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需要有一種根本性的檢討政府存在的理由，在于人們需要它來提供只能由政府來提供的公共服務或公共產品，但恰恰在這些方面，推卸、轉嫁責任成基本趨勢，教育、社會保障、企業監管、緊急救難等若干領域，莫不如此。政府權力應該止步之處，卻四處滲透，試圖操控一切。小販問題突出反映了政府的權力膨脹和職能顛倒，在這種膨脹和錯位中，民生、公民權利、社會自治空間都是犧牲品。近十來年，城市面貌按扭曲的政績觀和暴發戶的病態審美觀“打造”，不切實際地把表面光鮮亮麗、豪奢繁華以及用冰冷的人造秩序取代自生秩序作為目標。市民生活成本和方便的需求，低收入人群的謀生需求，統統要給這些目標讓

2、路。對于把這些目標凌駕于生活之上的市政當局來說，那些穿行于大街小巷討生活的流動小販特別礙眼，打擊壓制、“屏蔽”這個群體，成了大大小小市政當局最經常的、動用權力資源特別多的“工作”。某些城市，即使僻靜小街也不給小販留空間。我所在學校周邊近年的變化見證了對這個群體生存空間的步步擠壓。后校門外一條小街原先是可供好幾千固定商販和流動小販擺攤的露天市場，幾年前被撤除，街道一側劃為停車地段。無力進菜市大樓的小販轉移到不遠處一個寬度只夠自行車和行人往來、長度僅五六十米的半截巷。他們每天一大早來此短暫經營，趕在8點鐘城管上班前離開，絲毫礙不著城市交通、市容。可每有要人、顯客來蓉，就被當成有礙觀瞻、不可被人看見

3、的一群，禁止出來經營。其實，這個半截巷隱在幾條小街背后，位置很偏很背，不管什么大人物來成都，也走不到這個地方。要真能走到這里，在官員群體中就真是個人物了。但前一陣，天津市政要人來蓉取經，城管每天六七點鐘就出動，打掉了這里小販僅有的一兩小時經營空隙。終于，天津客人走了，小巷恢復了往日生氣。可沒幾天，這地方又嚴管了。前一個周日，一批城管提前來到，其中三位巷口一站，此處就萬夫莫入了。流動小販躲得無影無蹤，在菜市大樓經營的菜販同樣逃不掉刁難，城管一字長蛇守在樓前專供里面菜販上下貨物的壩子面前，厲聲呵斥菜販快點搬運貨物。嚴管態勢一直持續至今。僻靜小街尚且被管成這樣，其他地方更不用說。如今，這種陣發性痙攣

4、越來越頻繁發作，越來越叫人摸不著頭腦。前幾天從本地新聞得知，世界小姐正在成都巡游。看來，小販這一輪被“屏蔽”，多半拜她們所賜。只是，花車上興高采烈向成都市民拋飛吻、高聲喊“成都，我愛你”的姑娘們，肯定想不到有十數萬小販因為她們的來訪而被迫隱身，做不成生意。這些年，隨便一個理由，市政當局就封街、禁小販。認真說來，這是應該受法律追究的濫權行為。歸根結底，政府只是受托管理，作為委托者或授權者的“人民”，包括小販!但小販成了受權力傷害最深的群體。我國貧富懸殊、內需嚴重不足導致的產能過剩埋下重大隱患，就業壓力巨大，底層民眾生活困頓。這種情況下，特別需要給低收入群體的非正規就業以扶持。實際情況正相反。對小

5、販這一最龐大的非正規就業群體的遏制和打擊，儼然是城管工作重心。城管在精簡機構背景下橫空出世，而且人員和權力逐年急速膨脹，不僅自身人員數量可觀，還膨脹出無法計量的協管人員。制造出城管及協管隊伍，政府機構脹大許多，從就業角度看，是容納了很大一部分人。但這部分人奉命履行的職能，卻是遏制和惡化非正規就業環境，結果，他們的就業對整個社會就業不僅起抵消作用，而且使這方面形勢愈發嚴峻。值得注意的是，市政當局對城管與小販(包括從事流動性個體服務的勞動者)之間關系，作了一種有違現行法律、更有違法治精神的定位“執法者與被執法對象”。即使城管制度的批評者也多在沿用這種說法。然而，在法定的執法機構之外，給城管執法權，

