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境認識論的困境與可能出路語境認識論的困境與可能出路在當代認識論開展中，認識的語境論〔Episteintextualis〕是一種關于知識歸因的認識論，由于它主張由特定知識語句表達的命題以及對該命題的理解依賴于說出這個句子的語境，因此筆者將它稱為語境認識論。語境認識論將語境作為核心概念，強調知識歸因，如說出句子的目的、意圖、期望和預設等的重要性。它雖然側重認識論，但并不拒斥本體論，主張實在是建構過程中的存在，人類探詢的對象具有某些根本構造統一體〔語境〕，它使得它們成為一個特定類的實例，不同于主張認識對象不依賴于任何情景的、標準的和其他語境地變化的因素的傳統實在論。語境認識論在解決疑心難題〔skeptialpuzzle，SP〕時雖然有優勢，但也遇到了種種困境。一、問題的提出關于我們知道還是不知道〔某個命題的意義〕，以及我們知道還是不知道某人知道某個命題的意義，是認識論的核心問題，也是知識論的重大問題。這兩種知道的形式表達為：〔a〕S知道P〔S為主體，P為常識命題〕〔b〕S知道S知道P〔S為另一主體〕S根據什么說知道P呢？S又根據什么說知道S知道P呢？這就涉及判斷知道的標準問題。實在論者認為，命題P的真實性是S相信P的根本原因，經歷主義主張S知道P是根據經歷事實做出的，認知主義認為S相信P的真信念是使S知道P的根本原因。〔a〕是第一人稱信念問題，〔b〕是第三人稱信念問題。于是爭論就產生了。是命題P描繪的內容的客觀實在性，還是S的真信念或其經歷事實是使S相信或知道P的內在原因？圍繞關于知識的形成是信念源還是經歷源，知道的判斷標準終究是什么的問題，語境認識論與疑心論進展本文由論文聯盟.Ll.搜集整理了長期的爭論。疑心論主張，在嚴格標準下我們不知道某個命題的意義，因此我們不擁有關于我們周圍世界的任何知識。語境論者認為，知道還是不知道在各自的語境中是明確的，我們不僅擁有知識，而且這些知識是語境依賴的，在語境之外我們不能理解任何知識。那么，判斷標準嚴格到什么程度我們就不知道？不依賴語境我們是否能知道擬或不能知道呢？假如不能，那么如何確定某個命題的語境呢？假如能，如何才能算作知道呢？疑心論強調，不管有無語境，在嚴格條件下，S都不知道P，無論P是常識命題還是非常識命題。也就是說，S知道還是不知道P都與語境無關。它提出疑心難題來說明其觀點：前提1：我不知道非h[h為疑心假設，如我不是一個缸中之腦〔BIV〕]；前提2：假如我不知道非h，那么我不知道p〔p是常識命題，比方我有手〕；結論：我不知道p。這個論證遵循了閉合原那么〔假設S知道q，且S知道q推出非h，那么S知道非h〕，且通常被理所當然地當作公理使用。問題是：非疑心的假設〔非h〕不必然推出常識命題〔p〕，盡管閉合原那么有效。尤納格〔P.Unger〕給出的疑心論證為：前提1：假如某人知道某事是其所是，那么此人絕對地確定那事是其所是就是正確的〔個別〕。前提2：任何人絕對地確定任何事是其所是絕不是正確的〔一般〕。結論：從來沒有人知道任何事是其所是。這個論證顯然也是有問題的，在邏輯上犯了從個別推出一般的歸納悖論錯誤。在更根本的意義上，我們的知識是不連接的，難道由于這個理由，SP這樣的認識論悖論就是無法徹底解決的嗎？顯然不是，語境論者雖然也努力嘗試以自己的方式解決疑心難題〔比方，虛擬條件、相關選擇、可錯論、證據主義等說明，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疑心難題〕，但在解決過程中遇到如下困境：〔1〕語境上下區分困境；〔2〕真信念確證困境；〔3〕主體敏感性困境；〔4〕相關選擇排除困境；〔5〕事實確證困境。