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孺先生與中國中古史研究——以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例

唐長孺先生平生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和宋遼金元史，成就卓著，并于古籍整理和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與研究等領域做出了杰出貢獻，飲譽海內外學林。唐長孺先生在所治范圍內，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并取得學術界公認的業績。僅就魏晉隋唐史研究而言，舉凡此期之社會經濟、政治、兵制、民族、宗教和學術文化等論題，皆有精深研究，歷所發凡，極大地推動了20世紀中國中古史研究的發展，并在研究中提出新的課題，給后學以重要啟迪。有關唐長孺先生在相關領域的學術貢獻及其治學特點，史學界已從不同側面多有論述①。今僅以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例，參據諸學人的評述，就唐長孺先生在20世紀背景下的學術貢獻及治學特點略述一二。一如所周知，唐長孺先生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實踐中，社會經濟史始終是他所關注的重要領域之一。在他早年所撰《國史大綱》(含《中國中古史大綱》、《中國中古史大綱補編》、《中國近古史大綱》)中，社會經濟史內容即占有一定的比重②。自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后，這一領域更是唐長孺先生長期探討的中心課題。以下對此略加追述。1954年，唐長孺先生發表著名的《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占領》一文，對屯、邸、別墅或田園的性質、南朝的山澤占領制度以及北來高門以屯、邸、別墅之名擴大土地占有之情狀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就屯、邸、別墅的勞動力來源問題予以考察，對南朝大土地演變的特點及山林開發乃至江南農業的發展問題得出了一系列深刻結論。1955年，唐長孺先生所撰《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出版，內中所收《西晉田制試釋》、《魏晉戶調式及其演變》等相關社會經濟史論文，至今仍被史學界視為研究魏晉南朝土地制度、賦役制度的經典性篇章。而后，唐先生又相繼發表《均田制度的產生及其破壞》、《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等論著，對江南大土地所有制、北魏至唐代前期之均田制進行了通盤性的研究。1959年，唐撰著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收錄相關社會經濟史名篇《西晉戶調式的意義》、《北魏均田制中的幾個問題》、《魏、晉至唐官府作場及官府工程的工匠》(以下略稱《工匠》)等論文，分別論證了西晉戶調式的實質及其意義，亦即在土地和勞動者“客”的占有上，大土地所有制與國家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及其聯系；均田制之實施年限、太和十年租調制度之輕重、北魏均田令中桑果田之含義問題；魏晉至唐官府手工業工匠身份之演變問題等，進一步在相關論題上將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史研究引向深入。1961年，唐長孺先生發表《關于武則天統治末年的浮逃戶》一文，參據史籍記載及吐魯番文書殘簡與敦煌所出長安三年典陰永牒，論證了武則天統治末年的逃戶問題及官府對逃戶處置政策的變化，指出唐玄宗開元九年的“括戶”之舉乃是武則天長安三年括浮逃戶的繼續和發展。唐長孺先生曾于1962年10月至11月間，應邀為中共中央黨校學員講授“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并發表多次學術演講。其中，以《三至九世紀直接勞動者地位的變化》為題，對3—9世紀長達七百年間直接勞動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演變進行了高度概括，分別以“魏晉南北朝時期”和“隋唐時期”對之進行了扼要的分析及論述。第一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分別討論了幾種直接生產者：(1)封建依附者；(2)國家編戶；(3)工匠；(4)少數雇傭；(5)奴婢。所論主要側重于農業領域內直接勞動者身份的變化。第二部分“隋唐時期”，則著重從租佃契約關系、納資代役等方面論述了勞動者人身依附關系的變化。這一長篇報告表明唐長孺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對中古時期各類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業已形成較完整的看法。20世紀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唐長孺先生受命主持點?！抖氖贰分氨背氖贰保⒅鞒中鲁鐾卖敺臅恼砉ぷ?。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唐先生以驚人的毅力，挨過了所在高校“左”的政治沖擊和視網膜脫落的巨大痛苦，不僅出色地完成了“北朝四史”的點校任務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工作，而且仍然不倦地思考中國中古史的若干重大學術論題。