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論文的選題原則？〔如何選題〕,本科論文寫作經歷體驗告訴我們，治學的首要問題是選題。有-一個好的選題，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就會目的明確，進展順利，容易出成果，而且很快能產生社會效益；反之則會困難重重，難以出成果，甚至會出現半途而廢的現象。那么一個好的選題應當具備哪些因素呢？我們又怎樣確定自個的論文選題呢？一、選題的原則對選題的原則可能有不同看法，我們以為選題要有用，要新，要力所能及，現分別述之如下：1.選題要有用我們寫文章總希望推動社會進步，有利于本身的發展。我們寫課程論文、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總希望獲得好成績，以表示清楚自個的學術水平與本身價值，那我們的論文題目就應當貫徹有用的原則，或者講我們的論文選題要有意義。林庚以為：選題有沒有意義是至關重要的。選題假如沒有多大意義，即便做得很用功，做出來價值也不大。假設古詩中有那么一首作品，過去不知道作者，通過考證，知道了某一首詩的作者是誰。這種考證雖然增加了知識，可以以算是學問。但假如作者既很平常，作品也很一般，本來就沒有人過問，文學史也不提它，那這種研究會產生什么影響呢？任何影響也不會產生。這固然也解決了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是孤立的，根本不和其他問題發生任何關系，好比一潭死水，沒有波濤，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們選擇一個題目，這個問題研究出來，最好希望它富于生命。91經世致用是我們國家知識分子著書立講的傳統觀點。孔子論(詩〕就十分注意發揮(詩〕的社會價值，(論語陽貨〕篇記載了他對學生們講的一段話：小子何莫學夫(詩〕，(詩〕能夠興，能夠觀，能夠群，能夠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后來學者寫論文也注意貫徹有用的原則，如東漢時有人嫌王充的書篇幅過多，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回答道：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10北宋司馬光寫(資治通鑒〕也是為了經世致用，其(進書表〕自稱：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山該書的書名也充分地講明了這逐一點。南宋的真德秀還強調了文學研究也應當經世致用，他講：夫士之于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2]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的觀點尤為鮮明，指出文須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講、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13]他還講：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14因而有人請他寫諛墓的文章，他一概拒絕。近人黃侃以為：人類的一切學問都應當以正德、利用、厚生為目的，因而，做學問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后世開太平。他的學生殷孟倫以為：研究學術不是為研究而研究，而是為了國計民生的利益。這正是黃先生治學的根本目的。[15].當然，治學能否貫徹致用的原則，主要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學術論著。陳寅恪固然沒有什么宣言，但是他的論著告訴我們，他也是主張做學問應當對社會的發展起一點作用。比方他在(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中談道：北平圖書館藏敦煌寫本諸經雜緣喻來由記，其末云號稱蓮花色尼.蓋蓮花色尼出家因緣也。fo教故事中關于蓮花色尼者頗多。此寫本所述，即其一種。寅恪初取而讀之，見所謂七種咒誓惡報僅載六種。于是他查了巴利文有關經書，發現所載此尼出家因緣，與敦煌寫本大抵一樣，惟華而不實有一事絕異而為敦煌寫本所無者，即蓮花色尼屢嫁。而所生之子女皆離夫，不復相識，復與其所生之女共嫁于其所生之子。迨既發現覺察，乃羞惡而出家焉.這個故事內容顯然與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相沖突，所以被存心故意刪掉了。[16]他還總結出這樣一個結論：釋迦之教義，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講，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沖突。輸入之后，若久不變易，則決難保持。是以fo教學講，能于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長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經過。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于消沉歇絕……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歸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講，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171他還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對(馬氏文通〕死搬硬套印歐語系語法的做法作了分析批評，指出：夫印歐系語文之規律，未嘗不間有可供中國之文法作參考及采用者,但是其他屬于某種語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視為天經地義，金科玉律，按條逐句，逐一施諸不同系之漢文，有不合者，即指為不通。嗚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由是言之，從事比擬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統也.[18]需要十分強調的是，我們不能將選題要有用的原則簡單地理解成為政治服務，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做法，恰恰是應當摒除的。也不能像漢代今文學家那樣直接將古書應用于現實。梁啟超指出：兩漢之間，儒者通經，皆以經世，以(禹貢〕行水，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折獄，以(詩〕三百五篇當諫書。蓋六經之文，無一字不可見于用。9]孫欽善進一步分析道：今文家標榜經世致用,即強調經書的直接的、簡單化的實用目的。如前漢今文家以(尚書禹貢〕治河〔見(漢書平當傳〕〕，以(尚書洪范〕察變〔見(漢書夏侯勝傳〕〕，以(春秋〕治獄〔(漢書藝文志〕著錄：(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以(詩經〕當諫書〔見(漢書儒林傳：王式傳〕〕，或當規戒〔如(韓詩外傳〕〕等；除此之外，今文學多言陰陽災異，宣揚天人感應的迷信思想，把儒學神化，為穩固現實統治服務。[201在我們看來有用的含義是相當廣泛的，凡有益于人類進步、社會發展的選題，即便是提倡逐一種科學的研究方式方法，甚至編一部工具書，應當講都符合有用的原則。胡適曾舉例道：.我為什么要考證(紅樓夢〕？在消極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一班人的謬講。