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學理論[名詞解釋、簡答題及論述題)

名詞解釋：

實證主義（孔德）：基本信念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無根本區別，應當像研究自然科學那樣研究社會科學。基本原則：（1）本體論的自然主義假設;（2）方法論的自然主義假設;（3）知識論的經驗主義原則;（4）“價值中立”的要求;（5）社會科學是社會工程的工具與基礎，科學使預測成為可能，而預測則有助于控制社會都過程與結束它的自發性與破壞性。因此社會知識本質上是實踐取向的。

社會靜力學（孔德）：關于人類社會自發秩序的理論，在于考察社會行動和社會系統各個不同部分的反應規律，研究構成社會機體的哥哥部分之間的平衡與和諧。在孔德看來，社會結構各部分間的平衡與和諧的關系，是社會正常運轉的基本條件，一旦這種關系遭到破壞，社會系統的運轉就會發生障礙，造成社會病態。

社會動力學（孔德）：關于人類自然進步的一般理論，主要是運用關于人類智力發展三階段的理論解釋社會歷史的進步。智力發展三階段的理論是孔德社會動力的基本內容。

人類智力發展三階段理論（孔德）：孔德認為，他通過研究人類的智力在各個方面和各個時代的發展，發現了一條人類智力必須遵循都根本規律，它是建立在我們的機體發展和歷史經驗事實所提供的充分根據的穩固基礎之上的。這個規律是：我們的每一個主要觀念，我們的每一個知識部門，都相繼經歷三個不同的理論階段：神學階段，或虛構階段;形而上學階段，或抽象階段;科學階段，或實證階段。由于孔德認為智力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和基礎，因此社會發展的階段與人類智力發展的過程完全相適應，也同樣經歷了三個階段或歷史時期：遠古時代的神學階段，中世紀以來的形而上學階段，18、19世紀之交開始逐步進入的科學階段。

社會有機體論（斯賓塞）:19世紀實證主義社會學的一種重要理論觀點，即一個社會或社會結構被視為一個“活的有機體”。從這個角度來說，社會特征的關系，例如法律、家庭、犯罪等等，當它們與其他的社會特征相互作用時，通常會受到檢驗以滿足社會需要。一個社會或社會有機體的所有元素，它們具有維護有機體的穩定和團結的功能。代表人物是英國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俄國社會學家P·von利林費爾德、德國社會學家A·舍弗勒等。

共同體與社會（騰尼斯）：是騰尼斯社會學中的兩個基本概念，是其用來說明社會與歷史發展的兩個基本類型模式。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兩種表現形式，前者按其本質是有限的，聚結性程度高，程密集型，整體的統一是有機的;后者按其本質是無限的，聚結性程度低，程復合型，整體的統一是機械的，

一般社會學（齊美爾）：齊美爾社會學的知識體系是由三級結構構成的：一般社會學、形式社會學和哲學社會學。

形式社會學（齊美爾）：齊美爾認為，人們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相互作用、聯系和行為，其中存在基本上類似的相互作用模式，即“社會交往的形式”，而這些形式就是社會學研究的內容，這就是齊美爾率先提出的形式社會學。

1.初級群體（庫利）

初級群體的屬于引自斯莫爾和溫森特1894年所著的《社會研究導論》一書。庫利將個人每天置身其中的初級群體，如家庭、兒童游戲群伙、鄰里和其他類似的社會群體成為“人性的搖籃”和個人社會化的主要場所。他認為，“我所說的初級群體，其特征是親密的、面對面的交往與合作。它們在許多意義上都是初級的，但主要在與他們是形成個人社會性與社會理想的基礎。”在他看來，正式在初級群體中，個人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屬于社會，并且了解到人們具有的共同思想，從而開始形成自己的社會理想。他同時指出，在初級群體中不僅有和諧，也有競爭、傾軋和仇視。初級群體不依賴于大社會，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社會的精神。

2.鏡中我（庫利）

庫利認為，一個人的自我觀念是在與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是其他人關于自己看法的反映。人們總是在想別人對自己的評價之中形成了自我的觀念。“一個人對于自我有了某種明確的想象——即他有了某種想法——涌現在自己心中，一個人所具有的這種自我感覺是由取決于別人思想的、別人對于自己的態度所決定的。這種類型的社會我可以稱作‘反射的自我’或曰‘鏡中我’。”

庫利的鏡中我概念有三個階段或三重含義構成。

①我們所想象的我們在別人面前的形象，這是感覺階段，是我們設想的、他人的感覺。

②我們所想象的、別人對我們這種形象的評價，這是解釋或定義的階段，即我們想象的他人的判斷。③由上述想象中產生的某種自我感覺。這是自我反映的階段。庫利提出“鏡中我”的概念，用以強調個人與社會之間有機的和穩定的聯系。他認為問題不在與承認個人或社會哪一個處在優勢，而是要考慮個人如何存在于群體之中，以及群體如何存在于個人之中。與他的群體論相一致，他假定：“一個單獨的個體是未曾經驗過的抽象；同樣，一個社會，當被視為與個體分離的事物時也是如此。真實的是，人的生活可以從個人方面去考察，也可以從社會的，即總的方面去考察。”他的這種認識與極端原子論的個人主義相對立，而以相互作用或相互滲透作為社會學研究的特征。

3.價值中立性與價值相關性（韋伯）

價值相關性是指在研究工作開始之前，研究者在選題和收集材料上所表現出的主觀興趣，同時，又指在研究工作得出結論后，研究者在實際應用結論中所表現出來的主觀目的性。在通常情況下，研究者根據其所在社會中人們所持有的一般文化價值，選擇經驗中的某一部分題材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因而特定時代的價值目標對社會科學家的研究對象的選擇和探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價值中立性是指研究者在選定了研究對象之后，必須放棄任何主觀的價值觀念，嚴格以客觀的、中立的態度進行觀察和分析，從而保證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此外，價值中立性還包括另一層含義，即事實領域與價值領域、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研究機構的區分。

4.科層制（韋伯）科層制是法理型統治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確切的說，是其中一種最典型、最純粹的表現形式。

首先，韋伯對科層制管理機構的構成作了如下說明，他指出管理班子在最純粹的類型中是由這樣一些官員組成的：

①他們人格上是自由的，并且僅僅服從、履行實際公務職責；

②組成牢固的職務等級；

③具有嚴格的職務權限；

④根據合同，從而原則上是以自由選擇為基礎，并按照專業熟練程度進行職務聘任，嚴格說來，應當是通過考試來確定，并以文憑來鑒定其專業熟練程度；

⑤具有以貨幣形式付給的固定薪金，多數人有退休保障金，薪金的多少按等級職位、責任大小以及“身份尊卑”的原則分檔劃開；

⑥把自己的工作視為惟一的或主要的職業；

⑦按照工齡長短、成績大小或同時依據這兩方面的條件，而不是按照上司的印象來決定一個人的升遷；

⑧管理者并不因其所履行的職務而具有任何特權，他們也不應占有生產資料；

⑨服從嚴格而統一的工作紀律和監督。

韋伯指出，純粹科層制的、文牘式的管理，在精確性、穩固性、紀律性、嚴謹性和可信性上，以及在對一切對象的可計算性上，都可以達到技術上完善的程度。也就是說，科層制的管理按客觀標準來看，在功能方面是嚴格合理的，它作為客觀的服務機構和管理機構，排除了一切人格化的因素，不帶有任何個性化色彩，而僅僅奉行法律程序和公務原則。在韋伯看來，科層制是一種只追求技術效益，不受任何個性因素干擾的組織管理形式。

韋伯指出，在科層制內部，奉行的完全是形式合理的原則，即技術與效益的原則，嚴格排除任何技術以外的目的和價值。但這不是說，這種純粹技術統治不為其他的某種利益和目的服務，實際上，高效率的行政管理總是服務于一定利益和目的的。

任何現代國家的管理形式都必然和不可避免的是科層制，這一點是韋伯一再堅持和強調的。在他看來，科層制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要想使科層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進一步發揮功能，又有賴于整個社會的全面科層化。

5.法理權威（韋伯）

法理型統治是建立在以下基礎上的，即任何一項法律都是以目的合理性或價值合理性（或兩者兼而有之）為目標制定出來的，并努力加以貫徹，包括強迫使之得以實施。

韋伯認為，法理型的統治類型所具有的主要特征是：

①具有活力和自身規律性的管理系統，其中有著明確的責任權限；

②實行職務等級制原則，并對各級機關建立牢固的監督制度；

③辦事程序法規化、條例化，任何法律條文一經訂出，所有成員都應遵守；

④實行不顧情面、照章辦事的原則；

⑤統治形式只是由于法律的認可才是有效的，統治者只是根據法律規定而暫時擁有權力，服從者所服從的是法律，而不是某個具體的人。韋伯指出，這種法理型統治可以采取各種極不相同的形式，科層制是其中最純粹的形式。

