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公式的康德式發展

一、價值論的追溯論證科爾斯戈德（cordo）同意了絕對命令最初公式在道德思維中的指導，但在他看來，康德絕對命令的人性公式比一般規則更有效。科爾斯戈德通過價值論的回溯論證,把“設立目的的人性”等同于“有理性的本性”,最后作為“價值的賦予者”。科爾斯戈德通過對康德人性公式的重構,開辟了一條價值論的闡釋路徑。論證(1):人性作為目的自身的論證:“理性本性”=“人性”=“設立目的”。科爾斯戈德在其《康德的人性原則》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價值論回溯論證,她首先把人性作為目的自身進行論證。科爾斯戈德通過對人性概念的分析,將“有理性的本性”與“人性”等同,最后將人性解釋為“設置目的的能力”論證(2):價值論回溯論證:“人性的理性選擇能力作為無條件的善”。科爾斯戈德進一步通過逆推或回溯論證的方法,證明人性的設立目的和理性選擇的能力。雖然偏好的對象、偏好和幸福都不能成為無條件的善,但對無條件善的追溯不能止步于此。于是,科爾斯戈德進入關鍵的一步論證,“即使我們在對有條件的經驗回溯過程中不能找到無條件的條件,但我們仍然作出善的選擇并具有選擇善的態度,那么我們可以設想合理選擇本身使它的對象成為善的”論證二、人格中的人性在康德倫理學中,絕對命令并非在經驗的大眾道德哲學層面上找到,而是在道德形而上學層面上。人性公式的基礎,并非像科爾斯戈德所解讀的“設立一般目的”的經驗人性概念,而是能夠設立“自在目的”的超感性本體存在,即“人格中的人性”。這種超感性的自由存在,使人能夠從動物性、人性上升到人格性,最后成為“有理性同時又能夠負責任的存在者”。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學基礎上的人格中的人性,使人成為目的王國的“立法者”,理性具有自我立法和普遍立法的能力,按照自由觀念行動,從而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人性公式的前提和基礎不是經驗的“人性”,更是道德形而上學意義上的“人格中的人性”。康德的GroundII中,“人是目的”命題在絕對命令的人性公式中出現在康德那里,人性只是處于動物性和人格性之間的中間狀態,而人格性才是人的本性中更高的存在。科爾斯戈德和伍德過于依賴《純然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中對人性稟賦的解釋來理解《道德形而上學原理》中的“人格中的人性”概念,對人格中的人性概念進行了經驗化的理解,把人格中的人性等同于廣泛的人性概念。康德在《純然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中,把人的本性分為三種稟賦,動物性稟賦(Tierheitr)、人性稟賦(Menschheit)和人格性稟賦(Persue56enlichkeit)這種道德形而上學存在意義上的“人格中的人性”,并不只是狹義的道德心或良心的存在,而是作為能夠自我立法和普遍立法的“立法者”存在,從而實現人的真正自由,即人的尊嚴和崇高所在。在從自在目的推演出人性公式的過程中,康德進一步引入了有理性東西的意志屬性,即自由。在當代康德主義者們看來,沒有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人格中的人性”作為前提,人在可善可惡的自由選擇的理性能力基礎上,依然可以找到“人是目的”的基礎。于是,他們進一步把康德的自由觀念理解為“自由決意”(Willkür),即可善可惡的自由選擇的能力,甚至把這種“中性之自由”作為康德道德哲學中的“本體之自由”。顯然,他們想通過這種去先驗化和程序主義的方式,弱化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基礎。但在康德這里,自由意志的特征并非僅僅是一種實踐理性設立目的或者可善可惡的自由選擇能力,即自由決意(Willkür),純粹實踐理性的自由意志(Wille)特征更在于一種普遍立法意志,正像絕對命令自律公式所表達的:“每個有理性東西的意志的觀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觀念”因此,一切有理性的東西都把普遍立法概念當作立足點,共同構建了道德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目的王國”概念,在目的王國中,每個有理性的東西既是“成員”也是“首腦”,“無論是誰在任何時候都不應把自己和他人當作工具,而應該永遠看作自身就是目的”三、私權源于目的自身的理性價值在康德那里,“人是目的”觀念并非是去先驗化的政治性抑或實踐性概念,它在康德道德哲學中具有一種理論性地位,具有道德形而上學意義。