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瑣談袁傳旭整個十七世紀，法國國王及其大臣把持了大多數政治權力，路易十四統治時期是這種中央集權過程的巔峰。在君權神授的政治理論支持下，路易十四憑借個人權威把法國君主政體轉變為名副其實的絕對主義體制。〔1〕但在歷經啟蒙運動洗禮以后，民主、平等、代議制逐漸深入人心，絕對主義走向了終結。而路易十五卻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繼續奉行絕對主義，不容異說，與英國和普魯士的“七年戰爭”導致法國喪失大半個殖民帝國，財政狀況急劇惡化，積累起沉重的債務。到了路易十六時期，納稅人承擔過重的稅賦，而貴族階層則享有大量的特權——貴族地位、免稅以及其他好處，并熱衷于維護自身特權，阻止國王和大臣為廢除特權制度所做的努力，阻止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此，人們對現狀普遍不滿，所有法國人都厭倦現實社會，相信它已不再適應法國新的形勢和需求，社會變革成為社會共識，甚至國王和他的謀士也接受了變革的事實，但他抓不到問題的實質，不知道“在黑暗中手牽著手走向何處”。

事態的發展導致法蘭西國王在大革命發生之前已無法左右局勢。由于宮廷推行的政治變革無法進行，路易十六被迫同意大臣召開已停止了一百八十年的三級會議（教士、貴族和第三等級），以謀求廢除舊制度下法律、財政和政治結構所包含的封建特權。但三級會議如決堤之水，一發不可收拾。1789年6月三級會議召開不久，第三等級（除教士、貴族以外的所有其他公民）就取得主導地位，并和一些開明貴族、教士組成國民議會，宣布召開國民會議。7月，一群民眾攻陷被視為王室濫用司法權之象征的巴士底獄。8月，國民議會頒布《人權宣言》，宣布廢除一切封建特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君主立憲制。至此，王室徹底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第三等級如脫韁野馬，要求以平等的名義進行更為激進和廣泛的變革。10月，一群巴黎市民列隊行進到凡爾賽宮，迫使國王和王后隨他們回到巴黎。1791年9月，制憲會議制定了憲法，選舉產生的“積極”公民組成一個代議制立法機關，宣布廢除商業、手工業行會。1792年8月，巴黎民眾占領了國王所在的杜依勒利宮，路易十六及其家人被監禁，立法會議被解散，選舉出一個新的立法機構——國民公會。9月，國民公會宣布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國，指控路易十六犯有叛國罪，并于1793年1月將其處死。1793年5月，溫和的吉倫特派領導人遭逮捕處決，激進的雅各賓山岳派控制了國民公會。9月，憤怒的民眾在巴黎殺害一千三百名被懷疑同情王室的囚犯，隨后，大約四萬名政治反對派被處決，成千上萬的人遭監禁。1794年7月，國民公會的政治反對派將羅伯斯比爾送上斷頭臺。1795年，成立督政府，1797年拿破侖發動政變，實施軍事獨裁統治直至1814年。幼稚的平等

在革命者看來，平等是人類的自然狀態，不平等是不同個人歷史和環境影響的結果，這種不平等的根源能夠得到根除。不平等是非正義、違背公意的，理性的社會應是一個平等的有機整體，平等應是一切合法性的源泉。民主就是平等，所有的人應擁有相同、平等的政治權力，必須消滅私有財產，實現財富平等分配。盧梭寫到，私有財產產生了不平等以及主人和奴隸之分，因此，私有財產是人類史上墮落和邪惡之源。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所有的人都應該犧牲私人利益。因此，法國大革命時期，平等被作為一種政治原則和終極目的，成為激進的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動力和社會凝聚力的源泉。革命者挑戰一切權威和世襲權利，反對封建制度和貴族等級，剝奪貴族私有財產，宣布教會財產歸國家所有（雖然法國《人權宣言》宣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把貴族、僧人少數階層排除在社會之外，宣布“第三等級就是一切”，以期建立一個沒有貴族的平等公民社會。

