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現實的盲克里斯塔·沃爾夫創作的主觀真實性與神話重構

克里斯塔沃爾是德國的現代作家，也是德國最受爭議的作家。她的一系列作品,如《分裂的天空》《童年典范》《回憶克里斯塔·T》《卡珊德拉》《美狄亞·聲音》等,因其深刻的思想內涵和新穎的創作手法,不僅對德國文學產生巨大影響,也享譽世界文壇。一、以主觀真實的身份決定藝術沃爾夫在她的文學論著《讀與寫》(1972)和《問答集錦》(1976)中提出“主觀真實性”的審美主張。她反對狹義地理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及其所規定的條條框框和按照給定的主題去創作,而是強調在創作過程中作家主體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她認為,經驗是作家賴以寫作的倉庫,這種經驗是客觀現實與作家主體之間的媒介。作家寫作時要帶著自己的經驗,以一種“積極介入”的態度,坦率地置身于他所處理的素材之中。這樣,作家不再是單純編造故事的敘述者,也不是居高臨下的說教者。他不必再隱身于作品背后,自己就是題材的一部分,同題材一起去經歷變遷和運動。她認為,作家用這種方式可以表達自己對歷史和現實的看法,和讀者交流,共同尋求答案。在沃爾夫20世紀70年代后的作品中,表現作家主觀的對現實的真實見解的成分越來越占重要地位。為此,她的作品的情節日益淡化,思維特征和沉思冥想的成分日益增多,也增加了被理解的難度。沃爾夫認為,作家之對于現實不應像自然科學家之對于世界,作家不必把注意力的中心放在表現客觀世界(即外在真實)上,而應放在表現主觀世界(即內在真實)上,寫出“主觀真實性”根據這一論點,沃爾夫強調文學作品不應具有改編成電影(以故事情節為中心)的可能性,即主張文學作品的非電影化即非情節化,由作家的“主觀真實”來決定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因此,自《分裂的天空》后,沃爾夫作品的結構已不是由情節決定,而是由人物或作家本人的主觀意識來決定,《卡珊德拉》和《美狄亞·聲音》就是典型代表。比較而言,《美狄亞·聲音》則更凸現出沃爾夫美學中的“主觀真實性”,主人公美狄亞的經歷與沃爾夫本人有很多相似之處。作為民主德國知識分子改良派中的一員,沃爾夫通過自己的創作對民主德國的制度建設提出批評性建議,她從人道主義的觀念出發,主張在民主德國建設社會主義。即使在德國統一后,沃爾夫依然堅持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改革才會讓德國變得更好。1993年初,沃爾夫被指認曾在1959—1961年間為斯塔西(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門)非正式雇員,代號“瑪格麗特”。最初她矢口否認,但半年多后,她作為斯塔西工作人員的檔案被曝光,當不可辯駁的證據呈現于前,她又改口說已將這段往事完全忘卻,并辯稱從未對同胞造成實質性的傷害。但因為這一事件,沃爾夫的政治觀點和文學創作都遭到了來自各界的質疑和攻擊,而由于沃爾夫在政界的影響力,使得這種爭論的性質不僅僅局限于文藝界的討論,甚至與德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相聯系。在各界輿論的壓力下,沃爾夫創作出了《美狄亞·聲音》,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美狄亞就像被推到風口浪尖的沃爾夫,從前的成就遭到否認和驅逐,“我哪兒去?能想出一個我適合去的世界、時間嗎?”文本最后來自美狄亞的疑問同樣也是重重壓力下的沃爾夫的疑問。而小說中的科爾喀斯和科林斯則仿佛暗示東德和西德,兩者同樣在逐漸腐化。但德國的情形也不過是世界的縮影,借著美狄亞的控訴,沃爾夫以自己的“主觀真實性”在向世界發聲。她借助小說講述自己的經歷,也通過寫作來剖開身心尋找答案,為昔日的自己,也為那不復存在的時代。而滲透著沃爾夫本人生活經歷的美狄亞的命運更具有悲劇性。她跟隨伊阿宋從科爾喀斯來到科林斯的同時,地位也從掌權者落到平民,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作為一個外來者,美狄亞的能力遭到來自科林斯各個階層的質疑甚至排斥,她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而在這個時候伊阿宋又背叛了她,她只有依靠自己。美狄亞的被排斥來自于她的不屈服,不愿融入罪惡,而與她同樣來自科爾喀斯的阿加梅達和普瑞斯本,通過諂媚討好當權者被科林斯人接納甚至歡迎,于是當社會發生災難,那個與他們沒有共同志向的人被理所當然地拿來當作“替罪羊”。這一點與沃爾夫本人也極其相似。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使沃爾夫在政治主張上堅持社會主義改革,即使在德國統一以后,她仍不改初衷地表示出對社會主義的忠誠,因此招來前西德人的不滿,尤其在斯塔西檔案暴露后遭到清算和質疑。在東德成為過去、東德作家逐漸隱匿的現實里,堅持發聲的沃爾夫是不是也被前西德看作了“替罪羊”而遭到打壓?這些沃爾夫的經歷投影在她筆下的美狄亞身上實踐著她的“主觀真實性”美學。二、研究女性形象的必要性“主觀真實性”成就了沃爾夫的話語權威。