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林群：《中華文化基因抽取與特征建模探索》，《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8卷第2期，總166期，第107-111頁。中華文化基因抽取與特征建模的探索邵培仁林群(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摘要：中華文化基因的抽取與特征的建模有助于正本清源、去蕪取精，也有助于積聚能量、有效增強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基因抽取和特征建模的基本路徑包括：利用數字化技術將文化遺產貯存保護；利用文化組學（culturomics）數據庫構建中華文化基因庫；三方印證確認核心文化基因；利用網絡技術在線傳播。關鍵詞：中華文化基因文化組學數字化數據庫一、抽取中國文化基因的難度“當一個民族的文化存在，這個民族就存在著。”喀布爾博物館大門上的題詞值得全人類銘記。文化以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形態留存，它不僅是一個民族自我認定的歷史憑證，也是這個民族得以延續，并滿懷自信走向未來的根基與力量之源。民族文化要在歷史長河中世代傳承、不斷延續，靠的就是富有生命力的、具有內在聯系的遺傳密碼和核心元素，即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靠先天遺傳和后天習得、主動或被動、自覺與不自覺置入文化系統內的最小信息單元和最小信息鏈路，主要表現為信念、習慣、價值觀等。抽取、提煉、再現并建構中華文化基因圖譜不僅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文化工程，也是提高民族文化認同、增強中華文化外向型傳播效果的重要基石。2010年11月，北京師范大學王一川、董曉萍為首席專家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發布了階段性成果“中國文化符號調查報告”。調查報告的數據是在2010調查報告的數據是在2010年11月27日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新形勢下藝術學理論建設研討暨中國文化符號調查成果報告會”上提出，2011年1月4日《濟南日報》有李雪萌之文《調查顯示孔子毛澤東等列中國文化符號前列》詳細介紹。“中國文化符號調查報告”發布以后引起了媒體與社會的關注，對探詢中國文化基因具有一定啟示意義，也引發人們對于中華文化基因的提取與建構更深層次的思考：1、候選的270項中國文化符號是通過調查人員在北師大“文學概論”、“藝術學概論”課堂上采用開放式問卷調查，收集大學生認可的中國文化符號內容，然后對這些文化符號進行調整和補充而最終確定的。那么，北師大一所高校部分師生所認可的中國文化符號具有何種程度的代表性？該方法確定的270項候選符號是否足夠全面、客觀、精確？2、此次調查的范圍為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河南大學、四川大學、新疆財經大學等24所高校，回收有效問卷1878份，受訪大學生的年齡在20-30歲之間，且人文社科專業占大多數。一般來說，當代大學生具有隱形的雙重文化人格及流體型人格，即日常文化趣味青睞流行元素，選擇文化符號時卻一致性傾向傳統文化。由此可見，單純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且僅針對一定年齡階段的特定群體，不僅無法有效排除主觀性干擾，調查結果也很難獲得學界和社會的廣泛認同。在國外，當今文化心理學領域的領袖人物之一理查德·尼斯伯特（RichardE.Nisbett）在《思維的地理學》(TheGeographyofThought:HowAsiansandWesternersThinkDifferently…andWhy,2003)中設計兩則試驗，借此探索東亞與西方思維方式的主要區別。試驗一，讓參加測試的日本東京與美國密歇根大學學生分別描述一個情景，結果顯示美國學生關注事物本身，而日本學生更關注與主要事物相關的背景；試驗二，讓兩組學生識別照片，結果顯示當照片置于與原來相同的環境中時，日本學生識別的正確率遠高于美國學生，美國學生識別的正確率則與環境不相關。理查德·尼斯伯特由此便將以中國、日本、韓國等代表的東亞思維方式歸結為relational,contextual,interdependent三個特點,即對關系、處境和相互依存的關注。轉引自轉引自方朝暉《關于東西方思維差異的兩個試驗》，《光明日報》，2010年12月27日。方朝暉將《TheGeographyofThought》譯為了《思維地圖》。理查德·尼斯伯特（RichardNisbett）設計的試驗相當巧妙，能拓展和啟示人們探索方式，但該試驗選取的樣本是否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小范圍“試調查”的結論能否以小見大，推至及對整個東亞思維方式以及文化的理解？