渴望平等對法國當時不公正的特權和等級制度來說是合理的訴求，但平等并不能與社會正義劃等號。法國人在追求平等之時，沒有意識到絕對平等的不可實現性，它帶給人類的將是人為的不平等，導致人性之惡不受遏制的膨脹，對個人權利的徹底剝奪，人世間的尊嚴、道德等文明價值蕩然無存。不平等是自然形成并且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它是由各種非常復雜的因素造成的，尤其是一些由家庭、社會環境、個人差異和勤奮程度造成的不平等因素對社會進步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即使是缺乏社會公正的不平等，如社會的丑惡現象一樣，消除它們也是長期的一個過程。伯克在其《法國革命論》中指出，法國人對自由的含義一無所知，根本沒有認識到社會無法實現平等的事實，而且上當受騙地相信了人類手足之情的神話。法國人摧毀了按照社會地位和職業劃分社會等級的舊有的社會秩序，從而破壞了保障政治自由的最佳社會結構。托克維爾指出，試圖使人們之間平等意味著“一種新的奴役形式”。阿克頓這樣評論到：“法國大革命之所以對自由是災難性的，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它的平等理論。”公意即自由

大革命理論家信奉盧梭的“公意”概念，宣稱“公意”相當于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如果文明的公民能夠作為社會人和公民而不是作為獨立的個體作決定，那么“公意”就能反映他們的愿望；真正的自由存在于服從公意的選擇之中。因此，公意是美德，是主權，應該支配整個社會和法律，具有最高和終極的權威。私欲是不道德的，公民有義務“把公共意志看成是自己的意志”，誰堅持懷疑和反對公意，誰就放棄了在政治組織中的成員資格，放棄了他的政治權力。誰要對認識公意有困難，誰就得學會接受事實。“無論誰拒絕服從公意，都將受到強制去做整個團體所做的事情”。由此，法國大革命發明了一種新的自由觀，即強制是實現自由的手段，可以通過強制來使人們服從公意，因為“反暴政的專制是自由”。這與傳統的自由觀完全對立，傳統自由觀強調個人本位和自治，自由是個人天然擁有、不可侵犯和剝奪的權利，在不損害他人正當利益的前提下，每個人都擁有自我選擇、自我發展和追求自己幸福、利益的權利。

“公意”理論使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推論，如果某個人或某個組織可以代表“公意”，那么這個人或組織的權力就不需要受到制衡。事實也確實如此，在君主專制體制下，法國司法部門可以堅持其獨立性，譴責王朝政府的暴虐獨裁行徑，可是在大革命時期，如果法官也要試著挑戰立法機關，將會被看作是對普遍意志的責難，對立法主權和國家基石的懷疑，將受到“公意”的懲處。如奧佐夫所指出的，“非法行為不可避免地與大革命融為一體”。多數暴政

雖然盧梭的“公意”并不指多數人的意志，也不指多數同意，但大革命實踐的即是多數人意志的“公意”，革命者通過多數贊同來締結權力和法律，或者說，權力和法律的合法性來源于多數贊同，可以不受任何原則限制。法國大革命既否定君主制的國家形式，認為君主制是個人自由的枷鎖，也摒棄“代議制”政府，認為人民主權是不可轉讓的，因而是不能代表的。法國大革命信奉直接民主，由人民直接操縱權力，實施“公民執政”。在革命者看來，社會的第三等級具有觀念、意愿和行為的一致性，是可以為公共利益獻身的同質群體。因此，第三等級可以代表“公意”，“第三等級就是一切”。

實踐證明，直接民主并不能實現人民做主，人民只是政治家、陰謀家的玩偶。它表現為兩個特征，一方面表現為寡頭政治，國家的政治行政事務事實上操控在少數活躍分子手中，通過行政命令管理社會，其權力不受任何約束，只承擔抽象的義務；另一方面，直接民主又依賴于民意。革命的領導人宣稱，人民代表了正確、正義和寬宏大量，代表了美德和無私。因此，誰贏得民意誰就占據了政治上的主宰地位，政治領導人把贏得“民意”作為自己的唯一目的，而不會考慮遵循任何原則，堅持某種信念。雅各賓派領導人表示，他們既不是民眾的領袖?熏也不是人民的保護者?熏而是人民的一分子。這種定位就使他們與人民融為一體，為人民所接受、認同，自然使他們自己成為美德和無私的代表和人民權利的捍衛者。