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困境？如何解決？這是本文要著力討論的。二、語境上下區分困境上下語境是說，對于一個命題的意義，在日常語境〔低標準〕中，我們能知道其意義，而在哲學語境〔高標準〕中，我們不知道。比方我知道我有手，在日常語境中，其意義是明確的，但在哲學語境中，我是否知道我有手那么是值得疑心的。因為疑心論者會問：你如何知道你有手？有手的事實能確定你存在嗎？假如你不能確定你存在，你就不會知道你有手。假如你意識到或感覺到你存在，那么是什么使得你有意識或有感覺？假如你不能答復這些問題，你當然不知道你有手。這似乎是狡辯，其本質是如何確定判斷知道的標準問題，也是如何確定語境的問題。正如德羅斯〔K.DeRse〕指出的，疑心論者設置非常高的標準使我們不能到達，這一事實沒有任何傾向說明：我們沒有到達更松散的標準。這些標準在日常對話中是適當的。這樣，當疑心論證的說服力得到解釋的同時，我們日常主張的知道免遭疑心論者非常有力的攻擊。問題在于，我們如何把握知道的上下標準？如何確定不同的語境呢？劉易斯〔D.Leis〕提出適應規那么〔rulefadatin〕來解決知道的標準問題②。根據這個規那么，在給定的語境中，為了使所陳述的命題為真，我們可根據詳細條件進步或降低評判的標準。比方，我的桌面不平，假設標準是玻璃外表，這個陳述就是正確的；假設根據程度尺標準，這個陳述就是假的。前一個標準是高標準，后一個標準是低標準。標準的上下是隨語境變化的。在我的語境中，桌面不平，但在木工的語境中，桌面是平的。假如雙方通過協調來統一標準，桌面平不平的問題似乎就可以解決。這就涉及另一個問題：判斷標準的協商問題。根據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判斷知識真假的標準可通過科學共同體的協商來解決，即知道還是不知道是通過彼此協商達成一致來確定的，因為知識是社會建構的結果。難道知道標準需要通過協商來保證嗎？個人信念與集體協商之間是什么關系？這會陷入新的困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語境論者傾向于在社會語境中解決，因為協商是有語境的，脫離社會語境議論知識的判斷標準就失去了參照物，而沒有參照物的判斷只能是猜想。這就好比在太空中，由于沒有參照物，人們無法做出上下左右的判斷一樣。這并不是說疑心論者擁有知識，非疑心論者不擁有知識。而是說，疑心論者常常提出一些形而上學問題，使得判斷知識的標準異常地高，以致于許多我們相信為真的命題，由于不能滿足其標準而被認為是假的。這就如同設置了準入門檻，把低于標準的東西檔在了門外。劉易斯認為，疑心論者通常改變會話記分〔nversatinalsre〕來進步知識標準。一旦知識標準被進步了，認識論者必須成認失敗，且當他聲稱擁有絕對知識時，就決不會犯任何錯誤。關于記分，他所說的就像本來那樣是正確的。語境論者的根本策略是：維護我們通常所說的真理，或在疑心論者找到我們之前所說的真理，以防止疑心論者根據其改變什么算作知識的東西來解釋他疑心的成功。德羅斯認為，以這種方式解釋疑心論反駁的說服力，倒減輕了其對于我們日常知識主張的危險。不過，這個解釋是專門針對SP做出的。SP的前提〔1〕是知識的否認，這類進步知識標準的斷言有助于使它為真。當疑心論者主張前提〔1〕時，知識標準就已經通過適應規那么進步到一個我們既不知道我們不是一個BIV，也不知道我們有手的程度。然而，適應規那么對于疑心論假設的任何論證無能為力。為什么會這樣呢？首先，它的表達形式比樸素疑心論的表達形式更抽象。