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福克納》中的替罪羊群像

在猶太和基督教的傳統中，受害者和罪犯經常犧牲。據《圣經·舊約》記載,在每年的贖罪日,以色列人都要選取兩只羊,一只殺死作為獻給神的贖罪祭,另一只則作為民眾各樣罪孽的替代載體,被逐入荒野之中。作為神學的創制,替罪儀式的目的不僅在于平息神對人的怒意,還在于促進人在德性上的攀升。這種替罪羊機制在現代社會里依然存在,只是消抹了神學的色彩,而增加了社會、政治等方面的世俗內容:每當發生危機之際,集體或多數派常常對個體或少數派施以迫害,以保護自身的利益并建立新一輪的秩序與和諧,他們或者以集體暴力的形式對替罪羊進行圍獵,或者在群情激昂的輿論鼓動下將替罪羊放逐。法國學者勒內·吉拉爾指出:“社會存在著一種異常……社會的‘平均數’被認定為社會的‘正常’。從社會最正常的位置朝一個方向或另一個方向的偏離越遠,受迫害的危險越大”,所以,“異常”是社會選擇替罪羊的首要標準美國南方在經歷了南北戰爭之后,一直處于艱難而漫長的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矛盾十分尖銳,因而驅逐和犧牲替罪羊的事件層出不窮。對南方統治者來說,南方社會實際上是一個邊界可以因時而變的彈性概念,既可以是由白人和黑人共同組成的南方大社會,也可以是將黑人排除在外的白人小社會,而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的微縮。這樣,就依次存在著三種不同層面的替罪現象:相關的人物或者是種族沖突的犧牲品,或者是階級矛盾的受害者,或者是代家庭受過的替罪羊。從小浸淫于基督教文化傳統的威廉·福克納對南方的社會矛盾和歷史重負感受至深,作為南方文藝復興的旗手,他在作品中通過對替罪羊原型的移用,刻畫了一組替罪羊群像。從個體上看,這些人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階級或家庭矛盾的產物,但作為一個最終命運相似的群體,他們則在各自置身的緊張窘迫的關系場中,代表著一種平緩沖突、恢復秩序的力量。一、個神圣的形象白人優越論一直是南方種族神話的核心內容,它將黑人理所當然地圈定在“異常”的境地。早在內戰前南北雙方就蓄奴制所展開的論戰中,蓄奴制的辯護士們就不僅從《圣經》這個“無可辯駁的文獻”中尋找論據,還用科學研究來證明“種族的差別是神意天成”,南方人種學家的研究結果指出,“在各個種族中,黑人的顱骨在形狀上最接近猿的顱骨”,從而為黑人的智力低下提供了“科學依據”《八月之光》中的喬·克里斯默斯的血統實際上是一個永遠的疑案,但其“疑似”的混血和淺淡的膚色卻成了他的受難標記。由于與他母親幽會的男人可能有黑人血統,他未及出世就被祖父打進了黑色的世界,隨后又于圣誕夜被扔在一家孤兒院的門口,并因此而得名喬·克里斯默斯(“克里斯默斯”的原文Christmas意為“圣誕節”。這個帶有神圣色彩的慶賀性名字具有強烈的反諷意味,它是喬因為來歷不明而被貼上的悲劇標簽,兆示了他沒有背景、沒有根基、沒有自我的命運,他將猶如一張任人書寫和描畫的白紙,他的身份將有待他人的描述和著色。從孤兒院里被孤立、受歧視的經歷到麥克依琴家的棍棒教育,喬的童年從來就沒有溫暖和歡樂,而只有種族主義和清教主義的毒化及其留下的巨大陰影。他年幼的心靈遭到扭曲,性格變得怪癖,寧可忍受養父的懲罰性暴力,卻不能接受養母的慈愛和溫情。