對“公民執政”或者說直接民主，當代法國史學家傅勒評述道：“它排除或降低了立法機構的制憲臨時措施以及行政權委托程序的必要性，結果面臨不可解決的方式問題：誰以它的名義說話？究竟哪一個集團、哪一個議會、哪一種會議、哪一種共識有權代民立言？”這種“法與事實的無限距離，不可能找到同理論相結合的民主實踐……而是盧梭稱之為‘最嚴酷的民主’的意識形態。”法國大革命導致持異議的個人或少數派沒有合法的地位，必須融入多數之中。革命的領導人聲明，貴族階層是“敵人”、“叛國者”，他們必須放棄特權平等地加入到第三等級中。馬拉要求，對那些被指控為叛國的惡棍進行嚴厲的裁決，死刑本身是一種太溫和的判決，要“用烙鐵烙他們，斬斷他們的拇指，割下他們的舌頭”等等。羅伯斯比爾說：“懲罰人類的壓迫者是仁慈的，原諒他們是殘暴的。”他把報仇提升為愛國的義務，“不追捕罪惡的人就不可能熱愛美德”。“特赦背信棄義的代表將意味著對罪惡的保護，對美德的窒息”。由此，革命的領導人拋棄憲法而為所欲為，當場逮捕、殘忍的關押，可怕的處決、野蠻的大規模的溺死，完全顛倒了是非道德標準。用美國當代法國思想史專家蘇珊·鄧恩的話說，“仁慈成了叛逆，干勁轉為復仇，民主變成專制。雅各賓黨人的修辭策略不僅征服了文明和理性，也戰勝了自由、法律和正義”。美國的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不無憤怒地譴責道，伏爾泰是個“撒謊者”，盧梭是個“紈绔子弟”和“好色之徒”，孔多塞是個“騙子”和“白癡”，達朗貝是個“寄生蟲”和“虱子”，杜爾哥是個缺乏“判斷力和實際經驗的政治家”。

多數同意反映了程序的公正性，但多數同意并不必然代表個人的正當利益，并不意味著決策的正確。個人和少數人的權利是否得到保障應是檢驗多數決策是否正當的基本依據。法國人沒有認識到個人或少數人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意味著所有人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因為每個人都可能在某種情況下成為少數派。雖然教士、貴族擁有種種令人憎惡的不合理的特權，但法國人卻忽視了教士、貴族這兩個社會階層對于當時防止君主專制、抵御多數暴政和激進主義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們以為廢除君主專制，建立順應公意的共同體就可以實現自由、平等，而沒有意識到代表多數的共同體同樣會濫用權力，實施暴虐的統治，扼殺公民的權利。麥迪遜曾指出，與政府相比，共同體對權利和自由更具潛在的破壞性。實際上，法國人當時并沒有認識到政府是制約多數暴政不可缺少的手段。團結和一致

大革命的理論家認為，如果國家擁有一個單一的意志，就能目的明確和有效地商討問題和制定法律。因此，法國革命對同質性和一致性頂禮膜拜。團結和一致是革命的最高目標，構成了激進政治和社會變革的發動機和必要條件。他們宣布，只要分歧和反對存在，統一就不會取得什么成果，任何種類的分化都是應該詛咒的事情。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所有的人都應該犧牲私人利益，所有不同的觀點都應該屈從于一致。激進的雅各賓黨人圣茹斯特說到：“每個人都必須忘記他自己的利益和自尊。私人幸福和利益是對社會秩序的強暴，你必須忘記你自己……你的利益要求你忘記你的利益；唯一的拯救就是通過公眾的幸福得到實現。”在他看來，異議或反對意見是自私的、非理性的表現。黨派“制造了最恐怖的敵人”，是削弱和破壞社會的惡疾和毒素。與國家的利益和目標不一致，為私人利益而叫囂，都是應該受到驅逐或懲罰的敵人。國民大會將授權判處任何企圖威脅“共和國不可分割的團結”者死刑。令人回味的是，不論是雅各賓派還是吉倫特派都奉統一和不可分割為圭臬，他們從來就沒把自己看成是個黨派或團體，而是作為公意的代表、團結和一致的象征，這種意識或者叫策略既是革命現實的需要，也是排除異見的需要。

