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泓域/啤酒機公司法治理與戰略決策評估啤酒機公司法治理與戰略決策評估目錄 TOC o 1-3 h z u HYPERLINK l _Toc112417986 一、 公司概況 PAGEREF _Toc112417986 h 2 HYPERLINK l _Toc112417987 公司合并資產負債表主要數據 PAGEREF _Toc112417987 h 2 HYPERLINK l _Toc112417988 公司合并利潤表主要數據 PAGEREF _Toc112417988 h 2 HYPERLINK l _Toc112417989 二、 決策者過度自信 PAGEREF _Toc112417989

2、 h 3 HYPERLINK l _Toc112417990 三、 企業風險承擔 PAGEREF _Toc112417990 h 6 HYPERLINK l _Toc112417991 四、 實證結果和分析 PAGEREF _Toc112417991 h 9 HYPERLINK l _Toc112417992 五、 研究變量的因子分析 PAGEREF _Toc112417992 h 12 HYPERLINK l _Toc112417993 六、 關系契約的普遍存在 PAGEREF _Toc112417993 h 17 HYPERLINK l _Toc112417994 七、 公司治理研究的趨勢

3、 PAGEREF _Toc112417994 h 24 HYPERLINK l _Toc112417995 八、 決策制定過程的影響因素 PAGEREF _Toc112417995 h 30 HYPERLINK l _Toc112417996 九、 決策行為的影響因素 PAGEREF _Toc112417996 h 36 HYPERLINK l _Toc112417997 十、 項目簡介 PAGEREF _Toc112417997 h 39 HYPERLINK l _Toc112417998 十一、 項目風險分析 PAGEREF _Toc112417998 h 43 HYPERLINK l _

4、Toc112417999 十二、 項目風險對策 PAGEREF _Toc112417999 h 45 HYPERLINK l _Toc112418000 十三、 組織機構及人力資源配置 PAGEREF _Toc112418000 h 46 HYPERLINK l _Toc112418001 勞動定員一覽表 PAGEREF _Toc112418001 h 47 HYPERLINK l _Toc112418002 十四、 法人治理 PAGEREF _Toc112418002 h 48公司概況（一）公司基本信息1、公司名稱：xx（集團）有限公司2、法定代表人：郭xx3、注冊資本：870萬元4、統一社

5、會信用代碼：xxxxxxxxxxxxx5、登記機關：xxx市場監督管理局6、成立日期：2014-6-137、營業期限：2014-6-13至無固定期限8、注冊地址：xx市xx區xx（二）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公司合并資產負債表主要數據項目2020年12月2019年12月2018年12月資產總額13648.5910918.8710236.44負債總額6532.895226.314899.67股東權益合計7115.705692.565336.77公司合并利潤表主要數據項目2020年度2019年度2018年度營業收入38092.6430474.1128569.48營業利潤8387.016709.616290

6、.26利潤總額6726.075380.865044.55凈利潤5044.553934.753632.08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5044.553934.753632.08決策者過度自信風險承擔是企業出于獲利的目的而在決策過程中產生的必然結果，通過承擔風險來獲取收益是資本市場和實業運作的基本邏輯。風險承擔是企業生存、發展和進行決策制定的基礎，對企業績效有重要的影響，因此受到不同領域很多學者的關注。行為決策理論從理論層面探討了風險承擔的影響因素，認為企業風險承擔與企業績效、管理者的激勵體系和企業的生存環境存在密切關系。管理者作為企業的決策制定者，其特征和能力將影響企業決策行為與績效。Cyert&

7、March（1963）認為管理者會根據自己的主觀愿望對企業的業績進行預期，管理者強烈的主觀意愿通常與比預期更差的實際業績表現相關。Hambrick&Mason提出的“高階理論”認為管理者在組織中扮演核心角色，管理者背景和特征會對組織行為產生重要影響。高階理論主要從認知和價值觀角度來考察高管人員的戰略選擇過程及其對組織績效的影響。Hiller&Hambrick（2005）提出，企業管理者的心理特征一定會影響到管理者的決策行為，進而影響企業的風險承擔，不過對于相關作用機理的研究還很少。Simon&Houghton（2003）的研究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與企業的風險承擔存在正相關關系。管理者的過度自

8、信將導致管理者高估自己的判斷力，影響管理者對環境的判斷，進而影響企業的戰略選擇和決策風險。過度自信是指決策者對自己偏離于客觀標準的判斷有極大的自信，心理學實驗和實證研究表明人們往往過于相信自己的判斷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或把成功歸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運氣、機遇和外部力量的作用。Hilary&Menzly（2006）發現管理者成功的歷史業績將導致其在以后在分析評價中的過度自信，而過度自信的評價將影響其對未來的正確預測。有的學者將決策者過度自信的心理偏差描述為自大，如Lys&Vincent（1995）探討了企業兼并決策中管理者自大與價值創造的關系，J.T.Li&Tang（2008）探討了管理者

9、自主權在管理者自大和企業風險承擔關系中的調節作用，其研究發現管理者的自主權越高，管理者自大和企業風險承擔的正相關關系越顯著。過度自信或者自大都反映的是管理者相同的心理偏差特征，本書采用過度自信這個常用的描述方法。過度自信對管理者制定決策的影響，是行為公司理財領域關注的熱點，其中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被很多學者的相關研究提及其中，Hayward&Hambrick（1997）探討CEO的過度自信與企業決策和績效關系時提出，在企業并購行為中CEO的過度自信將導致企業支付更高的收購溢價，更容易導致企業的投資扭曲現象。Malmendier&Tate（2006）認為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將導致企業制定