其結論是否需要大范圍的量化數據加以驗證？毫無疑問，國內外關于中國文化內核與特征的探索與研究為解決中華文化基因圖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參考樣本。但是傳統的研究方法似乎無法超越時空的局限性與主觀因素的影響，當下調查和測試樣本或對象的文化認知與具有數千年歷史的中華文化傳統有多大程度的一致性，由此得出的結果其權威性與客觀性必然受到質疑和挑戰。中華文明是一個固有的、有傳承的、延續至今的、內涵廣闊的文化體系，中華文化基因的找尋、建構將是無比龐大、繁冗的工程；解決中華文化基因圖譜的重要性使得相關研究方法必須做到科學、精準、客觀。因此，在結合傳統研究方法的基礎上，中華文化基因的建構與傳承急需采用數字化技術以及網絡技術，結合文化組學（culturomics）為代表的前沿量化研究方法才能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視角與路徑。本研究認為，發展與繁榮中國文化需要嚴格遵循絲絲入扣的“三部曲”：1、找到可以永遠傳承和堅守的中國文化遺傳基因和核心元素；2、應該適應受眾不斷變化的心理需求和審美標準的傳播方式；3、讓傳統文化“反客為主”、煥發活力并在新技術與當下文化表達的符碼中發揮重要作用。據此，本文認為以下三個系統工程，就顯得無比重要：借鑒和運用文化組學（culturomics）的量化方法構建中華文化基因庫；利用以實證考察為基礎的民間文化、考古文化與歷史文獻（古史傳說）三者結合相互印證的方法，發掘中華文化核心DNA；構建以連續搜索-導航機制（continuoussearch-and-navigation）為基礎的“文化遺產在線”（CulturalHeritageOnline）傳播機制。如此方能達成最終愿景，即在傳播全球化的背景下，確保中國的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權；在與其它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平等對話中，保持中國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尊嚴；在與新潮文化、視頻文化的競爭中，堅守中華文化基因的純潔性和傳承性，保證中國文化繁榮興旺的生命力和恒久性。二、數字化工程——中華文化基因的保護與建構1、存貯保護——數字化工程的前提網絡社會打破了全球化擴散與本土文化保護之間的微妙平衡。為了避免民族文化遺產與傳統文化大規模毀滅，國際上很多國家和民族已經開展了一系列數字化工作：南太平洋大學中，在斐濟的學生們被鼓勵將家鄉中的傳統節慶儀式攝錄下來，然后傳送到大學中傳統文化的相關數據庫當中。在南非，UMSI由學生和學者組成的團隊廣泛收集當時記錄反對種族隔離制度運動的文字，并確保這些被邊緣化的文字能夠幸存。在加拿大，當地政府會將電視網絡資源分配給土著居民，使他們有機會與所有人共同分享他們的獨特文化……在中國，一些依靠口授和行為傳承的文化遺產正在不斷消失，許多傳統技藝瀕臨消亡，很多傳統手工藝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遭受老齡化、國際化、商業化的侵襲。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的工作也在進行。然而，利用數字技術將傳統文化存貯并保護并不是數字化工程的核心，而只是中華文化基因建構的第一步。數字化工程旨在構建中華文明的“文化組學”（Culturomics）數據庫,該數據庫將用于量化中華文化的基因。2、文化組學（Culturomics）——發掘中華文明DNA的量化工具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構成是什么？該問題的答案眾說紛紜。從儒家經典入手，中華文化基因無疑是“五倫”，即仁、義、禮、智、信或仁、智、勇、樂、雅；剖析《周易》，“關系”、“環境”、“象思維”是中華文化基因內核；考古學和民間文化研究則認為中華文明的“文明要素”就在古老的儺文化，即神農文化之中；而胡星斗認為中華文明的典型特征是相對主義，一元主義，仁性關懷，直覺中和理性。見胡星斗:《傳統中國的偏頭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3頁。見胡星斗:《傳統中國的偏頭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3頁。面對百家爭鳴的多元解說，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面臨如何取舍的困境。讓·巴普蒂斯特·米歇爾（Jean-BaptisteMichel）等學者指出，人文學科的學者常常通過閱讀少量精心挑選的著作，便期望對人類思想發展趨勢作出深邃有力的見解。但是，這種方法卻無法解釋并察覺文化深層的演化規律，研究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學者主觀理解與固有思維的“裹挾”。