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張愛玲《半生緣》中的顧曼禎形象

摘要：張愛玲的《半生緣》是一本跨越了半個世紀的經典愛情著作，凡是知道張愛玲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半生緣》，可以說這本書和張愛玲成就了彼此。顧曼楨是張愛玲在這本書中塑造得最為成功的人物，這個人物形象可謂是深入人心，顧曼楨的形象異常地鮮活和特殊。特殊的原因是張愛玲在這個角色的身上映射出了社會病態造成的悲劇影子，并且張愛玲將自己的人生經歷中的陰影和哀傷也寄托在了這個人物身上。張愛玲總是對于悲劇有著偏愛，尤其是《半生緣》中顧曼楨的悲劇，可謂是字字啼血的控訴，本文將切實結合人物的性格來進行解讀這個形象的具體愛情和人生悲劇的因果關系，并且結合外在的環境因素進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礎上解讀張愛玲想要展現的社會情感等。

關鍵詞：顧曼楨；悲劇；性格；形象

目錄

第一章，序論

1

1.1《半生緣》中的人物顧曼楨的愛情悲劇

1

1.2張愛玲的個人生活經歷對于人物塑造的影響

3

第二章，對于《半生緣》中顧曼楨的形象的具體解析

4

2.1顧曼楨的人物性格分析

4

2．2顧曼楨的性格特點和人物悲劇之間的關聯

6

第三章，顧曼楨的悲劇的形成原因

8

3.1外部原因

8

3.2內部原因

8

第四章，從顧曼楨的愛情悲劇分析張愛玲的社會情感和愛情價值偏向

9

4.1《半生緣》中的具體愛情悲劇分析

9

4.2張愛玲的具體生活經歷簡析

10

第五章，結論

11

參考文獻

12

第一章，序論

1.1《半生緣》中的人物顧曼楨的愛情悲劇

在《半生緣》中，突出表現了一個與當時世情不大相適宜的人物顧曼楨，她生活在繁華都市大上海，燈紅酒綠應該是比較熟悉，更何況有一個在風月場賣笑的親姐姐。如果要讓生活來得更容易一些，自己也更隨意一些，那么她的職業選擇可以參照姐姐的。但是，顧曼楨的生活方向很堅定：依靠自己，絕不做男人的附屬品，更不可能成為男人的玩偶。她信心堅定，雖然對姐姐的事情了如指掌，但她一如既往地尊重姐姐，理解姐姐對家庭的付出，懂得姐姐的良苦用心，明白世事的艱難。

顧曼楨在姐姐結婚以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她不得不兼職，又托人找到一份打字的工作，覺得還是不行，又再兼職教書。三份工作對一個女孩子是很難的，即使沒有太多的付出，單就三處奔波也是很勞累。由于沈世鈞很愛顧曼楨，體諒她的難處，想為她分擔，于是向顧曼楨求過三次婚，顧曼楨都給拒絕了，兩次都是在顧曼楨的家里。

第一次，沈世鈞道：“顧曼楨，我們什么時候結婚呢？——我上次回去，我母親也說她希望我早點結婚。”顧曼楨道：“不過我想，最好還是不要靠家里幫忙。”沈世鈞道：“可是這樣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時候呢？”

顧曼楨道：“還是等等再說吧。現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

沈世鈞聽了很不高興，認為結婚后兩個人總比一個有辦法。而顧曼楨不愿意把沈世鈞“拖進去”，說道：“你的事業才正開始，負擔一個家庭已經夠麻煩的，再要是負擔兩個家庭，那簡直就把你的前途毀了。”

第二次：顧曼楨去南京看望沈世鈞，幾個年輕人去清涼山玩回來，在沈世鈞家的起坐間里，兩人一面烤火，一面吃著煨荸薺，顧曼楨穿著沈世鈞的“狗套頭”，沈世鈞“在口袋里摸了一會，拿出一樣東西來，很靦腆的遞到她面前”，原來是送她一顆通過自己打工掙來的錢買的紅寶石粉做的戒指，男女之間送戒指，在當時的用意相當明顯，就是求婚。顧曼楨高興而且幸福地接受了，這顆戒指也成了他們倆兩情相悅的唯一信物。

