身份、懷著傳播和推行“王道仁政”的抱負，周游列國近20年。雖然所行之時后車數十乘、隨從數百人，所到之國君主皆以禮相待，曾在楚國一度為卿，住五六年，且齊宣王給他一年萬鐘粟的待遇，讓他辦學；但卻無人采用他的政治主張。對此，時運不佳的孟子卻志向不改。孟子曾與宋勾踐談自己的游說態度：別人理解我，我自得其樂；別人不理解我，我也自得其樂。因為“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24}。不管窮達，孟子都把堅守和傳播“道”作為人生追求，表現出他那不同于蘇秦之流的偉大人格和特立獨行精神。

但現實中類似孟子的士子少之又少，而蘇秦、張儀之流則成為走紅的政治明星而受追捧。對于游說各國挑起戰爭的縱橫家，孟子主張“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25}；對于身邊糊涂的“追星”者，孟子則以“道”循循善誘。景春曾十分羨慕地對孟子說：“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當時，著名說客公孫衍為秦官，又曾佩五國相印，張儀更以游說六國連橫從秦而聞名。但孟子對他倆則不以為然，他向景春描述和傳播了另一種“大丈夫”形象：“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26}受“為利而為”士風的影響，弟子陳代對孟子說：不去謁見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節吧；如今一去謁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人應該能屈能伸。孟子列舉為節操不怕齊景公殺頭的獵場管理員、恥于為趙簡子寵臣駕車的王良，教育陳代不能因為利益和利害關系而背叛自己的志向，去順從諸侯，而應該堅持不“枉道而從彼”{27}。

堅持不“枉道而從彼”，孟子自塑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弟子公孫丑曾問：“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28}對于齊王贈送的上等金一百鎰，孟子認為齊王饋贈沒有理由，等于收買，“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29}對“道”的堅守使孟子對富貴權勢毫不動心，對不正當的利益拒不接受，孟子超越了唯利是圖的蘇秦張儀之流，為士階層塑造、傳播了一個不“枉道而從彼”的“大丈夫”形象。

三、結語

“述而不作”即傳播而非創造是孔子給自己和儒家的社會定位，所以他非常重視傳播者的品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30}，強調傳播者的“知”和“德”。孟子以繼承孔學、傳播推行“王道仁政”為己任，并在孔子“克己復禮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修身達仁基礎上，更加重視傳播者自身的修養：倡導并善養浩然正氣，推崇并自塑傲岸的“大丈夫”形象；無論窮達都堅定地傳播、推行“王道仁政”并樂在其中；始終心存高遠且樂觀自信，“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吾何為不豫哉？”{31}人類對于真理的追求是共同的，孔、孟重視傳播者的品質，這和與孟子同時代的亞里斯多德是英雄所見略同。在那部被西方文藝理論界和傳播理論界均奉為早期經典的《修辭學》里，亞里斯多德說：“演說者要使人信服，須有三種品質……它們是見識、美德、好意。”{32}“美德似乎是一種能取得并保持好東西的功能、一種在任何情形下給所有人許多重大好處的功能。美德的成分是正直、勇敢、節制、大方、豪爽、慷慨、和藹、見識、智慧。”{33}《孟子》中，傳播者孟子彰顯出人類共有的種種美德。

在士階層以口舌謀生而為利枉道之風盛行的時代里，孟子在長達二十年的游說傳播生涯中，始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