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社會工作力量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探索與建議（1991~）

一背景與意義20世紀80年代，我國社會工作和慈善事業開始復蘇，并在此之后得到進一步發展。2005年，我國慈善事業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這一決策對慈善事業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2006年，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社會工作正式被納入國家政策議題。在寬松的發展環境中，兩者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2014年，社會工作被納入《社會救助暫行辦法》。2015年，慈善事業進入立法程序的關鍵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以下簡稱《慈善法》）于2016年3月16日通過，并于2016年9月1日起施行。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再次明確強調：支持專業社會工作、志愿服務和慈善事業發展。這一政策的提出，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工作政策與慈善事業的緊密聯系，同時也擴大了兩者的影響力。在廣州舉辦的第六屆公益慈善思想論壇，對慈善事業與社會工作的結合有一個初步的探討：未來慈善事業的發展必須有一個龐大的社工人才隊伍，因為慈善還在轉型中，需要一批做社會工作的優秀人才，來使公益慈善的格局和水平有一個大的改善和提升。從事社會工作也應該有一種更寬廣的胸懷，兩者之間要合流，朝著建設一個美好社會的目標前進。二文獻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工作行業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1991年，中國社會工作協會成立；1994年，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成立；2010年后，不同行業組織在不同地域和層面上出現，并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它們均推動了社會工作事業的積極發展。對社會工作如何界定，美國社會工作者協會（NationalAssociationofSocialWorkers，NASW）這樣理解：社會工作是一種專業活動，用以協助個人、群體、社區去強化或恢復能力，以發揮其社會功能，并創造有助于達成其目標的社會條件。[1]1980年，素有“社區領袖”之稱的弗里蘭德（Friedlander）在其《社會福利導論》（IntroductiontoSocialWelfare）一書中強調：社會工作是一種專業服務，也是一種專業助人的過程。[2]關于社會工作的內涵已有眾多學者進行相關研究，它的社會功能有整合社會資源，協調社會關系，預防和解決社會問題，其最終的目的是促進社會和諧。同時，社會工作秉承著“助人自助”的宗旨，遵循著專業倫理和規范，它是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工作是以利他主義價值觀為指導，以科學知識為基礎，運用科學方法幫助他人的服務活動。[3]社會工作對開展社區服務具有積極的作用，在完善社會功能的同時，也提高了社會福利水平，以及受眾社會生活素質，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進了個人與社會的和諧，以及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其更多的積極效應體現在解決社會問題，幫助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減輕經濟困難造成的負面影響。公益慈善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構成部分。改革開放促使我國經濟迅速發展，但資源投放的不均衡也使得我國各類社會問題不斷涌現。[4]政府在判斷社會發展基本形勢的基礎上順應時代變化，提出了“小政府，大社會”的目標，這就將公益慈善事業放在了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性位置。1912年，北京社會實進會的成立應當是中國社會工作的起點，它起源于慈善救助的專業社會工作，產生了一些“異化”，并且超越了慈善救助的服務領域。社會工作與公益慈善的不同點在于前者致力于提供專業的服務，而后者則轉向動員公眾參與慈善事業。社會工作屬于公益慈善領域的一個板塊，由于其具有一定的邊緣性，同時帶有公益慈善的特性，受眾的關注度比較小，在制度的建立方面還不夠完善，因此社會工作在開展的過程中容易出現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慈善法》的出現就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工作的規模化、專業化、職業化和規范化。《慈善法》的出臺使得社會工作有法可依，有利于發揮社會工作教育公眾、影響社會的作用，推動社會工作機構參與社會治理。其中“直接登記制度、公募資格開放、稅收優惠獲取、免稅資格公平化、信息公開規范運作、國家金融政策支持以及教育宣傳”等條文對社會工作具有促進作用。[5]《慈善法》的出臺同時也將社會工作領域曾經沒有解決的問題曝光，這對我國社會工作的開展具有良好的導向作用，并且在問題解決之后能更好地完善自身的發展。在《慈善法》出臺的制度環境下，向市場學習，努力提高機構效率，走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職業化、規范化發展道路，實現依法規制、依法管理、依法監督，最終促進整個社會工作行業的健康發展。三廣州社會工作力量參與公益慈善態勢研究（一）社會工作與“廣州經驗”目前，廣州社會工作領域范圍比較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廣州市政府對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模式的探索始于20世紀90年代，引用學習了香港專業的社會工作理念和服務方法，并于2007年開始探索政府購買社工服務項目，廣州市海珠區政府作為試驗點率先啟動該項目。