第三次：沈世鈞已經從工廠辭職，要回南京照顧年邁多病的父母，他想方設法趕回上海，來把這些不得已告訴顧曼楨。沈世鈞道：“還是早點結婚好，老這樣下去，容易發生誤會的。”

顧曼楨道：“我們不是早已決定了嗎，說再等兩年。”沈世鈞道：“其實結了婚也是一樣的，你不是照樣可以做事嗎？”

顧曼楨道：“那要是——要是有了小孩子呢？孩子一多，就不能出去做事了，就得你一個人負擔這兩份家里的開銷。那還有什么前途？”（1）

即使是在被姐姐、姐夫暗算以后，顧曼楨一心也只想逃出去，再好的富貴繁華也留不住她。這里盡管有她對沈世鈞的一片癡情，不依靠男人、追求自主的思想也很重要。顧曼璐在妹妹遭到自己和丈夫策劃的“酒后失德”之后，帶著說不清的感情來看受傷的妹妹，想勸說妹妹“依”了祝鴻才，顧曼楨劈手把桌上一只碗拿起來往地下一扔，碗也破了，她撿起一塊鋒利的瓷片，說道：“你去告訴祝鴻才，他再來可得小心點，我有把刀在這。”（2）當她從醫院逃出去后，又找了教書的工作，母親來勸她去做祝鴻才的姨太太，她照舊是態度堅定。即使在后面為了自己的孩子，也為了姐姐的遺愿，違心地與祝鴻才結婚，她也仍然堅持出去做事。這樣堅持自己的人生態度的女子確實少見，用自己學來的本事養活自己，絕不依賴男人。

她是三十年代大上海的新女性，她堅強而自信，知性而素雅，她像夕陽的余輝一樣，散發著一種滄桑美。其堅強或者對命運的憂郁都是來自骨子里的。無論從經濟上還是精神上，她都要求獨立。在當時那個年代，作為一個女人，經過不懈的努力和長期的斗爭，突破社會環境的影響、幾千年封建思想的積習和女性自身思想的禁錮，尋求一個獨立的人的存在，顧曼楨身上所表現出來的美好的人格，讓人驚嘆。

1.2張愛玲的個人生活經歷對于人物塑造的影響

創作于1950年前后的《半生緣》是張愛玲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最長的一部小說。如同張愛玲的其他作品一樣，里邊充滿了細膩、憂傷，然后從中我們又可以看出一些不同：那就是從這里走出的人物多多少少都帶有一些張愛玲及其身邊人的影子，尤其是女主人公顧曼楨，這個人物是張愛玲將她曲折坎坷的前半生認真地撕碎又重新拼貼的結晶。

顧曼楨是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新女性，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她是張愛玲的自畫像。《半生緣》中這樣描繪曼楨：“一個少女朝外坐著，穿著件淡灰色的舊羊皮大衣……手上戴著紅絨線手套。”“蓬松的頭發，很隨意地披在肩上”【1】3而這正是張愛玲一貫示人的形象。不僅如此，更讓我們吃驚的是二人相似甚至相同的人生經歷。

一、

少年噩夢

張愛玲出生在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父親是一個遺少型的少爺，整日熱衷于抽鴉片、逛妓院，在家里叫條子，在外面建小公館，討姨太太。母親黃逸梵是接受了新思想的現代女性，她并不愿生活在禁閉的大家庭中，在張四歲時就出國留學，后來又與張廷重離婚。張廷重又取了一位太太，這位后母對張愛玲一向冷漠刻薄，而他的父親則整日沉醉于鴉片的迷霧之中，對此漠不關心，甚至還曾軟禁了張愛玲：在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后，為期三個月的上海會戰期間，張愛玲因為父親家靠近蘇州河，激烈的槍聲吵得睡不著覺，就跑到臨時回國的母親的公寓里住了兩個星期，卻被繼母以張擅自離家為由打了一巴掌，張欲還手卻引來父親一陣毒打，并被軟禁起來。她像個犯人一樣，不僅沒有人生自由，甚至得了痢疾快病死了都沒人理睬，直到這年的冬天，她趁著看守交接班的空擋，從大門逃了出去，與生母黃逸梵住在一起，從此再沒有回過父親家。