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式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證據而后信。[21清人王夢阮和沈瓶庵寫過一本(紅樓夢索隱〕，以為(紅樓夢〕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董鄂妃即秦淮名妓董小宛，歷經曲折，后為順治皇帝納之宮中，寵之專房，封貴妃。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發為僧，去之五臺不返。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魯迅指出：.董鄂妃是滿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時候，小宛已經二十八歲了；而順治方十四歲，決不會有把董小宛做妃的道理。2清人徐柳泉嘗云：小講(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為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23]魯迅指出：這是由于性德是詞人，是少年中舉，他家后來也被查抄，和寶玉的情形相仿fo，所以猜測出來的。但是查抄一事，寶玉在生前，而性德則在死后，其他不同之點也很多，所以其實并不很相象。24]蔡孑民(石頭記索隱〕稱：(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講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余也。25]魯迅指出：此講不免近于穿鑿，況且如今既知道作者既是漢軍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漢人來抱亡國之痛的。26]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是(紅樓夢〕研究中索隱派的代表人物。他們都把(紅樓夢〕與清朝政治作簡單的比附，而不要任何的證據。胡適撰(紅樓夢考證〕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反對他們唯心的研究方式方法。顧頡剛曾經談到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有兩點成就：適之先生(對讀者應具摩頂放踵精神〕[31的文章。文章很快就發表了出來，由于李小緣所提倡的這種精神，正是廣大讀者和圖書館工作者所迫切需要的。正如嚴耕望所講：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對于別的研究者有較大可用之處，甚至對于一般人也有用，換言之，希望有較大影響力，那就不能不考慮實用問題。B32]當然也有不同觀點，如章太炎、梁啟超、胡適、顧頡剛等著名學者，都曾反對過學以致用。但是他們的觀點往往前后矛盾，難以為據。如章太炎1906年(與王鶴鳴書〕云：仆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偽，雖致用缺乏尚，雖無用缺乏卑。3]后來在(與鐘君論學書〕中又講：學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親民，不以干祿。34〕這兩句話的意思都不那么周密，不暇計并不等于不計：用在親民也還是用，而且是更重要的用。當他在談到學以致用的時候，措辭倒是非常明確的，如他對顧炎武就非常推崇，曾于1908年(答夢庵〕云：若顧寧人者，甄明音韻，纖悉尋求，而金石遺文，帝王陵寢，亦靡不殫精考索，惟懼不究，其用在興起幽情，感懷前德，吾輩言民族主義者猶食其賜。15]20世紀20年代初，他在(講求學〕的演講中談道：求學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應用。前者如如今西洋哲學家康德等是，后者如我們國家之圣賢孔子、王陽明等是。顧是二者，不可得兼，以言學理，則孔子不及康德之精深；以言應用，則康德不及孔、王之切近。要之二者各有短長，是在求學者自擇罷了。然以中國之時勢言之，則應用之學，先于求是。361這段話強調學以致用的態度非常明確，但是以為求是與應用二者不可得兼的觀點卻是有問題的，實際上兩者應當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求是是為了更好地應用，而應用也應當求是。胡適1919年8月16日(論國故學〔答毛子水〕〕云：我以為我們做學問不當先存這個狹義的功利觀念。做學問的人當看自個性之所近，揀選所要做的學問，揀定之后，當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研究學術史的人更當用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去批評各家的學術。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個恒星，都是一大功績。37首先，胡適是在強調整理國故的重要性時講這番話的，不免過于夸大。其次，如前所講，他在從事(紅樓夢〕考證時，十分強調了它在治學方式方法方面的示范作用。后來，他在1928年9月寫的(治學的方式方法與材料〕又改口講：固然做學問的人不應該用太狹義的實利主義來評判學術的價值，然而學問若完全拋棄了功用的標準，便會走上很荒唐的路上去，變成妄費精神的廢物。這三百年的考證學雖然有一部分可算是有價值的史料整理，但華而不實絕大的部分卻完全是枉費心思。138]章太炎與胡適的學生顧頡剛也講過：假如我們要求真知，我們便不能不離開了人生的約束而前進。所以在應用上雖是該作有用與無用的區別，但在學問上則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學問雖然能夠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的結果，而不是著手做學問時的目的。從此以后，我敢于大膽無用的研究，不為一班人的勢利觀念所覆蓋了。3g〕顧頡剛畢竟離開不了人生的約束，他于1936年正式成立的禹貢學會終于高舉起經世致用的旗幟，該學會之(本會此后三年中工作計劃〕有云：士居今日，欲求經世致用救亡圖存之學，其道固有多端，而于吾國地理之研究，實屬重要之一，蓋研究吾國地理之目的，端在明了古今疆域的演變、戶口之增損、民族之融合、山川之險易，以及郡縣建置、道路修筑、邊城關堡之創設，運河溝洫之浚鑿、土地物產之利用，其所關于民生經濟及國家之大計者為至重且巨也。40]我們再看看顧頡剛在古史辨、民俗學、歷史地理、(尚書〕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又有哪一項為哪一項無用的研究呢？下面我們再討論一下梁啟超的觀點，梁氏以為：凡真學者之態度，皆當為學問而治學問。夫用之云者，以所用為目的，學問則為達此目的之一手段也。為學問而治學問者，學問即目的，故更無有用無用之可言……其。實就純粹的學者之見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與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獨立，不能發達。4復稱：所謂學者的人格者，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42]并強調指出：吾前文所屢講之求真兩字，即前清乾嘉諸老所提倡之實事求是也。43]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我們以為純粹的為學問而治學問的人是沒有的，即以梁啟超用作例證的乾嘉學者而言，他們做學問同現實保持較遠的距離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正如柳詒徵所講：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有思想才力者，無所發泄，惟寄之于考古，庶不干當時之禁忌。