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印非增長走廊計劃進展與挑戰

日本和印度位于中國東部和西部。由于與中國的歷史矛盾、領土爭端和現實競爭，中國崛起一直是一種復雜而矛盾的心理。“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和實施四年來,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與積極響應,中國國際影響力以及對國際社會的貢獻隨之加強。日印對“一帶一路”的態度逐漸從觀望轉向積極應對,兩國聯合提出的“亞非增長走廊”(AsiaAfricaGrowthCorridor,AAGC)計劃,旨在以發展為導向、以人為中心,大力宣揚國際規范與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南亞、東南亞與非洲的互聯互通,為的就是抵消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與經濟存在。有鑒于此,全面而深入了解“亞非增長走廊”計劃與實施動向,有助于正確認識和妥善應對“亞非增長走廊”計劃及其挑戰,并對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與各國發展戰略的對接具有積極意義。一、“東非增長走廊”計劃的基本內容進入21世紀之后,日印迅速走出了因印度核試驗而導致的關系低谷,伙伴關系定位不斷提升,迎來了兩國關系的蜜月期。兩國2000年建立“面向21世紀的全球合作伙伴關系”,印度2004年起取代中國成為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的最大受援國;2005年確立首腦年度互訪機制,此后兩國關系于2006、2014年分別升級為“全球戰略伙伴關系”“特殊戰略和全球伙伴關系”。應當看到,日印關系迅速升溫,主要得益于兩國之間沒有重大矛盾沖突,也緣于兩國都有對付中國崛起的戰略需求。日印在非洲的合作為兩國全球伙伴關系注入了實質性內容,也是兩國推進印太戰略的重要一環。日印早在2010年便確立了關于非洲合作的機制,此后開始探索在非洲開展經濟社會合作的可能性。2015年12月12日,安倍訪問印度期間,兩國聯合發布了“印度和日本愿景2025”,提出共同致力于建設“和平與繁榮的亞太地區與世界”,由此把印度的“東向行動政策”與日本的“擴大高質量基礎設施伙伴關系”的戰略協調起來,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以擴大印度國內及其與該地區其他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重申加強雙邊以及與其他利益攸關方協調合作的重要性。根據日印規劃,“亞非增長走廊”計劃意在通過促進亞非海上走廊建設,打造“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區域”,推動亞非經濟一體化,最終形成連接制度、經濟貿易、民生發展的亞非跨洲合作機制。從地理范圍看,“亞非增長走廊”計劃主要是促進東南亞、南亞與非洲大陸的互聯互通,著重建設連接亞非大陸的海上通道。愿景文件的起草方之一、印度外交部所屬的RIS機構負責人薩欽·查特爾維蒂(SachinChaturvedi)在接受采訪時描述了“亞非增長走廊”計劃的實施步驟:第一階段重心主要在非洲東海岸,埃塞俄比亞、索馬里、肯尼亞、烏干達、坦桑尼亞、莫桑比克、南非等七個國家可能會最先獲得支持;第二階段,科特迪瓦、加納和岡比亞將會受到更多重視。同時,西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爾和科摩羅等島嶼國家也將獲益。“亞非增長走廊”計劃主要是基于印度的“東進戰略”與日本的“俯瞰地球儀外交”,各取所長,即利用日本的資金與技術,印度在非洲的外交資源、經濟聯系與地緣紐帶,同時致力于推進非洲大陸發展的“三贏”選擇。為了推動“亞非增長走廊”建設,日本計劃投入2000億美元資金。總的說來,日印在此前各自與非洲合作的基礎上,聯合推出的“亞非增長走廊”計劃更為系統全面,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諸多領域。“亞非增長走廊”計劃改變了日印兩國在對非合作中各自為戰、資源分散的狀態,打出了組合拳,實現了兩國在非洲的優勢互補,避免了重復建設與相互競爭,也是兩國針對中國在非洲、印度洋沿岸影響力日益增強而采取的聯合應對策略。二、中國對非洲的貢獻與發展合作的現狀“亞非增長走廊”計劃一問世,國際輿論便普遍認為這是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制衡。如果從它提出的時機(“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行一個多星期后),再看看印度對“一帶一路”明確的反對態度,同時結合近年來中日政治上的對立關系,“制衡論”似乎確鑿無疑了。問題是,日印有沒有實力在非洲對中國進行制衡?目前,中國在非洲的經濟合作指標與影響力(硬實力與軟實力)遠非日印所能比,兩國難以動搖中國在非洲的實力與地位。2016年,中國對非洲貿易額1446億美元,相當于日(157億美元)印(478億美元)總和的2倍多;中國提供的基礎設施投資64億美元,同樣接近日(24億美元)印(12億美元)總和的近2倍。近幾年,中國承諾的對非援助資金規模也高于日印之和,它們稍微領先中國的可能只有人力資源培訓領域。就影響力而言,中國對非洲的貢獻獲得了非洲各國人民的廣泛認可。