6.傳統權威（韋伯）

在這種統治形式里，統治的維持是靠從古到今沿襲下來的風俗習慣和倫理道德。他指出，這是一種宗法制統治形式。在這里，統治者或主人是由傳統的世襲制度決定的，統治者具有終身的權力，并將這種權力不斷傳給自己的后代。這種統治具有很強的個人性質，統治者作為統治者，并不表示他是“上司”，而是人格意義上的“主人”。構成統治機構中管理班子的人員不是被視為“官員”，而是被看作人格上帶有人身依附關系的“差役”。被統治者不是作為同一社會組織中的“成員”，而是被視為統治者的“奴仆”，也就是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是一種主子與臣民的關系。

從整個傳統性統治的組織情況來看，它具有以下特征：

①缺乏固定的組織全限，管理者沒有明確的職權范圍；

②沒有合理的職務等級制度，往往由統治者或由它所委派的人員以個人身份，直接的對事情做出決定；

③沒有明確的規章制度，以便在此基礎上，根據資源的原則實行聘任和決定晉升；

④選拔和提升的主要依據是統治者的主觀好惡，而不是按照人員的實際水平和工作能力；

⑤管理沒有固定的、以貨幣形式支付的薪金。

傳統性統治所代表的是一種保守力量，他主張永遠維持先王或上帝的神圣秩序，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有任何改變。

7.感召權威（Charisma）（韋伯）

個人魅力型的統治是建立在對具有出色感召離的領袖人物的擁戴和信仰基礎上的。韋伯認為，這必須包含兩方面因素，一方面，作為社會精英的領袖人物本身在人格力量或個人才能上具有非凡的、超人的特征，使他不同凡響，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從而能成為個人魅力型人物；另一方面，領袖人物的追隨者們也有擁戴和服從這種領袖人物的需要，這種心理需要使他們表現出對領袖人物的狂熱崇拜和盲目服從。

韋伯不主張從某種政治立場或道德價值觀出發，去評價個人魅力型人物所具有的那種特殊品質的善惡好壞，在他看來，關鍵在與這種特殊品質是否具有感召力，能不能贏得崇拜者和追隨者。韋伯關心的是這種人物實際造成的感召力，至于說他們給歷史帶來的到底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影響，從他的研究立場來看是無關緊要的。

同傳統型統治相比，個人魅力型統治是一種“巨大的革命力量”。因此，個人魅力型統治或權威往往伴隨著社會革命運動而出現。這種權威的性質一般是打破傳統、破壞現存的秩序。正是這種反對傳統的、非同尋常革命導致一種新的觀念系統、行動取向直至社會結構的產生。作為個人魅力型權威的領袖人物往往具有強烈的使命感，而受到感召的群眾則常常懷有對領袖的狂熱效忠精神。這二者的結合，便促成了個人魅力型統治的出現。

韋伯指出，這種統治類型具有暫時性的特點。當個人魅力型領袖人物在世時，一般尚能保持這種統治形式，但它隨著某一具體的領袖人物的去世，這一統治形式中所潛在的內部矛盾便暴露出來，并日益激化。于是，為保證統治的相對穩定性，制定必要的規章制度、建立完善的組織形式便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個人魅力型統治也隨之或轉化為傳統性統治、或轉化為法理型統治、或變為二者的某種混合物。

8.方法論個人主義（韋伯）

在韋伯看來，社會學研究人的行動，是因為每個人都賦予它一定的“意義”。行動之所以是有意義的，是因為某個或若干個行動者將其主觀意義與其行動聯系起來，不論這種行動表現為對某件事情的放棄或是對某件事情的忍受。韋伯還強調，這里所說的“意義”并非是指“客觀上正確的”、或從形而上學意義上講是“真實的”那種意思，而是指行動者主觀的認為即社會學上的意義。在韋伯看來，社會行動之所以是可理解的，是因為個人賦予其行動的主觀意義是可以理解的。

9.理想類型（韋伯）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也應當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對所研究的對象獲得規律性的認識并給予因果性的說明。“理想類型”便是社會學在這方面的特殊認識工具。它是研究者為研究社會和解釋現實的一種概念工具。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它具有明顯的康德主義色彩，是康德哲學中關于人類先天認識形式的思想在社會學中的發揮。韋伯去掉了康德哲學中先驗論的思想。韋伯所關心的不是認識范疇的先驗來源，而是認識范疇作為概念工具的現實作用。

韋伯建立理想類型的思想動機之一，是為了避免當時流行的歷史學派個別化和特殊化的研究方法的缺陷。在他看來，任何科學系統都不可能把現實中的所有個別現象都包括進去，因為科學本身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一種抽象。慣常使用的概念工具常常面臨兩種困境，即：或是由于概念過于寬泛，使其失掉現象

某種具體特征，或是由于概念過于狹窄，無法包容相關的現象，而他所致力建設的理想類型正是要擺脫上述困境。

理想類型具有如下特點：

①它作為理智上構造的概念工具，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因而不同于經驗事實；

②它作為考察現實的概念工具，又是在對繁多的經驗進行整理后，突出了經驗事實中具有共性的或規律性的東西，使之成為典型的形式。

理想類型作為現實的某種變異形式，與現實本身保持有一定的距離。韋伯指出，現實中的行動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其過程與理想類型中的過程類似。

韋伯關于理想類型的思想具有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它是韋伯用以進行歷史的和社會學的比較研究的根據，也是他比較社會學的方法論基礎。

10.資本主義精神（韋伯）

在韋伯看來，那些具有典型資本主義精神的那些思想，即個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資本并以此為目的的活動視為一種盡職盡責的行動，把賺錢本身看作一種目的，當作一種職業責任，被看作是一種美德和能力的表現。

韋伯指出，他所使用的資本主義概念具有特定的含義，即是當時西歐和美國那種典型的現在資本主義，而不是泛指一切。他認為，盡管資本主義的某些因素在此之前早已出現，并一直存在以各個地方和各個時期，但這樣的資本主義全然缺乏上面所說的那種現代資本主義的特殊的精神氣質。

韋伯指出，資本主義不等于貪得無厭和金錢欲。后者普遍存在于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和地區、任何社會和任何階層中。他指出：“貪得無厭決不等于資本主義，更不等于資本主義精神。相反，資本主義到是可以等同于節制，或至少等同于合理緩和這種不合理的沖動。”資本主義無疑是與追求利潤有著一致性的，但這是建立在合理的進行計算與（形式上）和平營利機會上的。真正的資本主義經營依靠的是企業中資本的合理使用和對勞動的合理組織。這樣，韋伯就把他所說的資本主義同“掠奪型的資本主義”區分開。另外，韋伯還將它同被稱作“傳統主義”的生活態度進行了比較。韋伯指出，資本主義精神同傳統主義的態度正相對立。資本主義不斷發展的過程，就是傳統主義不斷被克服的過程，克服傳統主義的關鍵既是使勞動本身成為目的、成為人的一種愿望，成為一種倫理責任，直至把勞動視為一種天職。

11.解釋性理解（韋伯）

“理解”即可表現為理智上和邏輯上的即“合理明晰的”，又可表現為情感體驗的和藝術感受的即“移情明晰的”。他認為，移情的再體驗并不是對意義解釋的絕對條件。相反，要使理解是“合理的”，就必須與理智上、邏輯上的解釋結合起來。這正式韋伯與狄爾泰等人非理性主義的區別所在。韋伯認為，理解和解釋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恰恰相反，他們是相互關聯、相互說明的。因此，必須把理解和解釋聯系起來考慮，理解是解釋的前提，理解是能被解釋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理解就是一種解釋。反過來說也一樣，解釋也是一種理解。按韋伯自己的說法，即我們把對行動意義系列的理解視為對行動實際過程的一種解釋。

這種“理解”方法在實際應用時遇到困難。在韋伯看來，“理解”應是建立在行動者對其行動意義或動機具有明確認識的前提上，這也是行動作為人的行動所具有的特點，然而，連韋伯自己也沒意識到，在現實中，人們的行動往往并不是都被明確的賦予了某種意義的，行動者對其行動常常處于“半意識的”或完全“無意識的”狀態。不解決這一矛盾，理解辦法就面臨困境。

12.社會行動類型（韋伯）

韋伯從理想類型的思想出發，對社會行動進行了區分。他將社會行動分為以下四種：

①目的合理的行動。這種行動把對外界對象以及他人行為的期待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并以最為有效的途徑達到目的和取得成效。