命題H是遠離現實世界的假設，既談不上證實，也談不上證偽，是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學命題。其次，前提〔1〕和〔2〕及結論都是否認句，而使用否認命題會增加證明的難度。假如用肯定句表達情形就會不同。前提1：我知道非h〔比方我不是一個BIV〕；前提2：假如我知道非h，那么我知道p〔比方我有手〕；結論：我知道p。在日常語境中，我確實知道我不是一個BIV，當然知道我有手。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在疑心論語境中，這些表達就變為我不知道語句。特別是它的前提〔1〕我不知道我不是一個BIV是一個無知前提，因為我是一個BIV就是假定，既然是假定，我們就應知道其否命題我不是一個BIV可能是真的。在劉易斯看來，適應規那么適用于兩種疑心論。對于樸素疑心論，它主張我不知道我有手，適應規那么可以把知識標準進步到保證它的主張為真的程度。不過，其他條件均同語句能否阻止這個結果，就看我們如何充實它了。對于激進疑心論，同樣可以通過適應規那么到達它所要求的知識標準。由于這個原那么的解釋不能在兩種疑心論之間做出區別，它也就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其實，適應規那么主要用于疑心難題，因為樸素疑心論問題在日常語境中是容易解決的。然而，知識歸因的評價條件服從于變化，且這種變化是連續的、均勻的。假如是這樣，這種變化與生物學上的均變論就有了某種聯絡，因為均變論認為生物進化是連續的和均勻的，于是語境論又回到了傳統的根底主義認識論立場上了。西弗詳細指明了S對于P所持認識立場的強度。一方面，S知道P，在某些語境中所表達的是相對于標準E〔Easy〕；另一方面，S知道P，在某些其他語境中所表達的是相對于標準T〔Tugh〕。在這里，標準E是相對弱的認識立場，也即較低的標準；標準T是相對強的認識立場，也即較高的標準。認識立場的認識強度是變化的，而且不同的表達語境可以產生程度的差異。當知識被定義為相對于變化的標準時，認識的閉合原那么必須對相對性做出說明：假如x知道p相對于標準N，且x知道*假如p，q，那么x知道q相對于標準N。然而，E和T的區分標準是什么？根據什么來確定E和T？這又陷入了標準劃分的困境。這類似于奎因所批判的經歷主義的兩個教條，其中之一就是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劃分問題，因為這兩個命題的區分界限本來就是模糊的。照此看來，語境上下的區分也犯了同樣的教條，因為高與低的界限也同樣是模糊的。要做出上下的判斷，必須設置高與低的特定語境，在這些特定的語境中，我們才能做出明確的判斷。比方，在某人爬山的語境中，我們就可以根據某人的行走線路的海拔或當地的地面來判斷其所處位置的高度，從而做出上下的判斷。在這個例子中，山所處的環境與某人攀登的行為構成了一個特定語境。因此，我們在對某個命題的語義做出判斷時，首先要弄清這個命題的語境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語境，才能理解它的意義。三、真信念確證困境根據語境認識論，知道命題的意義是完全依賴語境的。假如S知道P僅僅是假定S具有真信念并堅持強的認識立場而為真，那么為了使得這個語句可以表達一個真實的情形，控制S的認識立場的強度就可以了。也即，S知道P僅當S相信P，相信就成為知道的必要條件。那么相信就一定意味著知道嗎？即使相信必然蘊涵知道，相信對于知道一定是充分的嗎？如何確證一個信念是真的呢？如何控制S的認識立場的強度呢？