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社會”到“生態社會”生態現代化研究進展

分類號：B82－058：A1000－5218（2011）03－0009－07生態現代化是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的現代生態革命，是生態學原理和方法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滲透和輻射而引發的現代化模式的生態化轉型。其核心是“超工業化”，從而實現“經濟的生態化”和“生態的經濟化”[1](101－102)。生態現代化自覺促使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成為和諧互動的有機系統，積極推動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自然資源的保護增值和生態系統的修復改善三者之間的有效結合，從而開啟人類發展進程從“工業社會”到“生態社會”之綠色資本與生態文明之路的有序轉換。因此，對其提出背景、形成原因、主要內涵和基本觀點等進行邏輯梳理，并為中國科學發展觀的貫徹和生態文明的建設提供必要的理論借鑒，具有理論和現實的雙重價值。一、生態現代化的提出及其成因現代化是一個綜合的社會歷史范疇，是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以至更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轉換的世界性運動。羅榮渠先生在其著作《現代化新論》中運用唯物史觀闡釋了現代化概念，并指出：“廣義而言，現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急劇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全球性的大轉變過程，它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引起深刻的相應變化；狹義而言，現代化又不是一個自然的社會演變過程，它是落后國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徑（其中包括可利用的傳統因素），通過有計劃地經濟技術改造和學習世界先進，帶動廣泛的社會改革，以迅速趕上先進工業國和適應世界環境的發展過程。”[2](17)這對于理解現代化理論雖具有重要價值，但問題在于，目前我國關于現代化的研究由于缺乏生態哲學的理論維度和生態思維的有效規范，遮蔽了現代化得以有效運作的生態系統前提和自然承載基礎。因此，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面臨來自自然資源體系和生態環境系統的嚴峻挑戰。自工業革命興起，特別是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在得到空前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20世紀80年代初，生態現代化理論出現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政策制定領域中，這反映出這些國家在社會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政策和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生態化轉向；也表明人們嘗試將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重新定義。生態現代化正在成為一種社會科學主導理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環境與發展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甚至環境保護都被視為是工業和政府的一項沉重負擔，政策制定者必須在環境與發展二者中選其一。但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和人類認識的不斷發展，一些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工業家和政策制定者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有意識調和環境與經濟發展這對矛盾，重新規范環境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認為二者協調發展是可行的。在協調過程中，應采用一種新的方法，使得工業現代化在面臨環境挑戰的時候沿著生態路線發展，這樣就為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創造了一個機遇，建立了一個起步平臺，這就是所謂的生態現代化。生態現代化為整個世界提供了一條綠色資本與生態文明之路，從而使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成為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制約的兩方面?？梢娚鷳B現代化的提出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和經濟發展生態化趨勢，并為人類進行生態環境改革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指導。