44清代一些漢族官員埋頭校經考史，其實也是一種姿態，表示清楚自個對政治是漠不關心的，而這，正好也表示清楚了他們對文字獄顧慮重重。其實梁啟超也清楚地認識到了這逐一點，指出：其后文字獄頻興，學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然英拔之士，其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詮釋故訓，究索名物，真所謂于世無患，與人無爭，學者能夠自藏焉。451借做學問來作自我保衛，這也是致用的表現形式之一。當時不少學者還把治學教書，修志纂譜當作終老送窮的逐一種手段。梁啟超即指出：其學成名著而厭仕宦者，亦四處有逢迎，或書院山長，或各省府州縣修志，或大族姓修譜，或有力者刻書請鑒定，皆其職業也。46〕顧千里幫人校書，章學誠幫人修志就是典型例子。只是在這些人當中，有人厭于仕宦，有人卻沒有條件當官，只好替人幫助或幫閑。乾嘉學者校讎古籍，為后人提供了很多較為正確的文本或校勘資料，當然也是很有意義的。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云：以予之識暗才懦，碌碌無可自見，猥以校訂之役，穿穴故紙堆中，實事求是，庶幾啟導后人，則予懷其亦可稍自慰矣夫。47錢大昕(甘二史考異序〕亦稱：予弱冠時，好讀乙部書，通籍以后，尤專斯業。自(史〕(漢〕訖(金〕(元〕，作者甘有二家，反覆校勘，雖寒暑疾疢，未嘗少輟，偶有所得，寫于別紙。丁亥歲，乞假歸里，稍編次之，歲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設教鐘山，講肄之暇，復加討論……二。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僔劣，敢云有得？但涉獵既久，啟悟遂多，著之鉛槧，賢于博弈云爾。且夫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非為騎齙前人，實以開導后學。48]王氏欲啟導后人,錢氏欲開導后學,看來他們也都不是為校史而校史。事實上，商務印書館在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華書局在出版點校本(二十四史〕的經過中，都把他們的著作當作重要的校勘參考資料。然而，對乾嘉學者側重于文字校勘的考據之學的評價也不宜過高。曾國藩曾講：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為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講解評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游衍而不得所歸。張己伐物專抵古人之隙。[49梁啟超也指出：國朝自顧〔亭林〕閻〔百詩〕以后，學者多務碎義，戴〔東原〕阮〔云臺〕承流，益暢斯風，斤斤辨詰，愈出愈岐，置經義于不顧，而務求之于字句之間，于是(皇清經解〕之書汗牛充棟，學者盡數十寒暑，疲力于此，尚無-一心得，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也。so|陳寅恪批評道：.清室所最忌諱者，不過東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數十年間之載記耳。其他歷代數千歲之史事，即有所忌諱，亦非甚違礙者。何以三百年間，史學之不振如是？是必別有其故，沒有能夠為悉由當世人主摧毀壓抑之所致也……獨清代之經學與史學，俱為考據之學，故治其學者，亦并號為樸學之徒……以謹愿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根據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穿，成一有系統之闡述。以夸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闡述為知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于經學之一途。其謹愿者，既止于解釋文句，而不能討論問題。其夸誕者，又流于奇詭悠謬，而不可究詰。雖有研究史學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時，始以余力肆及，殆視為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當時史學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誠可哀矣。s1l胡適也批評道：那班崇拜兩漢陋儒方士的漢學家固缺乏道。那班最有科學精神的大師-顧炎武、戴震、錢大昕、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王引之等一他們的科學成績也就有限得很。他們最精的是校勘、訓詁兩種學問，至于他們最用心的聲韻之學幾乎是沒有多大成績可講。s2]張舜徽對清代經學的評價也不高，他指出：清儒專門治經，自惠〔棟〕戴〔東原〕開其先，天下景進而響和者，無慮皆能盡精微而不克自致于廣大。至于乾隆之季，其隘已甚，微揚州諸儒起而廓之，則終清之世，士子疲老盡氣以從事者，雜猥罷了耳，破碎罷了耳。3]他還總結了乾嘉學者不如顧炎武之處有三點：乾、嘉諸儒治學之規，固得諸亭林啟迪之益為多，然校其所至，則去亭林猶遠。揚摧而言，不同之故，蓋有三焉。亭林志在經世，于歷代典章沿革、政教利弊，了如指掌。凡所考證，皆引古以籌今，留意民瘼，不忘現代。乾、嘉諸儒，則知古而不知今，為考證而考證。專意精研，轉成無用，一也。亭林論學，恒以行己有恥，博學于文二語并舉。即以博學于文而言，亦所該甚溥，乾、嘉諸儒治學，僅能得其一體。取徑既狹，所就便小，二也。亭林雖嘗言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書〕〕，然僅以考文、知音為治經之始，明此二者之外尚大有事在。乾、嘉諸儒，輒相率以考文始，以知音終。畫地自囿，徒形龕陋，三也。[s4]總之，不少清代學者迫于政治壓力，做學問與現實生活保持距離是能夠理解的，我們今天做學問不應當為研究而研究，而要充分考慮我們的研究課題的實用價值。當然有用的含義是特別廣泛的，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直接為政治服務。2.選題要新程千帆講：究竟什么叫科學研究，我想，就是從如今已經有的研究成績，向前發展。假如沒有發展，那就不能叫做研究。ss他還指出：創新，就是要在某個問題上獲得前人所未有的進展。s6〕所以創新是科學研究最本質的特征。我們從小學到大學讀書，參加考試，特點是求同，即你的考卷的答案:要盡量同教師講的、書上寫的、標準答案:上規定的一樣，才能得高分。我們在大學，十分是研究生階段讀書、寫文章的特點是求異，即盡量要同教師講的、書上寫的不同。假如完全一樣，那就可能是抄襲，成績就會不及格。當然既要新異，又要力求正確，至少應當做到言之有據，言之成理。這就是學習與研究的不同要求。很多學者都強調了學術研究應當創新的問題。如梁啟超講：學問之價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創獲。所謂研究精神者，歸著于此點。不問其所疑所求所創者在何部分，亦不問其所得之巨細，要之經一番研究，即有一番奉獻。必如是始能謂之增加遺產，對于本國之遺產當有然，對于全世界人類之遺產亦當有然。57梁氏講了三點，實際上歸根結底只要一點，就是做學問應當有新收獲。善疑與求真都是為創獲服務的。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講：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能夠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s8]陳氏既談了繼往，又談了開來，顯然他愈加注重開來。