②價值合理的行動。他表現為對純粹自身行為本身的絕對價值所持的自覺信仰，無論這種價值是表現在倫理上、美學上、宗教上還是表現在其他方面。這種行動并不考慮有無現實的成效。

③情感的或情緒的行動。即由于現實的感情沖動和感情狀態而引起的行動。

④傳統的行動。即通過習慣而進行的行動。

按照韋伯對社會行動的定義，上述后兩種行動（傳統的行動和情感的行動）嚴格說來，都不屬于社會行動，因為在他們中間并不包含行動者明確的主觀意義。因此，從合理性這個角度看，傳統的行動和情感的行動都不屬于合理的行動，只有價值合理的和目的合理的行動才屬于合理的行動，也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行動。不過，從韋伯理想類型的方法論來看，傳統的和情感的行動，它可以被看作是“理想類型”中的“合理”行動的“偏差”，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它才獲得其自身意義。而且，它們雖然總的來說表現為“不合理性”，但其中也往往包含著過渡到價值合理的或目的合理的行動的因素。

韋伯還具體分析說明了以上幾種行動之間的相互聯系及細微區別。他先談到情感的行動和價值合理的行動之間的聯系和區別。在韋伯看來，兩者之間的共同點是，無論對于前者還是后者，行動的意義不在于達到某種具體的目標或獲得某種實際的效果，而主要在于行動過程之本身。兩者之間的區別則在與，情感的行動并不表現為堅定的、始終如一的為實現或接近某種最高價值而努力，而往往表現為意識的、沖動性的情緒發泄。相反，價值合理的行動則強調行動的絕對立場和最高價值，并堅定不移的、有計劃的把達到這種價值公設作為行動的取向。

關于價值合理性與目的合理性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純價值合理的行動，他并不考慮通過行動來實現可以預見的結果，而僅僅處于對義務、尊嚴、美、宗教諭令、虔誠等等的信仰。反之，目的合理的行動則表現為以對行動的目的、手段和結果的思考作為取向，不斷的對各種可能的目的、與實現目的的相應手段、措施以及行動的結果進行理智上的權衡。由此可以看出，價值合理的行動與目的合理的行動往往處于復雜多樣的聯系之中。然而，韋伯認為，盡管如此，兩者的區別還是明顯的。因為從目的合理性的角度看，價值合理性永遠總是不合理的。而且，他越是把行動的目的上升為某種永恒的絕對價值，越是不反思行動的結果，它便越是遠離目的的合理性。可見，兩者的區別在于，在目的合理的行動那里，目標是可變的，同時，把主要經理集中在對有效手段的選擇上。而價值合理性則總是使行動向著某種絕對的、永恒不變的目標。

總之，在韋伯看來，現實中的社會行動是極為復雜的，很少只表現為某種單一的形式，而往往是兩種或兩種以上形式的混合。所以說，現實中的行動只是近似的與上述四種純粹類型相符。他同時指出，任何分類法都不能窮盡現實中的社會行動。

13.新教倫理（韋伯）

“天職”觀念，即某種由上帝安排的任務，成為新教的核心內容。他拋棄了原來天主教那種禁欲主義的修行而超越塵世的空洞勸解和訓令，而把個人在塵世中完成所賦予他的義務當作一種至高無上的天職。

在韋伯看來，新教在客觀上為證明世俗活動具有道德意義起了作用，導致和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萌芽和發展。為了進一步考察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系，韋伯還分析了新教的其他分支，特別是加爾文教的禁欲主義倫理。

整個加爾文教中最典型的特征是它的命定說，這種教義宣稱，一個人甚至在他出生前就已被上帝判決了他的來世命運。而且，作為塵世中的人，他無法獲得對上帝這種判決的了解，因為采取任何世俗的手段都無法窺知天意。這樣，人與上帝、塵世與天國之間便存在著一到不可逾越的鴻溝。

這種教義的邏輯結論便是，基督徒在塵世中的活動，包括為日常服務的職業勞動，都只是為了遵從上帝的戒律，完成上帝的旨意。于是，緊張的從事世俗活動，爭取獲得職業上的成功，便成為建立獲救信心的惟一手段。

在韋伯看來，加爾文教就是這樣為人的世俗活動的意義找到了答案，他使全部的世俗生活徹底的合理化了。加爾文教作為宗教教派，使塵世活動（主要是職業勞動）具有了某種宗教上的合理性和崇高意義，即世俗的日常工作被視為榮耀上帝的行為。這種在宗教意義上世俗生活的合理化，使得加爾文教具有獨特的禁欲主義傾向，具有必然性。它一方面表現為積極參加世事，勤勉的從事職業勞動，另一方面表現為最大限度的節儉，抵制一切享樂性消費，認為積累財富的勤儉在道德上是無可指責的，驕奢縱欲是有罪的。

韋伯接著指出，加爾文教的禁欲主義傾向是獨特的，表現在它與天主教的禁欲有著明顯的不同。后者把禁欲限制在寺廟里，而加爾文教的禁欲生活卻是在塵世中、在世俗的各種機構中度過的，因而是一種“入世禁欲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種入世禁欲主義使宗教世俗化了。

加爾文教一方面是使全部的世俗生活升華為高度的宗教意識，另一方面，這種宗教意識又帶有強烈的入世傾向。無論如何，在韋伯看來，這客觀上都給世俗生活的發展以有力的推動，加爾文教中的勞動天職觀念、職業成功意識、節儉致富傾向等等都是這方面的表現。而這一切又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存在著很強的親和力。

經過分析，韋伯指出，在作為新教重要教派的加爾文教的教義內容和宗教實踐中，包含了資本主義精神發展的因素，客觀上推動了資本主義及整個西方文明的發展過程，并初步建立其宗教觀念與一定的經濟倫理、社會結構之間的相關性。

韋伯反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按照社會的經濟狀況解釋一切，把宗教的起源、乃至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歸結為一定社會的經濟狀況，是一種錯誤的經濟唯物主義。

14.社會壓制模式（達倫多夫）

在“什么使人類結合為社會”問題上，認為社會秩序建立在壓制基礎上的，形成了社會壓制模式。

達倫多夫將社會壓制模式的基本要素概括為四個基本假定：

①社會變遷是普遍存在的最基本的現象。

②凡有社會生活的地方就存在著沖突，沖突現象可以加以疏導和控制，可以暫時被壓制，但無法徹底消除。

③社會中的每一要素都可能促進社會變遷，破壞社會整合。

④每個社會都以其內部一部分成員壓制其他成員為基礎。

達倫多夫強調，壓制模式并不比均衡模式更正確，之所以特別重視它是因為他對社會實體的那些經常遭到忽視的側面——變遷、沖突、反功能和壓制——給予極大關注。

15.強制性協調組合（達倫多夫）

強制性協調組合是指一切具有權威結構的社會成員的結合形式。

達倫多夫認為，沖突起源于權威地位的缺乏，因此，權威結構是形成沖突集團的最終原因。在強制性協調組合中，權威地位的分配不可能像收入或聲望的分配那樣形成逐漸過渡的續譜，只能依從兩分法，即各個地位或者被賦予權威，成為統治地位，或者是完全喪失權威，成為服從地位。這樣，一個強制性協調組合就有兩類人組成，一類是統治者，一類是服從者，社會沖突就在他們之間產生。

達倫多夫不否認各個統治地位所擁有的權威在程度上的差異，但他認為，對于分析團體沖突現象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在理論上強調擁有權威和喪失權威之間的界線，這一界線直接來自權威概念的定義，即權威是統治和服從兩類人的結合。

達倫多夫強調，對團體沖突進行分析的基本單位只能是強制性協調組合，而不是整個社會。因為權威只有在這一基本單位中才呈現出清晰的分化層次，而在全社會范圍，由于社會成員往往參與多重組合，從而擁有多重角色，一直無法確定其權威地位。

16.利益團體（達倫多夫）

準團體是指在強制性協調組合中占有相同地位、因而擁有相同的潛在利益的人群集合，在權威地位上的共同境況使他們具有某些共同特質，因此而區別于人群的隨意集合。這一集合尚不具備社會學意義上團體所必備的條件。嚴格定義的團體必須有成員的經常性接觸、可識別的結構以及共同的特殊行為模式。由于準團體成員沒有普遍一是到自己的潛在利益，因而準團體只是一個純理論的抽象概念。

當準團體(或其中的一部分)具備了社會學關于團體定義的各個條件，就上升為利益團體，利益團體是從準團體中產生的。利益團體成員已經清楚的意識到與其權威地位相聯系的利益，并通過組織化程序結合起來，具有明確的組織結構以及自己的目標、宗旨和行動綱領。

