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陽明心學對儒學理論形態的轉型及其啟示內容提要宋明時期儒學理論形態從程朱理學向陽明心學的轉抽象的未來的整體的利益向具體的現實的日常的利益轉型；要從“崇尚先進”的圣賢路徑向“凡圣平等”的世俗路徑轉型。關鍵詞儒學文化陽明心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導路徑轉型在當前我國社會轉型期，人們的思想、文化面貌趨于多樣化，我201031010“主流價值觀邊緣化”成了“未來嚴峻”的問題之一。從中華民族古往今來的文化傳統中可見，能使中華民族具有強大凝聚力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念，既不是依賴宗教信仰的形式來造就的，也不是通過法制或契約的形式來推行的，主要還是通過道德教化的途徑來貫徹的，即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我們也還需要以這樣的途徑為主來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導力。一、宋明時期儒學道德教化路徑從朱學向王學的轉型及對我們的啟示自漢代“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直至清亡的二千余年中，儒家思想在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領域長期處于正統的地位。從儒學文化在二千余年主導中華文化的考察中可見，在不同的歷史社會背景下，道德教化(即核心價值觀的社會認同)的有效路徑是需要隨時調整的，尤其是宋明時期儒學理論形態從程朱理學向陽明心學的轉型，對于我們今天如何提升核心價值觀的主導力具有借鑒意義。從文化的終極意義上說，關注“現世政治道德哲學區別于其他宗教文化的根本標志仰而起到統率人心的作用。適合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人們個體自我意識強化的狀況下重建儒家倫理道德權威的歷史要求。凌駕于人世、萬物之上，決定著人們與事物的命運。但是這個“天理”是脫離世俗的抽象的圣賢境界，人們必須通過“存天理、滅人種人生哲學在追索“人之為人”這個終極問題時，不是為了讓人自己來主宰生動活潑的現實世界，而只是為了讓人來體驗千真萬確的“天理”世界，那么即使這種理論構建得十分的精致完備，也同樣不能融入心而被人們所信仰，因此同樣不管用。明初統治者雖然標榜“理學開國陽明以心學來批判朱學以后社會的主導地位。所以，在明代就有人稱贊王陽明說朱理學的理論“革命”來實現的：成賢的終極根據，從天上搬到了個人的心中。“理”是宋明理學的最高范疇，是世界所有事物的最終根據，人們只要按理辦事做人，就能“內圣外王”。那么人的主體精神如何他們將人的道德境界，分為“道心”與“人心”兩個層次，認為只只有這樣才能南。在王陽明看來，程朱提倡“理”是人世道德之源泉，社會秩序之根柢，這沒有錯。但為什么在實際中許多人總是口是心非，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社會反而因宣揚“天理”而墮落呢?他認為原因不是因為“理”的不正當，而是由于“人心”的不正當。而造成人心不正的這種局面“皆由學術誤人之故”，問題出在朱子之學將理高置于人心之上造成人心與天理隔若天壤，使天理不能落實在人們的日常行為和社會風化中。己主觀意識指導下的主觀見諸于客觀的活動意義上說，有其合理“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學向致良知的內修路徑。于人而言的，也可以說是由人這一主體賦予的。他舉例說，深ft意義只有在與人發生的聯系中才得到展示。所以王陽明說理在心中，不在物中，因此不必向心外格物窮理。王陽明自稱，他的“致知”說，是“內外合一”之學不但要去創造和豐富自己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且進一步通過自我的活動而賦予對象世界以意義，從而艘終構建起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意義世界。因而，在王陽明這里，道德教化與修養不再是主體被當地接受外在規范的過程，而是一個通過主體本身內在要求與外部影響交互作用，以實現自我道德小質充分發展的過程，是使社會的理想融合于主體意識，并轉化為人格內在要素的過程。我心中雖然，王陽明的這種“從心求理”的道德修養論帶有先驗主義的色彩，但其關于主體自身與道德規范關系的理論中所體現出來的對道德主體性的彰顯，無疑包含著一定的真理性。它啟示我們，今天我們強調學習理論、重視以馬克思主義來武裝思想，從根本上說并非是為了維護某種理論的權威性，也不是為了維護某種統治，而是為了使人們能更好地發揮自己把握世界實現自我的能力。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說對于馬克思主義達到了“真學、真懂、真信、真用”的境界。人們追求崇高的人生之樂，從遵循絕對真理的苦修苦煉轉向從“七情之樂”中尋找“心之本真”。終結果要么是驅人以奴性為美德、要么是讓人以虛偽為能事，是不可能真正引導人走向善的道德境界的。與程朱不同，王陽明在肯定心以理為本的同時，還以身說心，認為心之所以具有主宰性，是與人能感覺世界的感性能力緊密相聯的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得與此緊密相聯的還有一個在道德修煉中體驗人生之樂的問題。理主要是指精神的愉悅。