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正文目錄 HYPERLINK l _TOC_250007 總和生育率過低源自生育意愿明顯下降 3 HYPERLINK l _TOC_250006 從一個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國逐漸轉向全面放開生育是必然趨勢 4 HYPERLINK l _TOC_250005 家庭規模小型化導致消費模式變遷 5 HYPERLINK l _TOC_250004 家庭規模快速小型化 5 HYPERLINK l _TOC_250003 撫養壓力增大促進養老產業發展 7 HYPERLINK l _TOC_250002 發揮人口質量紅利遏制經濟潛在增速下行 9 HYPERLINK l _TOC_250001 即使全面放開生育，

2、也很難改變人口數量紅利的消退 9 HYPERLINK l _TOC_250000 發揮人口質量紅利遏制經濟潛在增速下行 10圖表目錄圖 1：六十年代后我國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 4圖 2：OECD 國家 0-2 歲嬰幼兒入托率遠高于我國水平（單位：%） 4圖 3：過去 10 年中國家庭戶規模快速下降 6圖 4：家庭戶規模國際對比 6圖 5：2013 年后結婚率下降，離婚率提高 6圖 6：近年來獨居家庭增多 6圖 7：日本汽車保有量增長主要歸功于家庭數量增加 7圖 8：我國餐飲收入增速高于食品消費支出增速 7圖 9：中國老齡化趨勢（%） 8圖 10：我國育齡女性人數當前處于下行通道，短期難以改變 1

3、0圖 11：中國研究生和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增加 11圖 12：中國科研型人才總量逐漸走高 11表 1：2011 年以來生育政策逐步放開 4表 2：2020-2020 年各省和直轄市 GDP 增長倍數和老齡化進程（人均 GDP 取至 2019 年） 8總和生育率過低源自生育意愿明顯下降2020 年我國總和生育率降至 1.3 的歷史低位，生育意愿下降是關鍵因素。總和生育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國際上將 2.1 視為低生育門檻，倘若低于 2.1，出生和死亡將逐漸趨于均衡，在沒有國際上人口流動的情況下，人口將最終停止增長。2021 年 5 月 11 日，國家統計

4、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數據顯示 2020 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 1.3，該數值已跌破國際警戒線 2.1，處于歷史低位。2020 年 12 月民政部部長李紀恒就曾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響，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究其原因，照護難和住房難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解決生育后顧之憂與解決住房之難是破局關鍵所在：其一，十四五規劃提出大力發展托兒所，以解決生育后顧之憂。十四五規劃在數據指標中列出，每千人口擁有 3 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要從 2020 年的 1.8 個提升到 2025 年的 4.5 個，年化增速超過 20%。2017 年

5、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始明確提出，要解決好嬰幼兒照顧和兒童早期教育服務問題；2019 年 5 月國辦發布關于促進3 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到 2025 年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政策法規體系和標準規范體系基本健全；近幾年各地的托育政策也在逐步落地。據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披露，2019 年我國嬰幼兒在各類托育機構的入托率僅為 4.1%，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們認為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解放適齡青年的照護時間，是應對目前生育率不斷降低的重要舉措。其二，房地產調控方面增大大城市房地產供應，以解決住房之難。高房價是生育率保持低位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高房價使得

6、特大超大城市中適齡男女的結婚成本提高，一定程度上使得平均結合年齡延后，另一方面特大超大城市的高房價也會推升各類生活成本，進而影響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2021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供給；5 月四部門座談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我們認為，在大國大城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背景下，加大房地產供應量是平抑房價的核心所在，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供給，有助于規范發展長租房市場，推進房地產稅征收也可以有效推動多套房持有者賣出房子，兩者均將助力進一步擴大房屋供給，從而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的問題，緩解適齡男女因住房難而產生的生育率降

7、低的問題。圖 1：六十年代后我國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圖 2：OECD 國家 0-2 歲嬰幼兒入托率遠高于我國水平（單位：%） 總和生育率76706055044033020210盧森堡1019601963196619691972197519781981198419871990199319961999200220052008201120142017202000-2歲嬰幼兒入托率（2017年）法國韓國澳大利亞英國OECD平均日本美國巴西中國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國家統計局, 年資料來源：Wind, （注：2020 年總和生育率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注：OECD 與官方未披露中國 0-2 歲嬰幼兒入托率