利益團體不同于一般的社會團體(如職業團體)之處表現在它與特定的權威地位相聯系。利益團體是強制性協調組合中團體沖突的真正承擔者。

17.社會均衡模式（達倫多夫）

在“什么使人類結合為社會”問題上，認為社會秩序的穩定建立在價值共享基礎上的，形成了社會均衡模式。結構功能主義是社會均衡模式的典型代表。

達倫多夫將社會均衡模式的實質性要素概括為：穩定、整合、功能協調和價值共享。

①每個社會都是一個相對穩定不變的諸要素構造體。

②每個社會都是一個整合良好的諸要素構造體。

③社會的每一組成要素都具有維持社會系統的功能。

④每個社會都以其成員的共享價值為基礎。

社會均衡模式的核心概念是社會系統。達倫多夫認為，社會系統作為一個分析概念，本身并沒有什么錯誤，但把它作為分析社會的惟一和最終的參考框架則是錯誤的。因為在許多方面，他與社會實際相脫節。

達倫多夫認為，社會現象本身充滿著辯證關系，往往同時呈現出相互矛盾的二重層面：穩定與變遷，整合與沖突，功能與反功能，價值共享與利益對立等等。社會現象的這種辯證性質決定了社會學分析必須采用社會壓制模式以補充社會均衡模式的不足。

18.權威結構（達倫多夫）

權威是指“具有一定內容的命令被既定人執行的可能性”。

①權威關系是一種上下級關系。

②在權威關系中，發布命令的一方用命令或禁令的形式規定服從者一方在一定范圍內的行動。

③權威關系是一種合法關系，權威的基礎不是個人人格或情境機遇，而是與社會地位相聯系的一種期待。

④權威的力量受到一定內容和特定個人的限制。

⑤違反權威命令將受到懲罰，法律體系或風俗習慣體系護衛著權威的有效性。

社會結構的基本分析單位是社會地位，而在多數社會結合形式中，都有兩種不同的地位，一種稱為統治地位，其占有者在一定的關系網絡中有發布命令的合法權力，即擁有權威；另一種則成為服從地位，其占有者必須服從命令，即喪失權威。這兩種地位的結合是最普遍的結構因素，是蘊含著社會沖突的結構性起因。達倫多夫把這種統治地位與服從地位的結合稱為權威結構。

19.社會結構（帕森斯）社會結構的核心概念是“自我”和“他”。這兩個概念分別表示在行動過程中發生相互關系的不同角色。社會系統依賴于角色之間在權利和義務關系上的互補性。這里，權利指的是對互動對象的特定行動的某種期待，義務則指滿足對方期待的行動。互補性關系意味著互動雙方權利和義務達到某種程度的一致性，即“自我”的權利恰恰是“他”所承擔的義務，“自我”的義務又是“他”的權利。正是這種權利和義務的互補性關系使得互動能夠持續進行下去，從而維持著社會系統的穩定。

帕森斯把行動者所處的地位和承擔的角色堪稱社會結構的最基本單位，也就是說，社會結構指的是各個地位角色之間的穩定的制度化關系。

社會結構——各個行動單位主觀取向的某種程度的協調——必然與價值規范相聯系。實際上，在帕森斯看來，維持角色之間權利義務的互補性關系的先決條件是承擔角色的行動者對同一組價值規范有共同的理解。任何社會系統總以制度化的價值體系為其特征。對于社會系統的穩定來說，維持某種制度化的價值體系成為一項最基本的前提。

有兩個原因可能使社會結果產生偏離，一是承擔角色的本領不是與生俱來的，因此新成員的加入有可能使原有結構產生偏離；二是人們并不一定完全按照角色期待去做。這兩種偏差可能造成社會結構的解體，因此，社會系統需要兩種機制對可能出現的偏離進行調整，這就是：

①社會化機制，負責向新成員傳授和灌輸社會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使他們掌握承擔角色的本領。

②社會監督機制。對越軌行為實行監督和制裁，維持正常的社會結構。

這兩種機制的實質都是維持一種統一的價值體系。帕森斯始終認為，一個社會，只有價值觀念一致時，社會秩序才趨向于穩定。

20.行動系統（帕森斯）

在帕森斯看來，全部理論社會學的核心就是回答社會秩序何以可能這一關鍵問題，而他所建立的社會行動理論就是回答這一問題的初步嘗試。

行動概念：行為主義把行為定義為對刺激的反應，忽視了主體意識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從而抹煞了人與動物的區別。帕森斯認為，行動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標導向，也就是說，行動是主體朝向目標的動作。

任何行動單元都可以分解為以下要素：

①行動的目標，即行動者希望達到的預期狀態。

②狀態，即行動者置身其中、影響其實現目標的那些環境因素。

A.手段，指環境狀態中行動者可以控制和利用的那些促成其實現目標的工具性要素。實現同一目標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手段。

B.條件，指狀態中行動者無法控制和改變的那些阻礙其實現目標的客觀要素。條件不僅僅指自然物質條件，同時也包括社會條件。

③規范取向。所謂規范是指行動者在確立目標、選擇手段、克服障礙時所遵循的社會標準。呵護規范的范圍就叫做規范取向。

對以往理論的批評和綜合。

帕森斯對以往的各個理論流派進行分類后聲稱自己的社會活動模型是通過對這些流派的批評而實現的某種綜合。這些流派可以區分為實證主義和理想主義兩大類型。

實證主義流派僅僅把行動同一定的環境狀態相聯系，并假設狀態對行動具有某種決定關系，因此對行動進行自然科學式的研究——即通過揭示這種決定關系來解釋和預測行動的基本取向——是可能的。實證主義流派忽視了構成和影響行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規范取向。

帕森斯將實證主義區分為功利主義和反理性主義兩個分支。

功利主義典型的表現在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古典經濟學集中討論特定行動目標與手段之間的關系，強調對有助于達到目標的各種可能手段進行選擇的合理性標準。因此功利主義的全部理論都是建立在“理性的經濟人”的基礎上，他們的行動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征：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利益，這類行動都是經過理性審慎的利弊權衡。帕森斯認為，功利主義的行動模型并不能概括全部行動，而僅僅是一種“經濟人”的理性行動。

功利主義在回答行動最終目標的問題時暗中引進了無法用其基本立場加以證明的某種假設，即人們的最終目標都統一于特定的經濟價值，因而具有某種自然的一致性，或者即使最終目標存在著某種差異，但這種差異也是微不足道的，在研究中可以忽略不計。帕森斯認為，合理性標準只能用來評判和權衡次級目標或手段型目標，而無法判斷最終目標。如果對不同的目標可以根據理性判斷排出優劣等次，那么對于高層次目標來說，它們都是手段。因此：一個能夠解釋最終目標的行動理論必須包括非理性因素。

行動的最終目標來源于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念體系。價值觀念是一群人共享的信仰，它構成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念是一種非理性因素，不僅不能用理性對之作出判斷，而且它本身還構成一切理性判斷的基礎和背景。在行動理論中引進價值觀念，就能圓滿的解釋最終行動目標的一致或差異。

功利主義強調行動具有目標導向及肯定行動者具有一定選擇自由，這些觀點為帕森斯所接受，并將其作為基本要素吸收到自己的行動理論之中。

實證主義的反理性主義更接近自然主義的立場。這一分支把行動者的主觀過程完全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把行動過程視為一種類似物理過程的現象。它強調的是行動發生于其中的情景狀態，包括各種物質環境和生物遺傳因素等等，試圖從中發現決定行動的原因，行為主義就屬于這一分支。帕森斯承認并充分關注環境因素對人們選擇行動時所發生的重大影響。

理想主義過于強調價值規范的作用，以致忽略了其他有關因素。

理想主義傳統在德國表現的最為典型。這一傳統把時代精神、共同理想和一般價值作為理解活動的出發點，強調對某一社會所出現的特定行動的理解必須以對該社會文化價值的認識為前提。理想主義傳統否認對行動進行自然科學式的因果解釋的可能，而強調對包含在行動之中的文化價值和主體意志的理解。

它的不足在與它忽視了狀態要素對表達文化價值的影響，而在這種影響下，行動在克服障礙的過程中只能曲折的表現特定的價值或理想。

在一般行動理論的立場上看，狀態背景和規范取向是影響行動的兩個同等重要的獨立因素：在行動過程中，人們在確定目標和達到目標的手段時有一定的選擇自由，但這種自由受到兩方面的制約，社會文化中的價值規范因素對這種選擇進行指導和調節，狀態背景則為行動提供機會或障礙。