Jean-BaptisteMichel,etal,”QuantitativeAnalysisofCultureUsingMillionsofDigitizedBooks”Jean-BaptisteMichel,etal,”QuantitativeAnalysisofCultureUsingMillionsofDigitizedBooks”，Sciense，Vol.331（2011）.文化組學（Culturomics）解決了上述難題。“文化組學”（Culturomics）一詞由“文化”（culture）和“基因組學”（genomics）二詞合并而來，它最知名的提倡者是哈佛大學進化動力學項目組成員埃雷茲·利波曼·埃頓（ErezLiebermanAiden）與讓-巴普蒂斯特·米歇爾（Jean-BaptisteMichel）。他們加入了谷歌的一個圖書合作計劃，利用龐大的谷歌圖書數據，將這些圖書的文本轉化為單個巨大的語言模型N-GRAM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包括了1500～2008年間約520萬冊圖書，圖書單詞超過5000億字，語種主要包括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德語、中文、俄語和希伯來文。這種強大的新工具能通過獲取人類使用單詞和短語的頻率，幫助量化人類文化的演變，通過追蹤單詞使用的頻率，社會科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和數學家能觀察隨時間推移文化趨勢的出現和演變。該工具可被用來生成文化的時間軸，顯示出文化的尖峰和低谷，這與特定單詞的頻繁和少量使用是相一致的。據Patriciacohen，”In500billionwords,newwindowonculture”,theNewYorkTimes，December16，2010.目前這個BooksNgramViewer（圖書詞頻統計器）已在Googlelabs上線，其搜索的數據目前主要集中在1800-2000年。此事對文化研究的價值與意義，可參閱JOHNBOHANNON：GoogleOpensBookstoNewCulturalStudies，onDecember25,2010；而對此工具的詳細運用、嘗試，我們可具體參閱讓-巴普蒂斯特·米歇爾等人在《科學》雜志上所發表的論文：QuantitativeAnalysisofCultureUsingMillionsofDigitizedBooks，見Sciense，Vol.331（2011）.利用文化組學（Culturomics）數據庫便可以對王一川教授主持的中國文化符號調查研究進行有效地補充與完善：1、以傳統時期、現代、當代三個時間段為基準，通過文化組學（Culturomics）數據庫測量不同時間段內詞語出現頻率，以此客觀全面地確定候選的中國文化符號；2、針對當代大學生隱形的雙重文化人格及流體型人格問題，文化組學（Culturomics）數據庫著重測量當代（例如從1990-至今）所有暢銷文化產品中（出版印刷物、音像制品等）詞頻出現頻率，從中截取前100位高頻文化符號，并將其與大學生調查問卷結果進行比對印證，從而真實、全面地了解當代大學生認可并推崇的文化符號。同理，文化組學（Culturomics）數據庫可以為驗證RichardNisbett的“試調查”結論提供龐大的量化數據。方法一：測量中國現存所有書籍中與“關系”、“處境”、“相互依賴”意義相近詞語的出現頻率；方法二：測量中國現存書籍中主張“關系”、“處境”、“相互依賴”學者及其著作的詞頻數量（如孔子與儒家經典、《周易》、老子等）（這里僅提供最基本的量化思路，在具體研究中還可以根據時間段、側重角度來進行更為細致的設計）。當然，哈佛大學創建的數據庫無法直接作為發掘中華文明DNA的量化工具：首先，收錄文字大部分是拉丁語系，漢語僅有130億（共5000億）；其中英語3610億，法語450億，西班牙語450億，德語370億，俄語350億，希伯來語20億，詳見Jean-BaptisteMichel,etal,”其中英語3610億，法語450億，西班牙語450億，德語370億，俄語350億，希伯來語20億，詳見Jean-BaptisteMichel,etal,”QuantitativeAnalysisofCultureUsingMillionsofDigitizedBooks”，Sciense，Vol.331（2011）.據此，中華文明的“文化組學”（Culturomics）數據庫將借鑒上述量化研究方法，收錄以漢語為主的文化數據，涵蓋從出現最早歷史記錄的書籍，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到最近出版的書籍，包含書籍、圖像、影音、報紙、手稿等更為全面的中華文明作品，以便將大量集成的數據收集與分析應用到中華文化基因研究當中。3、絲綢之路——文化組學建構基因圖譜的科學探索前文所講的文化組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發掘中華文明DNA的量化工具，而具體的操作路徑，我們以絲綢之路多民族文化的精神寶藏為例來說明。