王陽明也將樂規定為心之本體，但他始終以又不能將本體之樂與七情之樂混而為一，必須反回到真樂，實現對于感性之樂的自我超越，在這種超越中，凈化聲、色等感性之樂，以及“本體之樂”與“七情之樂”關系的理論，對于當下人們也是適用的，它可以為我們“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培養高尚道德心的他律論，也有別于陸象ft“的完整的道德內化過程。在儒學的理論形態上實現了根本性的變統理學中“道心”與“人心了正統理學所不具備的功能。二、借鑒陽明心學道德內化論看當代中國社會核心價值觀主導路徑的轉型所謂價值觀是人們以自身主體的需要為標準，對自身之外的事物價值觀念體系是社會文化的核心，而信仰則是價值觀念體系的核心。信仰作為價值觀念系統的核心，是對世界和人生“應當”怎樣的設問、追求與回答，即所謂的終極追求。我們說提升社會核心價值觀的主導力，說到底，就是信仰重建的問題，即要使人們將社會改革開放推動的當代中國社會的轉型是“經濟一政治一文化一社會”整個社會結構模式的轉型和進步，因此必然要求人們核心價值體系的更新，從而在信仰問題上作新的審視。信仰重建是當代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社會轉型的最高精神訴求。而當代中國人信仰重建的實質是對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的理想目標在實際生活中實現狀態的再認識和修行踐履，是對中國文化傳統和人類文明的再認識，是貫徹落實當代中國“以人為本”社會核心價值觀在實踐層面上的必然要求。一般說來，人們的價值觀表現為社會價值觀與個人價值觀兩個方面。個體價值觀是個人對周圍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社會價值觀是人們以群體和他人為中心的價值觀，它既是對各種客觀存在的經濟社會政治結構和發展狀況的反映，也是對人們理想中的個人發展目標和社會關系狀況的期盼。一方面，人們的個體價值觀受社會價值觀的規范和制約；另一方面，社會價值觀只有通過轉化為個體價值觀才能起到引領和調控社會的作用。一個具有社會感召力的社會整體價值觀，一定是一個能夠有效融入人的個體心靈的價值觀。所以，如何讓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通過觀念內化，轉化為個人價值觀，這是當前信仰重建的關鍵所在，也是提升核心價值觀主導力的根本所在。一個社會人們的個體價值觀念與社會主流價值觀趨向一致是一的：首先，是由于新中國成立以來，視“一大二公”為社會的先進體制，所以特別強調整體利益、整體價值的社會，而且個體對社會道德的踐行主要是籠罩于政治訴求的途徑實現的，致使這種社會價值觀使人感到它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政治道德教條，與個體日常生活形成了某種對峙。其次，計劃經濟時代是社會群體本位時期，個體沉沒在社會整體利益的汪洋大海之中，很難有表現機會；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和政治民主體制的不斷推進和完善，人們的主體自覺性越來越得以煥發，人們從自身個體需要出發，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尋求著利益的最大值。這樣，當下人們現實的個體價值觀已經不是傳統社會道德觀念的直接轉化，而是個體力圖實現個人主體價值的良心自足。其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發展與道德規范的多樣化成為客觀現實，可是社會整體的道德規范體系的變革創新嚴重不足，社會道德的價值評價重心并沒有及時向個體日常生活下放，導致了社會整體道德規范體系構建的相對滯后，造成社會整體道德評價標準與真實的個人利益的分離，從而使人們形成了價值評價的雙重標準，即對他人或在正式場合往往采用傳統的社會價值的評價標準，對自己或在私下場合往往采用現實的個體價值評價標準——即良心自認的個體道德評價標準。以上這些說明，隨著社會的轉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也需要相應轉型，從而使社會主流價值觀與個體價值觀走向一致。在當前社會轉型的新形勢下，人們之所以會感到社會主流價值觀被邊緣化，對其有缺少現實關懷的感覺，主要是由于在社會轉型期，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無論是在其基本評判體系的構建上、還是其向個體價值觀念的轉移上，沒有實現相應的全面轉型。需要首先肯定的是，對于當代中國社會必須堅持的核心價值觀，80的新論斷，可以說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社會主義價值觀向中國特色社提升社會核心價值觀的主導作用的問題，其實質就是社會核心價值觀能不能很好地融入廣大社會成員的個體價值觀，從而指導人生信仰的問題。由此看來，實現在社會核心價值觀指引下的社會道德內化路徑的轉型，是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全社會思想文化領域主導力的關鍵所在。當前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對于社會思潮的引領作用之所以弱化，主要問題在于它不能很好地通過道德內化路徑，使核心價值觀有效地向全社會成員個體觀念的轉移。那么，如何才能實現有效的轉型，提升核心價值觀社會主導力呢?借鑒陽明心學的思想成果，提出如下幾點看法：第一，以王陽明的“心理合一”為境界，在人們如何增強核心價值觀認知能力的問題上，從以往依靠單向灌輸的方式向提高認識水平與激發主體自覺雙向互動的方式轉型。