帕森斯認為，這種一致性的價值規范所以得到特別的強調，是因為他構成了社會秩序的基礎。因此，價值規范對行動的調整成為帕森斯一般行動理論的核心論點，這一論點也成為貫穿于他后來發展的全部理論的一條主線。

21.模式變量（帕森斯）

模式變量理論是帕森斯用來區分行動者在互動過程中主觀取向的類型學工具，在對社會系統的分析中，它又獨特的充當了描述社會關系、區分社會結構的類型學工具。因此，通過這一理論，兩個層次的現象——行動者的主觀取向同社會系統的結構類型——溝通起來，這表明帕森斯的理論分析重點由社會行動轉變到社會系統。

行動者在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中，必然要面臨五個方面的抉擇，即解決必然出現的五個問題，這五個方面可能的抉擇被概括在五對范疇之中。這些可供抉擇的五對范疇被帕森斯成為“模式變量”，它們不僅可以用來確定行動者的主觀取向，而且，由于行動總是在特定的系統之中發生，因此也可以把它們作為刻畫系統的結構特征——制度化的角色關系——的基本變量。

模式變量的五對范疇是：普遍性與特殊性；擴散性與專一性，情感性與中立性，先賦性與自獲性，私利性與公益性。

①普遍性與特殊性。這一抉擇涉及到互動過程中特定行動標準的適用范圍。區分這對范疇的決定性因素是行動者在互動過程中所遵循的規范性標準是否受團體界限的影響。在這一抉擇中如果選擇了普遍性，意味著行動者在同其他任何人的互動中都遵循同樣的規范性標準；而選擇特殊性則意味著行動者因人而異的改變自己的行動標準。

②擴散性與專一性。這一抉擇設計到互動雙方權利義務關系的寬窄和清晰程度。如果相互之間的義務是狹窄的并被明確限定，就意味著選擇了專一性，其特征是提出要求的一方有證明這項要求的義務。相反，如果雙方全部投入到互動關系之中，相互給予或取得的滿足是廣泛的和不受限定的，那么這類互動選擇了擴散性一端，其特征是被要求一方有義務解釋這一要求無法滿足的理由。

③情感性與中立性。這一抉擇要解決的是互動關系中是否包含著感情因素。如果雙方在互動中投入或獲得了感情，則關系處于情感性一邊，相反，如果互動雙方以理智相對待，避免在相互關系中攙進感情因素，則關系處于中立性一邊。

④先賦性與自獲性(或品質與成就)。這一抉擇涉及到行動者之間作為相互對待基礎的識別標準的性質。先賦性的識別標準著眼于對方是“誰”，即對方的先天品質及其身份背景；自獲性標準主要根據對方“做什么”，即對方的表現和成就來識別和評價對方。

⑤私利性與公益性。這一抉擇涉及到互動中優先考慮的是哪一方的利益。私利性意味著將自身利益置于優先地位，而公益性則是將對方或整個集體的利益放在優先地位。

任何一種制度化的社會關系都是上述五種抉擇的某種組合。但這并不意味著各個行動者在特定的情景狀況下，處理具體的人際關系時可以臨時或隨意的作出這些抉擇。帕森斯認為，特定的社會關系所包含的模式變量組合是既成的和穩定的，它是由社會文化中價值規范預先規定好的。模式變量的某種組合不是在個體行動者偶然的隨意抉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是社會文化系統中價值規范的制度化結晶。正是這種制度化的價值規范支撐著社會關系結構。行動者在進入某種社會關系時，不僅不能隨意改變這種關系結構，而且必須預先通過社會化過程將價值規范內畫在蟬的人格系統中，即了解各色角色關系中社會文化對五對變量所作的抉擇，以便根據具體情景隨時調整自己的主觀取向。只有符合規范取向的行動，才能保持互動關系的平衡，使互動過程得以持續進行，使行動者順利的達到目標。由此可見，模式變量是規范取向在互動系統中的具體表現。

模式變量是描述公社—而后者類型的具體變量，是對滕尼斯類型學的發展與深化。

五種抉擇的組合構成了所有可能的社會關系。這五對變量是相互獨立的，因此，任意五種抉擇的自由組合都可以構成某種獨特的關系類型。與“公社”和“社會”相對應的不過是32種不同的關系類型中的兩個極端類型。模式變量還可以分析處于這兩個極端類型之間的所有復雜的結構類型。

帕森斯認為模式變量也為文化層次和人格層次上的分析和比較提供了分類學依據。在文化層次上，可以用模式變量對不同社會的價值取向作出分析，為跨文化比較提供了基礎，在人格層次上，它可以用來區分不同的需求傾向，從而推動對各種人格類型的研究。

此外，模式變量還發揮了推動帕森斯理論發展的獨特作用。

22.AGIL框架（帕森斯）

行動系統的基本制度化結構是由這一系統必須滿足的功能要求決定的。帕森斯提出四個基本范疇來概括這些功能要求。這就是A(適應)G(達鵠)I(整合)L(維模)。這四項要求是任何行動系統(包括社會系統)都必須滿足的。

①適應，是指系統必然同環境產生一定關系，為了能夠存在下去，系統必須擁有從外部環境中獲取所需資源的手段，或者說，系統必須具有通過操縱某些手段來控制環境狀態的能力。

②達鵠，系統的目標是指某種期望狀態。任何行動系統都具有目標導向，系統必須有能力確定自己的目標次序和調動系統內部的能量以集中實現系統目標。

③整合，任何行動系統都由各個部分組成，為了使系統成為一個整體有效的發揮效能，必須將各個部分聯系在一起，使各個部分之間協調一致，不致出現游離、脫節、和斷裂。

④維模，又叫潛在模式的維持。在系統運行過程暫時中斷即互動中止期間，原有的運行模式必須完整的保存下來，以保證系統重新開始運行時能照常恢復互動關系。系統必須擁有特定機制經常維護處在潛在狀態的模式。

每個系統都可以相應的劃分為四個子系統，最一般的行動系統是通過下述四個子系統來滿足其功能需求的：

(1)行為有機體的生物特性決定著系統適應問題的性質，并為滿足適求性功能需求提供基本能量。

(2)人格系統包括個體的動機、欲望和目標，行動系統的達鵠要求的滿足正是在聚合和調節個體目標的基礎上實現的。

(3)社會系統是由各個行動單位通過制度化關系連接而成的，因此滿足著行動系統的整合要求。

(4)文化系統中所包含和保存的價值規范為整個行動系統提供著基本模式，從而實現了維模功能。

一般行動系統的各個獨立的子系統本身也可以看作一個獨立系統，因而也面臨著同樣四項必須滿足的的功能要求。而且，當這一子系統達到一定規模時，其內部也會分化出相互區別和相對獨立的更低層次的子系統。盡管分析的層次可以有所不同，因而對各個系統層次的具體解釋也可以有巨大差異，但AGIL卻可以作為適用于各個層次行動系統的功能分析框架。

23.進化共相（帕森斯）

在結合整個人類社會進化歷程深入分析結構分化的具體內容時，帕森斯提出了“進化共相”的概念。“進化共相”是用來概括各個社會在進化歷程中必然出現的一些普遍的制度性特征的，它包括，

①分層結構

②政治結構的文化合法性

③科層制

④市場體制

⑤普遍性法則

⑥民主體制

24.社會行動單元（帕森斯）

行動概念：行為主義把行為定義為對刺激的反應，忽視了主體意識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從而抹煞了人與動物的區別。帕森斯認為，行動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標導向，也就是說，行動是主體朝向目標的動作。

任何行動單元都可以分解為以下要素：

①行動的目標，即行動者希望達到的預期狀態。

②狀態，即行動者置身其中、影響其實現目標的那些環境因素。

A．手段，指環境狀態中行動者可以控制和利用的那些促成其實現目標的工具性要素。實現同一目標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手段。

B．條件，指狀態中行動者無法控制和改變的那些阻礙其實現目標的客觀要素。條件不僅僅指自然物質條件，同時也包括社會條件。

③規范取向。所謂規范是指行動者在確立目標、選擇手段、克服障礙時所遵循的社會標準。呵護規范的范圍就叫做規范取向。

25.利己型自殺與利他型自殺（杜爾克姆）

杜爾克姆對自殺現象作類型劃分時，采用了溯源學的分類方法，對自殺現象將群體自殺率分為三大類型。

利己型自殺：通過對不同宗教教派在自殺率上明顯差異的分析，杜爾克姆提出他的理論假設：群體整合程度不足是導致利己型自殺率上升的條件。

整合性強的社會群體通過共同的規范和強有力的權威控制著成員的四項行為，使成員完全歸屬于群體。在個人遇到挫折時可以得到群體的保護和支持。因此群體的整合是遏制成員自殺傾向的社會因素。相反，個人主義的興起增強了個人的獨立性，消弱了群體對個人的約束和控制，降低了成員對群體的歸屬感松弛了成員之間的相互聯系。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挫折或不行被看作與他人無關的私事，不可能指望得到群體的援助，這使得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很容易陷入沮喪、絕望而難以自拔，進而采取自殺以求解脫。