8、數據，該數據為預測值，或存偏差）從一個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國逐漸轉向全面放開生育是必然趨勢過去我國作為底子薄的人口大國，人口大幅增長帶來的糧食保障、就業矛盾、醫療教育不足等社會經濟壓力是我國需要控制人口的重要原因。鄧小平曾指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考慮中國國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點。第一，在 21 世紀之前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較低，長期低于 400 公斤國際糧食標準的安全線，糧食安全壓力較大，難以支撐較高的人口增速；第二，中國勞動力充裕固然有利于發展的一面，但在資金短缺、資源相對不足，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存量巨大的情況下，解決不斷新增的勞動力就業問題難度較大。第三，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國

9、家積累相對減少，能夠用于教育、醫療、保健等社會事業的資金有限，要進一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平難度較大。基于我國國情，1980 年我國計劃生育政策推行落地，低生育時代到來。1978 年 3 月 5 日，計劃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載入中國憲法，1980 年“獨生子女政策”全面啟動實施。表 1：2011 年以來生育政策逐步放開2011 年 11中國各地全面實施雙獨二孩政策，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雙獨二孩”月規定夫婦雙方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二孩相關政策時間“單獨二孩”2013 年 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二個孩子的政策。

10、2015 年 10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全面二孩”月政策資料來源：相關政府網站，隨著我國少子化、老齡化問題逐漸凸顯，鼓勵而非限制人口增長逐步成為主要矛盾， 2011 年起人口政策逐步放開，并向鼓勵生育政策轉變。2011 年至 2015 年，中國各地的人口政策逐步放開，由“雙獨二孩”逐步調整至“單獨二孩”、“全面二孩”。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我國二孩出生人口有一定的增長但較為有限，少子化、老齡化的趨勢并未發生根本性的逆轉。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人口總量在過去十年間年平均增長率為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長率 0.57%下降 0

11、.04 個百分點，表明我國人口 10 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態勢。我們認為未來我國從一個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國逐漸轉向全面放開生育是必然趨勢。第一，提高國家人口生育水平成為我國未來發展的重大戰略，圍繞人口均衡發展是必然趨勢。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布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 年）提出，今后 15 年我國人口發展進入深度轉型階段，實現適度生育水平壓力較大，從長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風險，因此，必須把人口均衡發展作為重大國家戰略。“十四五規劃”指出: “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促進

12、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高人口素質。”并強調實現“適度生育水平”。第二，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綜合國力的提升，過去需要控制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我國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全面放開生育。在糧食安全方面，據農業農村部數據，2020 年中國人均糧食占有量在 474 公斤，連續四年超過國際糧食標準的安全線，糧食已經連續保持了 17 年豐，最近 6 年一直穩定在 1.3 萬億斤以上。在就業方面，農村剩余人口就業壓力逐步緩解，勞動力供求格局逐步擺脫供給過剩的局面，我國經濟增長總體保持良好勢頭，實現調查失業率目標已不再需要控制人口的手段來實現。在教育醫療等社會民生福址方面，相比于過去我國有能力保障全

13、體人民的基本教育醫療等民生需求，與人口的主要矛盾不在于數量，而在于分配不均和質量不足。家庭規模小型化導致消費模式變遷家庭規模快速小型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家庭戶規模進入快速小型化階段。七普數據顯示，過去 10 年家庭規模小型化速度再提速，相較于 2000 年至 2010 年 0.34 人/戶的降幅，2020 年比 2010年的家庭戶規模下降了 0.48 人/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家庭規模小型化的速度也相當之快。從絕對水平上來講，同為東亞文明的韓國和臺灣地區 2020 年的家庭規模都在 3.0 人左右，且人均 GDP 均領先于中國大陸。從下降速度上來說，日本從 3.14 人/戶到 2.62