這段非同尋常的人生經歷在張的心中留下了深深地烙印，多年之后這一幕又在《半生緣》中重演：曼楨被姐夫強暴之后，又被關在祝公館“里間一道鎖，外間一道鎖”的兩間空房里里，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曼楨是因為夜間喊叫沒人聽見，所以把玻璃窗砸的，她手上也割破了，用一塊手帕包著。她躺在床上，一

動也不動。”這里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曼楨的悲傷和絕望，同時還能體味張愛玲心中的那份悲涼，恍如一場噩夢卻難以擺脫。

張愛玲自覺地以情欲、以非理性來解釋悲劇，解釋人的行為動機，解釋人性。她認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殘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說中，這一切表現為現實的骯臟，復雜，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虛榮心所欺瞞，人對現實的了解僅限于這一點：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劇，這就是人所能達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認識。英國當代著名戲劇理論家阿·尼柯爾說過：“所有偉大的悲劇都是提出問題，而不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張愛玲的小說里，見不到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沉痛，也沒有曹禺、巴金“吾與汝偕亡”式的憤怒，沒有改造國民性的抱負，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復雜的愛恨情結，剪不斷、理還亂的難以明言的依戀。因此，張愛玲的小說成了“沒有多少亮色的無望的徹頭徹尾的悲劇”。

第二章，對于《半生緣》中顧曼楨的形象的具體解析

2.1顧曼楨的人物性格分析

顧曼楨出身于上海普通市民階層，家境貧寒，她的姐姐曾以做舞女來養活全家。姐姐顧曼璐的舞女特殊身份給全家人造成了無形重壓，對于直接受惠于這種特殊家庭收入的顧曼楨而言尤其沉重。這團陰影在顧曼楨心頭久居不散。無論在工作時，還是在日常生活中，籠罩在這團陰影下的顧曼楨都非常敏感，自尊又自卑。她素樸的裝束，都映現了她內心深處的苦惱。這使得她在尋找自我歸宿的道路上更加艱辛。按常理，顧曼楨有一份固定的職業，即使家庭負擔大，也不會對她的生存造成威脅。作為一位現代職業女性，她的女性自我是十分重要的。她懂得時時保護自我的尊嚴和空間，女性自我被放在了她人生的第一位。

顧曼楨與沈世鈞在相處中，彼此產生了愛慕。正當他們準備訂婚之際，由于被各自的家庭其他成員所影響，加之他們之間的一些誤會，他們的婚姻之夢破滅了。其實他們的婚姻之夢之所以破滅，最關鍵的原因在于以沈世鈞家庭為代表的傳統男權社會的壓力和顧曼楨獨立的女性自我意識。對于現代職業女性而言，婚姻對她們來說，已不再是擺脫物質貧乏，帶來人生轉機的唯一手段了。顧曼楨沒有把婚姻看成是自己唯一的歸宿，她對婚姻的態度更多已趨向理想化，她在自我的精神層面要求更高。物質生存與自我的沖突在現代職業女性身上已不是很明顯。這個沖突已轉向女性自身與無形的傳統男權社會的精神斗爭。

顧曼楨作為一位善良的富有責任感的現代職業女性，她渴望幸福，渴望與沈世鈞建構一個幸福的家庭，這便是她所要尋找的女性自我的歸宿。可是這個尋找的過程又是如何的艱辛呢？顧曼楨過于強烈的自我對家庭的責任感無形中也是阻礙他們婚姻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從顧曼楨與沈世鈞在談及結婚事宜時便可得知顧曼楨的想法，也可以看到作者在顧曼楨身上所傾瀉的沉重感。

顧曼楨說：“還是等等再說吧。現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沈世鈞皺著眉毛說：“你的家累實在太重了，我簡直看不過去。譬如結了婚以后，兩個人總比一個人有辦法些。”顧曼楨笑道：“我正是怕這個。我不愿意把你也拖進去。”沈世鈞道：“為什么呢？”顧曼楨道：“你的事業才正開始，負擔一個家庭已經夠麻煩了，再要負擔兩個家庭，那簡直是把你的前途毀了。”沈世鈞望著她微笑道：“我知道你這都是為了我的好，不過……我不知道為什么，有一點恨你。”（3）