德羅斯認為，A說S知道P是主體S的真信念P使然，A對于命題P的真假斷言與S所持認識立場的強度有關，而認識強度是根據A的對話語境性質變化的。也就是說，S之所以知道P，是因為S對P具有真信念，A說S知道P，是A根據S的真信念加上A的對話語境決定的。于是問題就產生了。我們如何知道S具有真信念？如何判斷一個信念是真的？A根據對話語境和有待確證的S的真信念，就可以知道S知道P嗎？這顯然是有問題的，因為知道是比相信更強的信念，用一個弱的信念判斷一個強的信念，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常識上都是難以承受的。例如，張三知道這是一匹斑馬，僅僅因為張三對于斑馬具有真信念。我知道張三知道這是一匹斑馬，僅僅因為我的知識語境加上張三的真信念。假如斑馬是一匹人為假裝的騾子，張三還知道這是一匹斑馬嗎？他的信念還是真的嗎？我還因此堅持我知道張三知道這是一匹斑馬嗎？所以，把真信念作為判斷知道的標準肯定是有問題的，因為我們難以確定S信念的真實性。即使可以確定信念的真實性，我們也沒有確切的把握確定語境的變化。進一步說，用兩個都在變化的東西〔信念和語境〕判斷知道與否顯然是極其困難的。就像薛定諤測不準原理所提醒的微觀世界里粒子的行為那樣，同時測量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是不確定的，同時確定真信念和判斷它的語境也是難以確證的。這就是關于知道的真信念不確定性難題。假如我們堅持真信念的存在，那么我們就可能陷入唯我論的個人主義窠臼。比方，我相信買彩票能中獎就一定意味著我知道中獎號碼嗎？顯然不是，相信的東西不一定是知道的東西。許多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但并不知道上帝在何處。我堅信我買彩票能中獎，即使沒有中獎。這里有一個賭徒心理問題，即能不能中獎先賭一把再說。假設進一步問為什么相信，我會說我確實相信，只是我無法用語言表達，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涉及意會知識的表達問題。假設意會知識存在〔許多人相信存在〕，那么真信念也應該存在。但如何確定這種知識呢？這又涉及心理表征問題。如此一來，假如要確定真信念，就得成認意會知識的存在，就得成認唯我論的合理性，更需要進一步討論心理表征問題。因此，真信念確實證決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根據預設主義，假如把信念理解為信以為真的預設，那么信念就不需要確證，就好似公理不證自明一樣，它們是認識論的預設。而預設就是人們把毫無疑問的認為為真的東西作為某個結論的前提，它是一種確定無疑的真信念。也即，信念作為預設是先天存在的真東西，當然不必確證。這樣的話，真信念確實證問題自然就消解了。按照可靠論，得到確證的信念就是自然中類似法那么的聯絡所認可的真理。因此可靠論是一種外在主義。最有影響的可靠論是過程可靠論，它認為一個信念要得到確證，當且僅當它是由可靠的心理過程產生的。或者說，確證的信念就是由恰當的心理過程產生的信念，沒有得到確證的信念是由不恰當的心理過程產生的信念。這種可靠論把認識論與認知心理學聯絡起來，其可靠性是與人們所相信的東西在現實世界中是否為真有關。換句話說，信念是一個與現實世界中存在的東西的真假有關的心理過程，人們所相信東西的程度越高越容易相信。但是，怎樣才算是可靠的心理過程？如何確定信念的程度？可靠論并沒有好的方法。這恐怕又要回到科學哲學家賴欣巴赫的概率意義理論，即根據一個命題為真的概率來確定其意義，概率越高，意義越真越可信。