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論回鶻文化對西夏的影響【內容提要】本文利用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西夏文文獻及敦煌、吐魯番發(fā)現(xiàn)的回鶻文文獻，結合漢文史書的有關記載，闡述了回鶻與西夏文化間的親密關系，指出回鶻文化對西夏之語言文字、宗教信仰、佛教藝術和風俗習慣都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影響，考定自1037年至1090年受西夏王之命主持?西夏文大藏經?翻譯事業(yè)的國師白法信和后繼者白智光其實都是來自龜茲的回鶻高僧。【關鍵詞】文化西夏文文獻佛教大藏經回鶻一回鶻與西夏之歷史關系西夏10381227是黨項人于1038年建立的一個地方割據(jù)政權。黨項本為古代羌族的一支，在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歸附于唐朝的西夏殘部被內遷入陜甘寧交界地區(qū)。唐末，領袖拓跋思恭因參

2、與鎮(zhèn)壓黃巢起義有功而被授予夏州治今內蒙古自治區(qū)與陜西靖邊縣北交界處定難軍節(jié)度使職，賜姓李。唐末以來，中原板蕩，夏州西夏政權偏處一隅，實力不斷壯大，終成與中原對峙的割據(jù)政權。1038年，夏主元昊正式建立大夏國，定都興慶府今銀川市，鼎盛時奄有今寧夏全部、甘肅大部合陜西、青海及內蒙古自治區(qū)的一局部，從元昊至末主李睍共傳10帝，歷190年，先后與宋、遼、金等政權并存成犄角之勢，又與回鶻、吐蕃等權力發(fā)生摩擦，于1227年被蒙古汗國所滅。回鶻與西夏在西北歷史上都影響甚大，但二者的接觸，直到10世紀30年代以后才見諸史冊。?舊五代史黨項傳?載：后唐長興三年932，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zhí)其

3、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當時，回鶻已于甘州今甘肅張掖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控制著絲綢之路河西段的貿易。而權力已迅速壯大起來的西夏觸角也延伸到絲綢之路東端的重鎮(zhèn)靈州今寧夏靈武縣，并劫掠甘州回鶻入中原的貢使，由此而受到了后唐明宗的嚴厲打擊。982年，李繼遷起兵反宋，確立了南下中原必先取河西的戰(zhàn)略方針，盤踞涼州今甘肅武威市的吐蕃和甘州的回鶻自然就成了西夏的首要目的。為結交北宋以共拒西夏，1001年甘州回鶻可汗祿勝遣使曹萬通入宋朝貢，“萬通自言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shù)百，甲馬甚精習，愿朝廷命使統(tǒng)領，使得縛繼遷以獻。1得到宋真宗的贊許，曹萬通被授予左神武大將軍，回鶻聯(lián)宋攻夏方略初告

4、成功，以后又由吐蕃參加聯(lián)盟，大大加強了回鶻還擊西夏的力量與信心。于是，甘州回鶻屢屢向西夏發(fā)難，屢次給西夏以沉重打擊，有力地遏制了西夏西進的勢頭。宋、回鶻、吐蕃聯(lián)盟的存在使西夏如梗在喉，壓力宏大。為擺脫窘境，不得不向遠在東北的遼朝投以橄欖枝。1008年，應西夏所請，遼出兵攻甘州回鶻，“降其王耶剌里，撫慰而還。2看來遼并未全力以赴攻克甘州，而是虛晃一槍便匆匆撤軍了。1015年，甘州回鶻再戰(zhàn)西夏，從其手中收復了西夏剛從吐蕃那里攫取的經營河西的重鎮(zhèn)涼州，根本上將西夏權力逐出了河西。但是，西夏的既定方針未變，從未放棄對河西的覬覦，韜光養(yǎng)晦，志在必得。經過10余年的養(yǎng)精蓄銳，終于在1028年尋得時機，以突

