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中國早期管理思想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治生學。治國學適宜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以及國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的，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筑工程、市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思想和指導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要點：

一、順道

“道”在漢語中有多種含義。屬于主觀范疇的“道”，主要指治國的理論；屬于客觀范疇的“道”，主要是指客觀經濟規律。這里用的是最后一種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經濟規律。比如，《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夏秋冬，不更其節”等等。

二、重人

“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國歷來賈”的傳統，商而誠，茍取一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

五、對策

“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這句中國名言說明在我國古代治國、治軍、治生等一切競爭和對抗的活動中，都必須統籌謀劃，正確研究對策，以智取勝。《孫子》認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彼殆。”《管子》主張“以備待時，”“事無備則廢”。治國必須有預見性，有備無患，預則成，不預則廢。

六、法治

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來逐漸演變成一整套法治體系，包括天土法治、財稅法治、人才法治、軍事法治等等。韓非認為法治優于人治。他還主張應有公開性和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得守法。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演變一、“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為本”思想在我國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決好人的問題，才能達到“本理國固”的目的，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傳承下來的。我國古代思想家對人的行為進行了深入研究。如關于人的行為規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1］。在管理中，要重視研究人的規律，要根據一定的規律去滿足人的欲望，辦事情才能符合客觀實際。關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荀況提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2］的觀點，強調人有掌握天時、使用地利的辦法，如果放棄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賜，那就太糊涂了。關于獎勵和懲罰問題。認為要用賞賜去鼓勵人們不怕犧牲，為國立功的精神和行為，用刑罰使干壞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約束。關于群體行為和組織行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3］。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體行為，他認為群體性是人類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離開群體。總之,我國古代十分強調以人為核心的各種群體關系,包括家庭鄰里、社會、國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導的不是個人主義而是對更大實體的責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國古代管理非常強調領導者道德素質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4]意思是端正自己與他人，成就物業為自我。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就是最佳的管理行為都應是以雙向約束為基本要求的，不僅約束他人行為使之端正，同時也使自己的行為得以規范。先哲們認為，“正己”為“正人”的前提，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正”，豈能奢言正人。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質是“人為、為人”。個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為修養，“正人必先正己”，然后從“為人”的角度出發，來從事、控制和調整自己的行為，創造一種良好的人際關系和激勵環境，使人們能夠在激發狀態下工作，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的發揮。“人為”與“為人”二者具有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對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從“人為”向“為人”轉變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在家庭、行業、國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為的素質，其“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我國古代管理非常強調領導者道德素質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是一個“修己安人”的過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為起點，最終達到“安人”的目標。其實，“安人”的終極目標還是實現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辯證法思想的“經權觀”管理思想

我國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貫穿著經權觀，“經”指“變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穩定的原則，“權”指“應變的權宜”，即根據時空和勢態變化而不斷改變著的方法和策略。這種經權觀要求“執經達權”，即根據普遍的管理原則和事物運動的客觀規律來選擇和確定合適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達到管理目標;同時要求“通權達變”，即根據不斷變化的情勢而隨時調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德治禮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斷的變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實現的。

四、經世實用的戰略管理思想

我國古代的軍事典籍中蘊藏著大量的戰略管理思想，這已成為今天軍事乃至企業經營戰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寶藏。在《孫子兵法》中，孫子著重指出了戰略謀劃的重要性。他強調事前必須周密分析條件，充分考慮“道”、“天”、“地”、“將”、“法”這“五事”，做到“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5］。在“五事”的基礎上，還要探求和對比敵我雙方的強弱優劣，稱為“七計”。這里所說的“道”，就相當于我們現在的管理目標，“天”和“地”相當于時機和環境，“將”指有能力的管理者，“法”則相當于制度、紀律、組織。“法”即是經營學中的經營管理能力。

五、“天人合一”的整體和諧觀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體和諧觀為基礎的。也就是把管理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的過程，促使社會與自然、管理系統與外部環境以及管理組織內各種組成之間達到最佳和諧，把管理的各個要素和功能組成一個統一的有序結構。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靈魂是和諧觀。它以追求管理系統的協調、和諧、穩定為目標，在生產管理上實現“天人合一”；在社會管理上實現“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實現“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和諧觀使管理不僅表現為一種科學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種人們所創造的理想境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無為而治”，一個組織中的成員都能自發地按照規范和要求辦事，自覺地發揮自己的力量，維護組織的宗旨和榮譽，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從心”，孟子所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他管理，雖是近現代才在中國長期使用的術語，但相關思想，則早在人之初就已出現。中國古代學術以人文為主，管理是其主要內容。管者，古樂器名，泛指細長圓形中空之物，衍義樞要、管制、包容、包管；理者，治玉也，衍義治理、治療、溫習、義理、道理、法則、名分等。管與理結成管理一詞，其義精深明確。管以理，以理管。從先秦至清末，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如何管理社會、協調人際關系上盡心盡力，形成豐富的管理思想。但這是集權官僚制的管理，其經濟基礎和對象，主要是小農經濟。