而王國維之所以成為一代學術大師，也主要是由于他在開拓新的領域，吸收新的觀點，利用新的材料，運用新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奉獻。所以，我們選題應當求新。顧炎武在談到著書之難時指出：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無，而后為之，庶乎其傳也與？sg〕那么，我們的選題如何才能做到新呢？〔1〕新的領域有些人在選擇科研題目時喜歡趕時髦，湊熱鬧。其實早就有人批評過這種做法，如清人章學誠講：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罷了矣。以學問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60]我們應當努力在前人沒有開墾過的領域開展科研工作，不管成績大小都會做出新的奉獻。程千帆談道：新的詳細內容是什么呢？首先要注意在你這個研究范圍里的新的領域，要注意別人注意得比擬少的問題或方面。比方研究唐詩的人很多，研究金朝詩的人就比擬少了。我們到如今為止，還沒有一部專門研究金詩的著作，真正研究金朝人的詩，頂多只是偶爾有人寫文章談到元好問。整個金朝的詩是個什么情況呢，很多文學史里面，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我以前講文學史，也沒有談這個問題。你假如能夠在這個領域里面，做逐一個非常具體的研究，那就是你在文學礦藏的地質圖中某個空白點上，標上了一個號。[611很多著名學者都在新的領域辛勤開墾而獲得可喜的成就。例如清代學者章學誠在史學理論、校讎學理論研究方面卓有建樹，但是在當時卻不被人們所理解。他在一封家書中談到過這種情況：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為務，小學音畫為名，吾于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時。人不知其意而強為者，以謂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真偽是非，途徑皆出于一。吾之所為，則舉世所不為者也。如古文辭，近雖為之者鮮，前人尚有為者；至于史學義例，校讎心法，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能夠標著之名。愛我如劉端臨，見翁學士詢吾學業究何路徑，劉則答以不知故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嘗有憾。[621隨著時間的推移，章學誠的學術成就，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內藤虎次郎、胡適曾先后編纂了(章實齋先生年譜〕。梁啟超稱他為清代唯一之史學大師,[63]又講其所著(文史通義〕，實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164]當代學者羅振玉、王國維在甲骨文等領域的研究，胡適在中國古代通俗小講研究等領域的研究，吳梅在詞曲研究領域的研究，都有開疆拓土的意義。如王國維曾在(宋元戲曲考自序〕中自豪地講：凡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講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于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非吾輩才力過于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為此學故也。6s]朱士嘉研究地方志也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顧頡剛(中國地方志綜錄序一〕稱：今之學者。莫不知史書之缺乏以盡史，故畢力搜求地下遺物、官署檔案、私人書牘，以資實證。然而即在史書之中，固尚有未辟之山林，未發之金錫在：家譜與方志是已……君士嘉學于燕京大學研究院，即以方志為題，嗣主輔仁大學講席，又以方志設教。竭五年之力，博采旁羅，得國內外現存方志五千余種，作此(綜錄〕，以示大凡，蓋直接為目錄學家創一新例，間接為史地學者開一大道，可謂盛事也矣！61今人蔣禮鴻在敦煌俗語詞研究方面也有篳路藍縷之功。向熹教授在給杭州大學中文系的信中講：我覺得一位學者寫幾本書不難，要創始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就不容易。蔣先生在敦煌變文字義研究中創始了一個新的學術研究領域，他的著作榮獲吳玉章一等獎，當之無愧。671即便研究得比擬多的領域，我們也要注意華而不實被人們忽略的內容。程千帆在一封信中談道：大凡一個作家，-一個流派，一段歷史，總有其前進中的轉折點。而這些轉折點，又往往不立招牌，暗暗地在不知不覺中出現，又默默地站在那里，后人逛文學之街，只注意霓虹燈下的大櫥窗，源流、起伏、正變便都被忽略了，欣賞者姑無妨，研究者就不可，歷史家更不能這樣。[68而程千帆本人就特別注意研究被人們忽略的內容，他的(從唐溫如題龍陽縣青草湖看詩人的獨創性〕就是這樣一篇論文。我們先讀一下唐溫如的詩：西風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發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滿船清夢壓星河。此詩寫洞庭波被西風吹老，寫水神湘君也像凡人一樣一夜之間白發增加，都是頗為獨特的。后兩句詩尤為精彩，程先生分析道：唐溫如不但通過描繪水中倒影，顛倒了空間，而且進一步，利用夢境，創造了幻中有幻的境界。由于天在水中即星河倒影，而夢見船不在水面而在星河之上，是幻。又進而聯想到不僅僅是人睡在船上，而且自個所做的夢，也像人身一樣，船只-樣，是有體積的，有重量的，它也直接壓在船上，因此間接壓在星河之上，這就構成了幻中之幻。還不止于此。詩人在夢境的描寫上也下了功夫。講滿船，則夢之廣闊可見。講壓星河，則夢之沉重可知。夢境在這里，可見可觸。這是化虛為實。可是這滿船的壓星河之夢，卻又是清夢，……于實中見虛了。這樣寫夢，就顯得它的境界縹緲而分明。亦真亦幻，亦實亦虛.[69]這個例子告訴我們，不但有一些處女地需要我們去開墾，即便一些被開墾過的領域，也有一些遺珠剩金，有待我們去拾取。有人寫過的題目，但我的角度不同，同樣也會出新。卞孝萱所著(唐傳奇新探〕究竟新在何處呢？作者在(引言〕中談到了自個的思路：五四以來唐傳奇的研究，主要是：考證作者生平、寫作年代；進行分類〔如分為神怪、愛情、豪俠等類〕；討論思想性與藝術性；進行注釋、輯佚、賞析等。我另辟蹊徑，以小講寫作的政治背景為出發點，從傳奇作者的政治態度入手，專與通結合，文與史互證，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過外表的藻繪，進入作者的心胸，探尋求索作者的創作意圖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1701再如杜甫和陶淵明，學界都研究得非常多了，但是杜甫學習陶淵明風格而又學得不像仍然是逐一個新題目。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之四有帶月荷鋤歸一句，就寫得很自然，很符合陶淵明鋤地的特點。由于像陶淵明這樣的人當然不會好像-一個普通農民那樣全身心地投入農業生產中去，以致于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是作為一個詩人，當他心血來潮的時候，也會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杜甫的細雨荷鋤立〔(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顯然模擬了帶月荷鋤歸,蕭滌非講：細雨荷鋤立和陶淵明帶月荷鋤歸的形象，同其美妙。但是我感到模擬得很不像。農民鋤地碰到了細雨，要么抓緊時間干活，干完了回家；要么趕緊回家，以免衣服被弄濕了。像杜甫那樣在細雨中還扛著鋤頭立在那里欣賞周圍的景色能夠講是絕無僅有的。