其實顧曼楨是非常想和沈世鈞結婚的，畢竟他們深深相愛。但是她不想因自己而拖累沈世鈞在事業上的發展。這就足以說明顧曼楨并不想把婚姻當成救星。由此也可見現代職業女性在自我意識定位上得到了提升。然而，正是由于女性自我意識的過于強烈，才導致她在尋找自我歸宿征途上的步履維艱。

顧曼楨是不幸的，她的不幸在于她沒有足夠的勇氣來掙脫傳統的女性思維模式對她的控制。從而使她曾一度地失去了自我，向生活妥協，向責任低頭。當然，是顧曼璐成功地設置的圈套，毀滅了沈世鈞和顧曼楨本為幸福的情緣，但最終決定顧曼楨生活之路的仍是她傳統的女性思維方式。被祝鴻才強奸后，她感覺到自己已經沒有勇氣面對沈世鈞，因為自己已經不貞潔了。還有因為舍不得兒子，她又回到祝鴻才的家，過著一種不堪的生活。這種生活狀態本不是顧曼楨所想要的，但她骨子里的母愛逼她走上了這條路。這樣丟失自我的選擇，對于女性自我意識較為強烈的現代職業女性來說，是十分殘忍的。

顯然，作為經濟已獨立的現代職業女性，顧曼楨可以放棄對男人的依賴，她可以自己養活自己，她也完全有能力逃離祝鴻才的恐怖世界，但她還是陷入其中。這是顧曼楨的無奈與悲哀，也是那個特定時代的職業女性所面臨的一大難題。值得慶幸的是，顧曼楨最終從祝鴻才的世界里脫離出來，她勇敢地與祝鴻才離婚，找回了自我的生存價值，擁有了自我的生活。顧曼楨是堅強的，她的生存布滿困境，她惟有穿過困境，來仰望自我主宰的一片晴空。她歷經愛與恨的煎熬，經過生與死的選擇，最后她勇敢地生存著。她的選擇同時也表明：現代女性要想得到真正屬于自己的幸福，就不能放棄對自我的追求。顧曼楨的結局，可以視為現代女性尋找自我歸宿的曙光。

《半生緣》里的顧曼楨表現出的是一個頗為能干獨立的女性形象，可以說她是勇敢追求愛情、自力更生的女強人。開始顧曼楨與沈世鈞兩人對彼此都有些好感，但相比于沈世鈞的靦腆，顧曼楨在個性上直爽很多，在愛情上明顯是她呈現主動姿態，比如主動要求和沈世鈞拍照，主動去許叔惠家只為見沈世鈞一面，還親手做了點心、織了毛衣、幫他收拾行李，種種表現都流露出顧曼楨對沈世鈞的好感與愛意，也奠定了二人日后的感情發展。“顧曼楨為了補貼家用，白天上完班后晚上還要出去做兩份兼職，而沈世鈞得知后卻只想到這會讓顧曼楨忙到沒時間見面，甚至包括換燈泡這樣的事也是由她來做，顧曼楨的能干和獨立與沈世鈞的無能形成鮮明對比”。

同時，她又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新派女性，與家中的其他女性完全不同，當然包括她的姐姐顧曼璐。正因此她又長期地被一種痛苦糾纏著與壓抑著。她想擺脫，她想超越，可又無從開始，社會與家庭的雙重作用壓得她不容喘息。拿也拿不起，放也放不下，曼楨一直默默地把痛苦壓在自己心底。直到顧曼璐發病誓死要保住名存實亡的祝太太的地位，剛剛經歷了失戀的曼楨才如火山噴薄，痛陳心中的怒與恨。但這場控訴也最終流于枉然。在多年后她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姐姐的舊路，之前的半生努力都在歲月的磨礪中成了過眼云煙。后來她被收留，教書謀生，再最終回到落魄的祝鴻才的身邊，不能說曼楨的舉動是完全為了那個沒娘的孩子，也不能說是命運無情地捉弄，生活對曼楨來說就是一張網，捆著她困著她，最終越纏越緊。