14、 人/戶共花了 15 年時間，而中國僅用了 10 年時間。圖 3：過去 10 年中國家庭戶規模快速下降圖 4：家庭戶規模國際對比4.364.45家庭戶規模人/戶4.413.963.443.102.625.04.54.03.53.02.52.05.0中國日本美國臺灣地區4.54.03.53.02.51953196419821990200020102020198019831986198919921995199820012004200720102013201620192.0資料來源：Wind, 資料來源：Wind, 家庭規模快速小型化有以下原因：其一，結婚意愿下降和離婚率提高導致獨居家庭增多；其二，

15、在計劃生育和生育成本快速提高的背景下，少子化現象較為突出；其三，過去十年流動人口繼續大幅增加，但戶籍制度限制下的公共服務均等化仍有較大欠缺，舉家遷徙難度較大，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的現象較為普遍。首先，結婚意愿下降和離婚率提高導致獨居家庭增多，家庭規模不斷收縮。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 年中國獨居家庭占所有家庭類型中 18.5%，相當于每 6 個家庭中就有 1個獨居家庭。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我國男女比例不平衡；其二，結婚成本不斷提升；其三，“獨生子女”一代選擇伴侶更加謹慎。圖 5：2013 年后結婚率下降，離婚率提高圖 6：近年來獨居家庭增多婚姻登記:粗結婚率婚姻登記:粗離婚率1210508406

16、30420210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00獨居%兩人%三人%三人以上%資料來源：Wind, 資料來源：Wind, 其二，在計劃生育和生育成本快速提高的背景下，少子化現象較為突出。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在 2010 年之后依然比較嚴格，2016 年才開始全面放開二胎。另一方面，生育成本過高，托育服務缺乏，適齡人口的生育意愿顯著降低，總和生育率快速下降。

17、第三，過去十年流動人口繼續大幅增加，但戶籍制度限制下的公共服務均等化仍有較大欠缺，舉家遷徙難度較大，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的現象較為普遍。七普數據顯示， 2020 年我國人戶分離人口為近 5 億人，其中流動人口數量高達 3.76 億人，較 2010 年增加了 69.73%。但戶籍制度使得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依然存在，落戶問題使舉家搬遷難度大，同時社會公共服務層次不均、醫保覆蓋不全面也使得舉家搬遷意愿低，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的現象較為普遍，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現象顯著存在。家庭規模小型化將對消費總量和消費結構產生深刻影響。其一，家庭規模小型化對人均消費有促進作用。很多消費品以家庭為單位，尤其是家用電器、交通

18、工具等共享性較強的消費品，例如一個家庭一般只會購買一臺電視或一輛汽車。因此，家庭規模小型化進行有利于提高此類消費品的市場空間，也有助于提高人均消費。以日本為例，1990 年至 2015 年的 25 年間，日本戶均汽車保有量幾乎沒增加，但人均汽車保有量卻增長了 23%，這主要歸功于期間日本家庭規模的小型化。其二，家庭規模小型化使得陪伴以及家務勞動的總效用顯著降低，因此有利于促進護理、家政、餐飲等服務類消費快速發展。舉例說明，家庭規模小型化使得在家做飯的邊際效用降低，獨居或二人家庭外出就餐的意愿顯著提升，在疫情發生之前，餐飲收入的同比增速一直高于居民對于食品的消費支出增速。圖 7：日本汽車保有量增

19、長主要歸功于家庭數量增加圖 8：我國餐飲收入增速高于食品消費支出增速1.61.41.21.00.80.60.40.20.0戶均汽車保有量人均汽車保有量1.421.450.610.471990年2015年城鎮居民消費支出:食品:同比%餐飲收入:同比%20151050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資料來源：Wind, 資料來源：Wind, 其三，家庭規模小型化同樣促使消費品從大眾化向個性化發展，催生出更多細分市場。大家庭時代，消費觀念受集體主義影響更大，消費品的選擇往往需要兼顧多數家庭成員的需求，進而呈現出大眾化、同質化的特征。但隨著小型家