10、更多破壞價值的并購決策。Doukas&Petmezas（2007）則證明了在兼并活動中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將導致更差的投資回報和更差的長期業績表現。Malmendier&Tate（2005）的研究發現，由于過度自信的管理者過高評價企業的內部能力、忽略企業，的外部融資約束，將導致投資策略被扭曲。行為決策理論關注管理者的心理偏差，目前主要有三個視角在探討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和企業風險承擔的關系：管理者過高估計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過低估計資源需求和過高估計企業的資源稟賦；過低估計企業面臨的環境的不確定性。具體相關研究如下：首先，如果管理者是過度自信的，那么他們將高估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的認知偏差可能導致

11、管理者高估企業戰略決策收益的可能性，高估企業對決策的執行能力。其次，過度自信的管理者低估為實施戰略而產生的對企業外部資源的需求，同時高估了企業自身的資源稟賦Malmendier&Tate（2005）的研究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融資的時候更傾向于內部融資而不是外部融資，因為他們相信企業的內部融資足夠滿足企業戰略實施的資源需求。這種資源稟賦方面的認知偏差導致企業的管理者高估企業戰略實施可能帶來的收益。Chatterjee&Hambrick（2007）認為，上述的認知偏差將導致管理者樂觀，從而傾向于選擇高風險的戰略決策。最后，過度自信會導致管理者低估企業運營環境的不確定性。過度自信的管理者通常認為

12、他們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實際上并不知道那么多），而且認為自己掌握的信息更有價值。在信息上的認知偏差導致過度自信的管理者認為，他們對企業的行動和結果可以控制得很好。Durand（2003）認為，如果管理者認為自己的控制能力越高，那么他低估企業風險的可能性就愈大，同時企業的業績將表現得越差。上述三種觀點都認為，企業的管理者在環境評估時過低估計了風險，導致企業實際承擔了更多的風險，說明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對企業戰略選擇和風險承擔有重要的影響。企業風險承擔企業風險承擔是指當某項風險無法避免或由于可能獲利而需要冒險時，必須承擔或保留的風險，與企業績效、管理者的激勵體系和企業的生存環境存在密切關系。風險承擔分為

13、風險主動承擔和風險被動承擔，前者是事先知道某種風險的存在而選擇主動承擔風險及其后果；后者是事先并不知道風險的存在，或已知道，但由于預測不準確或忽視，自己不得不被動地承擔后果。風險承擔的概念，最早是由Cantillon等人（1734）在探討企業家精神時提出，他們認為企業家和員工的不同之處就是企業家要承擔雇傭風險。目前大多數研究認為，企業風險承擔是一種決策行為取向，主要表現為管理者在投資決策過程中，對那些既可以帶來預期收益或現金流，同時又充滿不確定性因素的投資項目進行分析和選擇，它是一項高風險行為。Lumpkin&Dess（1996）指出，企業風險承擔代表了企業追逐市場高額利潤并愿意為之付出代價的

14、傾向，可看作衡量企業未來增長前景的綜合指標。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各種風險，其中最大的風險來自投資。因為投資決策與當前資本投入以及未來現金流緊密相關，直接影響企業的長久發展甚至存亡。因此，學者多從投資決策的角度定義企業風險承擔。企業在制定戰略決策時，兩類風險承擔都可能存在，但被動風險承擔可能發生得更多。在全球競爭加劇，總體經濟可能下滑的大環境下，中國企業的生存環境正在發生顯著的變化：第一，當代中國企業可能面臨少有的經濟增長長期放緩的趨勢；第二，中國企業的管理者在過去30年經濟牛市下慣有的決策思維方式可能受到考驗。在上述的變化中，企業管理者制定企業戰略決策的風險無疑將加劇，而企業風險承

15、擔與企業績效密切相關。所以，在未來企業經營風險可能進一步加劇的環境下，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機理對當今的企業決策者而言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雖然經濟周期、產業政策等大環境是影響企業風險承擔和績效的重要因素，但企業決策者的特征及能力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果說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氧胺對三鹿而言是違背企業社會倫理與責任的極度冒風險的決策，那么該事件引發學者們對如下基本問題的關注：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機制是什么？三鹿集團的董事長在接受審判時表示，三鹿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他們對歐洲檢測標準過于自信，那么決策者過度自信與企業風險承擔的關系是什么？高階理論提出，企業決策者的心理特征和人口統計學特征對企業的

16、決策和績效有重要影響；行為決策理論也提出，過度自信的決策者往往因為低估風險而導致企業過多的實際風險承擔。Sanders&Hambrick（2007）提出，研究決策者的過度自信與企業風險承擔關系中的傳導機制和調節因素非常必要。聯想三鹿董事長田文華要在2010年實現功能性食品和酸牛奶產銷量全國第一的管理目標，以及涌金集團董事長離職時留下的解釋：外部環境給了我巨大的壓力如果決策者感覺領導崗位需求很高，那么對高度自信的決策者而言，其選擇高風險決策的可能性越大，從而導致企業承擔更高的風險。在企業內部的團隊決策過程中，團隊內部成員的權威分布也會影響決策的形成。管理者的決策權威可以幫助管理者更順利地制定符合