任何管理思想都不是先驗的，而是有著一定歷史傳統的維系。我們祖先的管理思想綜合體現了“順道、重人、求和、法治、守信、預測”，對提高現代人們的管理決策水平有著重大意義

《易經》“易”為中國學術思想的根本。《易經》分好多支脈，其中“周易”影響最大，此外還有“歸藏易”、“連山易”等等。近代有學者考證，儒家思想來自周易，道家思想來自歸藏易，墨家思想來自連山易，而陰陽家、縱橫家、法家、名家、兵家等思想，無不淵源于“易”。《易經》堪稱中國管理智慧的源頭，其原理貫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著中國文化在漫長的文明發展過程中對自然和人生規律探索的經驗成果。《易經》原理影響著中國人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易道管理的核心就是把對世界的認知和自身的價值，在實踐操作的基礎上密切結合起來，這種決策管理模式包含著許多具體的經營策略，涉及了預測、計劃、決策、組織、溝通、變通、控制、用人原則等諸多現代管理學中所關注的問題。

儒家思想單從管理的角度進行概括就是“修己安人、舉賢任能”。修己安人與中庸思想孔子認為領導人的思想道德素養是實現有效管理的關鍵。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準則、以“和”為目標的倫理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孔子認為，管理者得到被管理者的信任程度以及由此產生的被管理者的信心的高低，對于管理工作的成敗，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義。《史記》中商鞅“立木為信”的故事就是這種以信立業思想的最好佐證。孔子這種以人為本的倫理思想，應用于現代企業管理中，就是對企業進行人本主義的倫理管理，其特點是企業管理工作以做好人的工作為核心，通過倫理規范和道德教化，培養人們共同的信念和價值觀，增強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實現企業和諧有序發展的目標。孔子提倡在管理時對民眾“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意即既要施惠于民，又不過度耗費；既要役使百姓，又不使產生抱怨；既有欲求，又不貪心；既莊重又不傲慢；既威嚴又不兇猛。剛柔相濟、恩威并用，這就是“中庸”思想在管理中的體現。舉賢才與任而能信孔子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選拔正直的、有真才實學的人居于高位，則民眾就會悅服，反之，則民眾就不會悅服。這反映了孔子的任人惟賢的人才管理思想。“任而能信”是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中的另一個重要內容。他認為，對于考查合格已被任用的人，應在工作上給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這是用好人才、發揮其才干的重要條件。孟子則以“選賢與能”與“任而能信”為推行仁政的組織保證，他認為，國君選用賢能的人要聽取多方面的意見：如果身邊的人說賢能，不能相信；大夫們說賢能，也不能相信；全國的人都說賢能，并且考查之后發現他真的賢能，才可任用。身邊的人說不行，不要聽信；大夫們說不行，也不要聽信；全國的人都說不行，并且考查之后發現他真的不行，才可罷免。這樣才能選用賢人，做好國君。《孫子兵法》中的管理科學思想《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一部閃爍著燦爛智慧光輝的軍事科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閃耀著璀璨理性光芒的管理科學全書，其中蘊含著豐厚的決策、組織、修養思想，至今給人以深刻啟迪。一

決策得于知、謀、變“知”是決策的基礎。《孫子兵法·謀攻》提出：“知已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殆。”《軍爭》中也有“不知諸候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有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的論述，強調知的范圍要廣，既要了解自然環境也要了解社會環境，既要知已又要知彼；知的程度要高，必須全面、準確、深入、快捷地收集信息，為決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知的途徑要多，既要觀察又要對比。“謀”是決策的核心。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謀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所謂“上兵伐謀”。通過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占有了全面而精確的信息資料，知已且知彼，在此基礎上認真進行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謀劃”工作，確定最接近“完美”的方案，這是整個決策過程中最關鍵的環節。“預則立不預則廢”，說的也是這個道理。“變”是決策的靈魂。孫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戰爭的瞬息萬變決定了戰略戰術的變通性，只有做到了“因利而制權”，應機而動，順勢而變，才能為作戰提供科學的指導；同樣，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瞬息萬變決定了決策的變通性，只有順應時勢，隨機應變，才能保證主觀決策與客觀環境的適應。因此，要善于根據矛盾的發展變化對原有決策進行調整，使決策之“矢”始終瞄準環境之“的”二