1962年，美國學者R.卡遜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出版，引起全球范圍內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極大關注；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梅多斯等人的《增長的極限》的報告，引發人們對人類生存發展前景的深度討論，同年聯合國環境會議的召開，也引發了人類對環境問題的深切憂慮，并導致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聲勢浩大的環境政治運動。但這些努力并沒有達到環境保護的預期效果，特別是這一時期政府在環境管理層面出現的“失靈”現象，導致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持續加劇，自然資源和能源狀況依然緊張。生態現代化理論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來把握：首先，關于生態現代化的理論審視。德國學者?？藸?866年首次提出“生態學”是研究生物有機體與無機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英國學者坦斯利1935年提出由生物群落和環境共同組成的自然整體是個“生態系統”；1942年美國青年學者R.L.林德曼揭示生態系統能量在各營養級之間流動的定量關系，提出生態金字塔轉換1/10定律，該定律的提出為人類生態保護提供了重要的生態科學依據；196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研究生命的環境系統及其基本過程與揭示和控制環境系統是國際生物界的重要任務，并于1970年制定“人與生物圈的研究計劃”；生態現代化作為一個理論概念首先是由德國著名學者馬丁·耶內克提出，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柏林自由大學環境政策研究中心（FFU）誕生的。耶內克早在1982年1月26日的柏林州議會辯論中使用了“生態現代化”這一概念，它隨后出現在1983年第4/5期德文版的《自然》雜志中，并于1985年在國際環境與社會研究所（IIUG，隸屬于柏林科學研究中心〈WZB〉）出版的題為《作為生態現代化與結構政策的預防性環境政策》的論文中，將其譯為明確的英語術語。最初，這一概念只是在一個被稱為“柏林學派”的學術團體中被接受和使用。耶內克在重溫最初提出“生態現代化”這一概念的思維框架時指出：“一般來說，對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負面效果，我們有修復補償、末端治理、生態現代化和結構性改革四種可能的應對思路……相比之下，生態現代化理念有自己的優越性：我們可以通過政策推動的技術革新和現有的成熟的市場機制，減少原材料投入和能源消耗，從而達到改善環境的目的，也就是說，一種前瞻性的環境友好政策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和技術創新促進工業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結構的升級，并取得經濟發展和環境改善的雙贏結果。因此，技術革新、市場機制、環境政策和預防性原則是生態現代化的四個核心性要素。而環境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能力是其中的關鍵?！盵3]其次，關于“生態現代化”形成原因的邏輯梳理。生態現代化理論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并在全球范圍廣泛傳播，受到各國政府歡迎。它能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是環境人口因素。一方面，“酸雨和臭氧層空洞問題雖然未被闡述為如核災難一般可怕，但其影響的廣泛性卻可以視為環境運動可能產生更深一層社會影響的基礎。在這一背景下，生態現代化作為一種替代性環境理論形成并發展起來”[4]。另一方面，人口不斷增加，環境問題不斷加劇，嚴重的生態危機制約了各國經濟的發展。為此急切需要尋求有效方法來協調環境與發展的矛盾，探索環境與經濟的和諧發展已成為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生態現代化理論在這樣危機的情況下應運而生。二是經濟科技因素?？茖W技術日新月異，全球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為新理論的提出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此外，經濟全球化的態勢，跨國公司的涌現，不僅強化了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而且還全面提升了全球化發展的競爭格局。在嚴峻的競爭壓力下，各國爭先運用新理論來指導實踐以解決生態環境問題，這就為“生態現代化”的迅速傳播奠定了現實基礎。三是政治策略因素。20世紀70年代，各國政府對于環境問題大多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等政策，目的就是為了實現當前經濟利益最大化。但各國政府最終發現此路不通，他們急需尋求一種新的政策來解決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并必須保證經濟的平穩發展，于是主張“預防性”策略的生態現代化理論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生態現代化之所以能夠吸引政府的注意力，是因為生態現代化所講的環境觀點并沒有引起對基礎設施的大量需求”[5]。