根據自然主義認識論，知識及其獲得的根底必須訴諸于行為主義心理學以及對科學的歷史探究，討論知識的適當問題是關于知識主張確實證而不是解釋知識的形成。而確證需要重建證據的概念，使得證據指涉感官刺激，正是感官刺激導致我們具有了科學的信念。也就是說，我們的信念確證歸根結底是依賴感官刺激的。這又容易導致心理行為主義。按照證據主義，主體S對命題P的信念在時間t得到證明，當且僅當這個信念在t時符合S所具有的證據，且那些證據是恰當獲得的，在認識論上是得到有力證明的。換句話說，對信念確實證是通過主體對信念的證據的性質決定的。但證據主義不能對經歷證據和知覺信念之間的關系提供令人滿意的說明。在筆者看來，信念靠經歷事實或感官刺激難以確證，一個信念要靠另一信念確證。例如，有神論要靠無神論來確證，地心說要靠日心說來確證。這類似于科學哲學家勞丹的理論證偽理論，而非經歷證偽理論的主張，因為一個合理的理論比一個或多個經歷事實更具有說服力。四、主體敏感性困境諾茲克〔R.Nzik〕的虛擬條件說明〔SA〕主張：當我們認為S相信P不敏感時，我們傾向于判斷S不知道P。反過來說，當我們認為S相信P敏感時，我們傾向于判斷S知道P。這樣，主體對P的敏感性就成為判斷S知道P的標準。問題是，我們如何知道S相信P是不敏感的？在語境中可以確定敏感性嗎？SA確實不能解釋：一些S確實知道P，即使P是假的，我們仍然會判斷S相信P。為了彌補這個缺陷，諾茲克引入了方法。根據，我們可以知道S相信P不敏感。那么又是什么呢？假如P不是真的，而且S打算使用實現是否相信P的信念，那么即使S使用了，S也不會相信P。德羅斯也強調知道的敏感性與認識立場強度的關系，當某個主體S知道或不知道某個命題P被斷言時，假如需要的話，知識標準傾向于被進步到這樣一個程度，需要S相信那個特殊命題P是敏感的，以致于它被算作知識。情形假如不是P是假的S會相信P的話，S的信念對P就是敏感的，因為當我們認為S相信P不是敏感之時〔當我們認為S會相信P即使P是假的時〕，我們仍然傾向于判斷S不知道P。我們不能如此判斷我們對P的無知，非P在那里隱含了某種我們以為我們知道的東西是假的，而不用假設我們如何錯誤地相信我們認為知道的東西的解釋。因此，我錯誤地相信我有手隱含了我沒有手。既然我確實使我自己知道我有手〔這個信念不是不敏感的〕，既然以上斜體表示的命題不能解釋我如何在關于我有手方面誤入歧途，我就會判斷我確實知道那個命題是假的。然而，這仍然是一個初級陳述，還有進一步細化的空間。我們如今需要有信心把握正確的方向。由此看來，主體的敏感性依賴于其認識立場的強度，而強度取決于這個主體在對話語境中對言說者的知識歸因成真的程度，成真度越高，認識立場就越強。這樣，知道的敏感性就與認識強度聯絡起來了，而認識強度確實定又與對話語境相關。而確定敏感性與語境的變化本身就是一個難題。不過，德羅斯認為比擬條件句可以解決一個認識立場比另一個更強的問題。比方，我知道這輛車新，我也知道那輛車更新，因此，我知道那輛車比這輛車新。在日常語境中，通過比擬句可解決認識強度問題，也就是敏感問題，但在哲學語境中，比擬句也無能為力，由于敏感的標準難以確定，這又回到了上下標準區分的困境上了。根據語境論，主體的敏感性是依賴語境的〔此語境包括知識掌握、文化背景等〕。詳細說，S對P的敏感性與S對于P的內容熟悉的程度、文化的影響等因素相關。比方，某人知道地球是圓的，我們就要對某人的語境做分析。假如某人是科學家，他對這個命題就是敏感的，假如某人是科盲，他對于這個命題就是不敏感的。敏感還是不敏感是與語境相關的。不僅我們的判斷與我們的語境相關，S相信或知道P也是語境相關的。這樣，主體的敏感性就變成了語境的敏感性。