再如陶淵明(飲酒〕之九前六句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從中我們能夠看到陶淵明田居時交游比擬少，因而盼望客人來訪的迫切心情，以及他與父之間的關系是特別融洽的，當然這首詩的主題與寫法都遭到楚辭(漁父〕的影響。杜甫的(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顯然就是模擬陶淵明的這一首詩，但是模擬得也不像。首先題目就有點問題，田父殷勤地請他飲酒，他寫了-首詩，不是贊美田父，而是贊美了另外一個人。詩的最后六句是：久客惜人情，怎樣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丑。有的(中國文學史〕以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丑。為例分析道：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一個曾經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勞動人民竟能如此平等親切，是極為少見而可貴的，也是富有進步意義的。[22]其實指揮過無禮才是杜甫的真實感受，而未覺村野丑。不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真的未覺村野丑,就不可能會想到把它寫到詩里了。陶淵明本來是能夠當官的，由于對劉裕采取不合作的態度，所以選擇了隱居生活，窮困潦倒，不得不親身參加農業生產勞動。這與那些在仕途上碰到挫折，用隱居來做做樣子是有本質不同的。這些人寫的和陶詩，并沒有到達陶淵明的水平。[73]前人完全沒有牽涉過的領域畢竟是很少的，程千帆講：除了去創始前人完全未牽涉過的領域之外，我們在研究中所碰到的更多的一種情況，還是前人已作過一些研究，但作得不夠充分，有繼續補充和擴展的必要；或者是前人的解釋尚不圓滿，不能讓人完全信服，有必要作進-步的闡釋。這種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的進一步擴大和重新解釋，也是一種創新，而且是如今科學研究中最多的一種命題。74]〔2〕新的見解學術論文應該提出一些新的見解，我們本科生、研究生寫學位論文當然要注意這-一點。1948年，黎錦熙在華北文法學院上中國聲韻學課，洋洋灑灑數萬字的論文。但他的指導教師勉強給了他一個及格,并加了批語，大意講：別人談到的見解，你的文章里都有；別人沒有談到的，你的文章里也沒有。76]這些教師都強調了讀書治學一定要有新的見解。首先，我們要注意總結出一些帶規律性的東西來。如清人汪中(釋三九〕云：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這段話科學地概括了此類語言現象的規律，已為學界普遍接受。大家都很欽佩信服陳寅恪，我以為陳寅恪的過人之處不僅僅是考證，而且能通過考證總結出一些歷史規律。如他的論文(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在用大量的事實證明天師道之流傳多起于海濱地域，頗疑接受外來之影響以后，又指出：蓋二種不同民族之接觸，其關于武事之方面者，則多在交通阻塞之點，即山嶺險要之地。其關于文化方面者，則多在交通便利之點，即海濱灣港之地……吾國政治革命，其興起之時往往雜有宗教神秘性質，雖至今日，尚沒有能盡脫此歷史之慣例。好學深思之士當能心知其意也。781他所總結出來的這兩種歷史規律應當講是被歷史反復證明了的，十分是對于后者，作為成熟的政治家從來是不敢掉以輕心的。又如一。般人對司馬氏篡奪曹魏政權，并沒有十分留意其政治背景，但是陳寅恪經過分析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魏為東漢內廷：閹宦階級之代表，晉則外廷士大夫階級之代表。故魏、晉之興亡遞嬗乃東漢晚年兩統治階級之競爭勝敗問題。自來史家惟以曹魏、司馬晉兩姓之關系目之，殊未盡史事之真相也。東漢之季，其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則尚文辭。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則重智術。蓋淵源已異，其衍變所致，自大不一樣也。7g即便是-一些很詳細的問題，陳寅恪也能注意總結出華而不實的規律來，例如唐代的皇帝很多是通過政變上臺的，政變成敗的關鍵在什么地方呢？陳寅恪分析道：唐代之長安，其宮在城北，故北軍為衛宮之武力。茍明乎此，則唐代歷次政治革命之成敗，悉決于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之勝負，而北軍統制之權實即政柄之所寄托也。即以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事變為例，玄武門地勢之重要，建成、元吉豈有不知，必應早有所防衛，何能令太宗之死得先隱伏奪據此要害之地乎？今得見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伯希和號貳陸肆拾李義府撰常何墓志銘，然后知太宗與建成、元吉兩方皆誘致敵對之勇將。常何舊曾從屬建成，而為太宗所利誘。當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實任屯守玄武門之職，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竊發。迨太宗既殺其兄弟后，常何遂總率北門之屯軍矣。此亦新史料之發見，足資補釋舊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文學當然也有規律可尋，如清焦循云：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余嘗欲自楚騷下面，至明八股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然而未暇也。偶與人論詩，而紀于此。8u當中的個別提法容有爭論，但是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論點卻產生了深遠影響。胡小石在講中國文學史課時就接受了這一觀點。陳中凡在(悼念胡小石學長〕一文中回憶道：其時北京大學開有文學史課，由朱逖先生主講，看他的講稿，分經史、辭賦、古今體詩等篇，近于文學概論，非文學所能包括。小石因舉焦循(易余簫錄〕講，大意謂：一代文章有一代文章之勝，(詩經〕、楚辭、漢賦、漢魏南北朝樂府詩，以及唐詩、宋詞、明制義，各有它的特色。至后代模擬之作，便成了余氣游魂，概缺乏道。82]胡小石用一代文章有一代文章之勝的觀點講文學史課，對這門課的課程建設無疑起。了宏大的促進作用。胡適在文學史的研究中提出過雙線文學的觀念，他在1926年發表的(詞選自序〕中，對此作過比擬完好的表述：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采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來模擬；模擬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作墮落而OP為機械。生氣剝喪完了，只剩下一點小技巧，-堆爛書袋，一套爛調子！于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成結束了，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尋新方向發展了。1831后來他在(白話文學史〕中又用簡潔生動的語言強調了這逐一點：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民間的小兒女、村夫農婦、癡男怨女、歌童舞妓、彈唱的、講書的，都是文學上的新形式與新風格的創造者。這是文學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這條通例。