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瑪溝三弦琵琶的西域淵源

2006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察隊在新疆和聲元素38422個地方法院發掘了托普祿克頓寺2號遺址。挖掘過程中一位農民在2號遺址正北部的沙堆中發現了一把三弦琵琶。此琵琶為棒狀、直頸、木制,琴頸上有3個音柱(2整柱加1孤柱)保存完整,音柱上留有明顯的琴弦壓痕,說明此樂器是古代居民使用過的樂器實物,而非明器(見圖1)。達瑪溝三弦琵琶初步斷代為公元5-8世紀之間,應是目前為止所出土年代最為久遠的琵琶類樂器。一、我國的長頸烏德琴和達瑪溝三件實踐烏德(Ud)琴是阿拉伯樂器的典型代表,廣泛流行于西亞、北非等諸多阿拉伯國家,有著“中東樂器之王”的美譽。學界普遍認為我國的曲項琵琶最早始自古代波斯的烏德琴,沿著絲綢之路向東傳入我國古代西域地區,魏晉時期傳入中原,后又遠及日本等東南亞國家。烏德琴向西則被十字東征軍帶回歐洲并逐步演變、發展成為了現在的琉特類樂器,并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成為了最為重要的世俗彈撥樂器。烏德琴的可證史最早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烏魯克文化遺址,遺址中曾發現一枚印章,印章上刻著一位女子蹲在船上彈奏著一把烏德琴。公元前1425年,在特摩斯四世納赫特墓中有一幅著名的《三個女樂師》的壁畫,畫中描繪著三個妙齡少女分別彈奏著不同的樂器,中間一位少女裸露著身體彈奏著烏德琴(見圖2)。圖中少女所彈奏的顯然是長頸烏德琴,共鳴箱較小接近圓形、琴頸細長,琴頸長度幾乎是共鳴箱的五倍,橫抱于胸前演奏,觀其外形與我國的阮咸類樂器較為相似(見圖3)。達瑪溝三弦琵琶的共鳴箱狹長、呈棒狀,琴頸較短。長頸烏德琴的外形同達瑪溝三弦琵琶(包括曲項琵琶和五弦)相比有著明顯的差別,顯然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傳承關系。中亞地區還有一種短頸烏德,共鳴箱較大,像一個從中間切開的半梨形,頸部明顯短于箱體。短頸烏德最早見于公元前8世紀在蘇薩(Susa)出土的著色小雕像中,局部細節已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古代波斯流傳下來的很多細密畫中也有短頸琵琶的描繪(見圖4)。從構造來看短頸烏德琴和達瑪溝三弦琵琶(包括我國曲項琵琶和五弦)聲學構成一致,但外形有著較大差別。短頸烏德琴的共鳴箱明顯寬于達瑪溝三弦琵琶,4短頸烏德琴的共鳴箱背部為半圓形,達瑪溝三弦琵琶的共鳴箱底部較為扁平,短頸烏德琴為曲項,達瑪溝三弦琵琶為直頸。沈知白先生說“在漢代,從西域傳入我國的是波斯的長頸琵琶,在南北朝傳入我國的是波斯的短頸琵琶”。綜上,達瑪溝三弦琵琶的外形及結構比例同中亞的長頸烏德明顯不同;與短頸烏德有一定相似之處,但共鳴箱體明顯較窄、較小。達瑪溝三弦琵琶的外形顯然不是直接承襲于中亞的烏德琴,就算和烏德琴有一定的淵源關系,傳至古代新疆地區以后外形也作了較大的調整和改變,形成了西域特色——棒狀。5奠定了阿拉伯音樂理論基礎的著名音樂家法拉比(公元870-950),曾借鑒龜茲五弦琵琶對烏德琴進行了改制,在五弦的基礎上把阿拉伯音樂提高了十八調。二、弦關于達瑪溝二十七日結構五弦琵琶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彈撥樂器,在我國古代音樂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可見最早的五弦琵琶實物為日本正倉院保存的唐傳五弦琵琶。在新疆、敦煌、印度等大量的石窟壁畫中都留存有五弦琵琶的造型。