“生態現代化思想的宗旨，是使技術的生態負作用最小化的同時，使技術的正作用得以最大化發揮，變‘后期補救’為積極的預防，確保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同步進行，這恰恰滿足了政府的需求”[4]。四是公眾認知因素。原始社會人類崇拜自然，農業社會人類順應自然，工業社會人類征服自然。“隨著科技發展，人類社會正在由工業社會走向知識社會，實現第二次現代化——守護自然，互利共生。”[6]由于人類認知水平的不斷提高，人類的環境意識不斷增強，這也為生態現代化理論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公眾基礎。這些因素表明，生態現代化思想的形成和理論的傳播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這一背景對生態現代化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到強大的牽引和承接作用?？梢?，生態現代化理論是通向未來生態文明新紀元的必然產物。二、生態現代化的歷程及其內涵20世紀80年代初，生態現代化理論在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如德國、荷蘭、英國等最先發展起來的，隨后這一理論的經驗研究拓展到芬蘭、丹麥乃至整個歐洲、美國、加拿大以及東南亞等地。為此作出重要貢獻的有德國學者耶內克（M.Janicke）、約瑟夫·胡伯（JosephHuber）、凡·普里特威茨（von.Prittwitz）、烏多·西蒙尼斯（Udo.Simonis）、克勞斯·齊默曼（K.Zimmermann），荷蘭學者格特·斯伯加倫（G.Spaargaren）、馬騰·哈杰（MaartenHajer）、阿瑟·摩爾（ArthurP.J.Mol），英國學者阿爾伯特·威爾（AlbertWeale）、莫里斯·科亨（MauriceCohen）、約瑟夫·墨菲（J.Murphy），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巴特爾（FrederickH.Buttel）、戴維·索納菲爾德（DavidA.Sonnefield）和妲娜·菲舍爾（DanaR.Fisher）等。生態現代化理論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早期），主要內容有：強調技術創新在環境改革中的作用，特別是工業生產的技術創新；對官僚機構和低效率持批評態度；支持環境改革的市場作用和市場動力；關于社會機構和社會沖突的系統觀；國家層次的分析。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主要內容有：比較淡化技術創新的關鍵作用；更多強調政府和市場作用的平衡；更加強調制度和文化的作用，社會機構在環境誘導的社會轉型中的作用；集中研究OECD國家工業生產的國家比較。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主要內容有：擴展研究的理論和地理范圍，包括消費轉型、非OECD國家研究、全球生態現代化過程；環境問題給社會、技術和經濟改革帶來的挑戰；現代性核心社會制度轉型，包括科技、生產和消費、政治和治理、市場制度等，在地方、國家和全球多個層次上的轉型；定位于科學領域，明確區別于反生產力、反工業化、后現代主義、強社會結構主義和許多新激進主義。[1](95)這一階段主要致力于生態現代化的復雜性研究，也取得一些重大的成就：非歐洲國家生態現代化（Buttel[7],Mol[8]）；生態現代化與風險社會理論研究（MaurieJCohen[9]）及環境創新與傳播研究（MartinJanicke[10]），（Gouldson,Murphy[11]）；政治生態現代化和地區經濟與全球一體化進程（Gouldson,Murphy[12]），（DavidGibbst[13]）；非政府組織與社會環境運動對環境轉型和政府決策的角色作用（MaurieJCohen[14],Mol[15]）；分析中小企業工業生態重建和對市場—政府靈活管理（smartregulation）及結構性解決措施的探討（AndrenRevell[16],MartinJanicke[10]）。關于生態現代化的內涵，學界認為生態現代化是現代化與自然環境的一種互利耦合作用，也是世界現代化的一種生態轉型，即向符合生態學原理發展模式轉變。生態現代化要求采用預防和創新原則，推動經濟增長與環境退化脫鉤，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贏。[17]何傳啟認為，首先，生態現代化是現代化的一次生態革命，包括從物質經濟向生態經濟、物質社會向生態社會、物質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改善，生態效率和生活質量的持續提高，生態結構、生態制度和生態觀念的深刻變化，以及國際競爭和國際地位的明顯變化等。其次，生態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有階段的歷史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末，生態現代化大致經歷相對非物化和綠色化（經濟與污染相對脫鉤）、高度非物化和生態化（經濟與環境退化絕對脫鉤）、經濟與環境雙贏、人類與自然互利共生等四個階段。其三，生態現代化是一場持續100多年的國際競爭，包括不同國家追趕、達到和保持世界先進水平的國際競爭，以及國內生態效率、生態結構、生態制度和生態觀念的變化。