利他型自殺：利他型自殺有兩種表現形式。第一種是義務性自殺。這類自殺并非出于自愿，也不是個人享有的權利，而是群體強加給個人的義務。第二種表現是負疚性自殺。如果群體對成員抱有很高期望，同時成員對群體懷有強烈的歸屬感，那么，在成員辜負了群體期望時，就會感到強烈的恥辱和自我價值的喪失，從而選擇自殺向群體謝罪。義務性自殺和負疚性自殺并不意味著個人在群體中受到孤立或處于某種有利狀態，而是表明個人完全獻身于群體，服從群體意志，為了群體利益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它們絕不是利己主義或個人主義的反映，而是一種忘我精神或利他主義的表現形式。

利他型自殺的原因是社會過度整合。

26.社會解組（杜爾克姆）

社會解組指的是由于喪失了社會聯系，社會整體蛻變為一種個體相互分裂的原子式堆積的狀態。

杜爾克姆的“社會解組”概念，建立在他對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這一社會學基本問題的獨特看法上，這一看法以強調社會道德規范的調節作用為顯著特征。

人不同于一般生物，他的欲望不會因為滿足而自動停止。人的欲望是永無止境的。現存的社會之所以沒有陷入人欲之爭，是因為人的欲望受到社會道德規范的控制和調整。社會道德規范不僅是一種外在于個人、具有普遍期待性質和一定制裁手段的強制性力量，而且也是一種被個人所認可的權利和義務的規定，是存在于個體之內的帶有自愿傾向的普遍的共同心理狀態。對個人來說，社會道德規范的功能不僅僅表現在對個人欲望和行為的消極限制和禁止以及對越軌行為的懲罰，更主要的是體現在對個人的欲望實行積極的引導，幫助人們自覺的將內心的沖動和欲望轉化為特定目標，并向人們提供達到目標打消各種超越現實可能的不切實際的非分之想，從而使個人生活免受不斷挫折的困擾，獲得一種相對的滿足，感到某種人生的意義。在道德規范的作用下，人的行為才可能出現模式化傾向。

因此，社會結構的整合，即人們之間穩定結合的關系模式的維持，不能離開道德規范的調節作用。這種調節處于正常的良好狀態，意味著個人自覺的將其欲望限定為對應目標，并通過某種社會任何的合法手段來實現目標，這是，社會的宏觀結構便呈現出穩定、團結和整合狀態。相反，道德規范的調節作用發生了故障，意味著放松了對個人的欲望及其行為的限制，人的欲望我限制的膨脹，因而處于永不滿足的狀態，人與人的模式化關系也遭到破壞，這時，社會宏觀結構處于紊亂和解組狀態。

社會解組從根本上來說，是社會道德規范的調節作用發生了故障，從而使社會連接紐帶出現了松弛和斷裂。

27.控制比較法（杜爾克姆）由于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隱藏在大量復雜的可變因素背后，而社會研究又不可能像自然科學一樣獲得能夠嚴格控制各種因素的實驗條件，因此，為了排除那些向壞關系中的非因果關系，確定真正的因果關系，杜爾克姆倡導一種控制比較的方法：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在不同的群體范圍里以及根據研究對象的特殊屬性所作的各類別之間廣泛進行研究。這種通過統計手段進行控制以排除無關變量的比較法可以產生類似于自然科學試驗控制的效果，有助于確定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現代統計學的多元分析方法就是在杜爾克姆這一思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28.失范（杜爾克姆）由于分工的增長而引起社會結構劇烈改組，同時道德規范的發展又沒能及時跟上，導致社會調節發生故障，無法維系人們之間的聯系，不能有效的控制人們的欲望和行為的狀態，稱為“失范狀態”。應當強調的是，失范狀態主要是指社會聯系喪失了必要規范調節這樣一種社會結構性質，而不是指個體層次的某種心理狀態。

29.社會事實（杜爾克姆）杜爾克姆把在社會層次上發生的種種現象稱為社會現象或社會事實。在他看來，正是這些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構成了社會。因此，杜爾克姆把這些社會事實視為社會學的獨特研究對象。他認為“社會事實是任何可以對個人施以外在制約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為方式，或在一個社會中普遍出現的、同時不依賴于個人而獨立存在的任何行為方式。”這就是說，社會事實是這樣的一種獨立存在，盡管它們常常分布在個體身上或采取個體的形式但決不能把它們等同于純粹的個體事實。對杜爾克姆來說，一種思想和一種行為，如果僅僅發生在單獨的個人身上，不能算作是社會事實，只有通過某種方式或過程成為多數人的共同思想和行為時才獲得社會事實的性質。

社會事實與純粹個體事實的區別主要表現于以下方面：

①社會事實的外在性。社會事實存在于個體身外，因而不同于那些存在于個體身內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現象。

②社會事實對個體具有強制性。社會事實不僅存在于個體身外，而且對個體施加各種形式的影響，如引導、贊賞、規勸、非難、禁止等。“某種類型的思想或行為，不僅存在于個人身外施于個人，而且它們有一種強大的力量，不穩個人是否服從，而用一種強迫及壓制使個人服從。”而如果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成功的將相關的社會事實內化成為自己的主觀意愿，那么他很可能感覺不到這種強制作用，但這不意味著強制作用的小時。一旦人們試圖某些社會事實加以地址，表現出不服從，這種強制力量就立即以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方式顯示出來，證明自己的存在。

③社會事實的普遍性。社會事實是全社會成員共有的特征，而不是個別人的特征。一類現象是不是社會事實，在某種成都上可以通過考察這一現象在社會中的擴散程度加以確定。這里有必要對普遍性和共通性加以區別。一個社會全體成員共有的某種特征或行為方式，如果不是由于各個人彼此結合而產生的，則不具有超越個體形式的獨立性。這類所有個體具有的共同的特征可以稱為共通性，它們不屬于社會事實。只有那些建立在社會生活整體基礎上，由社會整體所塑造和形成的一種特殊力量，使人們不得不產生同樣的思想和行動，才可以被稱為社會事實。

在杜爾克姆看來，社會事實，即社會學的獨特研究對象，僅僅由有限的一組現象構成。這種現象可以大致分為兩類。(1)社會形態學方面的社會事實。那些物質性社會事實共同構成了社會的“解剖結構”。對這類社會事實的研究構成了社會形態學。

(2)社會生理學。“集體意識”或“集體表象”等非物質性社會住處出在社會鑄鋼哦中發揮著各自獨有的功能，維持或調整著人們之間的關系，使社會連接成為一個有機整體。集體意識構成了社會的“生理結構”，對它們的研究構成了社會生理學。

所有的社會事實都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不可能是單獨個體的屬性，而只能是一種集體的屬性。盡管組成社會的個體可能因生死去留而不斷更替，但社會事實卻不受個體變化的影響，依舊保持其穩定、獨立的性質。只有發生了社會整體層次上的變化，社會事實才有可能發生變化。

30.社會整合（杜爾克姆）

社會團結與“社會內聚力”、“社會整合”的含義大體相同，它指的是把個體結合在一起的社會紐帶，是一種建立在共同的情感、道德、信仰或價值觀基礎上的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以結合或吸引為特征的聯系狀態。因此，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不僅那些直接認識、直接交往、相互關心的人們之間存在著這種聯系，而且那些素不相識、互不關心的人們之間也存在著這種聯系。盡管這種聯系是無形的，但它卻是一種非常實在的力量，所有社會成員無一例外的受到這種力量的牽引和控制。正是靠著這種聯系，社會才獲得完整的存在和獨立的生命。

31.集體意識（杜爾克姆）

集體意識或集體良心是“同一社會一般公民共同的信仰和情操的總體”，它構成了社會團結的基礎。

32.唯社會論（杜爾克姆）P。136

把社會學的研究方向（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解釋原則）限定在社會層次上，這一特點被稱為“唯社會論”。