5、襲戰(zhàn)術一舉攻克了甘州，回鶻“夜落隔歸順王倉促出奔，元昊置兵戍其地而還。3借其余威，西夏又乘勝從回鶻手中拿下了涼州，并以之作為經營河西的大本營。由于此時盤踞湟水的吐蕃權力還相當強大，為確保甘、涼的平安，西夏未敢乘勝西征而是集中兵力南下攻打吐蕃。1035年，前方已根本穩(wěn)固的西夏始放開手腳，揮軍西向，直取歸義軍統(tǒng)治下的肅今甘肅省酒泉市、瓜今甘肅省安西縣、沙今甘肅省敦煌市三州。史載：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辛未，元昊再舉兵攻回紇，陷瓜、沙、肅三州，盡有河西舊地。4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抵抗西夏軍隊的不是歸義軍權力而是回鶻，說明當時統(tǒng)治肅、瓜、沙的歸義軍權力已相當衰弱，回鶻權力卻很強大，以致成為歸義軍政權抵抗

6、西夏的中流砥柱。西夏擊敗回鶻，占領肅、瓜、沙三州，并不意味著回鶻權力的消亡。相反，回鶻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還很強大，并有力量向西夏發(fā)起進攻。南宋李燾記載說：慶歷元年1041四月甲申徙秦鳳路部署、知秦州、定國軍留后曹琮為陜西路副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副使曹欲誘吐蕃犄角圖賊即西夏引者，得西州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zhèn)國王子遣使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黨項破甘涼，遂與漢隔。今愿率領袖為朝廷擊賊。上善琮策，故使副陳執(zhí)中尋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原注：琮本傳載此三事皆不得其時，今附見，更須考之。除步軍副帥乃五月己巳，今附見。5這一記載說明，當時沙州回鶻的權力是不小的，他們在“鎮(zhèn)國王子的率領下與西夏展

7、開斗爭，并得到了宋秦州知州曹琮的支持。既然有王子，就應有可汗。其實，在沙州回鶻朝貢宋朝的記錄中就二度出現(xiàn)有可汗稱號，即慶歷元年1041十月和翌年二月的遣使人“沙州北亭可汗。綜合多種因素，我們認為，自1036年至11世紀60年代末，瓜、沙地區(qū)地區(qū)的實際統(tǒng)治者是沙州回鶻王國而非西夏政權。6甘州回鶻和沙州回鶻政權相繼滅亡后，河西完全成了西夏政權的一統(tǒng)天下。其遺民除局部外逃外，大多都淪為西夏的屬民，回鶻西夏的文化交流也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故黑水城出土西夏漢文寫本?雜字?編號為.2825“番姓名中，我們就可看到“回紇一名。7這兩個字相應的西夏文對音可譯作“嵬惡，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嵬“惡均被釋作：

8、“族姓回鶻之謂。8二文獻對回鶻的定性明顯有別，循名而責其實，該詞抑或說明在西夏人眼中，回鶻既是族名，又是族姓？未可知也。無論如何，這一記載證明了西夏境內回鶻人的存在，且有相當?shù)臄?shù)量。在西夏文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有這樣的規(guī)定：任職人番、漢、西番、回鶻等共職時，位上下名事不同者，當依各自所定上下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當者，不管觀上下，當以番人為大又番、漢、降漢、西番、回鶻共職者，官上下依番漢共職法行事。9這一記載說明，在西夏國境內有回鶻人，而且人數(shù)還不少，似乎僅次于番西夏、漢、西番吐蕃，居第四位。回鶻的農產品也傳到西夏國中，前引?雜字?“果子部中出現(xiàn)的“回紇瓜10即是典型的例子。此瓜應為前