僅從達瑪溝三弦琵琶的外形來看,其與五弦琵琶關系密切。通過與不同區域、不同時段所留存的五弦造型的比較分析,能使我們對達瑪溝三弦琵琶形制歸屬有更為清晰的認識和了解。在新疆克孜爾石窟壁畫中留存有大量五弦琵琶的造型(如圖6),此圖為公元7世紀的作品,圖中五弦琵琶的外形就像參照著達瑪溝出土的三弦琵琶所描繪,在外形比例、形制結構上如出一轍,區別僅是弦數上的多寡。這一方面說明新疆歷史上確曾使用過此種形制的樂器,另一方面也證實了畫工描繪的準確性。新疆唐代以前壁畫中的五弦琵琶外形多為棒狀,聲學結構也和達瑪溝三弦琵琶完全一致,顯然二者為同類樂器。達瑪溝三弦琵琶很可能是因為五弦琵琶受到某種三弦樂器弦制的影響改制而成,是古代西域五弦琵琶的衍化體。日本正倉院藏有一把螺鈿紫檀五弦琵琶,做工細致、工藝精美,為我國唐代宮廷制作,據載此件琵琶于公元823年入藏正倉院(見圖7)。通過與達瑪溝三弦琵琶外形的比較可發現,達瑪溝三弦琵琶琴頭所占琴長的比例小于唐傳五弦琵琶;達瑪溝三弦琵琶的共鳴箱較窄,接近于棒狀;正倉院五弦琵琶(唐傳五弦琵琶)的共鳴箱相對較寬,接近于半梨形。唐代以前古代新疆的琵琶多為棒狀,傳至中原以后共鳴箱逐漸加寬,演變為半梨形,在新疆西南的印度也留存有五弦琵琶的造型(見圖8),此雕塑為公元5世紀的作品,觀其外形,共鳴箱為半梨形,琴頸較短,五根琴弦清晰可見。印度五弦琵琶的共鳴箱明顯寬于達瑪溝三弦琵琶,共鳴箱形制接近我國中原地區的五弦琵琶。印度五弦琵琶、達瑪溝三弦琵琶和我國中原地區的五弦琵琶均為直頸,中亞地區的短頸烏德為曲頸。按頸部特征劃分,印度、中原五弦琵琶以及達瑪溝三弦琵琶屬直項琵琶,中亞短頸烏德為曲項琵琶。林謙三先生曾說:“五弦,正名該稱五弦琵琶,乃是具有五條弦的琵琶,和伊朗系的四弦琵琶,同出于遠古時代的中亞地方。由于分化發展的路徑不同,逐于外形、演奏上,這兩系的琵琶之間有著明確的幾個區別點。就是:四弦琵琶生長完成在西亞,特別是伊朗地方;而五弦是發育完成在印度地方的。”通過與新疆、日本、印度五弦琵琶外形的比較可發現:1.達瑪溝三弦琵琶與同時段新疆的五弦琵琶相比,形制結構、外形比例一致,區別僅在琴弦的數量上。2.達瑪溝三弦琵琶與同時段印度的五弦琵琶相比,印度五弦琵琶的共鳴箱明顯寬于達瑪溝三弦琵琶,為半梨形。3.達瑪溝三弦琵琶與日本正倉院藏五弦琵琶(中原唐傳琵琶)相比,正倉院藏五弦琵琶的共鳴箱明顯寬于達瑪溝三弦琵琶,為半梨形。兩件實物在很多結構細節上極為相似,如面板上月牙形散音孔的外形及安放位置,音柱、覆手的寬窄比例與安放位置等細節都如出一轍,說明二者之間有著一定的“血緣”關系。4.印度五弦琵琶和我國古代中原地區的五弦琵琶在形制特征上保留著更多的共性。林謙三先生關于五弦琵琶流變過程的論述是目前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古代新疆的五弦琵琶是由印度傳入,半梨形(印度)→棒狀(西域)→半原)→→依此觀點,五弦琵琶由印度傳入我國古代西域地區,形制由半梨形演變為了棒狀;由西域地區再傳入中原時,形制又由棒狀回歸半梨形。這種形制回歸的動因是什么,值得研究,這種變化是否符合樂器發展的客觀規律,可能性有多大值得懷疑。也有少數學者認為,五弦是古代新疆人民所創造,半梨形(印度)←棒狀(西域)→半梨中原)←→五弦琵琶是由西域傳入中原以為專家所共識,五弦琵琶以西域為中心向兩邊傳播的觀點如要成立,西域與印度五弦琵琶之間的關系成為了關鍵。五弦琵琶從西域傳入中原的過程中,共鳴箱逐漸加寬,形制由棒狀(也有稱長梨形)逐漸演變為半梨形,很多學者對其動因和變化過程做了探究。三、達瑪溝三大關于訴訟《魯特琴》、《阿斯塔納二十七日古圖物》明器,第32e我國遺存下來三弦琵琶的資料并不多,除了達瑪溝三弦琵琶,在甘肅嘉峪關和新疆吐魯番也可見其蹤跡。在甘肅嘉峪關市新城鄉和酒泉市果園鄉交界處約13平方公里的戈壁上分布著魏晉時期的古墓葬1400余座。