184他對總結出這一規律是引以為自豪的，在(胡適口述自傳〕的最后一章，還很得意地提到了這件事：這一個由民間興起的生動的活文學，和-一個僵化了的死文學，雙線平行發展，這一點在文學上有其革命性的理論實在是我首先倡導的，也是我個人〔對研究中國文學史〕的新奉獻。185]錢鍾書論通感也是-一個突出例子，他談道：在日常經歷體驗里，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往往能夠相互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個官能的領域能夠不分界線。顏色似乎會有溫度，聲音似乎會有形象，冷暖似乎會有重量，氣味似乎會有體質。[86]錢鍾書有關通感的觀點，對我們正確理解詩歌中有關感覺挪移的描寫，顯然具有指導意義。對已有觀點提出不同看法，同樣也具有新意。程千帆講過：前人對某-問題已有牽涉和闡述，但其論斷并不正確，需要加以修正。這同樣能夠以為是一種創新。87例如許慎的(講文解字〕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了漢字的六條造字規律，即六書,對后世產生了宏大影響，但是也有人對他的一些提法，發表了不同意見。如許慎在(講文解字序〕中將武作為會意的代表字。(講文解字〕戈部還引用(左傳〕中楚莊王的話解釋道：止戈為武。鄭樵在(通志六書略五。論諧聲之惑〕中談到武字不是會意字而是形聲字，武字中的止字實際上讀無,他反對用后世構成的義理來講解古代早就出現的漢字。應當講他的看法很有道理，由于先民在創造武字時，能否具有用戰爭消滅戰爭為武這么深入的思想確實是值得懷疑的。再如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發表后，頗受推崇，唐圭璋在(評人間詞話〕一文中提出了逐一些不同看法，今錄兩點如下：王氏論詞，首標境界二字……予謂境界固為詞中緊要之事，然不可舍情韻而專倡此二字。境界亦自人心中體會得來，不能截然獨立……上乘作品，往往情景交融，一片渾成，不能強分。王氏既倡境界之講，而對于描寫景物，又有隔與不隔之講，此亦非公論。推王氏之意，在專尚賦體，而以白描為主，故池塘生春草采菊東籬下為不隔之例。……、。興從來亦是一法，用來言近旨遠，有含蓄，有寄托，香草美人，寄慨遙深，固不能謂之隔也。[881人們的認識是不斷提高的，對已有觀點提出不同看法屬正常現象，當然要力求正確，言之成理。有一篇題為(宋詩如何一反唐人規律〕的論文，對宋詩持全盤否認的態度，拙作(簡談宋詩中的議論〕[891一文以為很多優秀的宋詩寓議論于形象之中，而且充滿感情，仍然是我們國家古代文學寶庫中的優秀遺產，此文被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月刊1981年。1951舉個例子講吧。(苯苡〕一詩看起來很簡單，沒有多少詩意，但是聞一多從新的角度進行考證和分析就大不一樣了，苯苡〔車前子〕有宜子的功能，采苤苡的風俗，便是性本能的演出，而(茉苡〕這首詩便是那種本能的吶喊了。在宗法社會里是沒有個人的，一個人的存在是為他的種族而存在的，一個女人是在為種族傳遞并繁衍的功能而存在著。假如她不能證實這種功能，就得被她的儕類賤視，被她的男人詛咒，以致驅逐。而尤其令人膽戰的是據講還得遭神_祖宗的譴責。接著，聞一多又為我們撥動了想象的齒輪：如今請你再把詩讀-遍，抓緊那節拍，然后合上眼睛。揣測那是一個夏天，苯苡都結子了，滿山谷是采苯苡的婦女，滿山谷響著歌聲。這邊人群中有一個新嫁的少婦，正捻那希望的璣珠出神。羞澀突然潮上她的靨輔，一個巧笑，急忙的把它揣在懷里了，然后她的手只是機械似的替她摘，替它往懷里裝，她的喉嚨里只隨著大家的歌聲囀著歌聲_-片不知名、沒遮攔的狂歡。96]今人史念海在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采用文獻調查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方式方法，也獲得了可喜的成果。譚其驤在為其所著(河山集〕，篇篇都獲得驚人的成就……都是極有價值的文字。十分是(記現存歷代尺度〕一文，搜集自漢至清十七種尺，以證古今尺度的變化，指出了歷代尺度由短而長的原因，揭露了統治階級加重剝削的詳細事實。王氏所用方式方法，無疑是遵循前人遺軌，但是由一器物形制，推論到歷代政治得失，這是前人沒有做過的。1081王國維所搜集到的這十七種尺，很難講均為出土文物。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法是行之有效的，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今人郁賢皓在李白研究與唐刺史考方面成績突出，用的就是二重證據法.他談道：想學習王國維先生倡導的二重證據法,將紙上的材料〔典籍〕和地下的材料〔出土墓志〕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希冀從中發現新材料。后來的實踐證明，我用這種死辦法倒也有不少新收獲。例如我通過閱讀張九齡的(張講墓志〕，考出李白(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中的衛尉張卿乃張講之子張泊，張講卒于開元十八年十二月，張九齡寫此志在開元二十年，這就為李白開元年間到過長安提供了切實的證據……至于唐代的刺史。能夠講很大-一部分是運用二重證據法考證出來的。[1091其次要注意運用那些被人忽略的資料。前人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比方宋代的歐陽修專門為金石文獻編了個目錄叫(集古錄〕，他在序中講要將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其后.他的兒子歐陽輩在(集古錄序〕作了進一步講明：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裴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于癖好之僻而以為耳目之玩哉？其為所得亦已多矣。故常序其講而刻之，又跋于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已粗備矣。11g如(集古錄〕卷五(唐裴光庭碑〕按曰：(唐書〕列傳云光庭…謚曰光憲，今碑及題額皆為忠獻…玄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為是。后來趙明誠編纂(金石錄〕也出于同樣的目的，其序云：余之致力于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好之具罷了。蓋竊嘗以謂(詩〕(書〕以后君臣行事之跡悉載于史，雖是非褒貶，出于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諸既久，理當根據。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則又考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錄〕卅卷。當代學者的視野愈加開闊，凡與自個學術研究有關的一切材料，都在搜求之列。如顧頡剛(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談道：新的學問，靠新的材料。一科學之成立，靠一科學事件之搜集。我們要以新觀點所支配之材料搜集，成就研究本國各問題之科學化。如今我們的目的是在增進知識了，只要我們以為是一種材料就能夠收下，不但要好的，并且要壞的。他提到的需要購求的材料有下面十六種：--、經史子集及叢書，二、檔案，三、地方志，四、家族志，五、社會事件之記載，六、個人生活之記載，七、賬簿，八、中國漢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九、基督教出版之書籍及譯本書，十、宗教之迷信書，十一、民眾文學書，十二、舊藝術書，十三、教育書，十四、古存簡譜，十五、著述稿本，十六、實物的圖像。y這些資料類型確實打開了我們的眼界。