9、引胡嶠?陷北記?中所提到的契丹所產“西瓜，亦即來自今新疆吐魯番等地的哈密瓜。有一種意見認為這種瓜有可能不是直接來自回紇、契丹或中亞，而是從敦煌繼承下來的。11可備一說。西夏雖未征服高昌回鶻，但從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回鶻文文獻看，宋元時代新疆地區(qū)也有一定數(shù)量的西夏人入居。如俄國探險家科洛特克夫N.N.Krtkv于烏魯木齊獲得的一份回鶻文土地買賣契約文書編號為3Kr.39即稱，買主巴薩托赫利爾BasaTrl所買土地的四至，“西邊是tangut的土地。12顯然，tangut是一位土地所有者的名字。1953年，西北文物考察隊在吐魯番獲回鶻文買賣奴隸字據(jù)，末尾有證人名tangutbuqa。13竊以為，這里的

10、tangut也應為人名的一局部。Tangut者，即漢語所謂之唐古、唐兀，又譯唐古特、唐忽特等，有時指黨項人，有時又特指西夏國。而在有些文獻中，tangut充當?shù)氖堑孛Ｈ绶姨m探險家馬漢達G.G.annerhEi搜集的一件家庭矛盾調解協(xié)議書稱：“以前tiki在tangut、qday無論欠債多少，tyn和basq不負責，由tiki負責。14其中的qday指的應為“漢地，相應地，tangut就應是西夏了。說明高昌回鶻與西夏之間的民間交往還是頻繁的。11世紀末成書的維吾爾族名著?突厥語大詞典?也以專條對西夏作了簡單的描繪：tangut唐古特。是突厥人的一個部落，他們緊靠著秦“秦是突厥回鶻人對中國的稱呼

11、引者居祝他們自稱自己的血統(tǒng)是阿拉伯。15可能是哈喇汗王朝與西夏相距遙遠的緣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對西夏的描繪不盡可靠，有道聽途說之嫌，但仍不失為當時有價值的信息。西夏人在高昌回鶻的活動，從吐魯番出土的西夏文殘卷中也可得到印證。美國印刷史專家卡特T.F.arter早就提到，在吐魯番發(fā)現(xiàn)的古代印刷品中，除漢、回鶻、梵、藏和蒙古文外，還有西夏文印本遺物。16吐魯番出土的西夏文文獻計有4件，其一為20世紀初“德國吐魯番考察隊于吐魯番所發(fā)現(xiàn)，編號為T109，1葉，有文字12行。17刊布者稱之為寫本，其實是印本。另外3件那么是1980年考古人員在清理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積沙時發(fā)現(xiàn)的，均系佛經印刷品殘卷。18

12、這些西夏文殘卷均為1213世紀的遺物。從其字行排列不整齊、字體大小不均且墨色濃淡有別等因素看，它們很可能是泥活字印本。這些既是西夏人入居高昌的佐證，同時也是回鶻西夏文化交流的結果。二回鶻僧與?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就在西夏以風卷殘云之勢征服、并吞甘州回鶻之際，回鶻文化卻也在人們的自覺與不自覺中悄無聲息地開場了對西夏的征服。由于回鶻文化程度遠比征服者為高，故被征服的回鶻人卻很快變成了征服者西夏人的教師。這種情況與歷史上鮮卑、蒙古、滿族等入主中原卻被中原文化同化何其似也。回鶻人在文化上對西夏的征服是從佛教開場的。西夏統(tǒng)治者早在立國之前就非常注意向周邊民族如漢、回鶻、吐蕃的先進文化學習，并皈依了佛教。

13、其第一代君主元昊10381048年在位就是一位忠誠的佛教徒。在他當政期間，努力擴大佛教的影響，屢次向宋朝乞請?大藏經?。1034年，宋刻?開寶藏?傳入西夏，元昊遂于天授禮法延祚十年1047特為之建寺供奉，以為譯場：于興慶府今銀川市東建高臺寺及諸浮圖，俱高數(shù)十丈，貯“中國所賜?大藏經?，廣延回鶻僧居之，演繹經文，易為蕃字。19從記載可知，元昊在去世的前一年，即1047年曾于都城東5里處建成了規(guī)模宏大的皇家寺廟高臺寺，廣泛延納回鶻僧人講經說法，并開場了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工作。遺憾的是，該寺后為黃河水沖毀，早已蕩然無存。今人于銀川東一高土臺處發(fā)現(xiàn)有不少西夏時代的磚、瓦等建筑材料。此地抑或為高臺寺