20、庭占比漸進增多，消費只需要匹配個人需求，消費品的選擇開始成為彰顯個人品味的一個方式。消費品從“批量生產+批量消費”逐漸邁向個性化、品質化的時代。撫養壓力增大促進養老產業發展本次普查中，60 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增長至全國人口總數的 18.7%，相較 2010 年的 13.3%提升 5.4%；65 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 13.5%，相較 2010 年的 8.9%提高 4.6%，65 歲以上的人口占比提升速度明顯高于 60 歲以上人口，全國老齡化程度明顯加深。在此背景下，撫養壓力明顯加大，我國養老產業將具有長期發展機會。圖 9：中國老齡化趨勢（%）60歲及以上65歲及以上2018161412108642

21、198219902000201020200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知網, 從養老產業的發展區域來看，我們認為老齡化與人均 GDP 提升速度雙高的區域養老產業可能存在較大發展機會，尤其是地域性較強的養老地產領域，具備以上特征的區域有較強的養老需求且有足夠的財富水平負擔其養老支出。主要包括以下區域：2000 年至 2020 年間，四川省和湖北省的老齡化速度均位居全國前 10；重慶、湖南的人均 GDP 和老齡化提升速度都在全國均值水平以上；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等地老齡化速度較慢，但人均 GDP 絕對值水平位居全國前列，藏富于民的特征同樣利好養老產業發展。此外，諸如海南、云南等森林覆蓋率高、

22、氣候適宜且養老地產發達的區域可能吸引“候鳥老人”跨區域前往旅居養老，海南方面諸如澄邁、三亞等地已具有較為成熟的康養產業鏈；云南也在省內設有“旅居養老示范基地”，昆明等地在養老地產領域也具備發展潛力。表 2：2020-2020 年各省和直轄市 GDP 增長倍數和老齡化進程（人均 GDP 取至 2019 年）65 歲及以上人口增長倍數人均 GDP 增長倍數人均 GDP（元）黑龍江1.8貴州15.8北京164,220.0吉林1.6重慶12.5上海157,279.0甘肅1.4陜西12.4江蘇123,607.0內蒙古1.4湖北11.3浙江107,623.6湖北1.3安徽11.2福建107,139.3四川

23、1.2四川10.3廣東94,172.0遼寧1.2江西10.0天津90,370.6陜西1.2西藏9.7湖北77,386.5寧夏1.2湖南9.6重慶75,828.0重慶1.1江蘇9.5全國水平70,891.8山西1.0內蒙古9.4山東70,652.6湖南1.0河南9.3內蒙古67,852.1安徽1.0寧夏9.1陜西66,649.0河北1.0云南9.1安徽58,495.6貴州0.9福建8.6湖南57,540.3青海0.9青海8.5遼寧57,191.0全國水平0.9廣西8.2海南56,506.8河南0.9全國水平7.9河南56,387.8江西0.9海南7.3四川55,774.0山東0.9浙江7.0新疆

24、54,280.0江蘇0.8甘肅7.0寧夏54,217.0云南0.8山西7.0江西53,164.0天津0.8山東6.6青海48,981.5廣西0.7廣東6.4西藏48,902.0新疆0.7新疆6.4云南47,944.0福建0.7北京5.8貴州46,433.0北京0.6河北5.1河北46,347.9海南0.5吉林4.9山西45,724.0浙江0.5上海4.3吉林43,475.0上海0.4天津4.2廣西42,964.0廣東0.4遼寧4.1黑龍江36,182.8西藏0.2黑龍江3.4甘肅32,994.6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從養老產業的發展領域來看，近年來我國持續出臺相關政策支持養老產業發展，未來相

25、關領域具有重大發展機遇，包括養老院、養老地產、商業養老保險、保健品、醫藥等。其中：商業養老保險方面，2017 年 7 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快發展商業養老保險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創新商業養老保險產品和服務，促進養老服務業健康發展，推進商業養老保險資金安全穩健運營。2020 年 12 月 16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提出要將商業養老保險納入養老保障第三支柱來加快建設，加快發展專業化的保險公司作為經營主體，擴大商業養老保險領域對外開放，以及加大養老保險產品創新。養老地產方面，2019 年 12 月 5 日，自然資源部發布關于加強規劃和用地保障支持養老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