在經歷無數的磨難后，與沈世鈞重逢，塵封了二十年的真愛重新激起波瀾，她費了無數的周折贖回了自由。她是借了許多債來打官司的，她向黑暗的世道作了不屈的抗爭。顧曼楨的理性，一直支撐著她的斗志，也是因為這樣，她先后兩次把凄慘的遭遇告訴張豫瑾和沈世鈞時，都顯露了不尋常的冷靜。在對張豫瑾交代顧曼璐加害于她時，處處為已經死去的姐姐留有余地。在冷靜的背后，是顧曼楨性格上的突出之處，不論是對那一種情感，她追求的都是自我的付出，甚至奉獻，讓人體驗到生命的痛楚，超越的艱難。

2．2顧曼楨的性格特點和人物悲劇之間的關聯

《半生緣》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曼楨最后的發問,更讓人感慨萬千。祝鴻才是個好色的投機商，正是他的好色導致了整個故事的轉折，但他并非真正的策劃者，真正的策劃者是曼楨親姐姐，想借妹妹拴住自己丈夫的曼璐，這是整個悲劇故事的開端，而當曼禎被囚禁后，整個小說中的人物命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出現了一幕幕愛情的悲劇。首先是并不相愛且互相排斥的世鈞與翠芝結婚，然后是愛著愛翠芝卻又遠走他鄉的叔惠，另外曼璐也沒有通過曼楨留住丈夫，并且在疾病與深深的自我譴責中死去，而曼楨雖然嫁給了祝鴻才卻完全是因為母愛，雖然祝鴻才得到了曼楨，但同樣壓抑苦悶，每個人都體現出悲劇人物的色彩，整個故事無幸福的愛情與婚姻，一切都充滿了悲劇的因素，表現了人生歷程的艱辛與悲哀，讓人感嘆人生的無奈。尤其是故事中曼楨和世鈞的分手,給人一種對人世的無奈,這是因為他們相識的時機不對、猜疑與誤會、他人的刻意阻撓以及對對方的不信任而導致了他們的愛情悲劇。

女主人公顧曼楨表面柔弱但內心堅強，清貧的環境造就了她那倔強、堅韌、執著的性格。曼禎可以說是一個與當時世情不大相適宜的人物。這個女子生活在繁華大都市上海，對燈紅酒綠、煙花翠柳應該是比較熟悉，更何況還有一個在交際場做舞小姐的親姐姐。如果要讓生活來得更容易一些，自己也可以更隨意一些，那么她的職業選擇完全可以參照姐姐曼璐的。但是，顧曼楨的生活方向很堅定——依靠自己的能力養活自己和家人——絕不做男人的依附，更不可能成為男人的玩偶。她信心堅定，雖然對姐姐的事情了如指掌，但她一如既往地尊重姐姐，理解姐姐對家庭的付出，懂得姐姐的良苦用心，明白世事的艱難。曼楨在姐姐結婚以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擔，由于世鈞很愛曼楨，體諒她的難處，想為她分擔，于是向曼楨求過三次婚，曼楨都拒絕了。難道曼禎不愛世鈞嗎？不是。通過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顧曼禎是自食其力、不愿依附男人過活的新女性形象。

很多人在命運中苦苦掙扎，乞求能有一絲亮光，但也許每個人都逃不脫命運的網。就連曼禎這樣一個懷有新思想、可愛美麗的女子也終究逃不過命運的捉弄。由于姐姐曼璐的私念，曼禎被姐夫祝鴻才強行霸占。她最終錯過了沈世鈞……那么顧曼禎的悲劇可以歸結為命運悲劇。

而小說男主人公沈世鈞卻在曼璐的欺騙下以為曼禎變了心，倉皇得與一個自己不愛的人——翠芝結了婚。當曼禎再見到世鈞時早已物是人非，他們終究只有半生的緣分，只有一句“‘我們回不去了’”冷冷地收場。