可以說，意義對語境是敏感的，判斷對意義的理解也是語境敏感的，只要確定了S知道P的語境，S對于P的敏感性問題就可以解決了。于是，我們又回到如何確定語境的問題上了。五、相關選擇排除困境德雷特斯克〔F.Dretske〕主張把知識作為證據狀態，在這個狀態中，所有的相關選擇是被排除的。換句話說，假如S知道P是排除了P的相關命題，那么S就一定知道P。然而，這個主張是有問題的，因為S知道P不一定能通過排除相關命題獲得。即使能，那么什么是相關命題呢？比方我知道雪是白的，但凡非白的命題如碳是黑的就被排除了，但紙是白的并不能被排除，且雪是白的與碳是黑的并不是相關的。因此，通過排除S知道P的相關命題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海勒〔.Heller〕主張，S知道P僅當在任何更遠、足夠封閉的非P世界里，S不相信P。也可能有這樣的語境，在其中我確實知道命題T，因為當我考慮我是否知道命題T時，我使用不同的世界作為相關選擇，這不同于當我考慮我不是一棵BIV樹時的用法。在特定語境中我知道命題T，因為在任何非T世界里我不相信命題T，這個非T世界對真實世界足夠封閉。之所以要考慮足夠封閉的非T世界，是因為那些世界包括完全封閉的非T世界。在足夠封閉的非T世界里，我們不知道命題T。由于這一情形是真的，疑心難題就是假的，即使我不知道我不是一棵BIV樹，我仍然可以知道我前面有一棵樹，因此防止疑心論陷阱。然而，任何否認SP的解決方案都必須解釋：它為什么對于我們似乎是正確的。在海勒的解釋中，SP之所以外表上看是正確的，是因為某些語境與閉合原那么的要求一致。比方，在更遠、足夠封閉的非T世界的語境中，如BIV樹世界，與真實世界足夠接近而算作認識上相關的。在此語境中，我既不知道命題T，也不知道我不是BIV樹。因為在BIV樹世界里，我既相信命題T，也相信我不是一棵BIV樹。存在這些語境和這些語境與閉合原那么要求一致的事實，使得SP看起來是正確的。問題是：更遠、足夠封閉的非P世界是什么世界？是哲學上的可能世界，擬或是遠離日常世界的假設世界？這些世界與S知道P的非P命題是相關的嗎？假如不相關，就不存在排除的問題，更不存在選擇的問題。因此，通過排除相關選擇命題來確定S知道P也是有問題的。柯恩〔S.hen〕堅持相關選擇標準是存在的，且認為這些標準反映我們關于S知道P的各種條件的直覺才能。為此他提出外在和內在兩個標準。外在標準是說：假如命題P的一個選擇h的概率是高度充分的，且h取決于有條件的理由r和其環境的某些特征，那么這個選擇就是相關的。內在標準是說：假如S缺乏充分的證據或理由來否認命題Q的一個選擇h，比方相信非h，那么，這個選擇h就是相關的。假設我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只斑馬，對所有其別人來說，它看起來就是一只斑馬，但在動物園的某個區域，它就是一只精心假裝的斑馬，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動物園管理人員只是把斑馬放入標有斑馬標記的地方。也許有人強調，所有這些理由與這個動物是一只精心假裝的騾子相一致。對于所有其別人，這樣的騾子看上去就是斑馬。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是最小心慎重的動物園管理人員也會把這樣的動物放人標有斑馬標記的地方。之所以強調這樣的事實是因為，它會使我基于我的理由而錯誤地相信的或然性更加突出，進而使得這是一只精心假裝的騾子這個選擇相關。也就是說，小概率的或然性經過錯誤地相信被放大了，使得人們相信小概率或然性與某個命題相關。