17、自己意愿的決策，但決策制定后的實施和執行依然是影響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主要因素。在做出承諾時，除了“說出”或者“書面寫出”這種行為之外，所承諾的行為都是將來時的行為。決策者對已經制定的決策的承諾水平是影響企業風險承擔的重要機制。實證結果和分析本次利用結構方程模型對理論模型中的各變量進行因果關系分析，并畫出路徑圖。分析步驟主要是先對各相關變量進行區分效度的驗證性檢驗，然后分析相關變量的因果關系。主要分析三個模型，董事會機制模型、社會資本機制模型和協同機制模型，協同機制模型是以董事會機制模型和社會資本機制模型的分析為基礎，不再進行變量的區分效度的驗證性檢驗。1、基礎模型基礎模型是完全不考慮決策承諾的

18、作用，僅考慮董事會職能和戰略決策質量的關系，兩者關系系數是0.53。在基礎模型中，增加考慮決策承諾對董事會職能和決策質量關系的中介作用。實證結果發現，董事會職能與戰略決策質量的關系系數減小為0.11（t=1.48，p0.1），見圖9.2。比較兩模型，董事會職能與戰略決策質量的關系系數減小了0.42，但T值變化了4.15，從原來的顯著，變為了不顯著（t2）。因此，決策承諾對董事會職能和戰略決策質量關系的中介作用是非常顯著的，基本可以認為是完全中介作用。2、社會資本機制模型本文利用LISREL8.2結構方程的分析軟件對社會資本機制模型進行估計，模型中參數估計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估計，模型估計的各

19、變量之間的關系系數和t值。從結構圖中的系數來看，聲譽、共同愿景和信任對決策承諾的正向促進作用非常明顯。聲譽和信任對戰略決策質量的直接關系不顯著或有待討論，而共同愿景對戰略決策質量的正向促進作用是顯著的。3、協同機制模型協同模型中參數估計采用了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估計，模型估計的各變量之間的關系系數和t值。從結果方差的擬合優度指標來看，各項指標都符合統計檢驗的要求，說明方程的擬合效果較好。簡約模型是指，在沒有考慮社會交往對董事會承諾的影響的模型。從簡化模型的擬合指標和最后綜合模型的擬合指標的比較可以看出，簡化模型不能通過檢驗假設。因為根據侯杰泰等（2002）所提出的評價方法，當模型自由度增加1個時

20、，如果x26.63，應該選擇擬合更好的簡化模型。因此，在x2=60.05時，我們應該拒絕接受簡約模型。關于董事會機制和社會資本機制是補充關系。通過董事會機制模型和協同治理綜合模型中，決策承諾對戰略決策質量的關系系數的數值變化上可以得到證實。在只考慮董事會監督和建議的公司治理機制中，決策承諾對戰略決策質量的方差的解釋力為0.58，但加入了社會資本機制對決策承諾的影響之后，決策承諾在公司治理機制和社會資本機制的共同作用下，對戰略決策質量的方差的解釋力變為了0.68，解釋效果明顯加強，這一實證結果對完善我國公司的治理機制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對社會資本機制實證分析中，先分別考慮了共同愿景、信任、聲譽對戰

21、略決策質量和決策承諾的作用機制，然后分析了共同愿景、信任、聲譽對戰略決策質量和決策承諾關系中的中介作用，分析結果表明共同愿景、信任、聲譽對戰略決策質量和決策承諾的正相關關系成立，但決策承諾在信任、共同愿景與戰略決策質量的相關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決策承諾在聲譽和戰略決策質量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我們證實了董事會和管理者之間的契約是社會嵌入的，不能僅僅從典型契約或新典型契約的角度分析董事會對管理者的約束和制衡，社會資本的相關因素：聲譽、信任和共同愿景等都對管理者的決策行為發揮激勵和約束作用。公司治理機制的研究可以從關系契約的視角進行分解，分為以董事會為核心的董事會機制和以社會資本

22、因素為核心的社會資本機制。在關系契約理論框架下，社會交往因素對董事會機制也發揮積極作用，所以關系契約視角下的協同公司治理機制是建立在社會交往之上的。董事會作為企業戰略決策的主要制定者或參與者，必須樹立團隊意識。增強董事會成員之間的信任和董事會成員對整個團隊的依附感，提高董事會成員對公司戰略決策的承諾。團隊的基礎是信任，信任來自溝通，董事會成員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溝通非常重要。董事會成員應該向職業化方向發展，通過職業化市場對董事會成員的行為進行約束，通過職業化市場的競爭強化董事會成員的素質與能力。研究變量的因子分析我們把182個樣本企業數據隨機地均分成兩部分。第一半的91個樣本數據用于各概念的探索

23、性因子分析，第二半的91個樣本數據用于各概念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總體182個樣本用于研究假設的驗證。在本研究中，問卷中各概念的測量均為17的7點評價刻度，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本書采用SPSS13.0中因子分析法對問卷的信度和效度進行了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要是對調整之后的測量量表進行因子分析，測量問卷的結構效度。對結構效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經過方差最大旋轉后得到分類因子，將因子負荷值低于0.5的測量條目全部刪去。董事會的職能包含監督和建議兩個方面，本書主要借鑒Hitt（1996）,Pearce&Zahra（1991）和Westphal（1999）的測量量表。通過對該量表11