這樣看來顧沈二人的愛情悲劇并不全是因為“壞人”的迫害，其中不僅有曼禎的命運悲劇，更多的是沈世鈞對曼禎的不信任及自身性格軟弱等因素所致。歲月流逝，人也不再年輕。然而這便是張愛玲愛情小說的特點——悲，凄涼，叫人心碎。隨便什么都可以毀掉這叫“愛”的軟弱的東西，帶給讀者無限的感傷和遺恨。張愛玲用她那細膩的筆法，冷淡的字句，將骨子里的蒼涼貫穿整部小說，以一貫的悲劇結束了這一切的愛恨情愁。

的確，在張愛玲的筆下，故事總那么的奇曲，總會發生一些事情。本來認為，世鈞和曼楨會如同所有舊上海的男女一樣，相識，相戀，結婚，生子，一同走過艱苦的歲月。但是，張愛玲的小說沒那么平凡，在曼楨與世鈞已經到談婚論嫁的時候，曼楨的姐姐出現了，他們夫婦心生毒計，故事從此發生了轉變。曼楨從一個對生活充滿希望的單純少女，一個堅強的自力更生的職業女性一下變成了莫名的受害者，在身體和精神遭受巨大的打擊折磨之后，她對愛情的憧憬，對生活的熱情化為烏有。這樣的悲劇情節也許只有張愛玲這樣的“曠世奇才”才能安排出來吧。

第三章，顧曼楨的悲劇的形成原因

3.1外部原因

顧曼楨的悲劇首先最直接的因素是姐姐為了保住自己的祝太太的名分，將自己的親妹妹送給那個畜生不如的丈夫，并且祝鴻才本人的無恥的性格特征也成為了顧曼楨的噩夢一般的悲劇的開始。

顧曼璐從顧曼楨年幼開始就在歌廳做舞女養家糊口，這樣的環境逐漸造成了她曼璐的可悲之處就在于她只是在以一種不自覺的姿態走進這個俗世，與其說她是一個享受放縱者，不如說她是受害者更為恰當。在當時社會的黑暗現實下，曼璐的縱情與墮落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唯有這樣她才可以顯示出生存的意義。她不能也不可能通過勞動而翻身，盡管她也曾意識到自己的無可救藥，但卻沒有改變現狀的勇氣。過早步入社會已使她不得不牢牢地抓住俗世這個依傍。脫離了俗世，她只是一具艷麗的軀殼。她是不幸的，張愛玲也曾說曼璐的悲劇并不全在于其自身，最主要的理由還是應該從社會的或經濟的根源去探尋的。這里，張愛玲也強調了社會對曼璐的腐蝕。我們應該明白，正是由于俗世的這層層圈套，才使得曼璐不得不褪去純真，換上了毒婦人的面具。

3.2內部原因

顧曼楨與沈世鈞在準備訂婚之際，由于被各自的家庭其他成員所影響，加之他們之間的一些誤會，他們的婚姻之夢破滅了。其實他們的婚姻之夢之所以破滅，最關鍵的原因在于以沈世鈞家庭為代表的傳統男權社會的壓力和顧曼楨獨立的女性自我意識。對于現代職業女性而言，婚姻對她們來說，已不再是擺脫物質貧乏，帶來人生轉機的唯一手段了。顧曼楨沒有把婚姻看成是自己唯一的歸宿，她對婚姻的態度更多已趨向理想化，她在自我的精神層面要求更高。物質生存與自我的沖突在現代職業女性身上已不是很明顯。這個沖突已轉向女性自身與無形的傳統男權社會的精神斗爭。

顧曼楨作為一位善良的富有責任感的現代職業女性，她渴望幸福，渴望與沈世鈞建構一個幸福的家庭，這便是她所要尋找的女性自我的歸宿。可是這個尋找的過程又是如何的艱辛呢？顧曼楨過于強烈的自我對家庭的責任感無形中也是阻礙他們婚姻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從顧曼楨與沈世鈞在談及結婚事宜時便可得知顧曼楨的想法，也可以看到作者在顧曼楨身上所傾瀉的沉重感。