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是指在街道設置的一個服務平臺，接受區（縣級市）民政部門的業務指導。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服務范圍一般比較廣泛，主要包括家庭服務、青少年服務、長者服務等。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由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由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承接運營，根據區域服務需求實際情況，以家庭、青少年、長者等重點群體的服務為核心，科學設置服務項目，面向全體社區居民提供專業、綜合、優質的社會服務。[6]2008年12月，國務院頒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賦予了珠江三角洲地區“先行先試”、進一步完善社會管理制度和創新社會管理方式的新使命。[7]從廣州市政府在全市大力推行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到20條街道開設了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試點，再到全市131條街道均建成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其間不過4年的時間，足見這種措施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家庭綜合服務中心順應政策支持和發展社會服務的方式，其數量由2014年的170個增加到2016年的188個，并且這一數據還在不斷增加。（二）廣州社會工作力量的現狀分析中國的社會工作體系，有自己的特征和屬性，其植根于悠久的歷史文化土壤，而非對西方社會工作模式的簡單復制。在建設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它對中國社會工作的開展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對廣州來說，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建立。其已經成為社會工作本土化探索的新模式，形成了一種“嵌入—融入—共生”的發展路徑，隨著廣州市各區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成立，這一模式也成為國內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廣州經驗”。1.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成為廣州社會工作本土化探索的新模式《廣州市社會組織發展報告（2017）》指出，截至2017年12月底，廣州市共登記注冊社會組織7594家，其中社會團體3016家、民辦非企業單位4536家、基金會42家。[8]針對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政府和專家依據現有的發展情況，摸索出適合本土化發展的路徑。廣州市的家庭綜合服務中心主要以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為主，致力于實現普惠性的社會服務。家庭綜合服務中心作為社區服務系統中新生的部分，要嵌入原有社會系統需要兩者之間的磨合。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這為國內社會工作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刺激點和有利的政策支持。《關于印發廣州市街道社區綜合服務中心試點建設期間三個規范的規定》提出社區或者街道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是面向整個社區的，主要服務是滿足家庭的需求，通過專業的社會工作方法，解決矛盾糾紛，最終促進社區的和諧發展。隨著平臺的落地和推廣，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影響力越來越深遠。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嘗試是從廣州市老人院與荔灣區逢源街道辦事處開始的。本報告以荔灣區逢源街道辦事處為例，講述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是怎樣融入社區的。逢源街的服務團隊成立于1997年。2010年，逢源街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正式成立，同時也開創了廣州和香港合作的先河。服務團隊的成員來自各個領域，既有社工，又有心理咨詢師、康復師等。服務團隊與街道辦事處保持緊密溝通，共同解決社區問題。社工是駐扎在社區里的，與居民之間的距離最近，也是最熟悉社區的團體。對于低保、低收入家庭，社工會定期上門進行探訪，了解他們有哪些困難需要幫助，通過這樣定期的探訪，社工與低保、低收入家庭建立了深度的服務關系，幫助他們鏈接了社會資源。在廣州，這樣的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有很多，它們在建設和諧社區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助推著社會治理方式的轉變。廣州社會工作者用專業服務解決社區公共問題，全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每年為將近300萬人次提供服務。社工以專業的方式做著社會工作，在維護社區和諧穩定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2.制度環境不斷完善2018年5月30日，廣州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的《廣州市社會工作服務條例》[9]，于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該條例的頒布對廣州市社會工作來說具有良好的推動作用，同時能夠對社會工作進行更好的行為約束。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角度來說，社會工作和公益慈善的合流是必然的。在合流趨勢下，我們看到了他們在實務方面是一種共生的發展關系，特別是在廣州，社會工作跟公益慈善的結合應該說在全國是領先的。