33.交換與地位（霍曼斯）社會交換的實質是平等、公正的。要是一個人在社會互動中給予別人的多，他就要社會從別人那里多取得一些報酬。地位的高低則取決于它們付出的多少；地位較高的人意味著他能提供比別人更充裕的報酬。年齡大的人因為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知識，對其他人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因此地位較高。顯然，即使地位的不平等也是在平等交換的基礎上形成。這種思想無力解釋顯示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不平等現象。

34.交換與權力（霍曼斯）霍布斯用交換關系中“最小利益原則”來解釋權力的產生。他認為，社會交換必須遵守對等性原則，但由于人們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分布不平均，報償能力各不相同，就有可能導致不對等關系的出現：一方具有較大的酬賞能力，但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另一方酬賞能力較小，處于無力回報的地位。在不對等的交換關系中，雙方對交換關系的依賴程度及從中獲得的利益是不同的，那些在交換關系中獲得利益較小的一方于是就獲得了權力，而獲益較大但又無力回報的一方只能服從對方，改變自己原油的行動作為補充性回報手段。總之，權力取決于提供報酬的能力。這種對權力的說明只適用于初級群體，而不使用于正式的社會組織。

35.公正性期待（霍曼斯）公正性期待，是指由個人在過去行動中所付費用和所得報酬之間的比例關系構成的主觀期待。個人在當前或今后的行動中依然期待著這一比例關系在同樣情況下的再現。若他實際所得少于這一期待時，就會感到不公正，產生相對剝奪感。公正性期待普遍存在于社會交換過程中。

36.前臺與后臺（戈夫曼）戈夫曼認為，人們表演的區域有前臺和后臺之分。前臺是人們正在進行表演的地方，后臺則是為前臺表演作準備的、不想讓觀眾看到的地方。人們在前臺的行為舉止與后臺是不一樣的。一般說來，應防止觀眾進入到后臺來，而且，在前臺也必須防止那些與演出無關者進入到表演中來。

37.戲劇論（戈夫曼）戈夫曼集中研究了在社會機構內發生的互動。他將社會機構比作一個舞臺，認為人們都在這里登臺表演。由于戈夫曼把人們的活動比作劇院里的演出，從戲劇的角度研究社會互動，因而，他的理論被成為“戲劇論”。戈夫曼認為，在這種表演中，我們都非常關心和試圖控制自己給他人的印象，我們通過言語、姿態、手勢等表現來使他人形成我們所希望的印象。因此，這是我們在為別人制造著“情境定義”。戈夫曼將這個過程稱為“印象管理”。他認為，在互動中，個人的行為由滿足自己的需要轉變為滿足他人的需要。

戈夫曼認為，為了實現印象管理，人們就要運用一些手段、工具來裝點門面。對此他還作了一些區分。首先要有外部設施，其次要有個人的裝扮。他還將個人的裝扮分成兩部分，一是儀表，這是人們身份的外部標志，二是舉止，這是人們扮演角色時出現出來的行為。

戈夫曼認為，人們表演的區域有前臺和后臺之分。前臺是人們正在進行表演的地方，后臺則是為前臺表演作準備的、不想讓觀眾看到的地方。人們在前臺的行為舉止與后臺是不一樣的。一般說來，應防止觀眾進入到后臺來，而且，在前臺也必須防止那些與演出無關者進入到表演中來。

因此，戈夫曼指出，成功的形象管理需要整個劇組進行合作

根據表演者目的不同，表演可分為“誤解的表演”和“神秘的表演”。誤解表演的目的是通過表演給人一種錯覺。神秘的表演是故意與別人保持一定距離，給人一種神秘的現象，使別人產生崇敬的心理。

戈夫曼的研究是以符號互動論關于：主體我、客體我、鏡中我和情境定義等思想為理論前提的。他從戲劇表演的角度進一步發揮了這些思想。他認為，想讓表演順利進行下去，就必須實現劇組和觀眾之間的合作。因此，表演者的“自我”并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不依賴于他人的自我。演出必須包括情境定義的涉及，其中自我概念是重要組成部分。

在表演中，會有一種“表現出來的自我”，這是觀眾根據演員的表演而得出的印象，被成為“強加給他的自我”。這種強加給的自我是舞臺、表演等情境的產物，是所有參加表演人員的共同活動的產物。不管這個自我是否真實，它都是互動的關鍵。

在演出中，如果這個表現出來的自我不能令觀眾信服或引起觀眾懷疑，那么，互動過程就可能被破壞，社會機構中直接的、間接的系統就會出問題。同樣，對于表演者本人來說，自我被別人懷疑，也會導致他個人的解組。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很少直接對表演者提出挑戰。這是因為，在社會互動中，互動雙方對于維持相互之間的身份共同承擔著責任，一方的失敗意味著另一方的活動也無法順利進行。

38.反功能（默頓）功能主義者不應假定所有制度化行動模式都具有促進系統調適的后果。被分析的項目很可能具有減少系統調適的后果，即反功能。默頓第一個在功能分析方案中明確引進反功能的概念，從而大大拓寬了功能分析領域。過去人們只研究制度的積極方面(整合、均衡)，而忽略了它的消極方面(紊亂、問題、干擾)。但實際上，社會只是在一定時期而非所有時期保持平衡，反功能概念明確的重申了過去所忽略的方面，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探求社會變革的原因。默頓指出，對反功能的研究應當放在歷史的(時間的)框架中進行，任何項目都可能有連續性的多重后果，應當引進時間的維度對這些后果進行觀察。反功能可能在短時期內暴露，也可能是某種長期的后果。反功能概念的提出，推翻了以往功能分析中暗含的功能普遍性假設。

39.潛功能（默頓）潛功能指的是沒有被預料也沒有被認識的客觀后果。默頓指出，過去的研究重點集中于顯功能分析，這種對潛功能的忽視損害了功能分析方法，并開列了研究潛功能的五點方案：

①潛功能是怎樣發揮作用的？是否依參與者的意識而改變其作用方式？

②對參與者來說，功能潛在性意味著什么？參與者所不了解的是機制還是后果？

③為什么參與者不了解這一后果？

④潛功能是對誰而言的？是部分參與者還是全體參與者？

⑤我們所分析的是哪一個后果？是直接后果還是間接后果？

默頓認為，可以通過對這五個問題的回答推動潛功能分析的深化。它把潛功能分析列為功能分析方法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40.功能分析范式（默頓）默頓的范式把功能分析規定為下列步驟：

①功能分析重點是制度化行動模式(即結構)的客觀后果

②要充分認識這種客觀后果的多重性，特別主義那些出乎參與者意識以外的潛在后果

③結合時間要素，根據特定后果與相應系統之間關系對這一后果進行功能評價，即確定其功能性質，并通過凡功能考察社會問題和變遷現象

④清楚的界定某一后果所涉及的系統范圍和群體范圍，認識到對不同群體來說，特定后果的功能性質發生變化的可能性

⑤認清在不同類型社會中功能替代的可能性，并通過對“結構制約因素”的考察解釋這種替代過程。

默頓的功能分析范式提出了許多新的概念和新的觀察角度，使傳統的功能分析方法從一團模糊的取向變成了可以用來知道經驗研究的精確的概念范疇體系。

默頓的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概念了功能主義的基本性質。新的范式作為知道經驗研究的工具，引導人們對顯示社會結構的客觀結果進行功能認識，作出功能評價。

41.情境界定（托馬斯）

托馬斯認為，社會學的任務就在與分析人們的行為，分析在人與人、群體與群體相互調適的過程中出現的那些行為。而人們相互調適的過程是由情境造成的，是個人或群體對于所處的客觀環境的反映。情景定義恰恰居于客觀環境(情境)與行為反應之間，它是人們的主觀經驗因素。托馬斯認為主觀因素在人類生活中具有重大作用。

同時，托馬斯同樣強調客觀方面。他認為必須將情境本身和情境定義揭起來說明人們的行為，失去了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同時，他再三強調，在任何一種較為嚴格的解釋中都必須引入情境定義。他認為，客觀情況并不是與人們行為完全一致的。

因此，托馬斯強調了情境定義的重要意義，說它是所有“自我決定的”行為著先到，認為所有這類行為都依賴于它，個人的人格和“人生觀”都產生于它。

然而，在托馬斯的著作中，所謂“情境”的含義并不是始終如一的。他將情境視為態度與價值觀。所謂情境包括三個方面：

①個人或社會進行活動的客觀條件，它在特定的時間里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個人或群體的意識情況。

②個人或群體的先存態度，它在特定時間里對人的行為發揮實際影響。

③情境定義，即對于條件、狀況和態度意識的比較清楚的概念。

后來，他又用情境表示“社會關系的狀況”以及引起行為反應的那些條件、因素的結構狀況。

42.權力精英（米爾斯）在米爾斯看來，所謂權力是指在面臨反對情況下能夠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所謂權力精英是指那些處在能作出重要決定位置上的人。