在柯恩看來，任何時候，當強調我們理由的統計特性并指出我們基于那些理由而錯誤地相信存在或然性時，相關性的標準就發生了轉換。因此，在日常語境中，沒有人強調我們錯誤地相信的或然性，那種或然性不會顯現，我們可以基于我們的理由知道這是一只斑馬。然而，在疑心的語境中，某些人確實強調我們錯誤相信的或然性，那種或然性會顯現。在這些語境中，柯恩關注的是錯誤的或然性，關注這是一只精心假裝的騾子這個選擇的相關性。由于我們不排除那個選擇，因此我們不知道那是一只斑馬。柯恩的相關選擇語境論允許我們像解決斑馬-騾子這樣的難題一樣去解決SP。因為他的理論是根據證據形成的，且這樣的難題包括信念，由于這些信念我們才擁有證據。不過，柯恩指出，激進的SP也包括使得我們不能擁有證據的信念在任何證據的根底上對異議有免疫性。由于這個理由，柯恩的語境論似乎對于激進的SP也無能為力。為了克制這個困難，柯恩修正了其理論。對某些信念，即使我們沒有它們的任何證據，我們認為它們是認識上理性的，他把這種信念稱為內在理性信念。我不是BIV就是內在理性信念，即使我沒有這個信念的任何證據，我也相信我不是一個BIV是理性的。根據內在理性信念，主體S相信命題q僅僅是因為S擁有充分的證據支持q，或者說q是內在理性的，是有理由的。修正的內在標準是：命題p的一個選擇h是相關的，假如S否認h而相信非h不是有充分理由的，由此推測，理由的充分程度在那里是由語境決定的。根據這個內在標準，我不是一個BIV這個選擇通常是不相關的，因為我的信念我不是一個BIV是內在理性的。這意味著，我不是一個BIV這個選擇，并沒有排除讓我基于理由知道我有手。因此，在日常語境中，我知道我有手，因為我有充分理由知道我有手，而且排除了所有相關選擇。由于這些標準在日常語境中相對較低，在那些語境中我也同樣知道我不是一個BIV。然而，疑心論者強調，我沒有任何證據使我相信我不是一個BIV這樣的事實的語境也是存在的。關于這一點，疑心論者關注的是我的錯誤或然性。這使得我是一個BIV這個選擇相關，我不能排除這個選擇。所以，通過在這些疑心語境中應用這些標準，我既不知道我不是一個BIV，也不知道我有手。在柯恩看來，可靠論允許我們在非演繹推理的根底上知道P。假如用一個與P不相容的任何命題作為P的一個選擇，可靠論可以描繪為：即使有某些選擇P存在，S基于〔理由或證據〕R可以知道P與R相容。不過，柯恩的語境論面臨兩個責難：一個是關于我有證據使我相信我不是一個BIV的觀點；另一個是他關于我擁有某些偶爾事實，特別是關于我不是一個BIV的事實的先驗知識的觀點。關于我知道我不是一個BIV是僅僅建立在否認我是一個BIV的內在理性根底上的，這意味著我先驗地知道我不是一個BIV，并因此知道我擁有某些偶爾事實的先驗知識。這兩個責難使得柯恩遠離了他早期的相關選擇語境論。即使柯恩如今成認我可以擁有證據使我相信我不是一個BIV，他仍然認為存在這樣的信念，對于這些信念，我從來沒有過證據。基于這一想法，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激進的SP。柯恩假設，有一個動物是BIV，它從來不會有如此那般的證據證明它是一個BIV，他把這種動物叫作BIV*。如今的問題是，我不是一個BIV的信念是一個我從來不會有證據的信念。根據那些信念形成的新悖論為：前提或命題〔1〕：我知道我有手；前提或命題〔2〕：假如我不知道我不是一個BIV*，那么我不知道我有手；結論或命題〔3〕：我不知道我不是一個BIV*。由于這個悖論涉及一個疑心假設，對于這個假設我從來不會有證據，那么，關于我能有證據使我相信我不是一個BIV*的觀點，不會對柯恩解決這個新悖論的方案造成費事。假如柯恩放棄相關選擇這個理論框架，他解決BIV*悖論的方案又是什么呢？