24、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均大于0.65，總體的MSA為0.83，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575.83，并且11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兩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63.41%。1、戰略決策質量戰略決策質量的量表主要借鑒Dooley&Fryell（1999）的測量量表，決定戰略決策質量的因素主要包括環境因素和過程因素兩方面。根據對該量表7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70，總體的MSA為0.78，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250.92，并且7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

25、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兩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65.80%。2、決策承諾決策承諾的量表主要借鑒Dooley&Fryell（1999），Wooldridge&Floyd（1990）和Sapienza&Korsgaard（1996）關于決策承諾的測量量表。對該量表7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75，總體的MSA為0.84，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362.86，并且8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單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59.93%。3、聲譽借鑒Mustakallio對聲譽的測量量表，根據對該量表6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

26、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80，總體的MSA為0.835，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425.884，并且6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單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57.283%。根據彼得圣吉對共同愿景的定義和討論，對共同愿景的測量量表包含5個條目。根據對該量表5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79，總體的MSA為0.830，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390.672，并且7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兩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62.781%。4、信任本

27、書對信任的測量量表包含6個條目，測量條目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來衡量。本書的量表主要包括的6個條目，分解出兩個因子。其中反映“單向信任關系的”的有4個條目，反映“相互信任關系”的有2個條目。根據對該量表6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600，總體的MSA為0.738，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344.750，并且7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兩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67.211%。社會交往5、本書的社會交往測量量表包含3個條目，測量條目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來衡量。根據對該量表3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

28、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60，總體的MSA為0.647，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105.787，并且3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兩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63.365%在探測性因子分析的基礎上，本書用另外一半數據對各變量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目標是對各變量的結構效度和問卷的信度進行檢驗，同時為后面的結構方程模型檢驗作可行性分析。在驗證性因子分析中，主要關注以下評價指數。近似誤差指數RMSEA，近似誤差指數越小越好，一般要小于0.1，低于0.05表示非常好的擬合。擬合優度指數GFI，指數值越高，模型擬合越好，一般最好大于0.90。擬合指數CFI和

29、NNFI，一般最好大于0.90。本書按照上述指標對第二份數據的驗證性因子分析進行評價。數據分析結果顯示，董事會職能的兩個因子結構能較好地擬合樣本數據，“監督”和“建議”這兩個因子的信度分別為：0.733，0.847。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戰略決策質量的兩因子結構對數據的擬合程度較好，“環境”和“過程”這兩個因子的信度分別為：0.718，0.878。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決策承諾的一個因子結構能較好地擬合程度數據，決策承諾的信度為0.889。聲譽的一個因子結構能較好地擬合樣本數據，因子的信度分別為：0.825。共同愿景的單因子結構能較好地擬合樣本數據，因子的信度分別為：0.840。信任的第一個因子結構能

30、較好地擬合樣本數據，單向“信任關系”因子的信度。“互相信任”兩個因子的信度Cronbacha系數只有0.522。所以，本書將關于信任的量表調整為4個條目，去掉探索性因子析出的本書命名為雙向信任的因子條目。上述指標值表明，各概念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的各項指標均符合最基本的要求。這說明進行下一步的各概念間的關系分析是可行的。關系契約的普遍存在公司治理機制涉及的范疇非常廣泛，所有與公司的利益相關者相關的領域都可能成為影響公司決策的治理機制。內部治理機制是大家最熟悉的，如股東大會、董事會或獨立董事等；外部治理機制包括與客戶相關的產品市場，與債權人相關的金融市場，與管理者相關的經理人市場，或者是影響企業宏觀

31、環境的政府或稅收部門等。考慮到公司決策主要是由董事會和管理者制定，由管理者負責管理并實施的，所以本書主要考察直接影響決策者（主要是管理者）的相關治理機制對決策質量的影響。影響管理者的決策行為的外部因素很多，所以與管理者相關的治理機制也很多，目前研究最廣泛的就是董事會對公司高層管理者的任免、激勵或懲罰機制。高層管理者由董事會任免和激勵的制度安排，使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式契約關系。考慮到委托代理問題，這一類契約又是不完全的。如何解讀董事會與高層管理者間契約的特點，將對公司治理的機制選擇和制度安排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法學家麥克尼爾最早提出了“關系契約”的概念。他在新社會契約論中提出，契約必然具有關于

32、未來合意的性質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契約規劃將來交換過程中當事人之間的各種關系。人們對未來的認識通常會促使其為未來進行活動，制訂計劃。麥克尼爾強調，契約的社會關系實質，不再孤立地就要約、承諾、合意來認識契約。在現實生活中，任何一個交易都不可能只與交易雙方當事人相關，它還涉及許多其他社會因素，如信賴、習慣、道德和法律等契約規范。他認為，傳統契約的本質特征是“一個或一組承諾”，所謂承諾是“以某種特定的方式作為或者不作為的意思表示，通過這種表示，使受諾人相信已經作出了一項允諾”。古典契約理論忽視了契約交易背后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關系，認為契約的基本根源和基礎是社會，沒有社會的存在，契約就永遠不可能成為現實