圣茹斯特對美國的政體嗤之以鼻，嘲笑它不是一個共和國，而只不過是毫無希望、四分五裂的大雜燴。確實，美國的開國元勛與法國革命者的觀點正好相反，他們從不追求意識形態上的一致，而是把多樣性和復雜性看作人類的本質，認為沖突、分化是社會常態，是自由的結果和必要，是緩和矛盾、避免權力集中的途徑和手段。黨派之間和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沖突是美國政治文化的特征。黨爭是意識形態的沖突，而不是個人之間的沖突。不同的政治觀念和利益訴求通過政黨政治或政黨競爭而不是暴力斗爭來反映和實現。黨爭組成政府，政府意味著分歧、沖突和對立。社會不存在單獨的公共利益或“公意”，只存在不同公民與黨派的利益和意志，并為各自利益與權力而競爭，那種為了公共利益可以犧牲個人利益的想法是不被接受的。美國社會并不只是分歧、沖突，他們存在共同的原則和共識，即社會沖突和分歧建立在對個人自由、尊嚴和私有財產權等的共同遵循之上，由此給社會帶來秩序、穩定和凝聚力，使政治上的妥協和調和成為可能。一步到位

簡單和一步到位是令人愉悅的事情，是人類的本能欲求。在法國革命的理論家看來，傳統、習俗、慣例缺乏邏輯一貫性，是人非自愿的、盲目的、權宜性的創造，因而是非理性、非人性、不可靠的。傳統、習俗、慣例是個人自由的枷鎖，社會進步的障礙，如盧梭所言：“自由的法律，或許會比暴政的桎梏更加嚴苛。”因此，不必依照以自然、承襲、等級為基礎的自由概念，不必對制度進行修正和改革，而應當摧毀整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架構，在舊秩序的廢墟上構建一個正義的社會。他們認為找到了理想社會的發展目標，可以著手即刻、深入和持久的變革，為實現社會目標，任何代價都可以在所不惜。哲學家孔多塞認為，美國的革命只是為法國革命做了鋪墊，法國革命將循著更真實、更完美、更深刻的方向發展。一些理論家甚而嘲笑美國人刻意追求和保留的程序繁瑣、決策冗長的兩院制，認為法律制度除了對人民精力充沛的干勁進行拖沓和陳舊的約束外，沒有任何作用，國民議會代表圣艾蒂安宣稱：“法蘭西，你不要去學習榜樣，而要去樹立榜樣。”羅伯斯比爾更是狂妄地說：“法國人比其他民族領先兩千年。”“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真正建立民主的民族。”

為了徹底改變法國社會，法國人認為必須起用哲學家和文學之士，因為他們具有豐富的想像力、洞察力和創造性，而那些在政府部門擁有工作經驗的人，對政治的本質并不一定具有真正的洞察力。因而，作家被想像成社會領導階級的替代者，文學越俎代庖肩負起政治職能，而那些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則被摒棄。

對此，阿克頓評論道：“法國從美國那里學來的是革命的理論，而不是他們的政體理論，是他們一刀兩斷的氣魄，而不是修修補補的藝術。”蘇珊·鄧恩說，一刀兩斷（如弒君行為、獨立宣言）是輕而易舉的，而修修補補倒是一門真正的藝術。美國政治家莫理斯認為，在法國，“已經用天才取代理智作為他們的向導，以試驗取代經驗，因為他們喜歡閃電而不喜歡陽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

哈耶克這樣寫道：“摧毀作為一個自由文明必不可少的基礎的那些自發的組成物也許并不困難，但一旦這些基礎被摧毀，也許我們就沒有力量再精心建造出這樣的文明了。”或許這一觀點可能絕對了，但歷史告訴我們，相對于建立或恢復一個社會秩序，摧毀一個社會秩序則要容易得多，特別是法國當時社會，推翻君主制度只是在完成一個程序，但一旦社會秩序被打破，要重新恢復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國大革命給法國帶來的是將近一個世紀的社會動蕩。獨裁——法國大革命的歸宿