長大后的喬有過一次愛情經歷,卻因為養父的干預和自己的所謂黑人血統而遭到情人的背叛,于是他以流浪、反叛的方式來探求自己的身份和種族所屬,這注定是一場痛苦的徒勞。在他的生活中,“接受總是取代認識和相信”美國南方學者W.J.卡什在其《南方的思想》一書中,將南方白人群體為保護南方淑女而對黑人男性的性恐懼歸結為“強暴情結”,并指出,黑人男性與白人女性的性關系是白人至上論和南方騎士傳統的最大禁忌與喬·克里斯默斯相比,《押沙龍,押沙龍!》中的查爾斯·邦早出生了半個世紀,但兩人有著諸多的相似。他們都是因為種族血統問題而成了棄兒:喬因為在圣誕夜被人撿到而有了克里斯默斯的姓氏,查爾斯受到母親黑人血統的牽連,在被父親遺棄后只好姓“邦”(邦的原文Bon是法文,意為“好的”);兩人都自認沒有童年:在孤兒院受盡歧視和責罰之后,八歲那年,喬由于背不出經文遭到養父的暴打,而在那一天突然“成年”當然,黑人對于這種被強加的負罪命運并非總是逆來順受,在福克納發表于20世紀40年代的作品中,便出現了拒領替罪羊身份的黑人形象。《墳墓的闖入者》中的路喀斯·布香就是一個拒絕按種族準則行事的黑人。在人們的眼中,他總是我行我素,孤傲自負,既不向白人奴顏婢膝,也不接受白人的屈尊俯就,因而一直讓白人覺得費解和憤然。在被指控謀殺了一名白人時,他既不是簡單地以暴抗暴,也不是被動地等待私刑———這是往昔處于絕望之中的黑人慣常的行為方式,其結果無一例外地導致生命的無謂浪費。相反,路喀斯表現出了超凡的智慧和尊嚴,以一位老人(而不是黑人)冷靜平等、甚至不容置疑的姿態,得到了白人少年契克的尊重和幫助,從而洗脫了莫須有的罪名,使自己絕處逢生。誠然,路喀斯是麥卡斯林家族黑人旁系的后裔,他的自尊和自傲主要還在于擁有一位白人祖先,他再三強調自己“屬于老家老輩的”,“是個麥卡斯林”二、戈德溫:暴民們的火刑當“南方社會”這個概念的外延適度縮小,而將黑人排除在外時,則階級問題的確會取代種族問題:在白人社會內部,高貴與貧賤、上流與下層之間同樣壁壘分明,其沖突和矛盾的解決自然有賴于階級替罪羊的獻祭。《圣殿》中的李·戈德溫是這個群體的集中體現。《圣殿》所描繪的幾乎是一個純白人的世界,借用吉拉爾的話說,在這里,白人社會中的中上層是它的“平均數”和“正常”,而處于社會底層的窮白人則是“異常”。李·戈德溫就是帶有“底層”這種受難標記的替罪羊。他以老法國人宅院為窩點制造和販賣私酒。但是戈德溫自己雖然違法卻不害人,他釀造的酒貨真價實,遠近聞名,而且他只是借此養家糊口:他需要贍養一位又聾又瞎、生活不能自理的老父親,一個與他同居的受盡磨難的女人,以及他們不滿一歲的病弱的孩子。盡管歷盡艱難而且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戈德溫卻顯示出誠實厚道、有責任感和同情心的可貴品質。他勤勞肯干,對父親謙恭孝順,對女人和孩子也盡力照顧,當譚波兒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受到騷擾時,他義正辭嚴地予以制止。雖然偶爾也酗酒,對女人動粗,甚至對譚波兒也起過歹念,但他整體上能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不肯與金魚眼合流。當金魚眼犯下命案并挾持譚波兒揚長而去后,他主動報警,自己卻被當成了殺人犯和強奸犯,雖然身為白人,他得到的同樣不是法律的裁判,而是暴民們的火刑。