1980年之后，相繼撰述出版《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山居存稿》等著作，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一、二編等。其中所收《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頌所見的課田與莊田》、《唐貞觀十四年手實中的受田制度和丁中問題》、《唐西州諸鄉戶口賬試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客和部曲》、《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絲織手工業技術在西域各地的傳播》、《唐代的客戶》、《唐代色役管見》等，并屬有關晉唐社會經濟史研究之名篇。唐長孺先生晚年所撰《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集中體現了他長期對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理論思考，其中的《緒論——漢代社會結構》、第一篇之第一章《社會經濟的變化》、第二篇之第一章《南北社會經濟結構差異》、第三篇之第一章《社會經濟的變化》等論述，將中古社會經濟史許多重大論題的探析推向新的高度。不僅如此，唐長孺先生所撰之其他領域的論文，亦與社會經濟問題密切相關。如《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路交通》、《讀隋書札記》、《敦煌所出郡縣尉判集中所見的唐代防丁》等，內中或關涉孫吳至東晉南朝人民之避役、山林墾辟問題，或論及北魏牧戶和授田制度下的農民，或論及隸戶、雜戶之階級關系，或述及隋初戶口、關中土地狀況及“大索貌閱”之時限問題，或考“防丁”之來源及“親鄰資助”問題，或對南北交通之問題予以考訂。在論述民族問題和士族問題的多篇專論中，亦對社會經濟因素多所論列，如《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所論“人口的掠奪與占有”、“固有封建勢力之保存及其發展”；又如《南朝寒人的興起》、《士人蔭族特權和士族隊伍的擴大》諸篇對南朝商人、城市商業、國家土地所有制與私人大土地所有制問題的論述以及士族蔭客、免役等內容的討論，對于此期之社會經濟史研究亦甚具啟發意義。以上所列相關篇章，可以概見唐長孺先生對中國中古社會經濟諸論題不懈的思考和探索，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表明這一領域在唐長孺先生的學術實踐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二唐長孺先生對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體現出多方面特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在許多論題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其研究特色正如姜伯勤教授所言：“唐先生研究的多是3至9世紀歷史中的大問題，但卻往往是從實在處入手，從細微處入手。唐先生從大的時代、社會、階級和等級的變遷著眼，但卻從典制的辨證、文獻的考核、新史料的發掘等處入手，由此達到歷史與邏輯的統一。”[1](p96)這一概括對于理解唐先生的中古社會經濟史研究也是十分適當的，今謹在此揭示下略加申言。其一，在揭示歷史真實的基礎上，進而探尋相關社會經濟現象的演變趨向。唐長孺先生有關中古社會經濟史的探討，當然一部分是屬于經濟制度的論考，如土地制度、賦稅制度等。其中論曹魏屯田制度、西晉之占田、課田制；東晉南朝之土地制度特別是大土地所有制問題；北魏至唐前期的均田制問題等，所獲得的結論至今仍被廣泛征引。而有關賦役制度的考訂和論斷，至今仍是不刊之論，如關于西晉戶調制(包括戶調制的起源、戶調與戶貲的關系、南朝的布與調、南朝的折變)之問題、晉唐間之官府工匠問題、唐代之色役問題(雜職掌、雜任與色役；雜徭、正役與色役；兩稅法施行后的色役、色役與差科的關系)等。更重要的是，他對相關經濟、賦役制度的研究，均以發展和變化的眼光予以考察，將之置于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揭示其時代特征及演變趨勢。因此，所獲得的結論較之以往的研究要深刻得多。其二，唐先生特別重視社會經濟結構中直接勞動者身份的演變問題。其中，關于農業領域內直接勞動者身份的變化，以“客”為線索，詳盡地討論了漢唐間封建依附關系的發展歷程。對不同歷史時期“客”的升降變化條分縷析，從漢代的“賓客”、“奴客”，魏晉南朝的“佃客”、“部曲”，北朝的“蔭戶”以至隋代的“浮客”、唐代的“客戶”(包括浮客與括客、地方官掌握的客戶名籍、兩稅法施行后的土產與客戶、兩稅法施行后地主田園上的直接勞動者)等身份地位，其與國家的關系，與大土地所有者的關系等，皆詳加論證，予以深刻詮釋，從而在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諸方面充分地揭示出魏晉時期社會性質的變化以及中古社會形態演變的階段性特征。唐長孺先生關于手工業領域內勞動者身份問題的探討也是如此。在《工匠》這一名篇中，他深入考察了魏晉時期的“百工”、北朝的“伎作戶”、南朝的“番役制度”以及南朝至唐代“從番役到納資代役”的變化，“和雇與和市”問題等，對3—9世紀官府作場與官府工程直接勞動者的身份及其演變進行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細而深刻的解說。