在2013年廣州市慈善項目推介會上，60%以上的都是社工機構。他們到推介會來開展慈善募捐活動，這得益于廣州市最早開放了公募資格。同時，廣州的社工機構得到的政府購買服務的資金也比較多。3.建立更加良好的社會環境社會工作服務領域比較廣泛，從社會福利到社區建設，從慈善事業到教育輔導都屬于其服務領域，而且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其服務領域也在不斷擴大。因為其所解決的問題都是社會基層的問題，這對城市的發展以及社會的穩定來說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受到經濟環境和文化環境的有利影響，廣州的社會工作參與度比較高，社工人數也在逐年增加，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進了社會更為良性的發展。社會工作來源于西方，在中國本土化發展的過程中難免有一些水土不服，甚至會產生負面效應，廣州本土的社會工作發展也不例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1）社會工作發展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參與相對不足，對政府的依賴性較強。社會工作由于其獨特性，在一開始就被打上了政府的印記。雖然政府對中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發展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也大大消解了社會組織自身發育的動力和社會成員參與的主動性。不管是廣州還是全國其他城市，都存在這種情況，而“去政府化”對當下還不夠穩定的社會組織來說難度較大。（2）盡管當前社會工作在廣州形勢良好，但是社會工作的職業性質和專業特征依舊不明顯。《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對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進行了定義，提出其主要是指具有一定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技能，在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扶貧濟困、慈善事業、社區建設、群眾文化等領域直接提供社會服務的專門人員。從以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定義中可以看出，它所涉及的領域和范圍是十分廣泛的，所需要的人才有較高的專業性，目前在這方面依舊有很多的社會工作參與者沒有達到。（3）社會工作發展具有失衡性。主要是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在當前的環境中，政府的重視與支持對加快本土社會工作發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但也要看到，有的地方不顧自身發展條件和能力盲目發展所謂的“社會工作”。失衡性的表現之一就是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均衡，廣州不同的區域在社會工作方面發展進程不一樣，中心城區因為經濟和文化較發達，社會工作開展情況比較好，但是周邊地區甚至偏遠地區開展的社會工作服務水平非常有限。（三）未來廣州社會工作發展趨勢分析1.加強社會工作和開展公益慈善專業教育并行公益慈善領域的專業人才一直都是緊缺的，特別是專職人員一直達不到供求平衡的狀態。社會工作是一個強調實踐性和應用性的專業，需要大量的實踐訓練和公益情懷培育，而這一點恰恰與以實踐操作見長的職業教育相符。社會教育主要是針對社會公眾進行的社會知曉度宣傳和認同培養。提高專業服務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通過滿足公眾個性化服務需求，兼顧傳統社會問題與現代社會問題的綜合解決，不斷提高社會公眾對社會工作的認同感和滿意度，鞏固社會工作專業地位。2.廣州社會組織與社會工作的融合將逐步加強社會組織與社會工作的融合將逐步加強，并且兩者之間的協作性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變得更好。社工服務機構是近年來增速最快的社會組織類型之一，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規模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進入社會組織不僅有助于相對緩解社會組織專業人才短缺的問題，而且有助于社會組織和公益慈善事業的專業化和職業化。”[10]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兩者有序、有效結合，將會對廣州市社會服務專業化和社會治理創新產生重要影響。3.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等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成為主流并發揮著重要作用從2008年到現在，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已經是廣州各區最有影響力的名片之一，并且能夠在社區服務過程中，調解各種矛盾，創建和諧社區。這些社會工作的經驗共同凝聚成本土化發展的“廣州經驗”，這種模式也成為全國各地社會工作的主流模式。不同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社會組織管理模式，廣州的模式與香港模式比較類似，這種模式植根于本土的發展土壤，并且日益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四總結2016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共同發布的《關于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把社會組織人才工作納入國家人才工作體系”，慈善組織是社會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規定有助于公益慈善人才的社會認可和職業發展。2016年9月1日，《慈善法》正式實施，這標志著我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