14、舊遺，亦未可知。元昊歿后，西夏佛教繼續(xù)開展。夏毅宗諒祚10481068年在位生母沒藏氏虔信佛教。史載：沒藏氏好佛，因“中國賜?大藏經?，役兵民數(shù)萬，相興慶府西偏起大寺，貯經其中，賜額“承天，延回鶻僧登座演經，沒藏氏與諒祚時臨聽焉。20承天寺的規(guī)模似乎比高臺寺還要大一些，先后動用“兵民數(shù)萬。根據(jù)當時人所撰?新建承天寺瘞佛頂骨舍利碣銘?的描繪，史金波先生將其興建時間考訂在天祐垂圣元年1050三月至福圣承道三年1055十月前后之間，歷時五年半。21可以信從。該寺在元代香火仍盛，著名回鶻航海家亦黑迷失于延祐三年1316給全國一百大寺看經布施時，“寧夏路番眾承天寺即名列其中。22同時見列的還有“寧夏漢家

15、寺。說明承天寺當時仍為番人即西夏遺民的寺院。該寺遺址尚存，現(xiàn)為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博物館所在地，存留有著名的承天寺塔明清時期修復過。23上述記載說明，元昊、諒祚父子統(tǒng)治時期，西夏佛教開展甚速。宋朝于1031至1073年間曾先后6次給西夏頒賜?大藏經?，其中4次都發(fā)生在元昊、諒祚時期。由于當時僅有?開寶藏?刻印出來，故宋朝6次所頒均為?開寶藏?無疑。為儲存這些經藏，西夏統(tǒng)治者先后建立了規(guī)模宏大的皇家寺院高臺寺和承天寺，并組織回鶻高僧于寺內展開翻譯活動。回鶻歷史悠久，先游牧于蒙古草原，后定居于西域與河西走廊一帶，故其文化兼有草原型與農業(yè)型的雙重屬性。這一特點使其在中原農業(yè)文明向北方草原文明的傳播過程中常

16、常可起到媒介與津梁作用。自唐以來，因受中原文化的強大影響，回鶻文化獲得長足開展，佛教興盛，譯經眾多盡管未形成?回鶻文大藏經?，并得其要旨，加上回鶻文化比起漢文化更容易為北方游牧民族所承受，故其高僧受到西夏、契丹乃至以后蒙古統(tǒng)治者的推崇。這些回鶻僧人一方面為西夏王室講經說法，一方面致力于?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從西夏統(tǒng)治者皇太后偕皇帝常臨寺聽回鶻僧人講經一事看，當時的回鶻高僧在西夏佛教界所擁有的地位當是至高無上的。從西夏文文獻看，大凡有皇帝蒞臨的法事活動，其主持者一般都擁有帝師或國師頭銜，而元昊、諒祚時期西夏只有國師而無帝師帝師在西夏的出現(xiàn)當在夏末仁宗時期24之設，以理度之，這些回鶻僧的領袖應具

17、有國師之位。通過對西夏佛教文獻的進一步檢閱，這些國師的身份乃得更為明了。首先是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印本。文獻末尾附有撰寫于元皇慶元年1312的發(fā)愿文，首先表達了佛教在中原地區(qū)的初興與盛行，經典的翻譯與流傳，以及“三武滅法對佛教的迫害等一系列史實，繼之講述了佛教在西夏的流布，以及佛經的翻譯情況。載曰：夏國風帝起興禮式德。戊寅年中，國師白法信及后稟德歲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為頭，令依蕃譯。民安元年，五十三歲，國中先后大小三乘半滿教及傳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25其中的“風帝即西夏王元昊；26戊寅年為1038年即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元年，說明

