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家的“無為”思想“無為”是道家最基本的精神之一，“無為”的本質就是“無為而無不為”。“無為”的精神境界是“道法自然”的價值取向的直接體現(xiàn)，就是應該順應自然的變化，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不人為造作，最終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無為”又是道家倫理學說的重要內容之一，也對如何構建和諧社會有積極的啟示意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是老子五千言講的主要問題。天地萬物是由道創(chuàng)生的，而道則要依法于最高的準則“自然”，人要依法地、天、道，便必須也依法自然。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這個“無為而無不為”，便是“自然”“規(guī)律”的體現(xiàn)。“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義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老子認為做學問要每天的增加知識，而體道則要每天削減私欲，損之又損，就達到無為，無為便可以無不為。《莊子·養(yǎng)生主》中的寓言“庖丁解牛”里為梁惠王宰牛的廚師，他手起刀落，一招一式，就像和著音樂節(jié)拍跳舞一樣，而且游刃有余，千凈利索。梁惠王連連稱贊，不解其技藝為何如此高超。廚師講了一大通道理，究其解牛秘訣只是八個字：“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也就是遵循事物內在的規(guī)律性。可見，道家的“無為”思想的實質在于：反對違背人的本性和違背自然法則的肆意妄為。其宗旨在于，消解人與自然的對立，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在個人修身上老子提倡自然“無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無為”便是事成后不占有，不自恃，不居功，因為不居功，其功勞不會失去。“功成身退，天之道”，“無為”就要功成身退，這是天道。“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夫唯不爭，故無憂”，無為就是不爭，不爭便能取勝而又沒有禍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故知足之足常足”，“無為”就是知足，知止，這樣便長滿足，可以長久。“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認為“無為”便是無私，不爭先，置身度外，因為無私，才能達到自己理想的目的。“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成也，王侯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治理天下的人，要是能遵守天道的無為，則萬物將自賓從，自化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便是好靜，無事，無欲，人民便會順化，純正，富足，純樸。“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無為”便是無事，不制造逆民心，違天理的事端，無事才可以取天下。“是以圣人無為故無敗，無執(zhí)故無失……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無為”就是順從、輔助自然的發(fā)展，而不敢干預。“無為”便是指去除私欲，順著民心，順著天道去處事的原則。“無為”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有很重要的啟示。道家主張“無為而治”。以“無為而治”為核心，道家提出了自己系統(tǒng)而深刻的政治倫理理論。而和諧社會的構建，從根本上說，就是能否化解各種社會利益矛盾，使整個社會及其生活體系走向和諧發(fā)展。因此，道家政治倫理對如何構建和諧社會有積極的啟示意義。“無為而治”是道家政治倫理思想的核心。《道德經(jīng)》中有十二處提到無為。老子在《老子》中說:“為無為，則無不治”。道家提出的“無為而治”，其基本涵義，一是因任自然，二是不恣意妄為。因任自然，是說統(tǒng)治者治理國家應當遵循自然的原則，讓人民自我化育，自我發(fā)展，自我完善，政府的職責在于輔助人民，使其充分自由自在地活動，如此，人民自然平安富足，社會自然和諧安穩(wěn)。老子認為統(tǒng)治者超越自然的“有為”，必然會引發(fā)其對個人私欲、權勢的無限追求，同時勢必榨取庶民百姓的脂膏，威脅人民的自由安寧和生存。