根據“非洲輿情調查”(Afrobarometer)項目對非洲36個國家的民調數據顯示,63%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的影響是積極的,只有15%認為是消極的,其中對中國好感度排名最靠前的幾個國家是馬里(92%),尼日爾(84%)和利比里亞(81%);56%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援助有助于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中國在基礎設施以及其他方面的投資,而影響中國形象的最主要負面因素是產品質量問題(35%);關于對本國影響最大的外部因素排名中,前殖民宗主國排第一(28%),中國排第二(23%),美國排第三(22%),印度排第六(2%),日本沒有上榜;在對各國發展模式的認可方面,排名第一的是美國(30%),中國名列第二(24%),印度名列第六(2%),日本仍然沒有上榜。第一,加劇中國與有關大國在印太地區的地緣博弈。隨著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崛起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迅速推進,印太地區的地緣重要性凸顯,大國在這一地區的博弈日趨激烈。“亞非增長走廊”計劃與“一帶一路”倡議在地理上有較大重合之處,無形中刺激了該地區的地緣競爭。“一帶一路”倡議涵蓋歐亞非三個大陸,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海陸兼顧。按照中國的規劃,“海上合作是以中國沿海經濟帶為支撐,密切與沿線國的合作,連接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經南海向西進入印度洋,銜接中巴、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共同建設中國-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藍色經濟通道;經南海向南進入太平洋,共建中國-大洋洲-南太平洋藍色經濟通道;積極推動共建經北冰洋連接歐洲的藍色經濟通道。”第二,挑起國際發展合作的規則之爭。為了扭轉與中國競爭中的硬實力劣勢,日印極力宣揚自己所謂的軟實力優勢,以遵守國際規范與質量建設標準為名,明里暗里攻擊“一帶一路”倡議是規則的“破壞者”,挑起國際發展合作中的規則與標準之爭。2015年11月,安倍政府推出了“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計劃,預計未來5年籌集2000億美元資金用于開展從亞洲到世界的基礎設施建設。第三,國際話語權的競爭。“亞非增長走廊”計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競爭還體現在國際話語權的競爭方面。日印兩國媒體緊跟政府立場,對“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非合作進行別樣解讀,不斷渲染中國投資給當地帶來債務陷阱、環境、侵害主權等問題,有意妖魔化“一帶一路”倡議。有印度學者甚至危言聳聽地把中國的做法與歐洲帝國主義的槍炮外交相提并論,認為“中國正在用主權債務讓受援國屈服,使之既失去自然資源,也失去主權”。三、非洲與中國的關系日印兩國提出“亞非增長走廊”計劃,既是為了推進“自由開放”印太戰略以及在非洲、印度洋沿岸拓展影響力,也是為了應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所帶來的戰略挑戰。日印官方以及媒體都對該計劃做了高大上的包裝,然而,華麗的辭藻掩蓋不住日印對非合作中日益顯現的諸多問題。第一,對非合作的政治化態勢。對外援助服務于國家利益本無可厚非,但日印的對非合作過多地打上了政治印跡,其中包括拉攏非洲支持兩國實現政治大國抱負、要求非洲支持兩國在涉華問題上的立場,因而將非洲裹挾進亞洲大國的博弈之中。為了拿到非洲的同情票,安倍在2016年“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峰會上稱:“偌大的非洲居然在安理會沒有永久席位”,“你們有權向國際社會提出自己的要求,非洲最遲應在2023年之前在安理會擁有一個永久席位。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是日本和非洲共同的目標。”第二,經濟利己主義的驅動。在“亞非增長走廊”愿景文件中,日印強調兩國私營部門在項目建設中的主體地位,試圖表明兩國政府在對非合作中的超脫角色,借此攻擊在非洲的中資企業是中國政府的“代言人”。實際上,從資金來源與項目建設主體看,“亞非增長走廊”計劃與“一帶一路”倡議并沒有本質區別。中國政府及國企在“一帶一路”項目建設中的確發揮了核心作用,目前在非洲的約1萬家中資企業中有90%是私營企業第三,日印對非合作還存在明顯的協調困難和效率低下問題。日印所標榜的民主體制最大的問題是效率低,而且雙方還得耗費大量精力在合作中開展雙邊協調,效率就更低了。2016年5月,一些非洲外交使節就抱怨,印度在非洲的工程進展嚴重滯后于政府的承諾,敦促印度應該實行注重成果的行動計劃。非洲是世界上最后一個尚待開發的大陸,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對中日印來說不僅僅具有地緣價值和政治意義,還有可觀的經濟利益。據估計,非洲大陸的GDP有望從2011年的2.1萬億美元增長到2020年的3.6萬億美元,市場需求預計從2008年的8600億美元增長到1.4萬億美元對非合作的反思與抗爭“亞非增長走廊”計劃是日印基于中國在印度洋沿岸、非洲日益增強的經濟存在與影響力而提出的應對策略,是兩國在無法制衡、又不愿意追隨中國倡議的情況下采取的對沖戰略。為了取得戰略優勢,日印與美澳等國聯合推進印太戰略,試圖通過凸顯軟實力來彌補硬實力的短板,強調“亞非增長走廊”計劃所遵循的是國際規則以及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標準,同時不斷制造輿論,貶損“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展開對非洲國家的全方位爭奪。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