33、。麥克尼爾將契約分為三類：典型契約“新”典型契約和關系契約。具體來說，三者的根本差別在于典型契約是可以由法庭強制執行的正式契約，“新”典型契約是可以由仲裁解釋和更新的契約，而關系契約是可以由契約各方解釋和更新的契約。一般而言，市場依賴于可由法庭強制執行的典型契約，但是，典型契約幾，乎都是不完備的，它們往往不會詳細說明未來可能發生的所有事件以及一旦特定的偶然事件發生應如何調整。而關系契約允許契約各方利用對各自境況的具體知識調整契約，來適應特定的偶然事件。Milgrom&Roberts（1992）對關系契約給出的描述是：“關系契約，它只特別關注在一個有關決策制定的關系和特殊機制中的總體目標。”Fu

34、rubotn&Richter（1998）認為，關系契約不考慮契約未來的所有細節，而是關注契約各方的長期關系規劃。Baker，Gibbons&Murphy（2002）認為，關系契約是一個非正式協議雖然沒有明確的條文，但對參與方的行為有非常大的影響。可以看出，關系契約和典型契約的主要區別是可觀測性和可證實性。擁有完全信息的典型契約因為具有可觀測性和可證實性，所以能夠被強制執行；但當契約不能被觀測或證實時，該契約就不可能被第三方強制執行，也就是關系型契約。麥克尼爾的關系契約理論實際上是將各種社會人際關系作為契約研究的切入點，突出契約中當事人及協議內容的內在社會關系。麥克尼爾的契約定義擺脫了“承諾”的

35、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諾性關系納入契約的范圍，使契約與習慣、組織、社會性交換和人們對未來的期待交織在一起。契約理論認為，企業實際上是一系列契約的集合，這一系列契約規范著企業各參與者之間的關系和行為選擇。公司治理的核心就是如何設計合理的機制保證或促進各種契約的正常運行，最終實現企業總體價值的最大化。在企業所有的契約中，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契約關系最為重要，尤其是管理者和股東之間的關系的正常運行。在公司治理的研究中，董事會和高層管理者之間關系更多地被認為是個人層面的正式的關系，而不是社會嵌入的，兩者關系的低社會性對保持董事會的獨立性是非常重要的。麥克尼爾的關系契約理論強調任何契約都嵌入在社會關系當

36、中，沒有社會交往為基礎，不可能有契約的存在，對契約的分析不能離開社會環境對契約當事人的影響。因此，市場中的企業往往會利用關系契約（如不受法庭審查的非正式協議）來解決典型契約中存在的難題，這也是很多時候企業的表現可能優于市場的主要原因。根據麥克尼爾對契約的分類，企業的股東和管理者之間的契約更多地表現為關系契約特征，即契約各方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是以不受法庭審查的非正式協議來規范的，雙方可以根據具體環境來適應偶然事件。那么董事會對管理層的監督和激勵等內部治理機制就遠遠不能解決管理者和各類利益相關者之間可能遇到的偶然事件，當然也不可能完全解決股東和管理者之間由于各自環境的復雜性帶來的矛盾和沖突。本書認為

37、，要解決股東和管理者之間關系契約所帶來的治理難題，必須拓寬維護關系運行，提高戰略決策質量的思路。單一的董事會對管理層的監督和激勵機制屬于“新”典型契約范疇，將董事會和管理者的關系看成是個人層面和正式的關系。在關系契約普遍存在的環境下，引入影響關系契約維系和運行的社會資本因素，如聲譽、信任和共同愿景機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設計合理的機制，以保證或促進企業股東和管理者之間契約的正常運行。強化相關社會資本因素對管理者在戰略決策過程中的行為選擇的引導，將會促使管理者提高戰略決策質量，最終實現企業財富創造的最大化。經濟學中標準的聲譽機制是由Kreps等人（1982）創建的Kreps等人在有關序貫均衡的著

38、作中將經濟主體的聲譽描述為：聲譽是一種認知，即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一方參與人對于另一方參與人是某種類型（偏好或者可行性行為）的概率的一種認知，且這種認知不斷地被更新以包含兩者間的重復博奔所傳遞的信息。聲譽交易理論認為聲譽是長期生存的無形資本，Kreps（1990）研究了“聲譽怎樣才能夠成為一種可交易的資產”。聲譽是一種與物質資產和金融資產相類似的資產，聲譽是逐步建立和逐漸消失的，也需要投資和維持。聲譽信息理論認為，聲譽是反映行為人歷史記錄與特征（效用函數）的信息。聲譽是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機構的濃縮的歷史。聲譽信息在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交換和傳播，形成聲譽信息流、聲譽信息系統以及聲譽信息網絡

39、，成為信息的顯示機制，有效限制了信息扭曲。好的名聲是人們對某人昔日光榮的記憶，惡名則是人們對某人過去劣跡的一直追蹤。聲譽簡化了“過去”，成為過去與信任之間的媒介。從這個意義上說，聲譽仍然是“過去信任”的心理機制。聲譽在社會交互活動中發揮著兩個不同的角色作用。第一是信息傳遞作用，它使具有正面聲譽的個體或組織獲得信息接收者更多的信任。如前面所定義的，信任是對交易者的良好期望，人們不可能有完全的有關信息，只能依靠可獲得的信息，如聲譽。聲譽的第二個作用是制裁，負面的聲譽將成為一種制裁機制，懲罰不誠實行為，這也能促使所有人講信用。信任的含義并沒有統一的界定，人們從不同角度對它進行的研究顯示，信任具有多層