她沒有足夠的勇氣來掙脫傳統的女性思維模式對她的控制。從而使她曾一度地失去了自我，向生活妥協，向責任低頭。當然，是顧曼璐成功地設置的圈套，毀滅了沈世鈞和顧曼楨本為幸福的情緣，但最終決定顧曼楨生活之路的仍是她傳統的女性思維方式。被祝鴻才強奸后，她感覺到自己已經沒有勇氣面對沈世鈞，因為自己已經不貞潔了。還有因為舍不得兒子，她又回到祝鴻才的家，過著一種不堪的生活。這種生活狀態本不是顧曼楨所想要的，但她骨子里的母愛逼她走上了這條路。這樣丟失自我的選擇，對于女性自我意識較為強烈的現代職業女性來說，是十分殘忍的。

顯然，作為經濟已獨立的現代職業女性，顧曼楨可以放棄對男人的依賴，她可以自己養活自己，她也完全有能力逃離祝鴻才的恐怖世界，但她還是陷入其中。這是顧曼楨的無奈與悲哀，也是那個特定時代的職業女性所面臨的一大難題。值得慶幸的是，顧曼楨最終從祝鴻才的世界里脫離出來，她勇敢地與祝鴻才離婚，找回了自我的生存價值，擁有了自我的生活。顧曼楨是堅強的，她的生存布滿困境，她惟有穿過困境，來仰望自我主宰的一片晴空。她歷經愛與恨的煎熬，經過生與死的選擇，最后她勇敢地生存著。

第四章，從顧曼楨的愛情悲劇分析張愛玲的社會情感和愛情價值偏向

4.1《半生緣》中的具體愛情悲劇分析

曼禎和世鈞的愛情是美好的，但讓人感動嘆息的地方卻是他們愛情的悲劇性，得不到的才珍貴！那樣美好的感情，只有化為悲劇才更具有賞鑒的價值。試想世鈞與曼楨如果真的一帆風順的結了婚，反而無趣。婚前那一點薄弱的感情基礎很快就在柴米油鹽醋茶中消磨殆盡，永遠為著無數的雞毛蒜皮事件嘔氣，過個三四十年，照舊是白頭偕老，淪為無數普通家庭中一員。張愛玲深諳大眾心理，一支筆輕輕將他們隔開，讓他們彼此對對方留住一點情，埋在心底藏起來，留作將來相見的余地。

張愛玲自覺地以情欲、以非理性來解釋悲劇，解釋人的行為動機，解釋人性。她認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殘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說中，這一切表現為現實的骯臟，復雜，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虛榮心所欺瞞，人對現實的了解僅限于這一點：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劇，這就是人所能達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認識。英國當代著名戲劇理論家阿·尼柯爾說過：“所有偉大的悲劇都是提出問題，而不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張愛玲的小說里，見不到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沉痛，也沒有曹禺、巴金“吾與汝偕亡”式的憤怒，沒有改造國民性的抱負，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復雜的愛恨情結，剪不斷、理還亂的難以明言的依戀。因此，張愛玲的小說成了“沒有多少亮色的無望的徹頭徹尾的悲劇”。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張愛玲是一位帶有傳奇色彩的作家，被譽為“曠世才女”，她的作品或許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她對當時的女性生在一個危險而又無奈的時代的描寫。

《半生緣》的故事講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生在溫婉、凄迷的舊上海的一個悲慘的愛情故事。女主人公顧曼楨家境貧寒，自幼喪父，一家老小七人全靠姐姐顧曼璐做舞女養活。顧曼楨大學畢業后與來自南京的沈世均及其同學許叔惠同在一個工廠工作，顧曼楨個性溫柔中不失堅強，在相處中，溫和敦厚的沈世鈞同情顧曼楨的處境，并深深愛上顧曼楨，決定與之結婚。他們的愛情受到了各自家庭的反對，加上兩人的互相猜疑，后又有姐姐、姐夫的算計、陷害，他倆之間的感情曲曲折折，一點也不順利。

在張愛玲的眾多作品中，《半生緣》對女性的剖析極為深刻，她對女人的詮釋令人嘆為觀止。本文試圖從女性的視角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