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內涵、測度及影響因素,組織行為學論文環境問題早已成為人類社會普遍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在各種環境問題突出的背景下，理論界對可持續發展、綠色經營和環境管理等問題的研究日益增加。現有研究多是從整個社會發展視角出發，從組織層面提出組織綠色化、企業社會責任、環境責任、企業環境績效等概念[1],對施行正式的管理系統、推進環境保衛方面的技術創新、選擇可持續發展戰略、應對社會環境壓力所作出的反響等方面進行了研究，組織層面致力于環境改善的努力得到了廣泛的重視，而對組織內個體介入環境問題的研究較少。近期幾年，學者們才逐步認識到人的主動介入對改善環境的重要推動作用。Boiral〔2018〕提出環保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CitizenshipBehaviorfortheEnvironment〔OCBE〕〕這一概念[2],從組織內部管理的視角來看個體對整個組織可持續發展的努力。本文對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進行辨析，介紹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類型，揭示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內涵和本質，討論當下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測量及研究現在狀況，以期加深國內學者對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理解，在這里基礎上指明了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將來研究方向。一、環保組織公民行為及相關概念辨析〔一〕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出現主要是由于存在一些不能被正式管理系統解決的復雜環境問題，而這些問題要求員工自愿介入隱性知識的共享及防治污染措施的施行。這是由于再完善的環境管理系統假如缺少了人的主動介入也很難發揮作用，并且法律和社會道德也鼓勵員工開展無獎賞的個體主動行為。員工介入在產品生產經過和生產方式方法方面的改變；提供實際有效的環境應對措施；在生產經過中減少污染源；支持環境管理系統的施行等企業活動；節約使用工作資源如紙張，下班隨手關燈、拔插頭、關辦公室內的所有電源等行為。這些介入有關環境的員工主動性能夠幫助企業實現更優的環境績效，并且會間接幫助組織降低成本、加強組織聲譽、提升員工滿意度、組織承諾和員工保存。由此，學者們提出了環保組織公民行為。對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關注最早起源于Daily等人在環境保衛與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中，他們以為組織公民行為需要存在于環境保衛經過中，并提出了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模型[3].之后，Boiral在2018年將環保組織公民行為定義為未被正式的報酬體系所明確的個體行為和自發社會行為，這些行為有益于組織進行更有效的環境管理[2].在Boiral的研究基礎上，2020年Lamm定義環保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CitizenshipBehaviortowardtheEnvironment〕為不在正式的工作描繪敘述范圍內的自愿行為，通過個體員工的協作幫助，使得組織及社會愈加可持續發展[4].另外，Robertson和Barling〔2020〕提出工作場所中的環境友好行為〔workplacepro-environmentalbehaviors〕[5],包括回收再利用，保存和減少浪費等行為，這些行為不僅有益于組織綠色化，也對氣候改變和抑制將來環境惡化有積極的作用。經過對上述概念進行梳理后發現，這些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存在下面共同點：第一，環保組織公民行為主要是通過減少個人及組織的資源消耗對可持續發展做出奉獻。第二，環保組織公民行為不是由雇主或是工作所要求的，因而也被定義為角色外行為。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組織會通過政策和程序要求員工施行可持續行為，但根據定義這些行為是不屬于環保組織公民行為范疇的。假如一個組織有正式的規則支持可持續發展，員工自發的可持續性行為仍被視為屬于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第三，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首要目的是幫助環境，其次是幫助組織。盡管環保組織公民行為有益于組織，但由于這些行為不與績效評估、獎勵相聯絡，施行環保組織公民行為可能會使完成工作任務愈加困難。〔二〕環保組織公民行為概念辨析1.環保組織公民行為和環境行為環境行為〔environmentalbehaviors〕，廣義上指影響生態環境品質或保衛環境的行為，既包括正面的、有利于生態環境的行為，如資源回收等，也包括負面行為，如浪費能源等。絕大多數已有文獻中的環境行為都是指前者，也有些學者把這類行為定義為可持續行為〔sustainabilitybehaviors〕。Stern提出具有環境意義的行為〔environmentallysignifi-cantbehavior〕[6],從行為的影響和意向兩個維度來界定具有環境意義的行為.影響導向強調人的行為對環境產生何種影響，意向導向強調行為者能否具有環保的動機；Hines等提出負責任的環境行為〔responsibleenvironmentalbehavior〕[7],將負責任的環境行為定義為基于個體責任感和價值觀的有意識行為，行為的目的在于避免或者解決環境問題；Kaiser等提出生態行為〔ecologicalbehavior〕[8];Gatersleben等提出積極的環境行為或親環境行為〔proenvironmentalbehavior〕[9],Poortinga等則將這類行為定義為環境行為〔environmentalbehavior〕[10].分析上述概念，發現本質上都強調了個體的主動介入、付諸行動防備和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固然這些概念的名稱不同，研究視角也有所差異不同，但涵蓋的范圍基本一致，都是強調個體或組織在日常實踐中通過做正確的事來實現保衛環境的目的。環保組織公民行為不同于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環境行為。舉例來講，反對威脅當地水域及土地的城鎮擴張，回收家庭垃圾，應對氣候變化都屬于環境行為，這些例子表示清楚，環境行為不要求每人天天都要介入，但是這些行為在長期來看是緩和了人與自然的問題。