40、次性和多面性。因此，有關信任的解釋是多種多樣的。梅耶、戴維斯和斯庫爾曼對信任的定義是：“基于期待對方會采取對己方來說是重要的行動，一方甘愿處于受到對方行為傷害的地位，而不管是否有能力監督和控制對方。”這里的信任強調對合作者或交易對手的行為的可預期性。而盧曼指出：“信任屬于一種系統簡化機制，通過信任可以降低環境復雜性和系統復雜性。”強調信任對交易系統的作用。福山認為，所謂信任，是在一個社團之中，成員對彼此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基礎是社團成員共同擁有的規范，以及個體隸屬于其社團的角色。Wiliamson將信任分為三種：計算的信任、制度的信任、個人的信任。經濟學界普遍認可的定義是計算的信任。計算的信

41、任，是指當一個行動者預期在受另一行動者的損害時，其收益為正的保證。制度的信任，是指行動者相信合作者因為制度環境的懲罰而守信，法律系統或非正式社會規范都會約束行動者的行為。個人的信任，是指在一種條件下，行動者即使明確認識到契約的不完全性和認知的理性有限，依然相信契約會被執行。Cummings&Bromiley（1996）對信任進行了定義。信任是存在于一個群體中的個人的信仰或普遍的信仰，他們相信其他個人或群體將按如下方式行動：盡力完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承諾；在任何談判中的承諾都是誠實的；即使存在機會，也不會獲取超額收益。在經濟活動中，信任在決策中發揮了更廣泛的作用。該定義強調信任是相互的，是社會關系

42、的一種形式。人們會依據合作者間是否存在信任關系而做出相應的決定，信任是影響人們行動選擇的重要因素。彼得圣吉在他的第五項修煉中專門論述了共同愿景的內涵和作用。彼得圣吉認為，共同愿景是“我們想要創造什么？如個人愿景是人們心中或腦海中所持有的想象和景象，共同愿景也是組織中成員共同持有的景象或遠景，使各種不同的活動融合起來”。共同愿景是一個使組織中所有成員都真心追求的愿景，不是公司中某個人的個人愿景強加于組織之上。存在于組織成員個人心中的相同的，但沒有被對方分享的愿景不是組織的共同愿景。當人們擁有共有愿景時，這個共同的愿景能夠將他們緊緊地團結起來。共同愿景是人們心中一股令人深受感召的力量，它創造出眾人

43、是一體的感覺，并遍布到組織全面的活動中。在追求實現共同愿景的過程中，人們自然而然會產生勇氣，去做任何為實現共同愿景而必須做的事。因此，想要建立共同愿景，必須持續不斷地鼓勵成員發展自己的個人愿景，建立并實現共同愿景也有利于培養組織和個人的長期承諾。從與管理者相關的視角看，在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研究中，僅考慮董事會對管理者的監督和約束是遠遠不夠的，應該拓寬中國企業公司治理機制的研究思路，從多角度促進企業戰略決策質量的提高。公司治理研究的趨勢公司治理和戰略決策密切相關，根據公司的戰略規劃，公司的高層管理者都有一套決策規則，并根據此規則進行戰略選擇。考慮到有限理性和代理問題，管理者制定的決策不一定總是產

44、生所有者所期望的結果，所以公司治理關注的是不同的組織形式和治理機制如何影響管理者制定決策。20世紀90年代以來，公司治理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研究課題，90年代末的東亞金融危機和不斷發生的著名公司丑聞進一步引起了人們對公司治理的關注。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疇和目標也在逐漸發生變化。公司治理的內涵是什么，目前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和認識。公司治理是一個多角度多層次的概念，很難用簡單的術語來表達。奧利弗哈特在公司治理理論與啟示一文中提出公司治理存在的兩個條件：代理問題和交易費用。他認為在組織成員之間存在目標分歧，而解決目標分歧問題的合同又是不完全的，在這種情況下就必然產生公司治理問題。哈特指出，在合約不完全的情

45、況下，公司治理可以看作一個決策機制，影響公司資源的使用。柯林梅耶在他的市場經濟和過渡經濟的企業治理機制一文中，把公司治理定義為：“公司賴以代表和服務于他的投資者的一種組織安排，它包括從公司董事會到執行經理人員激勵計劃的一切東西。”Zingales在他的公司治理中，將公司治理定義為在一種關系中產生的準租金事后討價還價的復雜約束集合，公司治理的約束機制主要是通過初始性的契約來發揮作用。但是，這一契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完全的。Williamson從合同和交易的角度提出，治理的實質是對不同類型交易的規制。任何交易都是通過合同關系完成的，不同的交易類型就對應著不同的合同類型。公司就是一系列合同的集合，

46、這些合同治理著公司發生的交易，使得這些交易的交易成本低于由市場組織時發生的交易成本。從上述不同學者對公司治理的定義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的概念分為狹義的公司治理和廣義的公司治理兩種。狹義的公司治理，主要是指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與約束機制。即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來合理地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保證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經營者決策對所有者利益的損害。狹義的公司治理主要關注公司治理結構的設計，主要內容包括股東大會制度、董事會、監事會及管理層激勵等。廣義的公司治理則不局限于股東對經營者的制衡，是指通過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來協調公司與利益相關者之間