18、元昊在稱帝之初便開場了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其時比1047年高臺寺的建成尚早9年。從是年至夏崇宗乾順天祐民安元年1090，歷時53年，終于用西夏文譯完了從?開寶藏?中揀選出來的經典820部，3579卷，分裝入362帙中。27主持翻譯工作的是以國師白法信及其后繼者智光等32人為首的一大批人。白法信以國師身份從一開場便參與了譯經工作。在他去世后，智光繼承了他的國師位及未竟事業(yè)。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另一件西夏文?如今賢劫千佛名經?印本中，卷首附有一幅木刻版譯經圖。圖中央繪高僧像一身，為主譯人，在整幅畫卷中圖像最大，頭部長方形榜題框內有西夏文題名“都譯勾管作者平安國師白智光。兩側繪助譯僧侶十

19、六人，后排繪聽法俗人八身。在譯經圖的下部，又繪比擬高大的男女畫像各一身，分別用西夏文題“母梁氏皇太后和“子明盛皇帝。28同一位被稱為“平安國師的白智光，其名又可見于國家圖書館所藏西夏文文獻?金光明最勝王經?之序言中：次始奉白上大夏國明盛皇帝即惠宗秉常、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平安國師沙門白智光，譯漢為番。文華明，天上星月閃閃；義妙澄，海中寶光耀耀。29這里出現(xiàn)了“智光和“白智光兩個名字。考慮到二者的身份均為國師，且都在西夏之佛經翻譯事業(yè)中充當重要角色，活動時代也主要在1037至1090年間，可見二者實為同一人。如序言所稱，他翻譯的經典文字優(yōu)美，表達準確，如“星月閃閃，光華耀眼，故而在西夏文佛經

20、翻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么，上述西夏文文獻中出現(xiàn)的白法信、白智光兩位國師會不會就是上文所述的回鶻高僧呢？竊以為這種可能性是大大存在的。從他們所處的時代、從事的法事活動，尤其是白智光與回鶻僧講經說法時都有皇太后與皇帝親聆教導的場景，使人不由地會作出如此聯(lián)想。如今的問題是，我們需要有足夠的證據(jù)來證明這兩位國師的回鶻人身份。對白法信、白智光民族成分確實認，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史金波先生在80年代初譯釋上述文獻時未論及族屬問題，經過數(shù)年的深思熟慮后，他又進一步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白法信、白智光二位著名的譯經大師可能是西夏回鶻僧人的代表人物。30此說對西夏、回鶻佛教關系的研究來說無疑是振聾發(fā)聵的，故

21、影從者眾。只是有人在引用時徑直省去了“可能二字，顯得有失謹嚴。史先生的睿見值得敬服，惟其未對己說進展深化系統(tǒng)的論證，僅停留在假說層面上，使人略感美中缺乏。下文擬就這一問題略述管見。狗尾續(xù)貂，請方家哂正。從姓氏看，白法信和白智光肯定不是黨項人。西夏國時期，黨項人無以白為姓者。蒙元時代，西夏遺民分布各地，有許多人改行漢姓，但也未聞有以白為姓者。那么，他們會不會是漢人呢？答案也是否認的。展開汗牛充棟的中國佛教史冊，我們何曾看到有哪一位漢族和尚是俗姓與法號共用？法號的取用本身就意味著與俗姓的分裂。假如說有例外，那就是三國曹魏時被稱為“中國出家人中真正沙門的第一人的朱士行。31由于當時受戒體例尚未完備，