環保組織公民行為包括個體自發的、主動的環境行為，但這些行為與環境行為不同，只開展在個體所屬的組織內部。2.環保組織公民行為和組織公民行為早期研究以為環保組織公民行為是屬于組織公民行為的一種，而在近期幾年，一些學者以為環保組織公民行為和組織公民行為是兩個獨立的概念，他們既有聯絡又有區別。Organ定義組織公民行為是自發的不受組織獎賞的個體行為，這些行為極大地促進了組織的效能[11].Lamm以為環保組織公民行為是在組織內部施行一系列促進可持續的努力，這些行為不被個體員工工作描繪敘述[4],也不被組織的正式獎賞體系獎賞，特征是在很大程度上積極影響組織的自發行為。因而，能夠講在概念上環保組織公民行為與組織公民行為類似，是組織公民行為的延伸，屬于廣義的角色外行為。但環保組織公民行為和組織公民行為也是有區別的。大量的文獻都討論了兩類組織公民行為，分別是組織指向行為和人際指向行為，組織指向行為主要是針對組織，如工作時間之外的額外工作；人際指向行為主要是針對個體，如幫助需要幫助的同事。人際指向行為通過積極影響個體間接影響組織。同樣地，環保組織公民行為不僅作用于組織，而且作用于組織運營經過中牽涉的環境，通過開展環保組織公民行為，員工以積極影響環境為目的，通過員工保存資源間接作用于組織。另外，Boiral和Paill也說明環保組織公民行為不同于組織公民行為[2],在范疇上環保組織公民行為比組織公民行的概念愈加廣泛。員工對可持續的感受和環境態度是進一步對組織公民行為和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區分。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牽涉人對可持續的和對組織的交互感受。固然改良組織產出可能是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間接有益結果，但這不是員工開展這些行為的唯一動機或主要動機，人們對普遍的可持續發展的感受和對環境的態度也會影響他們的行為。例如個體對環境保衛有強的積極情緒，那么該個體幾乎不需要組織對他介入環保組織公民行為進行鼓勵或推動，由于他的行為是非常自然的。相反，假如個體不認同回收或節約等是值得努力行為，那么他就需要組織給予顯著的鼓勵去施行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相比之下，員工對可持續的感受和對環境的態度不會影響他們介入組織公民行為的決定。二、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類型對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剛剛起步，對其概念和內涵的研究還存在著一定的不一致，十分是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分類研究還呈現出較為薄弱的態勢。Boiral在其研究中初步確定了三種主要類型的環保組織公民行為，分別為環保主動力〔e-co-initiatives〕、環保公民介入〔eco-civicengagement〕和環保互助〔eco-helping〕[2].結合借鑒其他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對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類型進行了梳理〔詳見表1〕。第一種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稱為環保主動力，是由員工驅動的環保主動力，包括工作場所內的主動性環境友好行為，如回收再利用行為、減少水資源消耗、節能等行為，以及建議環保、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行為等。環保主動力以行動為導向，以有益于組織績效為結果。Daily等人以為，環保主動力是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累積效應而不是孤立的行為，是有利于環境績效的[3].從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視角來看，環保主動力應該是自發的且不受組織獎賞的。但是假如員工的行動和建議被組織忽視，有環保承諾的員工會減少他們的環保主動力。第二種類型的環保組織公民行為是環保公民介入，主要是指員工致力于組織的環保舉措，如自愿介入組織的環境事件和提升組織的綠色形象，以及自愿介入組織的環境活動。企業制定全面的環保政策，建立旨在促進對環境問題認識的內部計劃或設立環境委員會，目的都是在更大程度上讓員工自愿遵守和支持組織的舉措。然而，組織的詳細行動并不總是符合他們的官方承諾，這些矛盾可能有部分原因是缺少組織內的環保公民承諾，即缺乏真正的組織支持政策、方案和價值觀。缺乏環保公民介入不僅僅是針對員工，有時也是針對管理者，管理者的行為并不總是與組織的政策和行動保持一致。因而，環保公民介入要求員工的環境價值觀和組織的環境價值觀相匹配，組織在環境方面的努力，會強化員工的環境承諾、積極性和對組織的支持。環保互助是第三類環保組織公民行為。這類行為是指員工相互幫助關心環境問題，包括幫助同事認識到需要關心的環境問題，表示出他們對環境問題的觀點和建議，做出對環境愈加負責的行為等。實現環保互助需要員工間進行充分的溝通及知識、經歷體驗的自愿共享，比方辨別污染源的經過通常需要普通員工、環境專家和工程師共同合作完成。由于環境活動的經過較為復雜，這就要求團隊合作和相互支持來解決環境問題。新進入組織的員工都必須及時了解組織的環境狀況和相關行動。假如組織在這方面缺少正式的培訓和信息發布渠道，那么就需要依靠其他員工主動與新員工共享這些信息。三、測量對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測量主要采取自陳問卷，當前已開發的量表只要Boiral2020年開發的10個項目的環保組織公民行為量表[2]和Lamm等2020年開發的12個項目的環保組織公民行為量表[4].Boiral使用了Organ等人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分類，包括互助、運發動精神、組織忠實、組織、個體主動力和自我發展六類，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分類基于這六類行為，采用五點評分〔1=從不，5=很多〕對651名員工進行了調查。對收集到的13個項目進行探尋求索性因子分析得到10個項目，再進一步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得到了環保組織公民行為的三個分類，分別是環保主動力、環保公民介入和環保互助。三者的克倫巴赫系數分別是0.92,0.90和0.81,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是0.98和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