為了回應康德絕對命令的形式化和抽象化批評,無論是羅爾斯政治性意義上的康德式發展,還是科爾斯戈德的實踐規范性上的價值論解讀,都試圖為康德的絕對命令辯護,尋找“人是目的”觀念在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中的實踐意義。但是,當代政治哲學家和康德主義者在重新建構康德倫理學過程中,“去先驗化”和“非形而上學性”的傾向非常明顯,他們有意弱化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理論背景,將政治規范性和道德規范性建立在非形而上學基礎之上。他們從康德道德哲學中吸收和發展的更是一種現代社會需要的平等和權利觀念,這種平等和權利觀念更是基于有理性存在者的自由選擇的能力。雖然當代康德主義科爾斯戈德試圖為康德倫理學辯護,但卻偏離了康德倫理學的道德形而上學基礎。在康德那里,“人是目的”觀念,是“形而上學的”,而非“政治的”或“實踐的”。在康德倫理學中,康德的“自在目的”和“人格中的人性”具有道德形而上學基礎。純粹實踐理性設立客觀目的,而非主觀目的。雖然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有理性的本性卻可以設定一個無條件的善或自在目的,從而為經驗的人性樹立起一種形而上學的完善人格。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人才真正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從而真正是自由的。這種完善人格并非是一種“自然之現象”的存在,而是一種“自由之本體”的存在,即“道德主體”的“善之本體”的存在,是理性對無限善的設定和追求。在康德的倫理學體系中,自在目的概念依然是延續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理智主義傳統,理性具有設立目的的能力或功能,即理性對無條件善的追求。無論是蘇格拉底的“善型”的追問,抑或是柏拉圖的“理念論”,還是亞里士多德的“善的目的論”(幸福),都是靈魂中的理性對于無條件善的設定。人的靈魂中的羅各斯,能夠去設立目的,設定無條件的善,去追求無限。雖然康德延續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理智主義傳統,但他卻對希臘善目的論傳統進行了改造和變革。古代的目的是“自然”和“宇宙”,是理性的自然本性,而現代的目的更是“自由”,是理性的自由本性。正像馬爾霍蘭所說:“在作為目的自身的人性觀中,康德獲得了一項全新的道德范疇———這個范疇在自然法觀念中是無法清晰地發現的,而是他反對有關善的目的論論證的結果。在目的自身的概念中,康德意義深遠地推進了道德哲學的研究。”康德倫理學不僅推進了現代道德哲學的發展,而且為現代人和現代道德生活尋找到了道德基礎,蘊含著現代人的自由和尊嚴觀念。康德的人性公式和人是目的命題,更具有一種道德形而上學的基礎,康德人格中的人性概念回答了“人如何真正是自由的”。在康德看來,只有作為人格性的人性的“超感性的自由存在”,才真正地具有尊嚴本身。人的尊嚴的基礎并不是因為你是“物種意義上的人”,也不僅僅因為你是一個具有自由選擇或設立目的的“理性人”,而是因為你是一個有理性的“道德存在者”。你的人格中的人性的本體存在或超感性自由存在,使得你感受到人格中的人性的尊嚴和崇高隨著實踐哲學的復興,特別是隨著羅爾斯政治哲學的興起,在當代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領域掀起了康德倫理學的研究熱潮,人性公式成為當下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理論基礎。但在康德倫理學獲得康德式發展過程中,康德“自在目的”概念和“人是目的”觀念去先驗化和非形而上學的色彩比較濃厚,帶來的卻是康德人性公式的降低和人是目的觀念的濫用,將理性的本性等同于經驗的人性,降低了康德倫理學的高度。在權利主導的現代社會中,各種理論都可以把康德“人是目的”觀念作為理論基礎,“權利者”以人是目的所推演出來的權利尊嚴,作為維護各種復數權利的理論依據,結果導致尊嚴和權利的濫用和人的世俗和平庸。當代康德主義者雖然試圖重新挖掘康德人性公式和人是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