所謂王陽明的“心理合一”境界，就是使每個人的“心”與統治者所認定的“理”相一致，其實，這是任何一個社會的統治者都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對此，宋明時期形成了兩條不同的路線，程朱主張通過圣人的教化讓人們“以理化心強調人們從自己心上來體認天理，要人們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時時“當年程朱與陽明關于如何讓人們認同主流價值觀的問題，也成為當代社會所面對的重要問題。在當代社會仍然存在著如何增強人們對于核心價值觀認知的問題。計劃經濟時代，是一個群體為本位社會，由于個體對社會道德的踐行，主要是通過政治要求而實現的，不認可與社會整體規范有差異的個體行為，所以，這時的個體價值取向幾乎就是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直接執行。為了提高人們對于主流價值觀的認同水平，我們黨依據列寧關于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成為革命者，必須給他們灌輸馬克思主義的論斷，但我們在應用的過程中則把列寧針對實際情況進行灌輸的內核拋棄了，不分個性的注入式的理論灌輸一度被視為人們接受主流價值觀的必要的和科學的途徑。這種灌輸式的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不是出于為了啟迪人的心智，而是為了“輿論一律道德的主體自覺。關于解放人的主體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學說中的非常重不容否認，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是不能缺少道德教育和思想引導的，但真正合乎人性的文化教育是為了提升和激發人的主體自覺性和自由發展的創造性。具有強烈主體意識的個體，在其人生價值觀確立、發展的過程中，始終處于主動選擇、評價、攝取的地位。只有當人成為獨立自由的個體時，他生命中潛在的創造力才得以充分展開，才能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積極努力奮發向上；才能勇于踐行自己認定的道德標準，才能不斷走向道德的自我完善。任何“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都必須具有強烈主體意識的具體的個人化理人心、成為個人的主觀意識才能在實踐發揮作用。尤其在歷史的大變革時期，當舊的社會道德觀念已經失效、新的社會道德評價體系尚未建立，在價值觀念的動蕩不居之時，往往是作為每個人內心的“道德法庭”堅守住社會道德的底線，從而實現對個體行為的現實調控。其維持底線的基本準則，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人們通過去私欲來除“心中賊的基礎上凝結而成的。事實上，道德創新不是自上而下的抽象道德條目的增刪更改，而是日常生活中個體道德突破的良性積累。任何一個社會新道德和新社會價值觀的出現和發展，總是首先通過在個體意識(即“良知”)及實踐中的新覺醒(即“致良知”)，進而突破傳統的社會觀念，不斷向其他個體擴展，最后成為普遍認同的社會道德和社會觀念的。第二，以王陽明的“物我合一”為境界，在人們如何接受核心價值觀規范作用的問題上，從以往崇尚大公無私的圣賢標準向服務社會與完善自我兩者并重的標準轉型。所謂王陽明的“物我合一”境界，就是主流價值觀的內化與人格的自我完善相一致的境界。或者說，人們對于主流價值觀的接受與修養過程，不應是主體被動地服從外在規范的過程，而是一個通過激發主體才能與外部需求的交互作用，從而實現自我道德本質充分發展的過程，是使社會的理想融合于主體意識，并轉化為人格內在品質的過程。對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流價值評判標準來統率人心的問題上，宋明時期程朱的要求是“存天理、滅人欲”，成為一個大公無私的人。這個標準曾經也是我們傳統的社會主義道德觀念所大力倡導的。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道德教育過分強調利他主義的原則，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公而忘私等這些屬于圣人境界的道德規范，作為全體人民都應當普遍遵循的道德準則，將人們維護自己個人利益的權益也剝奪了。這不是說這些道德規范不應當提倡，而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更需要的是對人之為人的基本道德底線的強調和遵守。這就使我們的道德教育過于空泛，落不到實處。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過程中個體價值的肯定和強調，是克服當前個體道德與社會道德緊張、社會道德規范外在于個體現實行為的值得嘗試的重要途徑。如果把社會主義道德總是理解為超越個體利益、遠離個體感性生活的干巴巴的道德規范，那么這種社會道德就缺乏內在的個體親近性，就會“高處不勝寒”。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向另一個極端，不能將道德境界僅僅維持在遵守一般的做人底線的道德原則，這就閹割了道德本身所具有的引導和激勵民眾的作成部分的意義所在。第三，以王陽明的“情理合一”為境界，在人們如何體驗核心價值觀引領生活的問題上，從以往專注于依照理論教條辦事向放眼理想境界與立足快樂人生兩者融合的標準轉型。生活的快樂中領悟心之本體的“真樂其實，關于如何做到“情理合一”達到人生之樂的問題，在當代中國也仍然是一個困擾人們的問題。在不同的政治大背景下，引導人們走向道德崇高人生快樂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