22、故朱士行沒有法號，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特例。東晉道安為增進佛僧的認同意識，首倡以“釋為姓，得到響應，“遂為永式。32惟來自外國或西域者可有所變通。中原人士為甄別外來僧侶，常以國籍命姓，冠于法號前，如來自印度五天竺者，法號前常冠以“竺，如竺法蘭、竺佛念、竺法雅、竺法乘、竺法義、竺佛調等；來自西域安國者，常以“安為姓，如安玄、安世高等；來自西域康國者那么以“康為姓，如康僧會、康僧淵、康僧鎧、康法朗等；來自印度貴霜國者，那么以支或竺命姓，前者表示其為月氏又作月支人，后者表示來自天竺。33有的僅用支字，如支婁迦讖、支曇籥、支謙等，有的支、竺共用，如支法護又稱竺法護，支佛圖澄又稱竺佛圖澄；而來自龜茲者，那

23、么常以其王家姓氏白/帛為姓，如帛尸黎蜜多羅、白延或帛延、帛法矩等。其中，龜茲白/帛姓尤當注意。自漢至唐700年間，白姓一直是龜茲的大姓。白者，有的史書又寫作帛，如?高僧傳?及?晉書?之?鳩摩羅什傳?中提到的龜茲王白純，在?晉書呂光載記?中又被寫作帛純即為明證。據(jù)考，白、帛者，均為梵語puspa的音譯，意為“云華。34還有一點不可忽略，漢人在稱呼外僧時，既有以姓氏與法號并稱者，也有只呼法號者，如竺/支法護，常略稱法護；竺/支佛圖澄呢，那么更是以法號行，稱姓者反而稀見，這又為白智光何以又被略作智光的問題提供了最正確腳注。這些說明，白法信和白智光都是來自龜茲的高僧。龜茲地處塔里木盆地的北緣，控中西交

24、通的咽喉，由印度傳來的佛教，早在3世紀時即已在此地生根開花。4世紀時龜茲名僧鳩摩羅什住王新寺宣揚大乘教義，龜茲佛教臻至極盛。?晉書四夷傳?稱：龜茲“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僧人也很多，?出三藏記集鳩摩羅什傳?謂“龜茲僧一萬余人。可窺佛教興盛之一斑。9世紀中葉，回鶻西遷，龜茲入于回鶻，成為高昌回鶻境內之大都會之一。但?宋史?在?高昌傳?之外另列?龜茲傳?，稱：“龜茲本回鶻別種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35西州回鶻即高昌回鶻，龜茲受其轄，但何以出現(xiàn)如此混亂的稱呼，抑或龜茲具有半獨立地位所致也？無從考見。從漢文史書的記載知，龜茲佛教在高昌回鶻統(tǒng)治時期持續(xù)開展，并與中原王朝

25、保持著親密的聯(lián)絡。龜茲地區(qū)諸石窟如庫木吐喇石窟、克孜爾石窟、克孜爾尕哈石窟和其它佛教遺址中留存的為數(shù)眾多的回鶻壁畫、回鶻佛教遺物和回鶻文題記等，也都向我們昭示著那個時代龜茲回鶻佛教的繁榮。當然，這里所謂的回鶻，并不一定非指由漠北遷出的回鶻人及其后裔不可。其實，作為游牧民族，漠北回鶻的人口并不是很多的。就目前蒙古高原的人口狀況論，唐代回鶻的人口最多不會超過100萬。經過自然災害的沖擊和兵燹的摧殘，人口下降在所難免，隨后又因南下、西遷而離散。所以，當時由漠北遷入新疆的實際人口最多不會超過30萬。在偌大的高昌回鶻王國，其居民大局部應是被征服的當?shù)馗髯濉Ｈ缥羧辗笔⒌凝斊潎Ш螅渚用穸寄睦锶チ耍看鸢?/p>