中華文明的“文化組學”（Culturomics）數據庫對大量文獻、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原始素材進行數字化記錄、科學保真保存，學者可以提取其內在的文化基因與傳承規律，在海量龐雜、無比豐富的信息中尋找到最基本的中華文化基因，從而構建出一套具有指標價值的文化基因譜系，形成文化基因構成理論。此外，在多民族人民群眾之間互動互助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生活中，尋求共建共贏的人類文化融合模式及和諧相處的文化生態范式，從而揭示出在中國廣大的多民族聚居地區乃至邊疆地區社會發展文化繁榮的內在邏輯動因，從而分析總結歸納出一套具有參考價值的文化傳承規律或法則，形成文化基因傳承理論。在人文社會科學與信息技術、數字化手段相互融合的基本學術研究路徑上，至少要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展開：a、詞匯分析。其基本思路是通過追蹤分析在絲綢之路區域內日常生活和各類傳播文本中單詞使用的頻率，來觀察隨時間、地域、民族等多種維度不同推移演進過程中的文化現象與趨勢的出現及其后續演變。該方法可被用來生成文化發展的時間軸，顯示出文化的尖峰和低谷，這與特定單詞的頻繁和少量使用是相一致的。b、圖像分析。其基本思路是通過數字化技術分析處理在絲綢之路區域內保存的大量圖像信息資料，利用相關的數據挖掘、特征建模、人工智能、模式識別、虛擬現實等技術手段，分析圖像后面的豐富信息，同時，還可以借助動畫、影像及數字化媒體技術進行平面圖像的立體化呈現和動態演示，從而，使得較為朦朧、灰暗的歷史影像在當今時代得到一種文化的復蘇與新生，從而在一定程度獲得與當代受眾的精神接觸與心靈對話。c、音響分析。其基本思路是通過記錄保存具有典型絲綢之路多民族文化特征的音響信息，包括各種具有一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性質的說唱藝術、言語、朗誦、演講等等，盡可能多地完整保護保存鮮活的文化遺產，同時，通過文化傳播方式使之得以有效傳承和發揚光大。d、語義分析。其基本思路是通過對具有傳播價值的文學、故事、敘說、表達等內容進行語義分析，利用先進的軟件分析工具和信息處理技術，建立起能夠共享的數字化信息平臺，便于檢索分析文化遺產的真正內涵。其基本方法是用網絡交互的形式結合人工專家的判斷來共建一個系統，從而能高效而智慧地處理這筆寶貴的多民族文化遺產。三、三方印證——中華文化基因的去粗取精文化組學為構建中華文化基因庫提供了全新便捷的路徑，詞頻分析法將為中華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勢提供有力證據。然而，進化動力學項目組成員在新一期的《Science》中也指出了文化組學（Culturomics）只是一種量化工具，不是萬能的。它就像古生物的化石，其真正挑戰在于人們應當如何解釋這些證據。人類固有的思維模式使得分析框架僅僅局限于最簡明的方式：少量的分析路徑以及研究人員固有的理解與既有知識，這將使得文化基因分析含有大量的主觀性。Jean-BaptisteMichel,etalJean-BaptisteMichel,etal,”QuantitativeAnalysisofCultureUsingMillionsofDigitizedBooks”，Sciense，Vol.331（2011）.在海量龐雜、無比豐富的信息中尋找到最基本的中華文化基因，從而構建出一套具有指標價值的文化基因譜系，單純倚重文化組學（Culturomics）是不夠的，以實證考察為基礎的民間文化、考古文化與歷史文獻古史傳說三者結合相互印證的方法，才能進入到中國本原文化與本原哲學的深層領域。對于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考古學家主要是通過出土文物與文化遺址的發掘和考察，歷史學家主要是通過歷史文獻的文字記載。但是考古文物不會說話，歷史文獻古史傳說眾說紛紜難辯真偽，何況即不見諸考古發掘，又不見諸歷史文獻，就完全成為空白懸案。然而由于長期的交通封閉和文化封閉的地域，在民間文化社會生活之中，仍然無孔不入的保存下來極其豐富而完整的原生態的中國本原文化與本原哲學的歷史文化活化石，在中國廣大農村形成無數星羅棋布的地域性的中國本原文化活化石博物館。靳之林在《中國民間美術》引言中指出，地下出土的考古文化死文物不會說話，地上活著的民間文化活文物為它作出了令人嘆服的解釋。靳之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靳之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國民間美術〉引言》，http://www.pp6.cc/neiye_yspl.php?id=6207，2010年7月16日。目前不僅文化組學（Culturomics）數據庫技術可以將古詩文獻轉換為數據形式存貯研究，利用網絡為基礎的信息系統同樣可以來保存、處理、使用考古遺址數據。例如éliseMeyer等學者針對位于Luxembourg的Vianden城堡構建了一個快速、高效、靈活的數據分析的信息系統，該系統既包含考古遺址的文字圖片信息，也包括GIS系統收集的地理信息，并以2D或3D的形式將考古遺址呈現出來。