其四，生態現代化具有絕對和相對兩個視角。如果說生態現代化的國內進程是絕對生態現代化，那么生態現代化的國際地位變化過程就是相對生態現代化。生態現代化既是國內現代化與自然環境的良性耦合，又是現代化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領域的國際競爭。[18]在筆者看來，這里的“從物質經濟向生態經濟、物質社會向生態社會、物質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應該具體分析。比如“物質經濟”與“生態經濟”、“物質社會”與“生態社會”在邏輯對應上似乎有問題。因為“生態經濟”、“生態社會”也需要物質形態的東西，也就是說，生態經濟、生態社會也有物質載體。由此，在邏輯上“生態經濟”與“工業經濟”、“生態社會”與“工業社會”相對應更準確而恰當。而“物質文明”與“生態文明”也有類似問題，生態文明并不遮蔽物質文明，只是生態文明更需要物質文明的生態化轉向。[19]西方學界對新興的生態現代化理論提出不同觀點，并有不同的代表人物：一是早期“預防性”策略論。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馬丁·耶內克。他認為，生態現代化是使“環境問題的解決措施從補救性策略向預防性策略轉化的過程”[20]。其中“補救性”策略包括：對環境破壞性產品和生產過程造成的環境損失給予修復或補償；通過對環境破壞性產品與生產過程采取清潔過濾措施來消除污染，如在燃煤發電站內應用流體除硫設備以防止酸雨生成。“預防性”策略包括：生態現代化通過技術創新使生產過程與產品更加適應環境的良性發展；通過社會結構性變革或經濟結構生態化促使引發環境問題的生產過程被新的生產和消費形式所替代。[4]可以看出，耶內克對生態現代化思想內涵的論述過于表面化，只是將最淺層的東西描述了出來，但是他對促成該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大貢獻。二是社會變革和生態轉型論。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瑟·摩爾。摩爾認為，第一，生態現代化實現的前提是“科學技術發展的軌道要改變方向”，換言之，實現生態現代化，就是要開發更加先進的生態環境技術來替代20世紀70年代實行的末端治理技術。第二，通過有效摒除經濟增長、資源消耗和廢棄物排放三者之間的必然因果聯系，促使經濟發展的環保性質、生態含量、綜合速度和空間分布發生生態化優化。第三，通過實行環境質量認證和環境稽查，刺激私有經營者在環境行為方面展開競爭，從而創建生態市場，并以此防止政府成為環境極權主義的化身。第四，隨著環境問題在政府、市場和科學技術發展中的系統化，環境運動的角色慢慢從社會發展之外的批評者轉向社會內部，并逐漸涉及生態轉型的獨立參與者。[21]三是綜合性新政策論，代表人物是哈杰。哈杰指出：“過去科學的主要任務是為環境的破壞性后果提供證據，而今卻日益成為政策決策過程的中心。其中，生態科學尤其是系統生態學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盵22]哈杰認為，在生態現代化理論中，“環境保護只會增加成本”這一傳統思想讓位于“防止污染有回報”這一理念。因為“如果一個企業不能對環境有所貢獻，那么它也無資格從中獲益”。環境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如果將其視為一種免費商品，那么對其任意使用必然增加社會經濟成本。生態現代化有效的策略就是讓這些對于商家的外在的經濟成本內在化。他還提出，生態現代化是消除政府與環境運動之間存在的激烈的敵對性爭論，從而避免引發根本性的社會沖突的有效途徑。他認為，生態現代化反對一些批判性社會運動學說中的“反現代”情緒。他認為，生態現代化是基于對現代技術與社會規劃有能力解決所存在問題的信任的一種政策論說。[5]四是弱生態現代化和強生態現代化，代表人物是克里斯托弗。他認為，所謂弱生態現代化是一種單純技術論觀點，并沒考慮人類與生態系統間的相互作用，只強調用技術手段解決環境問題；采用科學界、經濟界與政界精英相互合作參與政策制定并壟斷決策權的“技術統治一組合主義”模式；只限于對發達國家的分析；試圖為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套上單一、封閉的框架。所謂強生態現代化則是一種社會結構優化論觀點，它超越了資本主義社會，主張將環境關注擴展到全球范圍，是現代化理論中的一個比較突出的貢獻。社會機構組織與經濟體制在廣闊范圍內變動，這有益于促進社會各界對生態環境進行關注并迅速做出反應；采取開放、民主的政策決策模式，增加公民參與的機會；對環境與發展問題給予全球性關注；對政治—經濟—生態發展界定出一個更加廣泛而不固定的概念?？梢钥闯?，克里斯托弗所劃分的弱生態現代化和強生態現代化實際上可以分別與哈杰所定義的技術—組合主義和“反省式”生態現代化相對應?？梢哉f克里斯托弗恰好對哈杰的工作做了必要而有意義的補充。[4]三、生態現代化的價值及其啟示生態現代化理論是西方國家尋求解決現代性缺陷問題的必然選擇，并在理解和闡釋現代工業社會如何應對環境問題層面，逐漸成為社會科學的一種主導理論。對中國而言這一理論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筆者較早自覺注意到生態哲學與現代化內在深層關聯問題，[23]并指出現代化應該而且必須高度重視經濟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的統一，并以此來有效抑制生態環境緊張局勢的出現。