管理貴在德威并重《孫子·行軍篇》中說：“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對部屬，用“文”統一思想，有“武”統一行動，文武兼施，德威并重，既要借制度約束、紀律監督，直至懲處、強制等“武”的手段進行剛性管理，也要依靠感召、啟發、誘導和激勵、獎懲等“文”的方法進行柔性管理。制定明確的規章。“法者，典制、官道、主用也。”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明確的規章制度，一方面使得將士明確自己的位置和責任，增強自我約束力；另一方面使得“法治”有法可依，可以避免領導工作“人治”的隨意性，實現管理的制度化、規范化。嚴格按制度辦事。要做到令行禁止，必須對士卒“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既要通過思想政治工作統一思想，又要以強制的軍紀、軍規約束言行。孫子反對“亂而不治”，認為只有部隊編制有序，管理嚴密，才能“治眾如治寡”；旌旗鮮明，號令嚴肅，才能一呼百應，“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產生強有力的戰斗力。功必賞、過必罰。孫子所說：“取敵之利者，貨之”，說的是有功必賞；“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說的是賞罰要把握時機；“賞其先得者”，“賞其厚于間”，既要賞“冒尖”人物激勵戰功，又要厚待身處危境的間諜以安其心，說的是賞罰不在于人數的多少，而在于典型；“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兇”，說的是不論功行賞是危險的；“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說的是賞罰要有度，賞罰過濫則功效大大降低。要慎用賞罰，力求發揮最大效力。漢楚相爭，項羽的兵力是劉邦的四倍，然因“于人之功無所記，于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獎，拔城而不得其封”，終令程平、韓信等離他而去，擇良木而棲之，擇賢主而事之，以“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氣概，最終也難免演了一幕“別姬”的悲劇。教訓是很深刻的。三

謀略重在擇人任勢孫子在《勢篇》中說：“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求勝之道，貴在把握和創造有利形勢，從全局態勢出發，選擇最適于擔當此任的人才。求之于勢。求勢的根本是“取勢”，在充分把握勢態的發展變化中，以勢釀勢，實現克敵制勝的戰略目的；而要“取勢”必先“識勢”，既要對形勢的發展變化有超前的認識，又要對自己的取勢實力有清醒認識。只有“識之于勢”，才可能因其勢而利導之，化勝勢為勝算，化勝算為勝績。擇人而任。有了“識勢”的眼光和“取勢”的頭腦，沒有能夠擔當重任的人，還不免要落入“失勢”的境地。諸葛亮對街亭戰略地位的卓識和在搶占天時地利的先聲方面都勝過司馬懿，只因在最關鍵處錯用了一個馬謖，造成了幾乎難以挽回的不利局勢。可見，擇人而任，對人才因勢而用、量力而用、大膽委任、放手使用，是事業成敗的關鍵。四

權威來自公上愛下權威是政令暢通、令行禁止的保證。孫子認為，管理者要樹立權威，必須對上抱以公心，對下投之以愛心。以公心對上。孫子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戰道必勝，主曰必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處理對上關系應該顧大局、棄私利，站在公正無私的立場上，實事求是地按客觀規律辦事。以愛心對下。“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領導者愛惜體恤部屬，部屬就會“士為知已者死”，將生死置之度外，心甘情愿地赴湯蹈火，“擒龍跟你下大海，打虎隨你上高山”。“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管理者切忌魯莽行事，輕易陷部下于困境之中。以公心對上，以愛心對下，便可這到齊心協力的境界。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概論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從產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首先，從中華民族生存的地理環境上來看。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在氣候溫暖濕潤、江河縱橫勾聯、土地廣袤富饒的自然環境下生存繁衍、從事單一的種植型農業生產活動。溫帶、暖溫帶、亞熱帶、熱帶等適宜的氣候條件、長江黃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遼闊疆域上肥沃的江河沖積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們的農耕生產。在這樣的生存條件下，中國古代的先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來就過著“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習慣于樂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諧、安穩、平和、緩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風度，人格上講究道德修養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從眾心理和特別容易融入群體之中的特點。這種小農經濟的長期影響，具體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國古代管理上群體的小富即滿、小成即安的小農意識，固守封閉不思冒險、甘于守成乏于開拓，易于滿足鮮有進取，就是這種思想的鮮明寫照。

其次，從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國古代長期存在著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強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長制”式的集權專制，將社會全體成員通過共同的風俗習慣、心理狀態、行為規范牢牢地聯系在一起，導致了中國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輕“法制”、重裙帶關系輕法律約束的傳統形成，整個社會就如同一張巨大的關系網，將每一個社會成員都納入其中，成為其中的某一節、某一環，誰也掙脫不開，逃脫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響，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帶有鮮明的專制性、等級性，同時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緣親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響。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傳統文化，因而對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影響也最深遠、最持久、最具有決定意義。儒家和道家作為兩種具有不同價值觀念、不同思維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體系，在整個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進中，互相刺激、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同時也衍生了兩種不同的管理思想。