26、明確養老服務設施用地范圍和確定土地用途和年期，統籌規劃養老服務設施用地空間布局。養老院方面，2019 年 1 月 4 日，民政部發布關于貫徹落實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通知，要求不再實施養老機構設立許可，深化養老服務“放管服”改革，進一步鼓勵設立民營養老院。在老齡化趨勢以及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養老產業具有長足發展空間。發揮人口質量紅利遏制經濟潛在增速下行即使全面放開生育，也很難改變人口數量紅利的消退新生人口主要取決于育齡女性人數（15-49 歲）及生育意愿，我們認為即使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對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較為有限，很難改變人口數量紅利消退的局面。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育齡女性人口

27、的遞減是個不可逆的趨勢。育齡女性是指 15-49 歲的女性，未來 15 年的育齡女性人數主要取決于當前的人口現狀及存活率，是短期生育政策調整所難以改變的，這也是出生人口較為可預測的主要原因。2002 年起，我國 1980-1990 年第三輪嬰兒潮出生的人口進入 22-30 歲的生育高峰期，這使得 2002年至 2017 年我國出生人口均值達到 1635 萬人，出現明顯抬升。但隨著嬰兒潮人口紅利的消失，育齡女性基數正在縮減，2011 年，我國育齡女性人口達到歷史峰值 3.75億，此后已經進入下行通道，短期難以改變，育齡女性人數的減少，尤其是生育高峰期女性人數的減少，將成為未來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核

28、心拖累因素之一。圖 10：我國育齡女性人數當前處于下行通道，短期難以改變40,000育齡女性人數預測值35,000（萬人）30,00025,00020,00015,0001960196219641966196819701972197419761978198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20102012201420162018202020222024202620282030203210,000資料來源：Wind,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第二，生育意愿較低。一方面，生育意愿與經濟發展水平負相關，經濟發展水平越高，醫療

29、衛生條件越好，新生兒存活率越高，人們生育意愿越低；其次，生育意愿降低與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直接相關，女性教育水平及對工作依賴度的提高增加了生育成本；另外，孩子養育成本及生活成本的高企也抑制生育意愿。不論是理論層面還是參考國際經驗，目前我國已經瀕臨“低生育率陷阱”，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生育觀念的轉變，即使是大規模實施鼓勵性生育政策，也大概率難以扭轉我國總和生育率的頹勢，我們傾向于認為人口政策同樣存在緊縮與寬松的非對稱性， “推繩子”效果常常顯著弱于“拉繩子”。第三，存量二胎需求已被大量消耗，未來邊際增量將遞減。2017 年初，原衛計委披露信息稱“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時，符合生全面兩孩

30、的目標人群是 9000 萬。因為多種原因的影響，在9000 萬目標人群里能夠生小孩的只有28”，以該估測值為基準，我們預計二孩生育潛力在 3000 萬人左右。根據公開信息，2016-2019 年，二孩及以上生育人數分別約為 721、883、874、872 萬人，統計局披露近兩年二孩占總新生人口比重已有降低，我們認為二孩對新生人口的支撐正在邊際減弱。第四，全面放開生育政策的目標群體體量顯著少于全面二孩。2016-2020 年已生育二孩群體是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后可生育三孩的主要潛力人群，即使也按照 28的比重近似折算，全面放開生育政策的目標群體也較難超過 1000 萬人，顯著低于全面二孩時期目標群體

31、人數。發揮人口質量紅利遏制經濟潛在增速下行我們認為在人口數量紅利消退較難扭轉的情況下，我國將主要通過發揮人口質量紅利遏制經濟潛在增速下行。人口質量紅利相對人口數量紅利，一般是指通過勞動力質量提高對勞動生產率和創新水平的提升，近年來中國不斷強化人口質量紅利優勢，未來政策仍將著重與此。首先，通過提高教育水平，培養更多的工程師、發揮人口質量紅利在制造業領域的優勢，勤奮努力的高技術高學歷人才也是全球非常稀缺的生產要素。具體而言，其一，在基礎教育方面，從十九大報告到十四五規劃，加強基礎教育一直是教育領域改革的重點關注方向，中國基礎教育未來 15 年的目標是建成教育強國，“十四五”時期，我國教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其二，在職業教育方面，強調健全技術工人職業發展機制和政策，加快培養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