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噶爾商隊在肅州貿易中的換貨單

在清代歷史法典中，關于卡魯卡魯卡的歷史很少，但卡魯卡與中國中原之間的貿易關系的記錄往往被封建歷史學家忽視。許多原始史料只是口頭文字。為了了解兩者之間的交流，通常需要花費大量努力才能找到它們。至于想進一步了解其交換活動情況,那就更困難了。在所有歷史著作中,凡是涉及貿易往來之處,絕大多數都被“納貢”、“貢駝馬”等官樣文書所取代,而內容豐富多彩的交換活動完全被隱沒。不久前,我們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找到了乾隆初年準噶爾同中原地區進行貿易的部分檔案資料。這部分資料,不僅有當時商隊往來的記載,且有少數關于商品交換的記載,其中有二份,是準噶爾商隊在肅州貿易時兌換內地貨物的清單。在檔案資料中,有關準噶爾商隊攜至內地貿易物的清單并不乏見。可是關于商隊換回內地貨物的清單卻是首次發現。因為這二份清單,保存完整,內容詳盡具體,對于我們了解準噶爾人民的社會生活,探索準噶爾同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聯系有重要幫助,因此,下面擬將清單內容作一介紹,并稍事剖析。一補裝箱、表套裝數和第二份現存二份商隊清單都是用漢文書寫而又分別被保存于漢文和滿文檔中。它們是額連胡里商隊先后兩次在肅州貿易的歷史見證。據記載,額連胡里是準噶爾大宰桑,他在乾隆初年曾先后三次率領商隊至肅州與內地各族人民進行貿易。第一次是1744年(乾隆九年)春,商隊有一百二十二人。其攜進內地貿易貨物計有牛二百六十只,羊三萬余只,馬五百四十五匹,駱駝七百二十六只,第三次是1752年(乾隆十七年)春,商隊人數二百人。其攜進內地貿易有牛一千二百只,羊七萬七千余只,駝五百八十八只。現存二份清單是額連胡里商隊第一次和第二次在肅州貿易的換貨單。從清單上所提供的商品看,既有富麗堂皇、織造精致的各色綢緞,也有各種陶瓷制品;既有廣大準噶爾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布匹、茶葉、煙、糖等日用品,也有他們賴以治病的大黃,姜、蓽樸等藥物。據統計,其第一次交換商品有七十三種,第二次交換商品有六十種,交換內容之豐富,于此可想而知。為了便于分析、比較,下面我們將把清單內容全部錄出。貨單上商品,包括數量、單價、貿易額,全部原均以漢文書寫,為了便于檢閱和比較,現把它制成表格形式,數字全部用阿拉伯數字代替。其第一次貿易清單下面稱為“表一”,第二次貿易清單下面稱為“表二”。(第一份清單檔號為軍機處錄付奏折,民族類,蒙古項2292卷第6號(漢文),第二份清單檔號為軍機處滿文錄付奏折,民族類342卷第9號。)從上述二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商品種類繁多,內容豐富。在第一表中,僅絲織物就有四十一種。其中錦袍四種,各種彩緞和素緞二十四種,綢五種,絹四種,縐、綾、紗、姑絨各一種。棉織物有五種:布,三種;哈達,二種。<二>絲織物在貿易中占居著首要地位。以商品種類而論,第一表的絲織物約占總商品數的56%,第二表約占36%左右。如果按貿易額計算,第一表中的絲織物占47%強,第二表占72%以上。這個數字有力地表明,在貿易中,交換量最大的商品是各種綢緞。不過,在絲織物中,名類商品所占的比重也不是完全一致的。無論從商品種類還是從具體的購貨量看,緞都占有絕對的優勢,綾、絹、紗、綢所占的比重遠不如前者。例如第一表中,各色緞總共有二十四種,總數達二千二百八十九匹。購數在百匹以上者就有“三花妝”,“內造摹本緞”、“漢府云龍緞”、“漢府花緞”、“漢府素緞”、“把漢府緞”、“京雙袍緞”、“西小花線緞”、“花線緞”等九種商品。全部緞匹需銀一萬四千二百三十兩三錢,約占總貿易額36%。而綾、絹、紗、綢、縐、<三>針線、茶葉和大黃在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僅次于絲織物而居第二位。第一表中,僅木紅線、花紅線二項就兌換五千六百九十六斤,需銀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兩。加上大小金線五百零四子,銀一百九十七兩四錢,針一千四百三十支,銀一兩四錢三分,總共需銀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兩八錢三分,占總貿易額28%左右。茶葉二種,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五斤,在第二表中,針線比前表雖略有減少,木紅線、花紅線僅三千六百六十斤,金線四百四十三包,值價銀七千二百七十四兩九錢五分,可是,茶葉的數量卻有較大的增長,由一萬一千多斤增加至二萬六千七百零四斤,價銀由四千多兩增至九千八百零八兩八錢。如果加上大黃八千七百三十九斤,價銀一千三百一十兩九錢,三項合計約占總貿易額24%強。(四)高檔商品比重大于低檔商品。這一特點明顯地體現在絲織品中。例如袍類,在第一和第二表中,價值最低的每件十兩,高的二十兩以上,幾乎全是清廷皇族穿著的蟒袍和織金袍。額連胡里商隊第一次和第二次在肅州貿易,馬每匹兌銀六兩半,以上事實說明,在兌換諸商品中,以絲織物所占的比重最大,普通日用品次之。絲織物中,又以各色緞數量最多,綾、絹、紗、綢等次之;高級絲織物多于普通絲織物。在日用必需品中,針線、茶葉、大黃等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布匹、煙、糖、瓷器等日用品居于次要地位。三肅州區域經濟的重要性前述諸商品,雖是在肅州交換,但絕大部分產品卻不是肅州所產,而是來自全國各地。其中尤以江南各省為最多。例如綢緞,大都來自江、浙、荊、閩、蜀、豫、晉等地。因為這些地區,是全國絲織業的最重要產地,高級絲織品大都出自上述各省。徐光啟《農政全書》:“東南之機,三吳、閩、越最夥,取給于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于閬繭?！痹谒幬镏?除大黃主要來自肅州青海外,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1746年(乾隆十一年),甘肅巡撫黃廷桂在給乾隆的奏疏中指出:“臣查緞蟒、綾ue837、茶封、線觔、額連胡里商隊,在準噶爾后期同中原地區的貿易往來中,雖然不是規模最大的商隊,但管中窺豹,可見一斑。我們從上述二份清單中可以看到,準噶爾封建主把大批的牲畜、毛皮等物運到內地貿易,他們除了從內地各族人民中換取少數白銀外,還取得了大量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制品,它告訴我們:準噶爾的社會經濟仍然是以畜牧業為主的經濟。他們以大量的牲畜、毛皮支援了中原地區各族人民的生活需要,內地各族人民也以大量的綢緞、布匹、茶葉、針線、藥物以及其它日用品支援了準噶爾人民的需要。準噶爾人民同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聯系是廣泛和密切的。他們不僅在穿著方面要依賴于內地,而且在藥用和普通日用品方面也需要依靠內地各族人民供給。由此可見,他們的命運同內地人民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與此同時,它也表明,商隊通過交換得來的商品,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為準噶爾各級封建主所攫取,廣大普通游牧民所得不過是其中有限的一部分而已?！段饔驁D志》卷41《服物一》云:準噶爾呼袍為拉布錫克,“臺吉用錦緞為之,上飾以繡;宰桑則絲繡、絲二牛四十四匹羊九百八十四張第二次是17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