法國革命理論家的理論是抽象的，充滿了主觀想像，如圣茹斯特所說，“那些沿著革命方向前進的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它否棄了約束人類行為的傳統、法制和宗教觀念。因而，法國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表現了盲目性、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大革命中制定的制度總是推翻、重建、再推翻。隨著革命的演進，革命理論和行為的權威性開始受到懷疑，沖突、紛爭、無序隨之而來；而激進變革的主張也導致社會不同價值觀念、不同利益集團嚴重對立。由此，注定革命者最終選擇暴力來消滅異己和異議，雖然革命的代表人物起初都反對暴力、死刑。舊制度下，褻瀆君主要被處以極刑，在大革命中，任何對革命國家團結的反抗同樣要被以危害國家罪判以死刑。溫和的吉倫特派領導人及成千上萬的異議、無辜人士遭到逮捕處決。最后，革命的領導人對其領導的革命瀕于絕望，把死亡作為目標，希望通過死亡來獲得永生，并要人民與他們一起殉道。羅伯斯庇爾說：“我確實很少相信活著的必要……非常樂于獻身”，“好人和壞人都從世界上消失了，聽我的，公民們，死亡是不朽的開始。”圣茹斯特發誓：“當我確信不能給法國人民和善的、有力的道德，不能對暴政施以無情時，我會自殺。”這種瘋狂導致人民對他們徹底絕望，作出了將羅伯斯庇爾、圣茹斯特等人送上斷頭臺的抉擇。西哀士在發現大革命表現出來的暴戾、失控之后，開始為君主制辯護，認為國王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性”，是人民“集體機構”的完美管理者；“在君主制下比在共和制下更自由”。國王和人民這兩種單一的人，是能夠相處好的。但他已不能阻止事態的發展。社會的急劇動蕩和血腥，導致人民對暴政的恐懼，迫使人民（包括西哀士本人）寧愿選擇一個獨裁者通過強力恢復社會秩序，由此，拿破侖——這位獨裁者應運而生，法國又重新恢復了帝制。可以這樣說，獨裁是法國革命的必然結果。理性與傳統

法國大革命理論家和領導人的言論猶如橫空出世，富于想像，撼人心魄。但仔細品味，又覺得是那么不切實際，有的甚至近乎瘋狂，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革命的領袖們聲稱為了人民，但他們并不知道如何實現人民所追求的權利。它迎合了民眾的復仇欲望，以崇高理想和目標的名義進行冠冕堂皇的復仇，使人性之惡得到充分發泄。

法國大革命理論從根本上講源于對理性的迷信，革命的理論家和領導人相信政治理論和人的理性力量塑造了未來。他們認為人的理性在訓練有素和系統的思維協助下，能夠提供通向真理的途徑。西哀士這樣寫道：“為了設想整個人類對自己真正的利益視而不見，每個人都必須有些許進步的理性觀念……如果每個人都思維正確，那么最具重大意義的變化將很容易發生。”繼而，他不無荒謬地宣布：“我個人的作用在于引見真理……我的原理是正確的，我的推論是無瑕的，這點毫無疑問。”這種對理性的迷信和自信為法國大革命實施有組織的暴力提供了理論依據。理性是人類的重要秉賦，但人性的缺陷和人的智識的局限性，注定人類的理性總是有限的，人類社會永遠不可能盡善盡美。法國人以為《人權宣言》的誕生預示著個人權利的實現，而沒有意識到權利實現的關鍵在于如何實現的方式，而不是關于權利的理想。法國人帶著對舊制度的憎恨，不僅要打碎舊制度，而且要拋棄過去一切的東西，而沒有意識到現實與過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現象與法國社會長期的專制制度不無關系。政治自由長期缺失，知識分子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使得法國的知識分子對政治事務不僅不熟悉，而且不具有洞見性，缺乏任何政治實踐經驗來調和他們的理論激情，只能創造他們自己想像的社會，寄希望建構一個全新完美、與過去沒有任何聯系的社會。

打碎舊制度，建立新制度，隨即就要面臨兩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一是建立什么樣的制度，它必然是見仁見智，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