6、是權力的私相授受;城管執法之說，于法無據，把城管定位在執法者，對法治來說，也就無異于諷刺。視小販(不僅是流動小販，還包括固定商販)為“被執法對象”，則把這個群體預置到隨時可以打擊、壓制的不利法律地位，有違憲之嫌。這種法理有虧的雙方關系定位，已經決定了沖突不可避免。錯誤的定位，使城管在跟小販關系上產生錯覺，在權力的眩暈感下行事，釀出事端是必然的，這種錯覺還隨時發散到跟其他市民的關系上，魏文華不過是城管權力錯覺下的若干非小販身份的犧牲品之一。小販要養家活口，持續的強力打壓并不能使他們放棄這種謀生方式，但一定會使他們產生被剝奪感，也一定會導致反彈。事實上，頻繁發生的沖突已經顯出危險的升級趨勢。如果不

7、改弦易轍，局面將難以收拾。廣州11-19襲擊城管事件和稍后一起襲擊事件，都在警示這種危險已在眼前，需要根本上的檢討。很遺憾，從事后反應看不到這種跡象。城管部門負責人輕率斷言是“謀殺”，市政當局迅速給出“有組織行為”的定性，對事件何以發生，見不到任何反省，反而透露出進一步收縮小販空間的氣息。倒是事后記者追蹤報道中提到對“居民意見不一攤販該不該管”，反映了這個問題上存在的現實矛盾。在任何城市，小販與市民之間有相互依賴關系，也有矛盾發生。誠然，小販一般選擇在靠近小區處經營，多是非主要街道即中小街道，不會跑干道去，即使小販蹤影出現在大街，也是跟其他行人一樣行走在街沿。所謂“不管小販，他們就會跑到馬路上

8、擺攤”，是偽命題。擺攤是為謀生，不是要找死。但中小街道路邊擺攤，的確會在滿足部分市民需求的同時也給部分市民出行帶來某些不便，一些攤販也存在擾民問題。其中種種矛盾，歸根結底是某種利益沖突，但第一，這類利益沖突，主要是社會自治領域的事情，應通過各方對話、溝通找出平衡彼此利益的辦法;第二，利益沖突并非籠而統之發生在小販與市民之間。小販問題上，市民至少三種態度涉及利益關系：比較依賴小販的、依賴小販服務又不滿其擾民的、對小販經營的負面影響感受強烈的。加上小販，大致四部分民眾，他們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不能忽視。所以，無論對話、溝通或博弈，應該在這幾方都能有效而充分參與的情況下尋求某種平衡、妥協或進行一定的行為

9、調整、約束。但有一個前提需要承認：作為一種勞動謀生方式，游走、擺攤不僅是大量底層民眾的選擇，也是很多畢業后一時工作無著的大學生的選擇，一些家境困難的在校生也有人課余擺攤，事關龐大群體生存、勞動的憲法權利，有必要規范，卻不能取締。政府的職責，在于對無論大商家還是小販的經營活動一視同仁進行規范、監督。可以明確規定某些特殊區域或地段(如軍事、涉密機構周邊)不可擺攤。事實上，小販擺攤相對固定、形成市場的地方，多靠近小區。有市場說明有需要，這類地方產生的問題，應該由小販跟居民們自己去解決。如果需要政府出面，政府角色應限定在作為利益沖突各方的調停者，不能作為利益一方或利益相關者參與博弈，也不能偏向其中某一方。而現實情況是，權力越位，市政當局決定一切，管制之手無所不在。這種管制型的政府走向將吞噬很多社會自治空間，扼殺公民自治的可能。至于城管跟小販的沖突，不是生活本身不可避免要產生的那類沖突，而是近一二十年地方政府樂此不疲“打造”城市中制造的。這種沖突的產生、演變及慣性處理方式，已經成為最直觀的執政理念顯現。十多年來，政府出臺很多涉及小販、對這個群體生存不利的決定，發展出把很大力量放在對付這個群體上的城管機構;對雙方，作了埋下激烈沖突根子的關系定位。這就決定了城管與小販愈演愈烈的沖突，不是小販群體和城管部門之間可以解決的，政府首先得檢討城管的制度設計，最終，當然還