唐先生還對六朝至唐初的奴婢問題有所論述，特別是對于吐魯番所出唐西州諸鄉戶口賬中所見的私家奴婢、部曲在諸鄉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奴婢、部曲數量的彼此升降及其用于生產的某些跡象，從歷史發展的傾向上令人信服地指出，作為一種落后的社會形態的殘余，在西州同樣沒有生命力。唐長孺先生于數十年間對于漢唐間勞動者身份特別是封建依附者身份地位及其變化的不懈探討及其所獲得的一系列深刻結論，為史學界準確把握中國中古社會歷史的特質提供了堅實的基石。其三，唐長孺先生還十分重視不同區域內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如前舉《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一書及《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占領》諸篇專論，不僅深入討論了六朝時期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土地占有的形式以及田園別墅內部的勞動編制形式和剝削方式等問題，而且探討了江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在“山澤占領”過程中的山澤墾辟及移民問題，為以后史學界進一步討論六朝江南之開發指明了路徑。唐長孺先生曾指出：“從東漢以來，在土地制度上的歷史趨向是封建大土地的發展和鞏固。南北同樣都朝著大土地所有制方向發展，但是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南北所走的道路不盡相同。大致上南方的大土地所有制幾乎是直線上升而北方卻經過一條迂回的道路?！?p1)并在50年代中期的論著中簡要分析了導致南北差異的若干原因。而在他晚年所撰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復進一步從南北戶口、南北土地制度、南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等方面，就南北方社會經濟結構展開了多視角的比較，進一步揭示出南北歷史發展的差異及其主要因素。在論述唐代的變化特別是社會經濟的變化包括南北人口分布、土地制度、賦役制度、商品經濟與商稅、經濟重心之轉移等論題上，亦對南北差異以及“南朝化傾向”多所論列，從而在理論與方法上為區域經濟和比較研究提供了范例。其四，唐長孺先生不僅在整體上對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形態有獨到的理解，對經濟制度和區域經濟有精深的研究與思考，同時對部門經濟和籍賬問題等亦有許多創見。如關于官私手工業問題，關于絲織手工業技術及其在西域各地的傳播問題，關于魏晉至唐城市商業、“和市”(包括“宮市”)、“商稅”問題等，多發前人之所未發。而運用吐魯番所出唐西州諸鄉戶口賬殘卷，對其賬式、性質和登錄內容的深入分析以及將這批戶口賬與敦煌所出西魏大統十三年計賬、日本計賬延喜大賬式及阿波國計賬的比較考察，則將唐代籍賬制度以及課輸諸問題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其五，唐長孺先生研究中古社會經濟問題，通常上溯其淵源，下探其流變。通過長時段的考察，探尋此期經濟社會變化的脈絡及其特質。如有關于魏晉戶調制及其演變、西晉戶調式的意義、魏晉至唐之工匠、魏晉南北朝的客和部曲、唐代的客戶和色役諸篇均是。有的篇章或上溯兩漢以至戰國時代；有的則下推至兩宋時期，體現出極為淵博的學識和廣闊的歷史視野。其六，唐長孺先生研究中國中古史，特別注意各種歷史現象之間的有機聯系。如研究私家田園的發展，始終與直接勞動者的身份及國家政權的干預聯起來考察；討論士族問題，則密切關注其蔭客、免役之特權；研究兵制問題，則旁及戶籍制度、色役制和部曲、奴婢等相關社會經濟之內容。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入一點而帶動一片，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并開掘出許多新課題?？傊?，唐長孺先生在中古社會經濟史領域內所取得的業績及研究特色是多方面的，對這些特色進行總結，對這些研究成果加以消化和繼承，對于中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三唐長孺先生何以在中古史包括社會經濟史領域取得如此超越前人的成就?他在中古社會經濟史諸領域內的學術實踐究竟給今人以哪些啟發?作為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課題之一，很值得進一步思考。有學者業已指出，唐長孺先生學術成就的獲得在于他對“義寧之學”的心儀和繼承；或認為“正是歷史唯物論理路與義寧史法的結合，成就了唐長孺先生的史學”(p23)也有人認為，唐長孺先生“于中國史學所作的巨大成就，主要是自我摸索，因緣際會的結果。”這些意見當然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在過去的論稿中也曾對唐長孺先生早年未刊稿所體現出的治學理路和特點有所概括。大致歸納為：(1)嚴謹踏實，一絲不茍；(2)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3)實證研究與理論探討高度統一。我想，這些概括對于理解唐長孺先生50年代以來的學術實踐仍然是適用的。這里再強調或重申幾點：一是唐長孺先生對中國中古社會經濟史諸論題的深刻揭示是基于對史料和基本史實詳加辨析和深入思考的基礎上獲得的。注重對史料的充分占有和使用，注意新資料的挖掘和運用，對相關資料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洞悉史實之間的因果聯系等，是唐先生治學的重要特點之一。