米爾斯認為，美國是一個由權力精英支配的社會。作出重要決定的國家權力主要集中在企業領導人、政治家和軍事領袖手里。

米爾斯認為，權力可以建立在財產之外的因素上，但權力精英卻因其共同利益結合在一起，維持一種持久的、戰爭性的經濟。

權力精英理論的另一重要內容，就是揭穿了流行于西方社會的神話，即所謂的“平衡理論”。米爾斯認為：①他抓住了到底誰在國會代表美國人民的問題。

②米爾斯認為，我們的監督以及因此產生的平衡理論，至多只有在特殊歷史階段才適用。

43.報酬類型（布勞）在布勞看來，表現為群體成員交換地位分化的群體內部結構的分化可以根據一般性報酬的不同而進行類型劃分。布勞把資源的提供者可能得到的報酬概括為四類一般性報酬的形式，根據它們所具有的價值從小到大排列為：金錢、社會贊同、尊敬和依從。布勞認為，大部分社會關系中，金錢都不適宜作為報酬，它的價值也最小，社會贊同可以作為一種適宜的報酬，但它不具有很高的價值，是社會地位差別不大的成員之間采取的一種報酬形式，最能體現結構分化的報酬形式是尊敬和依從，它們是具有最高價值的報酬。

根據報酬的類型，布勞闡述了結構分化的幾種模式。

由于依從是一種具有極高價值的報酬，因此人們一般不會輕易的用依從同對方交換。只有在交換地位的分化達到比較懸殊的程度時，才會出現以依從作為回報形式的分化模式。也就是說，一個人以何種報酬形式進行交換，并不完全取決于它的主觀動機，而是往往受到結構條件的制約。

人們在接受特定資源時，如果具備了下述條件，一般是不會以依從作為回報：

①人們可以用某種形式的服務作為回報手段。

②人們可以選擇其他報酬形式

③人們可以使用某種強制性手段迫使對方提供資源

④人們可以找到其他資源提供者或替代資源，而不依賴于特定的提供者或特定資源。

在上述情況下，人們的回報形式往往是贊同或尊敬，從而使交換關系出現贊同網絡的分化模式或聲威等級的分化模式。相反，如果不具備上述條件，人們就只能以依從作為回報，資源提供者因此而獲得權力，交換關系中隨之出現權力等級的分化模式。

因此，資源地位或娟和地位的分化在一定條件下表現為權力的分化，形成群體的權力結構。在權力結構中，全體成員的交換地位表現為權力地位。

44.安全閥（科賽）

社會安全閥制度或體制是社會的一種機制，它通過潛在社會沖突來維持一個群體。科賽這一到，這樣一個安全閥“可以充當發泄敵意的出口”，及時排泄積累的敵對情緒。

齊美爾認為，社會之中有沖突不完全是壞事。科賽發現并彌補了齊美爾觀點中的兩方面缺點。

①應看到，沖突和敵對情緒有多種表現。

(1)當敵對雙方的關系因敵意而被割裂時，可由一個替代的對象用于發泄敵對情緒，安全閥機制可以起到這種作用。

(2)敵對情緒的表現可以有直接宣泄、轉移宣泄和不需要對象的直接表現等三種形式。

②應區別沖突和敵對情緒。發泄敵對情緒具有安全閥作用。

此外，科賽注意到安全閥體制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

①社會結構越僵化，安全閥機制就越重要。一個結構松散的社會，由于存在連續不斷的，交叉影響的沖突，所以沖突并不是發生在同一斷裂帶上，加上由于人們參加各種組織，并在組織中追求各自的利益，因此不可能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瓦解社會的一種沖突中去，因此這種結構的社會是穩定的。而僵化的社會不允許有沖突，如果再取消發泄敵對情緒的途徑，造成敵對情緒的積累，一旦爆發必然造成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威脅。

②安全閥體制必須在社會結構中加以制度化。

45.精英循環論（帕雷托）現代社會不平等，由于個人生理差異，基于自然差別。取決于天生的能力和才干。

缺陷：①以天賦的自然差別為基礎決定社會差別不平等(所有制中所處地位)

②個人天賦能力，社會流動的動力。流動可以改變階級格局。暫時性不平等。(階級關系，穩定性不平等。個別成員社會流動不能改變穩定格局)

③精英循環可以打破階級壁壘(業已存在的壁壘構成階級間流動的障礙)

④革命和沖突根源，精英循環管道不暢。(階級間對立關系)

精英論借鑒：①帕雷托開創社會流動研究縣里，提供新的研究領域和視角。

②社會流動可以將穩定性不平等變為暫時性不平等，有借鑒價值。

46.主我與客我（米德）

米德將人解釋為具有自我的有機體。他把自我進一步劃分為“主體我”與“客體我”。“主體我”是指作為有機體的我對他人態度的反映；“客體我”是指個人所假定的他人態度的有機集合。這種關系類似于有機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也類似于基督教神學中的良心與自由意志之間的相互牽制。

主體我也稱作自然我，是人的一種本能的沖動，未經過社會化的、自然形成的我。是人類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客體我也稱社會我，是經過社會化的我，是社會化的結果。

功能分化（斯賓塞）功能分化，是伴隨著社會結構進化而產生的一種必然現象。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結構日益變得復雜，其社會各部分的功能也出現了自然進化的現象。

沖突功能（齊美爾）

社會是沖突與合作者兩種形式相互作用的結果。不僅相互合作對社會具有積極的意義，而且筆記沖突對社會也具有積極意義。沖突使均衡破壞，但它能給社會帶來更為及極有益的結果。

①社會沖突對于群體和社會的整合具有積極功能。當一群體與外部發生沖突時，為了一致對外的需要，能促進群體內部的整合，使原有的內部矛盾得到解決。在一個社會系統中，各群體之間相互沖突，可以促進各群體之間保持相當的獨立性和一定界限。因而有利于保持整個系統各因素之間平衡，使社會產生一定分化和整合。社會是由相互交往互動的個人組成的。對于群體間的個人來說，沖突固然增加了人的異化，但同時通過沖突，又將個人連接在社會結網的網絡之中。社會各部分之間和個人之間縱橫交錯的沖突，使各部分、個人之間更加緊密的聯系起來，構成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甚至是社會生活的精髓。

②社會沖突對于社會穩定具有積極作用。沖突的發生和表現有利于矛盾的解決或環節敵對情況。在充滿矛盾和敵對情緒的情況下，沖突有助于不同觀點和情緒的宣泄。如果將任何沖突或反對形式都取消的話，那么一般的沖突就有可能計劃稱尖銳的敵對行為，造成社會的大分裂和接替。由于沖突是建立在人們相互作用基礎上的，因而通過沖突的表現和解決，人們會建立一種新的相互作用關系，從而促進社會的變革和發展。

49.公社與社會（滕尼斯）

滕尼斯以“公社”和“社會”兩個概念表明人類共同生活的兩種基本形式。在公社形式里，不管人們形式上怎樣分隔，也總是相互聯系的。在社會形式里，不管人們形式上怎樣結合，也總是分離的。在前者那里，人們的相互關系是建立在親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關系基礎上，在后者那里，它們的聯系則是建立在目的、利益及一次為條件的人們之間保持一定距離的基礎上。前者基于生活的統一性原則，后者基于自由與理智的思考。

公社的主要形式有：親屬，鄰里，友誼。它們以血緣、感情和倫理團結為紐帶。

公社的主要現實形式是：家庭、鄉村以及憑借和睦感情、倫理和宗教而建立起來的城市。

社會的形式是：股份公司，大城市，民族國家，整個市民經濟社會和正在展開的工業社會。它們是基于常規、政策、公眾輿論和特殊利益的聯系。

公社按其本質是有限的，聚結性程度高，呈密集型。社會按其本質是無限擴展的，聚結性程度低，呈復合型。在前者那里，整體的統一是有機的，在后者那里，整體的統一是機械的。

50.本土方法論（加芬克爾）

也叫民族學方法論，是以干擾常規程序的方法，來對特定的亞文化群體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互動規則和程序，進行比較研究。

51.符號互動論

符號互動論是一種側重于從心理學角度研究社會的理論流派。這一理論認為，社會是由互動著的個人構成的，對于諸種社會現象的解釋只能從這種互動中尋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60-70年代依賴，它在美國及西方社會學界頗為流行。

52.結構功能主義

結構功能主義，1945,塔爾科特?帕森斯提出。基本特征：

①研究層次上，通過強調“系統”范疇，將社會結構、社會整體，基本的分析單位，研究重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