在沃爾夫的話語體系里,她以自己的女性經驗和女性視角滲透進自己筆下的人物,既發出公開聲音,也進行私下的半公開的交流,這些聲音直接來自于敘述者或人物的思想,直接表達男性主權話語下女性的獨立意識。而在《卡珊德拉》和《美狄亞·聲音》中,兩位女主角都是通過思想的獨白表達自己對社會和世界格局的思考,而沒有真正使這種“聲音”被聽到。卡珊德拉的聲音被拒絕,而美狄亞的聲音被驅逐,透過神話,通過“主觀的真實”,反映的是德國現狀中不被傾聽的女性知識分子的聲音,她們有能力但不為社會所用,甚至連發聲的權力都被剝奪。神話映射現實,而沃爾夫用自己的經歷,用德國濃縮了整個知識女性的無聲處境。她們不是沒有聲音,而是被剝奪了聲音,一旦她們想要去爭取這種聲音,她們就會被禁閉或者驅逐出主流生活圈。無論是沃爾夫時代還是當今時代,對于女性而言,她們所要追求的不過是一種平等的話語權,而沃爾夫筆下的獨白,既是人物的,也是敘述者的,更是被隱藏的作者———也就是沃爾夫本人的獨白,是時代女性的獨白。在作品結構上,由于“主觀真實性”對于意識形態的側重,沃爾夫在小說的外在結構上主張非情節化,提倡散文化,因為她認為只有散文化才能表現作家的“主觀真實性”,才能自由開掘及表白內心世界。這種對情節的弱化在《卡珊德拉》中更為明顯。借助意識流,沃爾夫使整篇敘事的情節零碎化,在敘事行為的時間線外,情節隨著卡珊德拉回憶的跳躍在不同時間線上跳躍,同時插入了更多敘述者的聲音,以及敘述者對其他人物話語的轉述,并加入預言和夢境的虛構,將情節切割成無數的碎片,正如人的記憶本身所具有的零碎感一樣被反映在書面上,乍一看沒有頭緒,但在卡珊德拉敘述的每一個碎片背后的現實性,甚至卡珊德拉講述的每個人物的夢境的暗喻都引人深思。通過對卡珊德拉和美狄亞神話的改編,沃爾夫嘗試著進行“歷史的更新”,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她以“主觀真實性”為寫作基本點,以女性聲音構建女性的權威話語《卡珊德拉》的背景涉及人類5000年的文明史,主題涉及反對戰爭和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權力濫用、至今猶存的等級制度和對婦女的歧視等等。由于卡珊德拉這個人物在神話中的次要地位,在沃爾夫將她置于主角時,整個作品便被賦予了極強的烏托邦色彩和虛構性。沃爾夫無疑是要用這一古代神話題材表達世界人民都關心的和平問題,小說的根本目的是要世人警惕。但作者擔心她的警告不為世人重視,因此卡珊德拉的預言和警告實際上也成為作者自己的預言和警告了。在結構上,沃爾夫將故事部分和演講部分有機結合,相互映襯,一個神話,一個現實;一個歷史,一個當代;一部分是故事,一部分是作者對故事的評價和議論,在總體結構上仍體現作者的“主觀真實性”。在作者與敘述者的融合下,沃爾夫讓卡珊德拉作為主體,從思想上探討女性發聲、建構權威的可能。相較于《卡珊德拉》,由于《美狄亞·聲音》中美狄亞的經歷更貼近沃爾夫本人的遭遇,因而在對于美狄亞的批判性重構中,更多的是針對當時德國社會背景下的文化和政治境況。一方面,沃爾夫將美狄亞塑造成經典的“替罪羊”形象,她從科爾喀斯到科林斯的命運軌跡明顯體現了吉拉爾“替罪羊”典型范式。對于這一范式在文本中的實現形式,已有研究者具體分析,在此不再贅述。需要強調的是,被選擇成為“替罪羊”的美狄亞的特別之處在于,她是一位外來者;她是一位思想超前的女性。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她對于科林斯原著居民來說都是一位“差異者”。作為一位外來者,美狄亞代表了科爾喀斯人;而對于重寫美狄亞神話的沃爾夫而言,她的遭遇也映射了原東德文化學者在德國統一后的境遇。德國社會制度融合的過程就像科爾喀斯與科林斯的制度同向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無可避免地要產生文化沖突,就像沃爾夫本人遭到批判和攻擊一樣,許多前東德作家在德國統一后幾乎銷聲匿跡,其原因不外乎前西德文化對他們的排斥。由于文化的隔閡,前東德的文化學者無法得到公正待遇,因此也引起了前東德文學在德國文學中是否具有道德合法性的文化批判問題。另一方面,透過美狄亞以及其他幾個敘述者的聲音,沃爾夫寫出了社會變革催生了何種權力運行模式,以及這種權力運行下人們的普遍行為。以德國的社會形態作為現實原型,沃爾夫將科爾喀斯和科林斯設置為兩種社會體系,一個“蠻荒”、一個“文明”,但殊途同歸,權力斗爭導致統治的腐敗,對權力的欲望使統治者忽視了對民眾和對社會的責任。為了權力,他們不擇手段,甚至將幼年繼承者作為祭品,不惜分割國家利益來保障自己的當權地位。沃爾夫對于權力的批判和對男權的批判是相結合的,她用美狄亞的發聲反抗男性霸權,這種反抗的目的不僅在于喚醒女性消除自身的麻木和蒙昧,更是對集權統治方式的控訴同為神話重構,沃爾夫對寫作也進行了新的嘗試,這次她沒有讓美狄亞進行個人獨白,而是借助復調的結構,使聲音被人聽見,并構成對話和討論,在層層對話中凸顯“聲音”的存在,與卡珊德拉的聲音相比,美狄亞的發聲是一種進步:她不僅關注了聲音本身,更關注了“聲音”是否被聽到。弗萊在《批評的剖析》中指出:“人類的文學藝術是在一片腐朽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腐朽的東西會永遠遺留在藝術之中;但另一方面,藝術憑其富于想象的性質會將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