利用新材料對學術研究的作用是特別明顯的，如--提到建國前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人們都會想起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華而不實郭紹虞、朱東潤都出版過首尾完好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專著，而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沒有完成，生前只寫作出版了計劃的一-半。他之所以能與郭紹虞、朱東潤相提并論，主要是由于他開掘出了很多新材料。周勛初指出：過去人們收集我們國家文學批評史的材料時，不出詩文評、各家詩文集和各朝正史文苑傳的范圍；羅先生則擴展到有文字的一-切領域，諸如經、子、史和fo道二典等等。凡與文論有關者，涓滴無遺，盡行輯錄。他所用的材料，都是通過自個的辛勤勞動細心抉擇而得。[112]吳新雷是戲劇研究專家，在(紅樓夢〕研究中也獲得了驕人的成績。他談道：在(紅樓夢〕的研究和教學經過中，我為了討論曹雪芹背叛封建貴族家庭的歷史情況，曾對清代曹家在南京的事跡進行了調查，發現了(乾隆上元縣志〕關于曹雪芹曾祖曹璽的傳記，后來又看到了(道光上元縣志〕有同樣的內容，因而尋根溯源，終于在復旦大學圖書館的協助下，訪見了(康熙上元縣志曹璽傳〕。1131對于曹雪芹家世研究來講，這是一項突破性的發現，再結合社會調查，吳新雷為推進曹學研究作出了自個的奉獻。假如我們把握外語與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我們就能夠利用這些語言文字撰寫的材料。例如韓儒林于1935年春至1936年上半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東方語言研究所學習波斯文、蒙文，晚間到普魯士科學院學習突厥文。1935年10月他完成了(闕特勤碑譯注〕一文，隨后又完成了(苾伽可汗碑譯釋〕及(暾欲谷碑譯文〕兩篇。文章牽涉的三篇碑文都是用突厥文寫的，均為研究突厥早期歷史資料，韓儒林的三篇譯文及解釋為我們國家最早的漢文譯釋。后來韓儒林以譯釋此三碑所積累的豐富資料，對突厥祖先傳講及官號等展開了研究，推動了我們國家突厥史研究的進展。[14他利用外文資料以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資料，在元史研究中做出了更大的奉獻。我們從事科研工作還要注意那些常見的然而被人們忽略的材料。如前所講，陳寅恪是非常重視運用新材料的。但是，令人欽佩信服的是，他又非常擅長利用常見材料。聽過他課的許世瑛回憶道：他講課都是講他的心得和卓見，所以同一門功課能夠聽上好幾次，由于內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同學們敬仰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講出新奇而不怪異的見解。大家聽完以后都會有我們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覺。1s]其實他的科研論著也注重使用常見史料。如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中提到若以女系母統言之，唐代創業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竇氏，即紇豆陵氏，高宗之母為長孫氏，皆是胡種，而非漢族.本篇主要講明李唐血統其初本是華夏，其與胡夷混雜，乃一較晚之事實也.所據材料主要就是(舊唐書〕(新唐書〕(隋書〕一類正史，(唐會要〕(通典〕一類政書，(元和郡縣志〕(西域記〕一類地理書，(元氏長慶集〕(白氏長慶集〕一類文集，(冊府元龜〕一類類書，還有(資治通鑒〕等。他最令同學們敬仰的，就是利用--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講出新奇而不怪異的見解。116但是要充分利用這些常見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嚴耕望將這一點歸納成兩句話：看人人所能看到的書，講人人所未講過的話。[117]他還談道：例如錢賓四師，很少能有接觸到新史料的時機，利用新的稀有的史料所寫的論文也極少；他一生治學，主要的是利用舊的普通史料；然而他能研究出很多新的結論。例如他撰(劉向歆父子年譜〕，所根據的都是人人所能看得到的史料，沒有一條是新的史料，然而他能得出舉世欽佩信服的結論，使今古文之爭頓告平息……再如湯用彤先生所撰(漢魏兩晉南北朝fo教史〕，我以為是近五十年來就某一-時代的某一方面問題作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幾部論著之一，日本學人研究中國fo教史的過多了，就我所知〔以二十年前出版的為限〕，沒有一部能及得上這部書。然而他用的材料，也沒有什么新的！據講他衣袋中隨時都帶著-.本(高僧傳〕，正可見他OP的研究基礎是建筑在舊史料。上！[118]周勛初也曾談到過這個問題：客觀地講，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而要開掘出大批前人未見的材料，那是不現實的，但現存材料能否已經多方開掘了呢？怕也未必。還是以(文選〕和(玉臺新詠〕為例來講明吧。(文選〕中的文體究竟分為多少類，各家意見分歧很大。有的學者據陳八郎本五臣注(文選〕與唐抄(文選集注〕卷八八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文〕中的陸善經注，以為(文選〕中尚有難類。實則古代文獻中于此早有明確記載。(玉海〕卷五四引(中興書目〕，記(文選〕中有賦、……碑、志、行狀等為三十卷，華而不實就列有難類，可見宋代內府所藏(文選〕中即有此類。這一。上好材料，可惜大家還未注意……(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長沙宣武王懿〔附猷子韶〕傳〕中有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的記載，這不是證明庾信即有同性戀的問題么？頗怪那些論證(玉臺新詠〕中的同性戀問題的學者何以不注意這類材料？[1191下面再舉-一個我碰到的例子。唐代女詩人魚玄機的丈夫是李億，但是她卻寫了好幾首詩給子安，有的學者以為子安是魚玄機最要好的情人。而(講文解字〕明確地講：億，安也。中國古代人名與字的含義相照應，可見子安是李億的字，李億與子安是同一個人，這就為我們正確理解魚玄機的詩掃清了障礙。(講文解字〕是一部常見的書，但是我們不少人研究魚玄機時，都忽略了這條重要的材料。[120]在材料運用方面，我們還應做到以故為新。有些材料在-一個領域可能是常見資料，在其他領域可能就是比擬新穎的材料。譬如研究古代殺殉問題，張舜徽談道：(墨子節葬篇〕講過：天子諸侯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這不是周代的實錄嗎？大約殉葬是古代最殘酷的制度，殷周相因，為時已久。墨子主張兼愛，看到這種不平的現象，所以便發出薄葬的呼聲，他的書中所講數百數十的數字當然是可貴的史料。我不解研究殉葬的先生們何以都把這難得珍貴的材料忽略了。這分明是由于大家將周秦諸子看成純粹理論的書籍，沒有注意到有些能夠證史的地方，所以弄成失之眉睫之內而求之千里之外的疏漏。[121]文史哲三門學科關系密切，其資料自然能夠互相利用。還有些學科差異不同較大，其資料也是能夠互相利用的。比方我們能夠將美術領域的常見資料，用來講明文學與史學問題，并能讓人產生新鮮之感。梁啟超就講過：唐畫中之屋宇、服裝、器物及畫中人之儀態，必為唐時現在狀況或更古于唐者，宋畫必為宋時現在狀況或更古于宋者，吾儕無論得見真本或摹本，茍能用特殊的觀察，恒必有若干稀奇史料能夠發見。122]張舜徽也指出：古代畫跡，多可考史。非特存諸縑素者然也。近世河南汲縣出土之銅鑒，上有水陸攻戰圖，多至二百九十余人，格斗射殺之狀，歷歷具在。保存于漢代墓葬中之畫像石與畫像磚，有勞動者煮鹽、漁獵、收獲之圖，出土于四川成都。有地主收租圖，出土于河南密縣。保存在漢代墓室中之壁畫，有樂舞百戲圖，出土于內蒙古和林格爾。