“無為”作為一種政治綱領和政治態(tài)度、政治方式，要求統(tǒng)治者任人民自由自在地發(fā)展和完善自己，不去干預他們正常的生活，擾亂他們的心智，增加他們的負擔。故“無為”相對于那些自認為自己是他人命運的裁定者，自以為有資格對別人的事務有權管理的人，是一種限制，“無為而治”強調因任自然，就不能不限制統(tǒng)治者個人的主觀行為，它內在地包含有“管得最少的政府即是最好的政府”，以及尊重人民大眾的自由人權等民主性的命題。“無為而治”不僅要求君主無為，更要求整個統(tǒng)治階級無為。總的原則是希望統(tǒng)治者減少政事活動以尊重人民的個性，發(fā)展人民的自由和維護人民的權益。老莊道家無為而治的價值取向，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它既不同于孔孟儒家所倡導的禮治，也不同于墨家所推崇的尚賢政治和法家所主張的法治，為政治家選擇理想化的治政綱領提供了新的換位角度。在道家的“無為而治”中包含著十分豐富的內容，主要體現(xiàn)在君道無為和治國無為兩個方面。所謂君道無為，就是君主遵循無為而治的原則，清虛自守，卑弱自持，做到去私立公。要做到與民休息，必須做到:（1）省刑罰;（2）輕賦稅;（3）去禮文;（4）寬政務。老子反對苛繁的刑罰和法律，認為“法令滋彰，道賊多有”。道家主張簡刑罰、薄賦稅、去禮文、寬政務，表達了國家的政務活動必須圍繞人民的休養(yǎng)生息而運轉的觀念，體現(xiàn)了其尊德隆民、以人為本的基本思想，既是對統(tǒng)治階級諸種治政行為的批判、揭露與抨擊，也為統(tǒng)治階級擺脫深重的政治危機、緩解統(tǒng)治階級與庶民百姓的矛盾沖突提供了種較為明智的治政模式:而且道家簡刑罰、薄賦稅、去禮文、寬政務的主張，實質是一種改革政治體制的弊端以更好地服務于平民百姓的學說，也說明道家的政治倫理思想對建立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啟示，在當代對治理國家、企業(yè)管理以及在教育領域都有許多指導意義。（1）治理國家無為而治本來是道家的治國策略，所以治國是無為而治的第一應用。為了貫徹無為而治的方針，各級政府官員既要拋棄各種政績主義和形式主義，也要拋棄“為人民謀幸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盡量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務工作即可；同時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屬，讓下屬去完成各項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識人用人的工作。（2）企業(yè)管理無為而治用在企業(yè)管理上，要求企業(yè)管理者從瑣事中跳出來，主要抓好企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和識人用人的工作，至于具體的研發(fā)、技術、生產、銷售等工作，要充分依靠員工和下屬來做。高層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為，而在小事上則有所不為，就必須實行“君無為而臣有為”的管理方法，才能達到“君逸臣勞國必興，君勞臣逸國必衰”的管理目的。（3）教育領域無為而治用在教育領域，要求老師和家長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充分信賴孩子的能力和發(fā)展?jié)摿?即道家的自化能力)，放手讓孩子自己去試、去學習、去探索、去發(fā)現(xiàn)，甚至去破壞，哪怕他會失敗會犯錯誤也不要緊，因為他會從這些失敗和錯誤中學到很多東西，老師和家長要做的，就是給孩子創(chuàng)造必要條件，并做必要的輔助工作。“無為”是絕對精神自由境界。道家的“無為”提倡“柔弱勝剛強”的辯證法，表現(xiàn)出直覺的特征，他不是為了說明世界、解釋世界達到改造世界的的目的，而是提倡超越現(xiàn)實世界，用內心直覺的體驗方法追求“無為而無不為”、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圣人體無”的精神境界。老子對“道”作了抽象的思辨。他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里的“一”解釋為元氣，“二”解釋為陰陽，“三”解釋為陰陽交合，意思是道產生了元氣，元氣產生了陰陽二氣，陰陽交合產生了萬物，所以說“萬物負陰而抱陽”作為宇宙萬物本原的“道”具有無名、無形、無為、虛無、無限的特點。老子還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而義玄，眾妙之門。”