[24]生態現代化應該且必須成為我國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內容，缺少生態目標的現代化是病態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原有經濟體制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生產力迸發出空前活力，使經濟步入一個較快發展的階段。同時，我國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生態環境脆弱與經濟快速增長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使我國環境問題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拔覈鷳B現代化水平與發達國家相差這么大，和中國處于工業化的發展期有關……作為發展中國家，工業現代化的環境壓力、生態現代化的環保需要，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雙重挑戰?！盵25]2007年1月27日中國科學院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稱：“在全球118個國家參加評價的2004年生態現代化指數排名中，中國以低于世界平均值17分的42分排在第100名?！盵26]這樣的世界排名令我們擔憂。生態現代化水平的高低實際上是發展觀念、環境意識、科技水平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等方面差距的真實反映。在當今這個以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為關鍵任務的社會里，中國環保成績的落后必定會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國家實力的提升將會受阻減速。因此，吸收西方生態現代化的先進思想，結合我國實際制定符合我國發展的中國生態現代化戰略成為我們的當務之急，也就是說，在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導入生態現代化理念和評價指標相當重要[27]?；趯ξ鞣缴鷳B現代化理論的深入研究，并結合我國實際國情，我們從中可得到多方面的啟示：一是現代化時代進程的啟示。生態現代化最初發生在歐洲等發達工業化國家，后來傳播到世界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生態現代化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很難逆轉的世界趨勢。[28]在此背景下，學界通過對西方生態現代化的系統研究提出，我國發展生態現代化理論至少存在兩個難題：一是理論層面上，它還沒有也未必能夠被普遍接受為一種主導性的環境政治思維范式；二是實踐層面上，生態現代化理論面臨著來自國內外的雙重挑戰。[29]因此，我們應當走出有中國特色的生態現代化之路。我國學者提出廣義生態現代化理論，并指出廣義生態現代化不是簡單地從污染治理入手，而是從改變人的行為模式出發，通過改變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通過環境友好的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結構生態化，降低人類活動的環境壓力，達到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雙贏的目的。結構生態化包括生產、消費、制度和觀念結構的綠色化和生態化等……廣義生態現代化的基本要求是：非物化、綠色化、生態化、經濟與環境退化脫鉤。[30]二是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啟示。通過對西方生態現代化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積極借鑒，并結合中國自身發展特點自覺構建中國生態現代化的理論戰略。從2001年第1份《中國現代化報告》發布之日起，每年的《中國現代化報告》都以其高度的前瞻性、權威性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特別是2007年1月27日（正值德國學者馬丁·耶內克提出“生態現代化”這一概念25周年之際）以“生態現代化研究”為主題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7》的發布更為中國生態現代化戰略提供了具體而有力的理論指導。作為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的何傳啟指出，《中國現代化報告2007》，以生態現代化為主題，通過對世界現代化的生態效應和生態轉型的300年歷史分析以及對131個國家34年定量評價，歸納出生態現代化的36個事實和6個啟示，提出廣義生態現代化的原理和方法。報告結論和建議是：實施生態現代化戰略，實現經濟和環境的雙贏，[30]也就是說，生態現代化會帶來完全不同以往的經濟社會的發展，即經濟社會的發展應該而且必須在更強有力的環境保護和生態增值框架內運作，并與環境保護和生態增值發展戰略密切結合。生態現代化特別強調中國企業以及相關管理方式包括經營策略應采取長期綠色和生態化的發展戰略，同時有效地實施新的內部系統結構與功能的綠色管理策略，其目標是建立一個更加有利于生態環境的發展方式來引領并規范其經濟增長。三是現代化現實操作的啟示。從西方生態現代化理論的廣泛傳播和推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