部分墓室內的灰條磚上繪著具有極高藝術價值和研究價值的彩色壁畫,其中有一幅墓磚上清晰地描繪了一個男子橫抱著一把三弦琵琶。此三弦琵琶的面板上夸張地畫著兩個相背的月牙形散音孔,琴頭為方形造型,三個弦軸清晰可辨。共鳴箱形制介于阮咸(圓形)和西域五弦(棒狀)之間,接近于半梨形(見圖9)。新疆吐魯番地區阿斯塔納第336號古墓出土了一把木制的琵琶明器,年代為公元7至9世紀,從其穿弦軸的孔數判斷應為一把三弦琵琶。琴頸、琴頭與共鳴箱為兩段式結構,共鳴箱為半梨形,底部扁平,琴頭為方形結構(見圖10)。甘肅魏晉墓磚和吐魯番阿斯塔納古墓的三弦琵琶外形較為接近,琴頭造型也都為方形。兩把琵琶的出土地在地域上接壤,都曾是歷史上的絲綢之路重鎮,兩地的文化交流歷來較為頻繁。甘肅敦煌石窟和新疆克孜爾石窟壁畫中有大量相同或相似的樂器描繪,所以這兩件樂器如此相像也不足為奇。重要的是這兩把琵琶與達瑪溝三弦琵琶相比,在外形上既有明確的區別,同時在很多結構細節又極為相似。不同點是這兩把三弦琵琶的共鳴箱明顯寬于達瑪溝三弦琵琶,琴頭與琴頸為一整體,呈直線型;達瑪溝三弦琵琶琴頭稍向后傾斜,介于曲項與直項之間。相同點是琴身結構都為二段式結構(和阮咸的結構相似),通過上述不同區域琵琶外形的比對可以看出:1.達瑪溝三弦琵琶形制同中亞國家的魯特琴差別較大,應該沒有直接的傳承關系。2.達瑪溝三弦琵琶同西域早期的五弦琵琶相比,琴頭、琴頸、箱體的長度比例相似,持琴姿勢相同,區別僅是弦數的多寡,應為同類樂器。3.達瑪溝三弦琵琶與魏晉墓磚、阿斯塔納三弦琵琶的形制相比,共鳴箱明顯狹窄。達瑪溝三弦琵琶更多保留了同時期五弦的形制特征,魏晉墓磚、阿斯塔納三弦琵琶更多保留了阮咸的形制特征。4.達瑪溝三弦琵琶的形制即不同于相近時段的印度五弦和中原五弦,也不同于甘肅、吐魯番的三弦琵琶,其保留著典型的西域特征——棒狀。四、從“因時代”的需求,看達瑪溝三術的形制歸屬對于古樂器研究,出土實物比圖像、文字記載更有意義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可明確可見樂器的制作工藝,從制作工藝中又可梳理出其他資料所不能提供的重要信息。達瑪溝三弦琵琶為木質,背板、面板和覆手均由當地多見的杏木制成。音柱則為另一種木材制成,由于面積較小且有磨損,材質難以確定,但硬度明顯高于杏木。達瑪溝三弦琵琶“琴頸處有明顯斷痕,根據箱體上端的卯判斷,此處原來應有一榫與箱體連接,已斷裂丟失”。“箱體上端有一鏇制規整的卯,用于同琴頭部分的連接,卯上方還應有一扣板,已丟失。”榫、卯結構是我國傳統家具的靈魂,也是我國傳統木質工藝的精髓。我們的祖先早在河姆渡新石器時期就開始使用榫、卯結構搭建房屋,榫卯結構歷史悠久,已發展成為我國獨特的工藝創造。隨著絲綢之路的繁盛,輸入到西域的不僅僅是絲綢、茶葉、瓷器,還有中原的音樂,當然也包括樂器及其制作工藝。新疆柏孜克里克、克孜爾石窟壁畫等歷史遺跡和出土文物中有大量古代中原地區樂器的描繪,在歷史文獻中也有大量中原與西域音樂往來的記載。隨著西域與中原地區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西域地區的彈撥樂器借鑒、承襲中原傳統的制琴工藝條件已經具備。達瑪溝三弦琵琶的榫、卯結構應該就是受到了中原地區文化的影響而形成,其榫、卯結構也是兩地文化交流的有力見證。從樂器的外形上看,達瑪溝三弦琵琶保留著同古代新疆五弦琵琶一致的棒狀外形,由于榫、卯結構的存在使其琴身的整體構成為二段式結構。五弦琵琶一般從共鳴箱至琴頭(或共鳴箱至山口)為一塊整木制成,中原的阮咸類樂器從共鳴箱至琴頸處多為二段式的分體結構。從達瑪溝三弦琵琶的二段式結構上看,很有可能是受到中原地區阮咸類樂器的影響。達瑪溝三弦琵琶榫、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