“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老子把“道”區(qū)分為“天之道”和“人之道”，其中含有自然法則和人類法則相比較的意味。老子說：“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所以，老子主張“人之道”應當效法“天之道”，復歸于“不爭”“不言”，“無私”“無為”的自然本性。莊子繼承了老子的思想，同樣認為道有“天道”與“人道”之別，他明確地指出：“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這里，“無為”同樣是指天然的意思，而“有為”則是指人為的意思。莊子經(jīng)常用寓言和比喻來說明天然和人為。在他看來，牛馬生就了四只腳，這就叫做天然；而用繩索套住馬頭，拴住牛鼻子，這就叫做人為。所以他說：“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就是說，不要以人為去毀天然，不要以造作去滅性命，不要以有限之得去殉無窮之名。如此謹慎地持守下去而不要有所閃失，這就叫做回歸本真。《莊子·應帝王》中有一則寓言：相傳南海的大帝叫闞，北海的大帝叫忽，中央的大帝叫渾沌。闞和忽常常在渾沌之地相聚，渾沌非常友善地接待他們，闞與忽為了報答渾沌的恩德，見它沒有七竅，便為他鑿七竅。于是，他們每天鑿出一竅，過了七天，七竅鑿成了，而渾沌也死去了。寓言通過闞和忽出自好心而做了壞事，來強調天道自然無為，反對把人的意志強加給天地萬物。在莊子看來，人與天地萬物都有其自然的本性，然而世人往往違背其本性，偏要人為造作，賣弄機巧聰明，迷戀繁文縟節(jié)，追求浮躁虛華，不僅使物的真性喪失了，而且也使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的本性喪失殆盡。在此方面，《莊子·馬蹄》一文闡述得最為詳明。《馬蹄》一文開門見山，從馬的自然本性說起。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風寒，吃草飲水，蹺足而躍，這就是馬的真性。等到后來出了個伯樂，他揚言：“我善于治理馬。”于是給馬燒烙印記，梳剪鬃毛，修刻蹄子，絡套馬頭，然后用繩索把它們拴在一起，用柵欄把它們編在一起，這樣一來，馬就死了十之二三。再加上餓它、渴它，急速地驅使它，沒完沒了地調治它，前面有軛頭、嚼子和韁繩的牽制，后面有皮鞭的威逼，這樣整治下來，馬就死了超過半數(shù)。伯樂治馬，陶匠治土，木匠治木，他們所治之物不同，但他們利用智慧技藝進行人為造作的結果卻相同，使得所治之物都喪失了自身的自然本性。在莊子看來，圣人、伯樂及工匠們都有各自不同的智慧和才能，而恰恰是這些智慧和才能造成了人和物自然本性的喪失。所以，莊子認為，工匠們的罪過就在于他們用機巧的手藝破壞了物的純樸本性，把物變成了器皿；伯樂的罪過就在于他用純熟的治馬術泯滅了馬的真性。而圣人的罪過就在于他毀棄了人的自然本性。從中我們可以體悟到道家一貫主張“絕圣棄智”的良苦用心。莊子說：“有始也者，有末始有始也者。有也者有末始有夫末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末始有無也者，有末始有夫末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末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這種解釋是從時間和空間的無限性上來說明“道”的超越性，“道”不僅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而且世界是沒有開始的，開始的前面還有無數(shù)個未開始，“有”的前面不僅是“無”，“無”的前面還有無數(shù)個“無無”。在這個基礎上莊子用相對主義方法論證了無為而無不為。他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識是無限的，“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己而為知者，殆而已矣”。人不可能認識變幻莫測沒有絕對標準的各種具體事物，因為一切都是相對的。關于美丑、是非、善惡、有無、對立都是人的主觀臆斷，使人陷入困惑。因此人只能把握“道”的關鍵。取消一切關于彼此的對立，在精神上與“道”同體，莊子提倡非理性的直覺方法用“坐忘”的方法排除一切感情和欲望。忘掉自己的膚體。去掉一切知識。把生死置之度外，這樣就可以超越“有待”而達到“無待”進入“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絕對精神自由境界。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道家主張無為，始終是在努力消除現(xiàn)實生活中的兩種對立：一是現(xiàn)實社會中違背人性的綱常法度與人的自然本性的對立，二是憑借有限的知識妄自尊大的人與自在無為的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