他首先意識到，我不是一個BIV*的信念可能是內在理性的，或是他如今稱之為非證據理性的東西。換句話說，主體S相信p是非證據理性的，假如S相信p是認識理性的，即使S關于那個信念缺乏任何證據。進一步說：S知道p，當且僅當他相信在某種程度d上p是認識理性的，在那里，認識理性既有證據成分，也有非證據成分，而且d在那里由語境決定。柯恩主張，假設我有一定數量的證據使得我相信我有手，且我有手的信念在程度de上是有證據理性的；再假設，我不是一個BIV*的信念在程度dne上是非證據理性的。非證據理性〔關于我的信念我不是一個BIV*〕是綜合理性，或任何經歷命題確證的一局部。因此，我們可以設想，我有手的信念在程度d*上是認識理性的，即：d*=de+dne。d*的程度比de和dne高，而信念程度的上下是由語境決定的。根據柯恩的看法，一個信念假設算作知識的話，它必須是認識理性的，其程度是由言說者意指的某些復雜函數、聽者的期望、會話的預設以及突顯關系等共同決定的，而且，聽者的合作是這個函數的核心局部。然而，在疑心論語境中，這個復雜函數可以詳細說明：假設一個信念在程度ds上是認識理性的，那么它就是充分的認識理性，且d*低于ds。這意味著，有手的信念對于知道有手不是充分理性的。在那些一樣的疑心論語境中，知道不是一個BIV沒有任何根底，我們因此承授命題〔2〕和〔3〕而回絕命題〔1〕。那么，柯恩在堅持閉合原那么的同時解決了BIV*悖論嗎。我看未必。柯恩仍然是在上下語境的框架中解決問題。在日常語境中我們承受〔1〕和〔2〕，在疑心語境中，我們承受〔2〕和〔3〕，在兩種不同語境中，我們都承受〔2〕。根據語境論，一個命題在不同的語境中意義不同，〔2〕在兩種語境中意義應該不同，但是在這里卻是一樣的，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一個命題假如在不同的語境中意義不變，它就是去語境的，即無需語境。問題是這里有語境存在。如何解釋這個問題呢？柯恩沒有做出說明。這其實是語境轉換中的意義變化問題，也是語境認識論面臨的一個難題。六、事實確證困境瑞波〔S.Rieber〕認為S知道P，當且僅當P的事實解釋了為什么S相信P的原因，而算作解釋的東西是高度語境依賴的。特別是最近的比照解釋研究工作已經清楚地說明，知識依賴于一種不言而喻的比照。在瑞波看來，S之所以知道P，是因為P的事實解釋了為什么S相信P。也即，P所描繪的事實堅決了S相信P的信念，且這一解釋是依賴語境的，或者說P的事實確實證，使得S相信P。問題是P的事實是確證的嗎？如何確證？這涉及知識確實證問題。安尼斯〔D.Annis〕主張在問題語境中確證知識。當問S是否確定相信h時，S必須是處于問題語境中。這個問題語境是包括h在內的提出問題的詳細境遇。它決定S理解的程度和S必須展示的知識，也決定一個適當的反駁者群體的存在。比方，在給定目的的條件下，假如S聲稱某個陳述是真的，可能遇到的反駁有：S不處于知道h的立場，或h是假的。假設我們問S如何知道h，他會給出各種理由e1，e2，e3en證明h為真。我們會反駁說，理由e1en是假的，它們并不能給予h適當的支持。當然S可能會給出另外的理由i繼續證明h。我們會繼續反駁說i也不能證明h為真。這些反駁可能增強了S的理由e1en以及S對于反駁的回應。但是，某人的主張及其反駁是在問題語境中實現的，脫離這個問題語境，爭論就會無限進展下去，必然導致無窮倒退問題。在筆者看來，認識論就是討論知道的問題，方法論討論知道的過程，知識就是知道的結果。知道的根源弄清了，過程明了了，結果也就是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