儒家主張“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在個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在認知和個人修為上主張“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在個人和家國的協調發展上強調個人奮斗和家國利益的趨同一致，追求的終極結果是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和諧統一，崇尚內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傾向于清心寡欲和寧靜自守，采取的是一種“消極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張凡事與世無爭，順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隱，在“無為”中追求“無不為”。在長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國人無論在得意或失意時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點。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積極入世追求，也有輒遇困難挫折就退隱山林、避于桃源自娛的消極遁世思想，這給古代的中國人提供了很大的通達權變的空間，因而也使得中國人無論在什么樣的生存狀態下都能活得適得其所。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從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剛柔性

受中國生存環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響，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現在思維的方式方法上也體現出了“剛柔相濟”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謀與動、義與利、賞與罰、德與刑、上與下、中央與地方的管理關系上。1、謀而后動的決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決策是一個管理者必須首先考慮的首要問題。那么，管理者應該如何決策才能確保決策不失誤，我國的古代先賢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精辟的見解。“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先謀后事者昌，先事后謀者亡。”告訴我們無論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謀而后動，只有謀劃的充分、合理、科學，才能在執行起來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敗。所謂“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水中，則不能燭十步”，意思是講作為領導者，應該具備高瞻遠矚的特質，絕對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長遠利益。宋代文學家蘇軾在《策別十八》中說：“為國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不謀萬世，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不足以謀域”是說做事應該有戰略決策和戰術決策、長遠規劃與短期計劃之別，根據形勢情況的變化按照既定目標或相時而動，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見，預測和決策關系全局成敗，中國人向來強調謀劃和規劃，強調戰略和戰術的綜合運用，主張謀而后動。所以孫子說：“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2、義利兩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雖然有一些人主張重義輕利，但是卻是也有一批實用主義的思想家、哲學家提倡講義與利并舉，主張義利雙兼，這種充滿著濃重的講利重義的管理思想，倡導“見利思義”、“義然后取”，“義，利也”，“兼相愛，交相利”。宋代蘇軾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義之和論》中說“義利利義相為用”，主張義利互為共用，二者不能偏廢。春秋時的管子更是認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結：“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無擇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極端。他還認為“自利”與“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與“利人”之德同時也是統一調和的。

”陳壽在《三國志·吳書·駱統傳》中進一步講這種義利觀念和富民利民聯系起來，指出“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似民茅，義以民行。”他講的是財富是人民創造的，國家的強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國威靠的是人民的氣勢，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樹立，道德靠人民的實踐來興盛，義的實現靠人民的共同行動。這句話，可謂深刻的概括了中國義利兩全的管理真諦，在普通民眾之中具有廣泛的影響。3、賞罰分明的激勵思想。

在激勵和獎懲方面，孫子提出：“合軍聚眾，務在激氣。”諸葛亮指出：“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誅罰不避親戚，賞賜不避仇怨”，應做到“無黨無偏”，意思就是說管理者務必要做到賞罰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眾。春秋戰國時期的韓非子主張“誠有功，則雖疏必賞；誠有過，則近愛必誅。”對此諸葛亮論述的更加具體，他說“賞罰之致，謂賞善罰罪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賜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賞罰分明，才能對良善功將有所激勵發揚，對奸惡無功有所咸懼，以確保管理組織的正常科學運轉。4、德刑并用的寬猛思想。

在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別重視德能兼備的標準，我國遠古時代的"禪讓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養的基礎上實行的推舉賢能的管理制度。管子認為，國家選賢任能，要舉拔有德者給予爵位，舉拔有才者就任為官。把德行置于功勞之上，主張國家用人要德才兼備，德能并舉，“德”與“能”不可偏廢。選賢還應做到“不以年傷”，即選用人才不應受年齡的限制，從而否定了資歷主義。管子強調考核官員的內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與其地位是否相稱；二是功績與其俸祿是否相稱；三是能力與其官職是否相稱。孔子治國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實行“禮治”或“德治”，認為把德禮施之于民，是治理國家的理想方案。在具體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后教”。在教與刑上的運用上主張寬猛相濟，樹立君主權威。商鞅則反對儒家的“仁義”說教思想。他主張：“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弱民》）這樣，才能達到“以刑去刑”，（《畫策》），認為非以“法治”無以治國平天下。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個組織，都有人群組成。什么樣的組織才有戰斗力？才能充分發揮組織中每個人的內在潛能，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