47、的利益關系，以保證公司決策的科學化。傳統的公司治理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結構的研究。錢穎一教授認為，“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業中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團體出資人（股東和債權人）、管理人員、職工之間的關系，并從這種聯盟中實現經濟利益”。同時提出公司治理結構主要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權；如何監督和評價董事會、管理人員和職工；如何設計和實施激勵機制。吳敬璉教授則認為：“所謂公司治理結構，是指由所有者、董事會和高級執行人員，即高級經理三者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在這種結構中，上述三者之間形成一定的制衡關系。通過這一結構，所有者將自己的資產交由公司董事會托管；公司董事會是公司的決策

48、機構，擁有對高級經理人員的聘用、獎懲和解雇權；高級經理人員受雇于董事會，組成由董事會領導的執行機構，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經營企業。”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結構相關研究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由于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帶來的委托代理問題。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要想防止管理者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損害股東的利益，公司必須設計完善的治理結構，使得管理者和股東之間實現權力的相互制衡。所以，企業內一系列權力的合理配置成了公司治理結構研究的核心問題。早先國內關于公司治理結構的研究論文，基本都聚焦于作為傳統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會的構成問題，以及其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如杜瑩等（2002）研究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效率的關系，研究結

49、論是股權集中度與企業績效呈倒U曲線關系；浦自立等（2004）分析了董事會領導結構和公司績效的關系，得出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和公司績效負相關。然而，“戰略管理理論的研究已經表明，決策者的決策行為和公司的績效沒有必然的顯性關系，因為影響公司業績的因素有很多，決策的結果不一定必然和企業業績相關”。那么，在董事會只能對戰略決策質量發揮作用的情況下，直接研究董事會構成和企業業績的相關關系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公司治理的研究不僅包含治理結構一個層面，還包含范圍更廣的公司治理機制。追述公司治理的研究文獻，實際上并沒有“治理結構”這一概念，出現更多的是“治理機制”的概念。公司治理機制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但其含

50、義非常明確。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是促使經營者在守法經營的前提下，還要努力工作，使公司達到高效率的運作并取得高收益的結果。要完成這一功能，必然要有一定的機制來實際運轉，如董事會模式、獨立董事制度、證券市場與控制權的配置等。這一系列與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相關的、能夠維護和促進利益相關者彼此之間的契約運行的因素都可以成為公司治理機制。公司治理機制分為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治理機制。內部治理機制包括股東大會制度、管理者的激勵機制及董事會、監事會的監督機制和決策機制。在內部治理機制中，目前的研究焦點一般都關注董事會的規模、獨立董事的人數、決策權配置等問題。外部治理機制主要包括控制權市場、產品市場和經理人市場等相

51、關機制。外部治理機制涉及內容廣泛，以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社會交往為基礎，如管理者聲譽、信任和共同愿景等可以影響管理者的行為和決策的社會資本因素也進入了公司治理研究的范圍。內部機制和外部機制實施協同治理，可以更好地保證公司科學決策。但是內外部機制之間應該如何協同，各種約束、激勵機制是否存在優先順序，理論界和實業界都沒有定論。不過，法馬最早在其代理問題和企業理論中有過相關論述。法馬認為，從企業是契約集合的角度看，經營和承擔風險是兩個分離的生產要素，經營是一種勞動，用來協調投資的活動，貫徹投資中達成的契約，經營的最大特征是“決策”，經營者通過制定決策獲得報酬。雖然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帶來的代理問題中，

52、最主要的是對高層管理者的約束問題，但法馬認為對管理者的約束首先應該是企業內部或外部的經理市場，然后才是內外監督和提供最終約束的外部監管市場。公司治理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企業績效，廣義的公司治理目標表達為替公司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創造財富，狹義的治理目標更多的表達為替公司的出資人創造財富或實現股東財富的最大化。傳統的公司治理研究的股權結構、董事會結構等問題，是以實現權力的制衡為目的的。權力制衡能實現好的績效嗎？答案是不確定的。所以，現代公司治理研究思路需要轉化，將公司治理研究的目標從權力制衡轉到科學決策，研究如何通過制衡實現科學的決策，最終提高企業績效。為了研究權力配置和制衡問題，傳統的公司治理研究

53、大多停留在公司治理結構的層面上，主要關注的是董事會和高層經營者之間制衡關系。從企業決策過程來看，影響企業決策科學性的因素很多，不僅包含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所決定的決策因素，還包括企業各類參與者的個人和社會資本因素，這些因素是公司內部治理結構遠不能解決的問題。所以，以科學決策為目標的公司治理研究需要有第二個轉變：研究范疇從關注治理結構轉為關注治理機制。從外部治理機制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對科學決策的作用機理，是對以董事會為核心的內部治理機制研究的有益補充。拓寬公司治理機制的研究范疇，考察外部治理機制對企業決策的影響機理。在主要由管理者制定決策的情況下，與管理者相關的外部治理機制對企業戰略決策質量的影響機