戈德溫之所以成為泄憤的對象,內因在于他的“底層”身份。在上層社會的紳士淑女們看來,物質的貧窮和社會地位的低下無疑也伴生著德性的卑劣,而戈德溫所從事的非法行當以及他與魯碧未婚同居并生有孩子就是他們德行敗壞的明證,因此,有過不良前科的戈德溫如今犯下殺人和強奸之罪也就毫不足怪。當然,單純的謀殺罪(尤其當被謀殺者也是一名不法分子時)本不至于招致私刑,戈德溫之罪大惡極的關鍵其實在于他蹂躪了南方淑女的貞操這“生命中最神圣的東西”原本無辜卻枉擔罪名并最終受罰,戈德溫悲劇的外因在于法律的腐敗和社會道德的淪喪。盡管霍拉斯·班鮑頂著巨大的壓力為戈德溫四處奔走,并掌握了證明戈德溫清白的確鑿證據,但他們所面對的是整個上流社會。身為州議員的斯諾普斯在出入妓院時發現了譚波兒的蹤跡,便利欲熏心地將情報同時賣給霍拉斯、譚波兒的父親和金魚眼的律師。負責此案的地方檢察官并不關心事實真相和維護法律的公正,而只想贏得官司,為自己競選國會議員積累資本。而其他的名媛淑女們則為檢察官提供了巨大的輿論支持,被霍拉斯視為純潔女人的妹妹娜茜莎就是這股輿論的代表,她只在意自己的名譽而無視是非曲直,認為霍拉斯對魯碧的幫助有損于他的清白和他們家庭的聲譽,不僅聯絡浸禮會的太太小姐們一起將魯碧趕上街頭,還為了盡早了結案件,暗中助地方檢察官一臂之力,使霍拉斯一敗涂地。由此可見,這些自私自利的政界要人和冷酷虛偽的基督徒才是將戈德溫置于死地的真正力量。戈德溫的生命被付之一炬,不僅僅是代真正的罪犯金魚眼受過,而是具有超越個體層面的意義。在戈德溫所從屬的底層或者說罪犯社會里,固然存在著違法、欺詐、暴力等各種陰暗現象,但上流社會遠不是一個潔凈公正的世界,這兩個社會其實互相映照,互為“影子”:“下層,特別是罪犯社會本來就無法律、準則和道德可言,但上流社會雖然有法律、準則和道德卻放棄了它所應該維護和保證的真理、正義和美德”,在一定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罪犯社會是上流社會的延伸,他們互相依存,前者是為了滿足后者的需要(無論是私酒還是精神上的自我陶醉)而存在的,它的存在卻又揭露了體面社會的虛幻”三、母親艾的心理缺陷吉拉爾指出,棄兒、外國人、身體疾患、過于貧窮或富有、過于美麗或丑陋等異常狀況都可能成為替罪羊的標記,尤其是棄兒,“命中注定是要被逐出他的團體,棄兒永遠無法改變命運,只有暫時被救,他的命運至多只能延遲”福克納的大部分小說都是家庭小說,面臨危機時刻,家庭的保全常常有賴于對家庭替罪羊的驅逐。在本德倫家的五個子女中,排行第二的達爾自出生之日就被母親艾迪在心理上擯棄。艾迪是一個“由于繼承了過去遺留下來的種種損失和失敗”而在情感上“陷入重重債務”被排斥、被剝奪的身份使達爾成了家庭中的“異常”成員,成了有著“本德倫”之名的“非本德倫”,總是與家人格格不入。他的異常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他一貫敏感多思,是這個愚鈍家庭中的思想者。在組成全書的59節內心獨白中,他所占的分量最重,有19節,他就像“二傳手”一樣將故事情節串連起來又傳遞出去學界一般認為,這部作品的標題名《我彌留之際》中的“我”有兩層所指:由于所有故事情節都是圍繞艾迪的死亡和葬禮而展開,所以“我”顯然是艾迪,這是它的表層含義;其深層含義則在于,由于送葬歷程只是創造了一種“特殊的環境”,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