26、只有一個，那就是被回鶻同化了，?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中出現(xiàn)的被稱作“西州龜茲回紇白萬進的朝貢使者，就是見諸史冊的最為明顯的例證。其中，西州即高昌回鶻國；龜茲為地名；回紇為族稱；白萬進自應為回鶻化的龜茲人。由此我們可以推定，11世紀的龜茲僧侶白法信和白智光非回鶻莫屬。由是，我認為，元昊時期在高臺寺主持譯經的回鶻僧，其實就是白法信；而諒祚時期在承天寺講法的回鶻僧，最有可能就是白智光，同時也不排除是白法信的可能，因為我們無法確知白法信去世的年代。如前文所言，由元昊發(fā)起的?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與結集，至1090年時已根本完成，此后，盡管陸續(xù)還有所翻譯，但已是強弩之末。以后西夏僧侶對?大藏經?的奉獻，主要

27、表達在整理、校勘、抄寫、刻印等方面。因為?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時間很緊迫，前后僅耗時53年，加上缺乏可供借鑒的經歷，故過失較多，后世不能不反復地予以校勘、糾正。從出土文獻看，西夏晚期校勘?密咒圓因往生集?時，也有“西域之高僧參加。結合當時西域的宗教狀況，竊以為這些高僧也非回鶻人莫屬。總之，回鶻僧侶對?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與形成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在我國現(xiàn)存的漢、藏、滿、蒙、傣和西夏六種文字?大藏經?中，?漢文大藏經?形成的時代最早，完成于983年，?西夏文大藏經?次之，完成于1090年，而其它幾種文字大藏經的形成都是14世紀以后之事，都比?西夏文大藏經?要晚出兩個多世紀以上，可見?西夏文大藏

28、經?在中國佛教史上地位重要，也由此可見回鶻高僧對西夏文化的奉獻之大。三回鶻文字、藝術、風習對西夏的影響與之相應，回鶻文字在西夏境內也得到了廣泛的使用，而且得到了官方的認可與保護。西夏的國書為西夏文，系1036年野利仁榮遵元昊之命借鑒漢字而創(chuàng)立。其后，得到元昊不遺余力的推廣。史載：元昊既制蕃書，尊為國字，凡國中藝文告牒，盡易蕃書。于是立蕃學、漢學二院漢習正、草；蕃兼篆、隸。其秩與唐宋翰林等。漢學掌中國往來表奏，中書漢字，旁以蕃書并列；蕃學掌西番、回鶻、張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國字，仍以各國蕃字副之。以國字在諸字之右，故蕃學院特重。36這一記載說明，西夏國中除使用西夏文、漢文外，還使用“西番、

29、回鶻、張掖、交河一切文字。西番即吐蕃文；而回鶻、張掖、交河所用文字，那么應為回鶻文及其它行用于回鶻境內的文字，如摩尼文、福音體文等。1988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員在對榆林窟第3窟中之后人補塑羅漢像施行臨時性搬遷時，發(fā)如今彩塑底座后面有西夏時代繪制的經變畫，書以回鶻文榜題。無疑，二者同為西夏人營造該窟時所為，有力地證明了回鶻文在西夏中的流行。此外，在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遺址發(fā)現(xiàn)的回鶻語福音體文字殘卷，那么證明了回鶻福音體文字在西夏的行用。更有意思的是，西夏文專家在整理黑城出土西夏文文獻時，經常會遇到一些“不認識的字。捷連提耶夫-卡坦斯基摹寫了其中的幾個，37其實，被他釋作“壹之簡化字和蒙古文的那些

30、字，顯然都是回鶻文，另外的字那么是吐蕃文。尤有進者，在敦煌出土的西夏文遺書中，經常可以看到用回鶻文字母作的注音。如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收藏有一批張大千于敦煌搜集的西夏文佛經殘卷，其中有數(shù)件西夏文佛經之行間即可見這種情況，既有寫本也有刻本。在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出土文獻中，有一些是1949年前由敦煌當?shù)匚娜巳巫右怂鸭模扔袑懢恚灿锌瘫荆渲械奈飨奈姆鸾浬喜粌H在行間有回鶻文注音，而且還有用回鶻文書寫的榜題或題記。更進一步證明了西夏用國字西夏文時“仍以各國蕃字副之的記載。回鶻佛教藝術對西夏美術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從河西走廊諸石窟，如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東千佛洞、酒泉文殊山石窟中