這一特點既包含了中國傳統“實證”史學的優秀成分，又使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示出無窮的學術魅力。二是上承前代之余緒，下開一世之新風。如所周知，在唐長孺先生的學術道路上，對他影響最大的前輩學人主要是呂思勉、李劍農、陳寅恪三位先生。三位先生的治學方法和治學范圍各有特點。唐長孺先生得以博采眾家之長，充分繼承前輩學人的研究理路和方法，既踵事增華，復獨辟新徑，在中古史領域內縱橫馳騁，故得以不斷發現新的問題，開辟新的領域，并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這些在中古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體現得尤為突出。三是在實證研究與理論探討、微觀研究與宏觀考察的結合上，在歷史與邏輯之統一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前揭唐長孺先生有關中古社會經濟史之論稿大都體現出這一特色。我贊成學術界的某些概括：“史家揭示歷史真相與歷史真理的深度，決定于他的史識”；“現代史家的史識，不僅須建基于歷史資料的熟諳，而且須源自于宏觀的理論素養?！?p22)唐長孺先生在中古社會經濟史領域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體現的卓識，與他深厚的理論素養是密切相關的。張廣達教授有言：“唐長孺先生先生一生潛心文史，學植深厚，晚年完成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的許多篇章將中國中古史的歷史詮釋和綜合研究推向新階段，他的卓越成就也在于他重視理論?！?P10)這一見解是深刻的?？梢哉f，唐長孺先生的多種論著在揭示歷史真相的深度上，在對相關重大歷史問題的詮釋上，使吾人體悟到巨大的邏輯力量。這與他對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熟諳是分不開的，更主要的是，他能夠真正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精髓，結合中國歷史的實際和史料的特點，將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自覺地運用于具體問題的分析及闡釋。這與那些“大師”對外來理論削足適履硬套中國歷史的研究理路或對經典著作的某些文句“貼標簽”、“以論代史”的學風判然有別。以上所言三端，旨在說明唐長孺先生成為一代史學大家絕非偶然，也不單純是“因緣際會的結果”，而是與他深厚的學養，優良的學風，既踵事增華，復獨辟新徑，高度重視理論而從實在處人手以及對學術真理不懈探求的精神相關聯的。《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唐長孺先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包括中古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業績從一定意義上不妨說代表了20世紀中古史研究所達到的高度，而他的學術理路和研究方法并可視為20世紀中國史學的優秀遺產之一，均值得吾人珍視和繼承。附帶指出的是，唐長孺先生對中古社會經濟問題的某些認識特別是對土地所有制性質及其地位的理解曾有所變化。變化的時間大致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前述唐長孺先生1962年于中共中央黨校所作《關于士族門閥制度》之演講中，即已提到：“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門閥制度的形成及其衰落》，現在對這篇文章的某些看法作了修正，如關于門閥制度和國家土地所有制有密切聯系的看法已放棄?！?P182)唐長孺先生放棄這一觀點的具體時間尚待考訂。據烏廷玉所寫的一篇報道，1962年唐長孺先生在吉林大學所作的學術報告中，對自己過去在門閥問題上的某些意見有所更正。該報道稱：“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唐長孺先生最近在吉林大學講學。他在談到魏晉以后‘門閥制度的興衰’時提出，門閥制度和國家土地所有制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從而修正了他過去曾經把二者聯系起來的看法?！碧崎L孺先生發表《門閥制度的形成及其衰落》一文是1959年，故可推測唐長孺先生這一認識的變化應在1959—1962年之間。亦可以判斷這是唐長孺先生在對門閥制度和土地制度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新結論。這一事例從另一個側面體現出，唐長孺先生在學術真理的探求上永不止步，并勇于修正自己學術觀點的大家風范。————————①參見張弓《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的“亞洲型”特征——讀唐長孺先生師論著筆記》(載《中國中古史論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姜伯勤《尋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試論唐長孺先生先生的史學風格》、胡寶國《讀唐長孺先生先生論著的點滴體會》、朱雷《唐長孺先生師與敦煌文書的整理》、陳國燦《漫卷簾衣延草色欲回春氣人書叢——對唐長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