隨著數字化工程的不斷擴展，民間文化活文化也將以圖片、影像的數字化形式存貯到數據庫。屆時，民間文化、考古發現和古史文獻的相互印證將更加方便快捷。利用這個優勢，中華文化可以形成一個獨立于世界的、以民間文化實證考察為基礎的民俗民藝與考古發掘和古史文獻三者結合、相互印證的立體研究方法，研究中國本原文化發生發展的軌跡，研究中國的民族文化基因。四、“文化遺產DNA在線”——中華文明基因的高效傳播構建理論及探索研究分析的最終目的，還是要使之結合新時代的需求不斷傳承，廣泛傳播，發揚光大。文化遺產的傳承傳播方法與應用范圍有：報紙雜志、圖書出版、電視電影等傳統媒介的傳播，也有3D動畫、網絡游戲、體驗交互（如體驗式旅游）、虛擬現實等數字化傳播方式，可以幫助當代人更好地了解歷史、傳承文化，幫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深厚歷史與文化淵源。針對上述數字化工程，“文化遺產DNA在線”（CulturalHeritageDNAOnline）傳播工程應重點建設。有關有關“文化遺產DNA在線”這個傳播工程的理論研究和具體實踐，日本多年來的進展令人矚目，日本國立情報研究所的NorikoKando教授、JunAdachi教授在理論指導研究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他們合寫的CulturalHeritageOnline:InformationAccessacrossHeterogeneousCulturalHeritageinJapan等諸篇論文，對我們的啟發不少；而更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日本在“文化遺產DNA在線”的具體實踐方面，也有不少具體的行動，如日本文化遺產在線網站http://bunka.nii.ac.jp/Index.do，能按照時代、文化門類、地域來查詢種種有關文化遺產的情況。“文化遺產DNA在線”（CulturalHeritageDNAOnline）涉及的核心是通過內容為基礎和結構為基礎的數據讀取形成一個連續搜索-導航機制（continuoussearch-and-navigation）。結構為基礎的數據讀取將主要以元數據和社區導向存在（metadataandcommunity-orientedontology）為主要成分。內容為基礎的數據則以搜索引擎為主。該系統用以鼓勵和協調不同社區（community）針對中華文化基因創造與運用的討論。“文化遺產DNA在線”（CulturalHeritageDNAOnline）將跨越地理限制，提高傳統文化教育與研究應用的機會，提高中華文明基因的利用率與接近性；將針對不同用戶群體和使用目的提供不同版本；使文化遺產從地域的限制中獨立出來，更易保護；更加有利于中文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結合、對比與修復，加強不同文化體之間的相互理解。五、問題與思考國學大師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寫道，“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李鐘湘：《西南聯大始末記》，見鐘叔和、朱純編《過去的大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201頁。此碑文馮友蘭曾在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合大學最后一屆結業典禮上宣讀。中華文明成為世界幾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其古史典籍、圖片資料可謂卷帙浩繁，“文化組學”（Culturomics）數據庫建設必將異常艱難；中國漢字歷經古文、篆書、隸書、楷書等四個階段的演變過程，部分古籍掃描之后需要相應的翻譯工作才能發揮效用；“文化遺產DNA在線”（CulturalHeritageDNAOnline）應該包含中國所有博物館、圖書館的全部收藏，還是挑選過后“好的”、“價值連城的”李鐘湘：《西南聯大始末記》，見鐘叔和、朱純編《過去的大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201頁。此碑文馮友蘭曾在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合大學最后一屆結業典禮上宣讀。目前美國學者已經開始基于GOOGLE圖書進行文化基因圖譜研究，建構中華文化基因工程也愈加迫切。將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書籍資料進行數字化存貯是中華文化基因庫建構的基礎，也是保障中華文明得以傳承的前提；在此基礎上，構建中國特色的文化組學數據庫，為今后中華文化基因的確認與研究提供強大科學的量化工具；利用以實證考察為基礎的民間文化、考古文化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