31、現(xiàn)存的西夏壁畫看，西夏人開鑿的洞窟根本上是一洞一種底色，多繪以石青、石綠，繪畫基調呈冷色，但有時又以大紅為底色，基調明顯呈暖色；圖案規(guī)矩而少變化，給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覺，這些都可以說是受回鶻壁畫藝術風格的影響所致。回鶻人在繪制佛像時喜歡采用的編織紋、火焰紋、古錢紋及雙重八瓣蓮花紋、波狀三瓣花卷草紋等，在西夏晚期的洞窟中都不時可以看到。西夏繪畫之花紋邊飾特別豐富，制作講究，既有荷花、牡丹、石榴、團球及忍冬等植物紋，也有龜背紋、連環(huán)紋、古錢紋、萬字紋等形式不一的規(guī)矩紋，還有團龍、翔鳳、卷云等有活動感的祥瑞紋，更有風格獨特的波狀卷草式云紋。這些紋飾簡單樸素，色澤鮮艷，以大紅大綠者居多。從紋樣構造、編排

32、方法到敷色、勾線、填繪等手法的運用，我們在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溝石窟的壁畫以及木頭溝、吉木薩爾回鶻佛寺遺址等地出土的佛教藝術品中都可以看到。38考慮到二者風格的接近、回鶻、西夏文化聯(lián)絡的親密，我們不難推想，西夏畫風當受到回鶻佛教藝術的強烈影響。在世俗文化方面，回鶻的服飾與裝束也傳到了西夏。元人馬祖常?河西歌?曰：“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高髻為回鶻婦女的發(fā)式。?新五代史回鶻傳?載：甘州回鶻可汗常居樓。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那么去帽被發(fā)而入以為禮。婦人總發(fā)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裹之；既嫁，那么加氈帽。391977年，甘肅武威西郊林場西夏墓葬出土了29幅彩繪木版畫，在

33、編號為4的五侍女中有4人即梳高髻，頗類回鶻發(fā)式。40西夏婦女梳高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鶻風俗的影響。轉貼于論文聯(lián)盟.ll.1?宋史?卷490?回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115頁。2?遼史?卷14?圣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4頁。3清吳廣成著，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證?卷11，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6頁。4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19，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813頁。5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31，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115頁。6詳細論證可參見楊富學、牛汝極?沙州回鶻及其文獻?，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

34、，第1218頁及附錄李正宇?悄然湮沒的王國沙州回鶻國?。7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中國民族史研究?二，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179頁。8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文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446、590頁。9史金波、聶鴻音、白濱?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78頁。10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中國民族史研究?二，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179頁。11杜建錄?西夏經濟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39頁。12山田信夫著，小田壽典、梅村坦、森安孝夫編?文契約文書集

35、成?第2卷，大阪大學出版會，1993年，第14頁。13馮家昇?回鶻文契約二種?，?文物?1960年第6期，第32頁。14G.J.Rastedt,FurUigurianDuents,ArssAsiafresttEastin1906-1908,sterhut1969,p.5.15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譯?突厥語大詞典?第3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53頁。16T.F.arter,TheInventinfPrintinginhinaandItsSpreadestard,NeYrk,1925,p.106.17E.vnZah,EntzifferungdesTurfan-anusript

36、esT.190desBerlineruseufrVlkerkunde,rientalisheLiteraturzEitung,1928,Nr.11,S.952-954,Taf.1.18吐魯番博物館編?吐魯番博物館?，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2年，第110頁，圖237；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3頁。19清吳廣成著，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證?卷18引?宋史夏國傳?，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2頁。20?西夏書事校證?卷19，第226頁。21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3頁。22清陳啟仁輯?閩中金石略?卷11?石刻史料新編?1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第13031頁。23?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