至于敦煌石窟，集壁畫之大成，固以圖繪fo教故事者為多，亦有不少描寫勞動者進行生產之情景，皆可據為典要，上證古史。即以見之豪素之繪畫而言，如五代時顧閎中所作韓熙載夜宴圖，繪出南唐貴族官僚奢侈享樂之狀；北宋張擇端所作清明上河圖，繪出當時首都汴梁繁榮景象；皆為極形象之史料，可補書本記載之所不及。[123]下面就舉-一個文學方面的例子，如白居易的(時世妝〕提到某些時髦婦女雙眉畫作八字低,詩中的八字眉究竟作何解釋，很難找到有關的文字材料，但是只要我們看一下唐代名畫(簪花仕女圖〕，就會立即一-清二楚。又如唐人張仲素的(春閨思〕：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籠的形制怎樣，我們還真的不容易講清楚，但是只要我們看一下嘉峪關新城魏晉墓磚畫，立即就明白了。再如唐末詞人溫庭筠(pu薩蠻〕詞描寫貴族婦女的衣服講：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我們對這種花紋很難憑空想象，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畫中女供養人像，外衣大翻領上繡著兩對對稱的鷓鴣鳥，袖口上繡著--對。藝術史研究者以為，這種花紋和溫庭筠所描寫的應有類似之處。124](簪花仕女圖〕與莫高窟壁畫中女供養人像，在美術界都是為人們所熟知的資料，但是用來解釋唐代詩詞能給人以新穎之感，而且有著較強的講服力。今天我們使用圖像資料已經越發容易，王汎森2004年講過：大概五年前，電子化的圖像數據開場出現，以前只作為插圖的東西，如今比擬容易獲得并且成為主要的解。讀材料；以前可能只要藝術史家比擬容易入手的，如今經濟史、文化史等學者可以以隨手運用，而且還能夠借助計算機，對圖像作細部的了解與分析。1251可見，我們使用不同學科的史料，不僅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大有可為的。有些學者運用的資料在學科之間的跨度非常大。如竺可楨同志是我們國家和世界著名的氣象學家和物候學家，他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對我們國家古典文獻特別喜好，廣泛閱讀，至老不衰。他在專業的研究中，引用了很多古代的詩句作為證明。例如，在談到長江黃河流域海拔超過四千米的地方不但無夏季而且無春秋時，就引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無花只要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這講明是事實.126研究自然科學能夠利用文學史料，反過來研究文學當然可以以利用自然科學文獻。如卞孝萱先生從醫書中發現(唐劉禹錫纂柳州救三死方〕記載著元和十一年〔816〕十月柳宗元得干霍亂,十二年得療瘡，又得腳氣，夜半痞絕，脅有塊，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大號哭.進而對柳宗元貶謫柳州以后的不幸情況，有更多的了解.127]3.選題要力所能及嚴濟慈講：什么叫能做研究工作，能獨立進行研究工作，或者能指導研究工作呢？我以為最主要的標志是看他能不能找到-一個適宜的研究題目，就是找到逐一個經過努力最近能夠解決的研究題目。28]選題再好完不成也不行，所以我們的選題還要考慮經過努力能否能夠完成。下面幾點應當注意：〔1〕選題要小，要詳細明確題目小容易寫得深，題目所牽涉的范圍詳細明確，容易把握，內容也會比擬集中。一些成功的論文選題都做到了這逐一點。例如王國維的(釋史〕(五代兩宋監本考〕，我的教師黃景欣在本科生階段寫的(秦漢以前古漢語中的否認詞弗不研究〕也是如此。談到選題要小時，人們十分強調小題大做.所謂小題大做至少有兩層意思。一是題目外表上看起來很小，而所闡發的意義卻很大，也即以小見大。我們在選題時，應當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入手，最好討論一些具體的問題。如中外文化溝通的問題，史書中運用故事能否有悖史實的問題，以及辨偽方式方法的問題等都是一些比擬大的問題。在一篇論文中怎樣討論這些問題呢？陳寅恪的(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fo教故事〕是從一兩個詳細問題入手的。如(三國志〕卷二O(魏書。鄧哀王傳〕記載了曹沖稱象的故事：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歧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陳寅恪在北魏吉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卷一(棄老國緣〕中發現一條材料：天神又問，此大白象有幾斤？而群臣共議，無能知者。亦募國內，復不能知。大臣問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深淺幾許，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即以此智以答天神。陳寅恪按：雜寶藏經雖為北魏時所譯，然其書乃雜采諸經而成，故其所載諸國緣，多見于支那先后譯出之fo典中……或雖未譯出，而此故事僅憑口述，亦得輾轉流傳至于中土，遂傅會為倉舒之事，以見其智。但象為南方之獸，非曹氏境內所能有，不得不取其事與孫權奉獻事混成一談，以文飾之，此比擬民俗文學之通例也。129在陳寅恪看來(三國志。華佗傳〕具有神話色彩，也是遭到fo教故事影響的結果。我們就不再引述了。陳氏在論文的最后指出：夫三國志之成書，上據fo教入中土之時，猶不甚久，而印度神話傳播已若是之廣，社會所受之影響已若是之深，遂致以承祚之精識，猶不能別擇真偽，而并筆之于書。則又治史者所當注意之事，固不獨與此二傳之考證有關罷了也。他還總結出一個辨偽的方式方法：此因名詞之沿襲，而推之事實之依托，亦審查史料真偽之一例也。130]而在以小見大方面，程千帆的詩學研究堪稱我們的典范。張伯偉談道：他解剖問題的切入口往往是某一-作家、某一作品甚至是某一詩句。他往往是將某一問題放在一個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再從一個別問題中導引出一般的、帶有普遍意義的結論。程先生解決問題，往往從個別到一般，由詳細見普遍。13]程千帆也講：伯偉編(〔程千帆〕詩論選集〕，談到我治學撰文，不作空泛之論，能從某一不為人所注意的側面切入，以微見著，既微觀又宏觀，通融無礙。如此能進而達于化境的，當以王國維、陳寅恪先生為顯例。[132]小題大做還有一層意思是講題目外表上看起來很小，但是我們在收集資料，進行嚴密論證方面，同樣要花大力氣去完成。胡適就講過：我們要小題大作,切忌大題小作。例如顧亭林舉一百多個例來證明*服字古音逼,這是小題大作。若作二三百字來講統一-財政,或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題小作，于己于人都無受益之處。1331上面提到的黃景欣的那篇論文就是小題大做的結果，丁聲樹寫過一篇論文(釋否認詞弗不〕，所得出的四條結論被語言學界視為定論。黃景欣以為丁先生的文章固然擁有很多例證，但這些例證卻是經過選擇，而不是全面的.[1341因而，他盡可能全面地考察了從甲骨文到(史記〕中的有關否認詞弗與不的語言資料，以及今人的有關論著。例如有關甲骨文的材料采自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等七種圖書，有關金文的材料采自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等九種圖書，并通過周密的分析，指出丁聲樹在(釋否認詞弗不〕一文中所提出的通則是不符合實際，不能成立的。黃景欣在本科生階段寫出來的這篇高質量的論文，遭到了廣泛好評。下面我們再舉一個小題大做的突出例子。嚴耕望曾在齊魯研究所做過-一個學術報告，題目是(兩漢地方官吏之籍貫限制〕，他根據一千多條事例作統計，結論是：〔1〕自武帝以后，但凡朝廷任命的長官都非所統轄地區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