54、理被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在中國的多數企業中，由于所有者的缺位，可能導致委托代理問題和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更加嚴重。所以，在以董事會為核心的內部治理機制被認為或有失靈的情況下，如何通過完善公司的治理機制提高公司的戰略決策質量，應該是中國公司治理研究的重點。決策制定過程的影響因素1、決策制定的影響因素戰略管理理論研究了組織目標的形成過程和組織目標的實現。戰略的固化過程是非常復雜的，一種主流的分析思路是考慮在連續性的戰略形成過程中，一般先決定組織的目標，然后為了實現目標才形成戰略，而且戰略被不斷地發展。另外一類研究文獻強調戰略形成的適應性特點，適應性觀點在分析戰略形成過程中引入政治因素，這些因素

55、出現在沖突性目標的形成和整合的過程中。如果管理者考慮到局部條件或決策制定的約束，那么目標的模糊性可能具有適應性價值。組織目標和戰略的好壞可以反映一個公司內外部關系的變化，對一個公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組織目標的設定和戰略的選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且在動態決策環境中進行戰略選擇和目標設定需要使用不同的程序。許多關于戰略決策制定的研究都將視角放在戰略選擇和外部環境的問題上，這也意味著管理者和外部環境的因素是戰略決策制定分析中的重要元素。公司的管理者或普通員工都可能影響決策的制定及決策制定的結果。戰略選擇觀點強調高層管理者對戰略決策的影響，認為一個組織進行戰略選擇是在對組織條件進行評估的基礎上進

56、行的，在此過程中要考慮到股東的期望、環境的趨勢及內部條件的變化。一個正式的決策制定結構影響組織決策制定的效率，但早期的行為決策理論沒有提出決策過程中的結構元素。通過對戰略決策制定小組的研究，戰略選擇觀點認為高層管理者的個人和群體的不同特征影響戰略決策的制定和組織業績。外部控制觀點則強調在戰略決策制定中環境的作用，該觀點認為外部環境極大地約束了管理者的決策制定，資源依賴觀點也認為組織設計和戰略選擇受環境復雜性的影響。2、決策制定的分析模型Allison（1972）關于決策制定的分析提出了三種概念模型：理性參與者、組織程序和官僚政治。理性參與者的連續的決策程序包含四個方面：實際存在的目標，解決戰略

57、問題的選擇權產生，可能結果的分析，以及制定一個對組織而言可以最大化其價值的理性選擇。理性參與者實際上描述了戰略決策制定的一個簡單模型，在該模型中決策者是一個有完全信息、絕對控制力和價值最大化的決策制定者。組織程序是一個更為現實的決策制定模型，認為決策制定是組織行為的結果，而不是管理者的選擇結果，因為管理者的決策制定實際上受到企業規范的決策程序的約束，在評價企業業績時應該充分考慮組織目標的約束作用。官僚政治模型認為，決策制定過程是一個競爭性博弈，決策就是討價還價的結果。一個決策的選擇是在組織決策者的競爭和調和的過程中形成的。Pfeffer（1987）將組織決策制定模型分為四類：理性選擇模型、官僚

58、模型、決策過程模型和政治模型。理性選擇模型也一樣強調信息獲取的重要性，而官僚模型中的決策制定是以過去的決策制定規則和程序為基礎的，該模型強調過程理性及目標對決策的影響。決策過程模型放寬在決策制定中的目標設定的自由度，而政治模型允許在組織中存在不同的目標和興趣，每個參與者的權力和表現決定了決策程序的結果。3、決策制定的過程公平Mintzberg（1979）將戰略決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包括確認、發展和選擇過程。一個決策過程的效率可以通過不同的標準來衡量。決策過程可以通過決策過程本身的質量和決策的結果來評價，決策過程的質量可以通過衡量其是否理性來進行評價。決策過程是否理性可以通過決策包容性來進行評價

59、，決策的包容性是指一個組織的決策程序對戰略決策整合和決策制定過程的詳盡程度。過程公平理論關注決策制定過程的公平對參與決策以及受決策影響的人員的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公平理論的基本假設是，被公平地對待是人們所關注的核心，同時也是影響他們如何對決策進行反應的重要決定因素。人們往往受決策制定過程公平感的影響，而不是決策本身的公平感的影響。過程公平理論辨別了決策結果控制和決策過程控制之間的差別，并且特別關注決策制定過程中的困難的含義。決策制定過程的很多方面與公平感的產生有關，我們關注兩個方面：對成員投入的關注以及成員投入對決策的影響。對成員投入的關注，是指團隊領導者考慮團隊成員在決策制定過程中的投入程度；

60、影響是指團隊成員的投入對最終決策的影響或者由最終決策反映的程度。這種區分是很重要的，因為時間的壓力以及競爭性的內外部需求會阻止團隊成員對每一個戰略決策都產生重要的影響。過程公平理論提供了構建最大化公平感的程序的方針。一個主要的手段就是發言權：通過發言讓受決策影響的個體表達與決策相關的信息。如果團隊成員具有發言權，即使一個決策是他們所反對的，他們也會感到其利益還是被保護的，并且會認為過程是公平的。對決策具有一定的投入同樣也會使人們認為決策制定者重視他們以及肯定了其在組織中或者團隊中的地位。程序如果可以向參與者表明，他們在團隊中是被尊重的，那么這種程序被認為是公平的。盡管如此，個體僅具有發言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